失语者汪康夫的半生「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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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于合集 #张雅丽 34个

**文 **| 张雅丽

**编辑 ****|**毛翊君

**剪辑 **| 沙子涵‍

提前过完八十大寿后，汪康夫感到彻底失语。正月十七，他因为感冒肺部感染，又住进医院好几天，坐在病床上两眼空空，几乎一言不发。

44年里，他的申诉始终失败，几乎都以原审“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和“处理适当”为由被驳回，即便陆续取得“被害”女生的翻供信件，也被认为是通过串通手段获取，证据无效。如今，心脏病让他难以控制呼吸，等缓过来时，他写下一份公开回应——

针对这次《结果通知书》中不予支持的理由之一“辩解之后仍承认存在猥亵”，他写到，确实每次审讯都说过“侮辱了女学生”，但在1966年的语境下，只是“把自己给学生擦过药、教学生游泳时不可避免的身体接触，及在班上公开批评过女同学谈恋爱等行为都无限上纲上线到了‘侮辱’，但并不是原审法院和现在最高检理解的承认侮辱就是承认猥亵。”

“这些年，谁听我说过话？”在申诉6年后，1984年的冬天，汪康夫开始写日记，算是自言自语的出口。他组建了世俗意义上的家庭，有四个孩子，又陆续增添到孙子辈。一家人在各自的轨道向前生活，这些日常从没转移他的申诉重心。

申诉构筑起一个他独自面对的世界，而现实中，他成了不愿与人交际的村小教师，按部就班地上课、种地；在家是沉默又威严的父亲，能点头摆手的时候，就不开口。

这几年，乡上时常有人到家里来。告诉他，不要联系律师和记者，生活上如果有困难，找乡里。他让那些人不要来了，“我不需要施舍”——他在日记里写。

即便支持父亲申诉，但儿女们都坦承，实际上自己并不太清楚，父亲所追求的“清白”究竟指什么。他们也劝汪康夫，要不然就写写回忆录，试试放下。

“放下也没有新生活……法律不给我恢复名誉，谁强调都没用。”汪康夫曾有重新生活的机会，比如县实验小学和隔壁村县小学发过邀请，开出更高的工资，但他全拒绝了。如今，他将原因都归结为自己的污点和自卑。这是他们家从不会刻意提起的事，也确实根深蒂固地影响了所有家人。

等待里的**「遗言」**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十一日，星期三，晴 

不记日记，已经有十八年多了……我之所以突然想起恢复写日记，与我的身体近年来日趋衰弱不无关系。 

我如果在短期内因病死去，这日记便是我的遗言。我如果竟未死去而终享天年，这日记便是我后半生的记载。 

——汪康夫日记

今年1月7日，上一回住院的第四天，汪康夫日记里只有一句话，“今晚呼吸正常，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字迹潦草，掉出横线格。本子的黑色封皮已经磨得发白，这是他的第五本日记。

两天前的午夜，79岁的汪康夫刚经历一次生命的危机时刻。他在病床上突然呼唤大女儿周金凤（注：随母姓），声音虚弱又急促，胸口猛烈地起伏。“眼看着下一口气就快接不上一样。”周金凤心有余悸。这情状她见过，1月3日刚入院时，隔壁床的病人也这样。当晚，那人死了。

●2022年1月9日，汪康夫第二次接受住院治疗。张雅丽摄

随身带的速效救心丸最终使他呼吸平稳下来。过去很多年，汪康夫常用这办法对付自己老化的心脏。但最近一年，这办法不那么奏效了，他开始惧怕睡眠。

2021年4月3日，日记记录了他变化的情况，“身体每况愈下。昨夜整夜难眠，平躺则气促心慌，只能坐着，白天行动则气喘。脚踝水肿，脑力似乎突然之间大不如前。”

走路的时候，汪康夫老觉得鞋跟提不起来，“踢踢踏踏的”。医生告诉他，他的心脏瓣膜严重关闭不全。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身体困乏，需要睡眠。但数羊没用，数着数着，一口气就接不上了，猛地喘起来，数字被打断，返回头重新数。好不容易入睡，忽然的窒息感又会令他惊醒。

