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语者汪康夫的半生「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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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于合集 #张雅丽 34个

**文 **| 张雅丽

**编辑 ****|**毛翊君

**剪辑 **| 沙子涵‍

提前过完八十大寿后,汪康夫感到彻底失语。正月十七,他因为感冒肺部感染,又住进医院好几天,坐在病床上两眼空空,几乎一言不发。

44年里,他的申诉始终失败,几乎都以原审“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和“处理适当”为由被驳回,即便陆续取得“被害”女生的翻供信件,也被认为是通过串通手段获取,证据无效。如今,心脏病让他难以控制呼吸,等缓过来时,他写下一份公开回应——

针对这次《结果通知书》中不予支持的理由之一“辩解之后仍承认存在猥亵”,他写到,确实每次审讯都说过“侮辱了女学生”,但在1966年的语境下,只是“把自己给学生擦过药、教学生游泳时不可避免的身体接触,及在班上公开批评过女同学谈恋爱等行为都无限上纲上线到了‘侮辱’,但并不是原审法院和现在最高检理解的承认侮辱就是承认猥亵。”

“这些年,谁听我说过话?”在申诉6年后,1984年的冬天,汪康夫开始写日记,算是自言自语的出口。他组建了世俗意义上的家庭,有四个孩子,又陆续增添到孙子辈。一家人在各自的轨道向前生活,这些日常从没转移他的申诉重心。

申诉构筑起一个他独自面对的世界,而现实中,他成了不愿与人交际的村小教师,按部就班地上课、种地;在家是沉默又威严的父亲,能点头摆手的时候,就不开口。

这几年,乡上时常有人到家里来。告诉他,不要联系律师和记者,生活上如果有困难,找乡里。他让那些人不要来了,“我不需要施舍”——他在日记里写。

即便支持父亲申诉,但儿女们都坦承,实际上自己并不太清楚,父亲所追求的“清白”究竟指什么。他们也劝汪康夫,要不然就写写回忆录,试试放下。

“放下也没有新生活……法律不给我恢复名誉,谁强调都没用。”汪康夫曾有重新生活的机会,比如县实验小学和隔壁村县小学发过邀请,开出更高的工资,但他全拒绝了。如今,他将原因都归结为自己的污点和自卑。这是他们家从不会刻意提起的事,也确实根深蒂固地影响了所有家人。

等待里的**「遗言」**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十一日,星期三,晴 

不记日记,已经有十八年多了……我之所以突然想起恢复写日记,与我的身体近年来日趋衰弱不无关系。 

我如果在短期内因病死去,这日记便是我的遗言。我如果竟未死去而终享天年,这日记便是我后半生的记载。 

——汪康夫日记

今年1月7日,上一回住院的第四天,汪康夫日记里只有一句话,“今晚呼吸正常,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字迹潦草,掉出横线格。本子的黑色封皮已经磨得发白,这是他的第五本日记。

两天前的午夜,79岁的汪康夫刚经历一次生命的危机时刻。他在病床上突然呼唤大女儿周金凤(注:随母姓),声音虚弱又急促,胸口猛烈地起伏。“眼看着下一口气就快接不上一样。”周金凤心有余悸。这情状她见过,1月3日刚入院时,隔壁床的病人也这样。当晚,那人死了。

●2022年1月9日,汪康夫第二次接受住院治疗。张雅丽摄

随身带的速效救心丸最终使他呼吸平稳下来。过去很多年,汪康夫常用这办法对付自己老化的心脏。但最近一年,这办法不那么奏效了,他开始惧怕睡眠。

2021年4月3日,日记记录了他变化的情况,“身体每况愈下。昨夜整夜难眠,平躺则气促心慌,只能坐着,白天行动则气喘。脚踝水肿,脑力似乎突然之间大不如前。”

走路的时候,汪康夫老觉得鞋跟提不起来,“踢踢踏踏的”。医生告诉他,他的心脏瓣膜严重关闭不全。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身体困乏,需要睡眠。但数羊没用,数着数着,一口气就接不上了,猛地喘起来,数字被打断,返回头重新数。好不容易入睡,忽然的窒息感又会令他惊醒。

不敢睡,他说,怕最后一口气没上来。

这个时候会想什么呢?我问。

汪康夫的眼睛是灰褐色的,清透,像小孩的一样。他想了片刻,“就老觉得有话还没说完……”

翻看这些日记会发现一个规律——他的身体情况跟申诉进程紧紧关联,如果受阻,往后翻几天,大多会出现身体不适的记录。

2020年7月,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以办案人员住院,无法调取案卷为由,中止了审查。之后半年,即便媒体来了十几家,有律师闻讯接手,申诉仍然停滞。