不敢睡，他说，怕最后一口气没上来。

这个时候会想什么呢？我问。

汪康夫的眼睛是灰褐色的，清透，像小孩的一样。他想了片刻，“就老觉得有话还没说完……”

翻看这些日记会发现一个规律——他的身体情况跟申诉进程紧紧关联，如果受阻，往后翻几天，大多会出现身体不适的记录。

2020年7月，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以办案人员住院，无法调取案卷为由，中止了审查。之后半年，即便媒体来了十几家，有律师闻讯接手，申诉仍然停滞。

2021年4月27日，县检察院来了七个人，向汪康夫宣读了申诉结果通知书：“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处理适当，申诉人汪康夫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现予审查结案。”往后十天，他心脏出现了短暂的跳痛，手指抽筋。

接下来，小女儿汪珍珍以至少一周一次的频率，向最高检、最高法、省检察院、省高院四处寄信访材料。直到五个月之后， 9月26日，汪康夫收到了最高检受理申诉的短信通知——将在收到材料之日起三个月内给出答复。

这是他为数不多的，离希望最近的情况之一。1986年，对多名参案人员复查后，吉安市人民检察院给出了撤销原判的建议，但法院没有采纳，最大的希望丧失了。2018年，他胃大出血、吐血，被送进县城医院，以为自己没法再等下去了。

但他捱到了现在，太多次破碎的希望让他只表现出短暂的喜悦。这次的等待又从秋天到了冬天。

国庆期间的一次半夜，周金凤听到父亲呻吟——汪康夫抚着胸口几乎坐了整夜。十二月很快到了，他的身体更糟糕，“稍动则气喘，睡眠常被憋醒，并流口水。”他给律师发去消息询问案子进展，得到回复：没有联系。

2021年12月20日，因为呼吸困难，汪康夫住进了县城的医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衰IV——诊断书上这样写。“可以的话，把兄弟姐妹们叫回来吧。”医生跟周金凤说，心衰发展后期了，人随时可能走。

1月5日，再次住院两天后，他收到最高检与12月17日发来的内容相同的短信：“您的案件正在办理中，请耐心等待。”

他想，都五十五年了，还等什么呢？

「一日无话」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星期五，多云 

人人都显得公务繁忙。但不知他们在忙些什么。人人都叫你去找别人。不知他自己干些什么。 

——汪康夫日记

外人不在的时候，周金凤不怎么跟父亲交谈。汪康夫想说的那些，儿女们听了太多遍。

“你来了，我说了一周的话。”汪康夫对我说。周金凤在一旁接话，“他高兴，觉得有人还记得他的事。”

因为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中止审查，2020年秋天我第一次去江西见了汪康夫。当时，他看上去精瘦但矍铄。那段时间，媒体从全国各地赶来，他领着记者们在村里采访，多的时候一天能接待两家。

而现在，在县城医院，汪康夫合衣坐在靠墙的病床上，见我进来，礼貌地笑笑。他单薄得如同骨架上挂了一层皮，面色蒙了灰，黑呛呛的。

整个上午，护士来给汪康夫输了四瓶液，他干瘪的手肿得像个发面馒头。临近中午，周金凤下楼去买饭，返回病房时床上没人。医院昏暗的走廊尽头，汪康夫双手插在衣兜里，缓慢踱步。转身的瞬间，他突然像被风带倒的植物，猛然向右边倒去。如果不是扶住房门，他可能早已栽倒在地。走廊里的人们都停下来，静静看着。

随后周金凤发现，卫生间地上有几摊血迹。汪康夫刚打完抗凝血针，独自去上厕所，血簌簌地从没按住的输液针孔里冒出来，滴了一地，一直蔓延到一米外的门口，他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只有说那一件事（申诉）的时候清醒！”周金凤气急。

汪康夫始终没吭气，低头吃女儿带回来的蒸饺，手颤巍巍的。大概是失血的原因，他看上去疲惫极了，饭后阖着眼睛靠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不说案子的时候，他沉默又虚弱。

1966年莲花县法院一审宣判，人民教师汪康夫强奸自己的学生2名，猥亵10名，获刑十年。回到监舍，他气得吐了血，并在往后的日子中意识到，自己年轻的灵魂在那一刻死掉了，只剩下一个久病缠绕的身体。

在汪康夫的讲述里，他的上诉书还没誊写完，草稿纸就被抽走了。看守的人说，别写了，上诉了可能改判你极刑。二审是在隔壁监舍，他被宣告维持原判。此时他听到街上声音嘈杂，运动轰轰烈烈，只能想——就这样吧。但他仍在二审判决书上写：我没有强奸女同学。

当时，汪康夫的母亲第一次去学校询问情况，女生们趴在桌子上哭，第二次去，大家都装作没看到，走掉了。

劳改时汪康夫变得愈发沉默。有一条监规，任何人不准讨论案情。违反的人要被批斗，他见过有人因为一句话被打掉半条命。他们每个月被允许给家里写一封信，他只写“很好”，不再跟任何人提起自己的心情。

1975年出狱后的汪康夫，用5本日记记录了回到村里的生活，和38年与申诉相关的经历——去了哪个法院和检察院，见了哪位承办人，甚至抄写与律师的QQ聊天对话和邮件，以及申诉书的实时快递信息。有些日子下面，仅仅是一句“一日无话”——这样出现过许多次。

●汪康夫自学写申诉书的书籍。张雅丽摄

申诉其实是从1978年开始的。听说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汪康夫去了法院。信访室的人呵斥他，“你犯这样的重罪，还有什么可说！”那天他写，“真是一条凶悍而又可怜的应声虫！”

这些年里，他写申诉，邮寄，等待，被驳回，然后再写。所遇到的多数情况是拒收，回家以后，他排解的方式只有两种：继续写申诉和闷头干活。后来年纪大了，身体不允许他再亲自跑法院。可一直到2016年，他几乎每天写一遍申诉书，实际上主要只是修改了格式和措辞。他总是觉得，被驳回可能是自己什么地方没写明白。

有时他是用半天时间重抄一份，因为复印费从一张两毛涨到一块钱，他觉得划不来。乡里打印店的老板至今记得他，“经常一个人来。”或者他会用5-10天重新构思一个版本，有时半夜里睡着觉，突然想到一句话就爬起来写上。新的申诉写成型，他要么走几公里，到邮局寄出去，要么为以后备着，防止没精力再写了。

这次在医院，汪康夫把凳子往我的方向挪了挪，凑近问我跟他的承办律师熟吗？他低头想了想说，“他免费代理我的案子，我不好意思催促，但又想知道案子的进展，你能帮我问问？”

住院到一周的时候，汪康夫打定主意要出院。他的老花镜落在了家里，看不清手机里的消息，更着急没法写申诉书。

“实际上就是自言自语，反正这样心里要舒服一点，不然我说的话又没人听。”汪康夫在法院受的冷落，几乎不跟妻子周三英和孩子们说，“太多了，说了也没用，徒增烦恼。”他也不想让孩子们因为自己的事受到影响，起码“不要因为我产生对社会不满的想法。”

污点父亲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六，晴 

为了交许健、银凤的学费68元，带病（感冒、胃痛、血尿）和三英挑稻谷卖给粮站。过秤88公斤，得款75.78元。 

——汪康夫日记

在这个家庭里，汪康夫的事人尽皆知，但大家都默契地不会提起。

虽然如此，但汪康夫没有刻意隐瞒，偶尔跟妻子谈起进展，也不会躲开孩子们。周金凤十几岁时，从大人们的谈话里，隐约意识到有这样一件事。但她没有震惊，只是觉得“肯定不是真的，那就没什么。”二儿子汪许健和小女儿汪珍珍几乎也是在各自相同的年纪里，发现这件事的存在。他们谁都没有主动问过父亲，甚至兄弟姐妹间也没有讨论。

在他们心目中，汪康夫是一个有威严的父亲，说话不多，但有分量。周金凤崇拜他，在广东打工时，她很期待父亲来信，会站在工友中朗读那些家书。工友们评价这是位儒雅的父亲。

●汪康夫坐在家门前。张雅丽摄

但2015年，汪珍珍30岁时，婆家有人过世她感到悲伤。那段时间，“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念头在她脑子里反复出现。朋友劝她，升职加薪买房买车，总有一件事能让你开心起来。“不会的，没意思。”汪珍珍最终意识到，自己好像从来没有快乐过，并将此归咎于向来沉默的父亲和家。