2021年4月27日,县检察院来了七个人,向汪康夫宣读了申诉结果通知书:“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处理适当,申诉人汪康夫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现予审查结案。”往后十天,他心脏出现了短暂的跳痛,手指抽筋。

接下来,小女儿汪珍珍以至少一周一次的频率,向最高检、最高法、省检察院、省高院四处寄信访材料。直到五个月之后, 9月26日,汪康夫收到了最高检受理申诉的短信通知——将在收到材料之日起三个月内给出答复。

这是他为数不多的,离希望最近的情况之一。1986年,对多名参案人员复查后,吉安市人民检察院给出了撤销原判的建议,但法院没有采纳,最大的希望丧失了。2018年,他胃大出血、吐血,被送进县城医院,以为自己没法再等下去了。

但他捱到了现在,太多次破碎的希望让他只表现出短暂的喜悦。这次的等待又从秋天到了冬天。

国庆期间的一次半夜,周金凤听到父亲呻吟——汪康夫抚着胸口几乎坐了整夜。十二月很快到了,他的身体更糟糕,“稍动则气喘,睡眠常被憋醒,并流口水。”他给律师发去消息询问案子进展,得到回复:没有联系。

2021年12月20日,因为呼吸困难,汪康夫住进了县城的医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衰IV——诊断书上这样写。“可以的话,把兄弟姐妹们叫回来吧。”医生跟周金凤说,心衰发展后期了,人随时可能走。

1月5日,再次住院两天后,他收到最高检与12月17日发来的内容相同的短信:“您的案件正在办理中,请耐心等待。”

他想,都五十五年了,还等什么呢?

「一日无话」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星期五,多云 

人人都显得公务繁忙。但不知他们在忙些什么。人人都叫你去找别人。不知他自己干些什么。 

——汪康夫日记

外人不在的时候,周金凤不怎么跟父亲交谈。汪康夫想说的那些,儿女们听了太多遍。

“你来了,我说了一周的话。”汪康夫对我说。周金凤在一旁接话,“他高兴,觉得有人还记得他的事。”

因为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中止审查,2020年秋天我第一次去江西见了汪康夫。当时,他看上去精瘦但矍铄。那段时间,媒体从全国各地赶来,他领着记者们在村里采访,多的时候一天能接待两家。

而现在,在县城医院,汪康夫合衣坐在靠墙的病床上,见我进来,礼貌地笑笑。他单薄得如同骨架上挂了一层皮,面色蒙了灰,黑呛呛的。

整个上午,护士来给汪康夫输了四瓶液,他干瘪的手肿得像个发面馒头。临近中午,周金凤下楼去买饭,返回病房时床上没人。医院昏暗的走廊尽头,汪康夫双手插在衣兜里,缓慢踱步。转身的瞬间,他突然像被风带倒的植物,猛然向右边倒去。如果不是扶住房门,他可能早已栽倒在地。走廊里的人们都停下来,静静看着。

随后周金凤发现,卫生间地上有几摊血迹。汪康夫刚打完抗凝血针,独自去上厕所,血簌簌地从没按住的输液针孔里冒出来,滴了一地,一直蔓延到一米外的门口,他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只有说那一件事(申诉)的时候清醒!”周金凤气急。

汪康夫始终没吭气,低头吃女儿带回来的蒸饺,手颤巍巍的。大概是失血的原因,他看上去疲惫极了,饭后阖着眼睛靠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不说案子的时候,他沉默又虚弱。

1966年莲花县法院一审宣判,人民教师汪康夫强奸自己的学生2名,猥亵10名,获刑十年。回到监舍,他气得吐了血,并在往后的日子中意识到,自己年轻的灵魂在那一刻死掉了,只剩下一个久病缠绕的身体。

在汪康夫的讲述里,他的上诉书还没誊写完,草稿纸就被抽走了。看守的人说,别写了,上诉了可能改判你极刑。二审是在隔壁监舍,他被宣告维持原判。此时他听到街上声音嘈杂,运动轰轰烈烈,只能想——就这样吧。但他仍在二审判决书上写:我没有强奸女同学。

当时,汪康夫的母亲第一次去学校询问情况,女生们趴在桌子上哭,第二次去,大家都装作没看到,走掉了。

劳改时汪康夫变得愈发沉默。有一条监规,任何人不准讨论案情。违反的人要被批斗,他见过有人因为一句话被打掉半条命。他们每个月被允许给家里写一封信,他只写“很好”,不再跟任何人提起自己的心情。

1975年出狱后的汪康夫,用5本日记记录了回到村里的生活,和38年与申诉相关的经历——去了哪个法院和检察院,见了哪位承办人,甚至抄写与律师的QQ聊天对话和邮件,以及申诉书的实时快递信息。有些日子下面,仅仅是一句“一日无话”——这样出现过许多次。

●汪康夫自学写申诉书的书籍。张雅丽摄

申诉其实是从1978年开始的。听说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汪康夫去了法院。信访室的人呵斥他,“你犯这样的重罪,还有什么可说!”那天他写,“真是一条凶悍而又可怜的应声虫!”