小学以后，汪珍珍察觉，自己的父亲跟别人的不太一样。最直观的一点，会有同学向她问起汪康夫，那是你爷爷？汪珍珍1985年出生的时候，汪康夫已经43岁，比她同学的爸爸要大很多。

在汪珍珍描述中，父亲很少笑，时常心事重重，家里也很少出现温情的轻松的时刻。刻在她脑海里关于汪康夫的画面就是：凌晨半夜，一个火不太旺的炭盆，一间烟雾缭绕的黑屋子，他伏在案前写申诉。

小学时她不懂父亲写的是什么，后来她为“强奸犯”感到不耻，即便知道那可能并非真实。记不清在读几年级时，老师常用怪异的语调对她说，呦，你爸又从外面回来啦。长大一些她才明白，那叫讽刺。正因如此，她直到大学都害怕跟老师讲话，也害怕别人注意到自己，现在工作几年了，她还是恐慌在会上发言。

汪珍珍觉得自己学生时代的生活乏善可陈，即便有过零星的欣喜，也因为父亲而显得不那么值得了。高二那年，她被选为班长，兴高采烈地告诉父亲。但汪康夫很平静，脸上甚至带了一些木然和不屑。往后，汪珍珍很少再向他讲起自己的事。

相似的困扰也发生在1980年出生的汪许健身上。他是偶然在家里的阁楼上发现了那些申诉。即便不相信，但也没想过去求证。后来他发现自己的朋友在慢慢变少，多年后他将这归结于自卑。刚工作时看到别人聚在一起，他也会抑制不住地想，“是不是在议论我？”

关于学习，四个儿女从来没有受到汪康夫的硬性要求，唯一被反复教育的是要诚实做人。有一次，汪许健被怀疑偷了村民地里的东西，没等开口解释，父亲的耳光就甩在脸上，打得鼻子噗噗冒血。“我自己被冤枉这么多年，他们不能再做撒谎的人。”多年以后，汪康夫这样解释当年的做法。

汪许健十一岁那年，农忙时节，汪康夫突然咯了血。他不得不站在田里，指挥儿子继续打滚耙。几个孩子从小上山砍柴、拔猪草，累了就哭，哭完继续。在儿女们记忆里，家里能吃的几乎就是炒烂菜叶，还有干辣椒拌面条，割一块豆腐就算加餐。后来，汪珍珍讨厌吃面条。

汪康夫意识到他影响了这个家太多。

因为经济条件差，前三个孩子都是十几岁出去打工。1993年，大女儿周金凤高中没读完，坚持要退学，即便周三英强烈反对，她还是去广州当了厂妹。她一个月省出一千块寄给家里，先把小两岁的弟弟汪许健供完了职高，然后是让1982年出生的妹妹汪银凤读完初中。汪许健工作后，才把汪珍珍供上了大学。

想着自己是男孩，汪许健觉得有责任让家里日子好起来。在二楼的阳台上，还留着半新的成套躺椅，都是他经济好些时买的。但他几年前搞创业，赔了几十万，催债电话打到汪康夫手机上，有人来到汪康夫家，看见两个老人，没办法又走了。

孩子们的心事，汪康夫很少问。生活上的事都交给周三英操持，包括后来孩子们结婚。供孩子们读书的那些年，汪康夫忙着讨生活——种地、养黄鳝孵鸭子，还有申诉。“他（们）干他（们）的，我干我的。”他说。

这次住院，一天保底要花四百块左右，考虑到四个孩子合伙出钱，汪康夫不想再住下去。

「他尊重我，我尊重他」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三，雨 

全家节衣缩食供我申诉，孩子们连冬天的鞋子都没有，母亲、妻子有病也只好拖延不治。要说我有罪，这才是我之罪啊！

——汪康夫日记

1月10日，住院8天的汪康夫回到了家。周三英一早收到消息，在厨房里生火做饭。汪康夫进了客厅，在火盆前坐下，生起火来，两人连照面都没打。

“不跟爱人说句话吗？”我感到奇怪。

“说什么？”他问。

“告诉她你回来了啊。”我说。

“三英！我回来了。”他扭头冲厨房喊了一句，“说完了。”他冲我笑笑。

●晚饭后，汪康夫用手机浏览案件信息，妻子周三英烤火。张雅丽摄

1975年劳改回来，汪康夫34岁了，同龄人多数都结婚生子。母亲在村里托人介绍，两年后，汪康夫跟“成分不好”的周三英相了亲。

最初见到汪康夫时，周三英就不觉得他是个强奸犯——看上去面黄清瘦，穿一件衬衣，她想“一个老师，怎么可能做那种事？”家里人都不同意她嫁给这个有坏名声、还病恹恹的男人。但周三英打定主意，“他受过苦，不会欺负我。”

周三英只读到小学四年级，汪康夫觉得不重要，“我这个条件，不指望娶到的妻子能带到街上去争光了。”应母亲的要求——能传宗接代，勤劳心善就行。

结婚后，周三英只问过丈夫一次，你究竟有没有？没有，汪康夫说。婚后一年，她发现丈夫“老在写，老在写”，她看不懂，也听不懂他说的，但选择支持。

后来两人生了四个孩子。周三英觉得，在农村，孩子生得多，家口大，不容易被欺负。生活上这些事，汪康夫多数时候任周三英做主。但1977年，老大周金凤出生后，汪康夫并没有感到过多的开心，“每多一个，肩膀上的担就多十斤。”

在他的日记里，生活上的事偶尔出现，但很少。他把申诉和生死并排放着，甚至申诉更重要。每次申诉，他都会记下每一笔开支。“睁开眼就想怎么弄钱。”他的生活重心从没因为增添了新生命而从申诉里转移出来。为数不多的几次生活记录，是关于舅舅过世、儿媳诞下男婴。

这五本日记之外，现实世界按照另外的轨道在运行。

1979年到1989年，经中学同学介绍，汪康夫在村口的石市小学做代课老师，工资一个月三十块，十年没涨过，供一家七口生活，还有他自己治病和申诉。受聘的时候，他先坦承，我因为强奸罪劳改过，“先表明身份总比日后人家因此嫌弃你强。”

1989年的冬天，连续三天，汪康夫和周三英轮番出去借钱。借到后来，人家见到周三英就走开。周三英回来，不吵不闹，转天换一家，堆上笑脸再去借。

“跟申诉相比，生活上的困难，算什么？”汪康夫这样想。一直到九十年代，这个家庭都过得相当拮据。1991年元月，他写，“今年的过年，比哪一年都显得拮据。”

“他是可怜人，我得爱护他。”周三英指指汪康夫。

你不苦吗？我问。

“我身也苦，心也苦。”借钱，照料孩子和老人，给生病的汪康夫挖草药，过去的周三英做得远不止这些。她75岁了，腰椎间盘突出好多年。那块突出的骨头压迫她的腿部神经，佝偻的腰像一张老掉的弓。她一辈子没怎么看过病，生病了就跑到太阳底下晒，晒出一身汗就算好了。

很快，她又大着嗓门说起来，“他没打过我，没骂过我。他尊重我，我尊重他。”

局外人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日，星期二，晴 

今天是第一个教师节……我的心情格外地沉重。在这个我本可与之同庆的节日，我却破帽遮颜，毫无生趣。 

——汪康夫日记

这次在病房的那些天，白天周围很喧闹，同病房两位患者的家属都来了，各自围了三四个人在病床边。而照顾汪康夫的只有周金凤，两个外孙有时来探望一下。因为工作，其他三个孩子都还在深圳。

“你看他们多好呀，多热闹。”汪康夫忽然轻声说，他的脸转向其他病床，愣了神。那两天在病房里，他很少主动搭话，我以为他不爱热闹。初次见面时，他曾在村口的大祠堂等我。那里聚集了打牌的村民，他站在热闹人群的最外圈，双手揣在上衣兜里，衣领立起垂着头，姿态仿佛一个规矩的小学生。

“我以前不是这样（沉默）的。”他解释。

汪康夫1942年出生在陕西，父亲是管后勤的国民党军官，母亲在家务农。后来，国民党失势，他幼年随父母回到了江西的村庄。母亲生过四个孩子，他是第三个，其他的都早早夭折。唯一的弟弟六岁时患了类似风寒的病，也没救活。