这些年里,他写申诉,邮寄,等待,被驳回,然后再写。所遇到的多数情况是拒收,回家以后,他排解的方式只有两种:继续写申诉和闷头干活。后来年纪大了,身体不允许他再亲自跑法院。可一直到2016年,他几乎每天写一遍申诉书,实际上主要只是修改了格式和措辞。他总是觉得,被驳回可能是自己什么地方没写明白。

有时他是用半天时间重抄一份,因为复印费从一张两毛涨到一块钱,他觉得划不来。乡里打印店的老板至今记得他,“经常一个人来。”或者他会用5-10天重新构思一个版本,有时半夜里睡着觉,突然想到一句话就爬起来写上。新的申诉写成型,他要么走几公里,到邮局寄出去,要么为以后备着,防止没精力再写了。

这次在医院,汪康夫把凳子往我的方向挪了挪,凑近问我跟他的承办律师熟吗?他低头想了想说,“他免费代理我的案子,我不好意思催促,但又想知道案子的进展,你能帮我问问?”

住院到一周的时候,汪康夫打定主意要出院。他的老花镜落在了家里,看不清手机里的消息,更着急没法写申诉书。

“实际上就是自言自语,反正这样心里要舒服一点,不然我说的话又没人听。”汪康夫在法院受的冷落,几乎不跟妻子周三英和孩子们说,“太多了,说了也没用,徒增烦恼。”他也不想让孩子们因为自己的事受到影响,起码“不要因为我产生对社会不满的想法。”

污点父亲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六,晴 

为了交许健、银凤的学费68元,带病(感冒、胃痛、血尿)和三英挑稻谷卖给粮站。过秤88公斤,得款75.78元。 

——汪康夫日记

在这个家庭里,汪康夫的事人尽皆知,但大家都默契地不会提起。

虽然如此,但汪康夫没有刻意隐瞒,偶尔跟妻子谈起进展,也不会躲开孩子们。周金凤十几岁时,从大人们的谈话里,隐约意识到有这样一件事。但她没有震惊,只是觉得“肯定不是真的,那就没什么。”二儿子汪许健和小女儿汪珍珍几乎也是在各自相同的年纪里,发现这件事的存在。他们谁都没有主动问过父亲,甚至兄弟姐妹间也没有讨论。

在他们心目中,汪康夫是一个有威严的父亲,说话不多,但有分量。周金凤崇拜他,在广东打工时,她很期待父亲来信,会站在工友中朗读那些家书。工友们评价这是位儒雅的父亲。

●汪康夫坐在家门前。张雅丽摄

但2015年,汪珍珍30岁时,婆家有人过世她感到悲伤。那段时间,“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念头在她脑子里反复出现。朋友劝她,升职加薪买房买车,总有一件事能让你开心起来。“不会的,没意思。”汪珍珍最终意识到,自己好像从来没有快乐过,并将此归咎于向来沉默的父亲和家。

小学以后,汪珍珍察觉,自己的父亲跟别人的不太一样。最直观的一点,会有同学向她问起汪康夫,那是你爷爷?汪珍珍1985年出生的时候,汪康夫已经43岁,比她同学的爸爸要大很多。

在汪珍珍描述中,父亲很少笑,时常心事重重,家里也很少出现温情的轻松的时刻。刻在她脑海里关于汪康夫的画面就是:凌晨半夜,一个火不太旺的炭盆,一间烟雾缭绕的黑屋子,他伏在案前写申诉。

小学时她不懂父亲写的是什么,后来她为“强奸犯”感到不耻,即便知道那可能并非真实。记不清在读几年级时,老师常用怪异的语调对她说,呦,你爸又从外面回来啦。长大一些她才明白,那叫讽刺。正因如此,她直到大学都害怕跟老师讲话,也害怕别人注意到自己,现在工作几年了,她还是恐慌在会上发言。

汪珍珍觉得自己学生时代的生活乏善可陈,即便有过零星的欣喜,也因为父亲而显得不那么值得了。高二那年,她被选为班长,兴高采烈地告诉父亲。但汪康夫很平静,脸上甚至带了一些木然和不屑。往后,汪珍珍很少再向他讲起自己的事。

相似的困扰也发生在1980年出生的汪许健身上。他是偶然在家里的阁楼上发现了那些申诉。即便不相信,但也没想过去求证。后来他发现自己的朋友在慢慢变少,多年后他将这归结于自卑。刚工作时看到别人聚在一起,他也会抑制不住地想,“是不是在议论我?”

关于学习,四个儿女从来没有受到汪康夫的硬性要求,唯一被反复教育的是要诚实做人。有一次,汪许健被怀疑偷了村民地里的东西,没等开口解释,父亲的耳光就甩在脸上,打得鼻子噗噗冒血。“我自己被冤枉这么多年,他们不能再做撒谎的人。”多年以后,汪康夫这样解释当年的做法。

汪许健十一岁那年,农忙时节,汪康夫突然咯了血。他不得不站在田里,指挥儿子继续打滚耙。几个孩子从小上山砍柴、拔猪草,累了就哭,哭完继续。在儿女们记忆里,家里能吃的几乎就是炒烂菜叶,还有干辣椒拌面条,割一块豆腐就算加餐。后来,汪珍珍讨厌吃面条。

汪康夫意识到他影响了这个家太多。

因为经济条件差,前三个孩子都是十几岁出去打工。1993年,大女儿周金凤高中没读完,坚持要退学,即便周三英强烈反对,她还是去广州当了厂妹。她一个月省出一千块寄给家里,先把小两岁的弟弟汪许健供完了职高,然后是让1982年出生的妹妹汪银凤读完初中。汪许健工作后,才把汪珍珍供上了大学。

想着自己是男孩,汪许健觉得有责任让家里日子好起来。在二楼的阳台上,还留着半新的成套躺椅,都是他经济好些时买的。但他几年前搞创业,赔了几十万,催债电话打到汪康夫手机上,有人来到汪康夫家,看见两个老人,没办法又走了。

孩子们的心事,汪康夫很少问。生活上的事都交给周三英操持,包括后来孩子们结婚。供孩子们读书的那些年,汪康夫忙着讨生活——种地、养黄鳝孵鸭子,还有申诉。“他(们)干他(们)的,我干我的。”他说。

这次住院,一天保底要花四百块左右,考虑到四个孩子合伙出钱,汪康夫不想再住下去。

「他尊重我,我尊重他」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三,雨 

全家节衣缩食供我申诉,孩子们连冬天的鞋子都没有,母亲、妻子有病也只好拖延不治。要说我有罪,这才是我之罪啊!

——汪康夫日记

1月10日,住院8天的汪康夫回到了家。周三英一早收到消息,在厨房里生火做饭。汪康夫进了客厅,在火盆前坐下,生起火来,两人连照面都没打。

“不跟爱人说句话吗?”我感到奇怪。

“说什么?”他问。

“告诉她你回来了啊。”我说。

“三英!我回来了。”他扭头冲厨房喊了一句,“说完了。”他冲我笑笑。

●晚饭后,汪康夫用手机浏览案件信息,妻子周三英烤火。张雅丽摄

1975年劳改回来,汪康夫34岁了,同龄人多数都结婚生子。母亲在村里托人介绍,两年后,汪康夫跟“成分不好”的周三英相了亲。

最初见到汪康夫时,周三英就不觉得他是个强奸犯——看上去面黄清瘦,穿一件衬衣,她想“一个老师,怎么可能做那种事?”家里人都不同意她嫁给这个有坏名声、还病恹恹的男人。但周三英打定主意,“他受过苦,不会欺负我。”

周三英只读到小学四年级,汪康夫觉得不重要,“我这个条件,不指望娶到的妻子能带到街上去争光了。”应母亲的要求——能传宗接代,勤劳心善就行。

结婚后,周三英只问过丈夫一次,你究竟有没有?没有,汪康夫说。婚后一年,她发现丈夫“老在写,老在写”,她看不懂,也听不懂他说的,但选择支持。

后来两人生了四个孩子。周三英觉得,在农村,孩子生得多,家口大,不容易被欺负。生活上这些事,汪康夫多数时候任周三英做主。但1977年,老大周金凤出生后,汪康夫并没有感到过多的开心,“每多一个,肩膀上的担就多十斤。”