从17岁到24岁，他在县城还不错的琴水小学里任教，感受到较为正统的风气，被强调为人师表，常年要穿长袖衬衫，系紧风纪扣。当时的汪康夫和学生们没差几岁，积极活跃，喜欢带他们课外活动，比如游泳、劳动。他业余读鲁迅，觉得幽默冷峻，在现在日记本扉页上，还有用淡蓝色钢笔抄下的句子——“时间像海绵里的水。”他喜欢文学，爱读名人传记，想着以后不当教师就去文坛发展。

后来刚进劳改队时，他曾给中学一位要好的同学写过两封信，告诉她自己劳改了。一直没收到回信，汪康夫想，是不是地址弄错了，不然即便是因为这个罪名，也应该回一个“你太让我失望了”。但很快，他不再想猜测。他意识到，24岁那年，公办教师汪康夫、他的文学梦想，以及他过往的生活，都消失了。

回到村里后，一个木匠在大队开会时看见，汪康夫穿一件白衬衫，收拢手脚在人群的边缘，沉默寡言。去村小任教时，他看不惯那里的老师们穿拖鞋进课堂，谈吐随意。走下讲台，他讲话的次数骤然缩减，不敢跟学生接触，也不再想融入集体。

但在县城小学待过七年，让他的教学水平优于村小老师，后来成为全村甚至县城都知道的名师。可他又想，自己一个代课的“劳改犯”，收入和身份都“低人一等”，即便没人提起大家肯定也知道。

他一边自信地说，“到村里你随便找人问我，不可能有差评。”但他绝不会主动跟村民搭讪，“跟一个劳改犯打招呼，会降低人家的身份。”从石市小学出来，汪康夫每天要路过祠堂。那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人们打牌、插科打诨，他从来不会停下。他没心情聊别家闲事，别人对他的案子也没有更多兴趣。

●出院回家当晚，汪康夫浏览网友留言。张雅丽摄

有客人来家里时，周三英在厨房忙得停不下来，讲不好普通话，就对客人堆着笑，脸颊是常年被日晒的臧红色。说起丈夫，她脸上全是骄傲，语调高昂地介绍：1985年，汪康夫得了全县教学比赛一等奖，到北京去公费旅游过半个月。

汪康夫当时却丝毫不为此高兴，他盘算，如果一走，得有半个月没法跑法院。最终，在出发前他算好时间，提前一天到县法院递了申诉书。

他曾有很多个走出去的机会，比如1985年，县里实验小学多出十块邀请他去教书，后来还有几家隔壁的村县小学，开出多于二十块的工资，他都拒绝了。那时他在日记里写，“如果我做出成绩，我连人们的一点同情心都丧失了。”

现在，他还是对此显得毫不犹豫，“我时时刻刻想到自己是劳改犯。” 但他又始终觉得，自己不应该只是村口小学的一个“三等公民”。

在村小教书十年后，一直没转正的代课教师汪康夫被清退了。关于两次错失转编，他说第一次已经考上了，但因同批有人作弊，全员被取消资格；第二次报考时，校长忘记通知。离开学校，他毫不留恋，他将现实中遇到的所有冷遇都归结于这个罪名。

汪康夫很难清晰分辨，究竟是因为自卑而不愿意放弃申诉，还是由于不放下申诉导致他更自卑。总之，他陷入孤独的轨道里出不来。最后他只是说，从没思考过其他活法，即便几乎所有人都劝他，“保重身体，安度晚年。”往往在这时候，他讪笑一声，或者不吭声。

「我想有人听我说话」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昨日打律师电话，无人接听。今日九时许再打，已关机。下午二时半再打，无人接听。四时再打，无人接听。 

——汪康夫日记

多数人相信，时间可以带来改变。比如2004年之后，汪康夫的孩子们陆续打工多年，家里经济好些，一家搬进了新房子——一幢三层小楼；他的子孙多起来；跟律师的沟通方式从写信到打电话，再到微信；法院的领导换了一拨又一拨。

但改变似乎极少体现在汪康夫身上。

2022年刚刚开始，汪康夫家外传来几响爆竹声，从二楼的窗户望出去，是在冬季里泛绿的旷野和农户。“有人死了。”汪康夫很平静地说，“我死过好多次。死有什么好怕的，怕遗憾。”

他原本叫汪康福，母亲起的，想要他健康幸福。后来，他自己把那个“福”字换掉了，“我这样的人，还会幸福吗？”他的眼睛看向空气。

1966年5月16日，公安将24岁的汪康夫从教师宿舍带走。此后，几平米的监舍里，只有一个尿桶为伴。他每天对自己说，总能查清楚吧，大概明天就自由了。后来，这样的心情几乎贯穿了他的后半生。

后来，汪康夫在鄱阳湖劳改农场待的9年里，整日劳动，不能看书，很少说话，烙在身体里的感受是饥饿。铁皮饭盒，每个人给两三两食物，吃不饱就泡水充饥，他在这里患上了治不好的胃病。胃出血、肾结石、心脏病——他有惊无险地活到现在。

“做了就是做了，没做就是没做。”如今，汪康夫一字一句地说。“我想有人能听我说话。”他的语速加快了一些，“从我被带走那天起，没人在乎我说了什么啊。为什么就没人能听我说话呢？我伤害了谁呢？”

翻完他全部日记，几乎没有出现关于“放弃”的字眼。唯独有一次，他写：“舅舅和舅母都教我：……我的冤情不必再向到处去写，写多了也没用且只能对自己招致不利……他们多见多闻，也许说得有道理。我该怎么办？”但再往后半个月，日记里记的是他又去借钱找律师。

“很远，不敢想。”汪康夫没有想象过申诉成功之后的生活。但他接着又说，“我可能会到处走走看看，跟他们（村民）聊聊？我虽然不会打牌，也可以站在旁边看看，跟大家说说话，一两句就行。那时候，我的心情焕然一新。”

从医院回家的第二天凌晨五点，天黑漆漆的，汪康夫再难入睡。他独自来到客厅，点上火盆，呆坐起来。

枯坐了很久，他打开电视。他不喜欢战争片，也不喜欢看法制节目，觉得那些案子虚假、吵闹。他爱看家庭伦理片。“探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因为我和人家的关系都不好。”他想了想，没有很亲近的人。

从劳改农场回家的那天，母亲倚在门边远远地看。他走过去，叫了一声“妈妈”，没有眼泪。父亲已重病在身，临终前，他对汪康夫说，想喝鸭子汤。家里破败得连粮食都不够，值钱的东西全被瓜分了，汪康夫假装没听见。父亲就那样死掉了。

因为国民党军官身份，父亲遗体在家里放了三天，才获准被安葬。“还不是因为那个帽子。”半个世纪过去，说起这些，汪康夫胸腔里发出浑浊的、虚弱的声音。“我也不想有个帽子不明不白地扣着。”

坐到上午，汪康夫看上去很累。他的手撑住膝盖，埋着头，胸口上上下下地起伏。屋子里只有柴火炸开的声音，还有他的呼吸。

●汪康夫在家中。张雅丽摄

“看，毫无生气。”周金凤进来，带着一点埋怨。连日来照顾父亲，她始终没能出门找活儿，两个读高中的孩子刚交了学费，她丈夫也有些抱怨。汪康夫仍然沉默着，不知道有没有听见。“叭”，脚边的柴火有一根烧尽了，落下灰色的烟。

在汪康夫不到一亩的菜园里，种了红薯、花生、金桔、葱、玉米。原来还有七亩水稻，要走两三里地，早年间被大水冲没了。现在儿女们也离开了身边，这个暮年，他能抓住的东西越来越少。

2009年，中学毕业50周年时，汪康夫去参加了同学聚会。他见到当年关系最好的朋友，对方搞文体，当了团长。也有同学参与设计了长江大桥。相比之下，汪康夫心事重重，更加沉默。

汪康夫说起，四年前，那位好朋友办了八十大寿，风风光光的。今年3月，汪康夫也将整八十岁了，孩子们趁着春节团聚，在家吃了顿饭提前给他过了。之前谈起来，他自嘲地笑笑，“我还想办寿？简直是拍桌子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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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刊于2020年10月23日的旧文

《前半生囚徒，后半生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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