在他的日记里,生活上的事偶尔出现,但很少。他把申诉和生死并排放着,甚至申诉更重要。每次申诉,他都会记下每一笔开支。“睁开眼就想怎么弄钱。”他的生活重心从没因为增添了新生命而从申诉里转移出来。为数不多的几次生活记录,是关于舅舅过世、儿媳诞下男婴。

这五本日记之外,现实世界按照另外的轨道在运行。

1979年到1989年,经中学同学介绍,汪康夫在村口的石市小学做代课老师,工资一个月三十块,十年没涨过,供一家七口生活,还有他自己治病和申诉。受聘的时候,他先坦承,我因为强奸罪劳改过,“先表明身份总比日后人家因此嫌弃你强。”

1989年的冬天,连续三天,汪康夫和周三英轮番出去借钱。借到后来,人家见到周三英就走开。周三英回来,不吵不闹,转天换一家,堆上笑脸再去借。

“跟申诉相比,生活上的困难,算什么?”汪康夫这样想。一直到九十年代,这个家庭都过得相当拮据。1991年元月,他写,“今年的过年,比哪一年都显得拮据。”

“他是可怜人,我得爱护他。”周三英指指汪康夫。

你不苦吗?我问。

“我身也苦,心也苦。”借钱,照料孩子和老人,给生病的汪康夫挖草药,过去的周三英做得远不止这些。她75岁了,腰椎间盘突出好多年。那块突出的骨头压迫她的腿部神经,佝偻的腰像一张老掉的弓。她一辈子没怎么看过病,生病了就跑到太阳底下晒,晒出一身汗就算好了。

很快,她又大着嗓门说起来,“他没打过我,没骂过我。他尊重我,我尊重他。”

局外人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日,星期二,晴 

今天是第一个教师节……我的心情格外地沉重。在这个我本可与之同庆的节日,我却破帽遮颜,毫无生趣。 

——汪康夫日记

这次在病房的那些天,白天周围很喧闹,同病房两位患者的家属都来了,各自围了三四个人在病床边。而照顾汪康夫的只有周金凤,两个外孙有时来探望一下。因为工作,其他三个孩子都还在深圳。

“你看他们多好呀,多热闹。”汪康夫忽然轻声说,他的脸转向其他病床,愣了神。那两天在病房里,他很少主动搭话,我以为他不爱热闹。初次见面时,他曾在村口的大祠堂等我。那里聚集了打牌的村民,他站在热闹人群的最外圈,双手揣在上衣兜里,衣领立起垂着头,姿态仿佛一个规矩的小学生。

“我以前不是这样(沉默)的。”他解释。

汪康夫1942年出生在陕西,父亲是管后勤的国民党军官,母亲在家务农。后来,国民党失势,他幼年随父母回到了江西的村庄。母亲生过四个孩子,他是第三个,其他的都早早夭折。唯一的弟弟六岁时患了类似风寒的病,也没救活。

从17岁到24岁,他在县城还不错的琴水小学里任教,感受到较为正统的风气,被强调为人师表,常年要穿长袖衬衫,系紧风纪扣。当时的汪康夫和学生们没差几岁,积极活跃,喜欢带他们课外活动,比如游泳、劳动。他业余读鲁迅,觉得幽默冷峻,在现在日记本扉页上,还有用淡蓝色钢笔抄下的句子——“时间像海绵里的水。”他喜欢文学,爱读名人传记,想着以后不当教师就去文坛发展。

后来刚进劳改队时,他曾给中学一位要好的同学写过两封信,告诉她自己劳改了。一直没收到回信,汪康夫想,是不是地址弄错了,不然即便是因为这个罪名,也应该回一个“你太让我失望了”。但很快,他不再想猜测。他意识到,24岁那年,公办教师汪康夫、他的文学梦想,以及他过往的生活,都消失了。

回到村里后,一个木匠在大队开会时看见,汪康夫穿一件白衬衫,收拢手脚在人群的边缘,沉默寡言。去村小任教时,他看不惯那里的老师们穿拖鞋进课堂,谈吐随意。走下讲台,他讲话的次数骤然缩减,不敢跟学生接触,也不再想融入集体。

但在县城小学待过七年,让他的教学水平优于村小老师,后来成为全村甚至县城都知道的名师。可他又想,自己一个代课的“劳改犯”,收入和身份都“低人一等”,即便没人提起大家肯定也知道。

他一边自信地说,“到村里你随便找人问我,不可能有差评。”但他绝不会主动跟村民搭讪,“跟一个劳改犯打招呼,会降低人家的身份。”从石市小学出来,汪康夫每天要路过祠堂。那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人们打牌、插科打诨,他从来不会停下。他没心情聊别家闲事,别人对他的案子也没有更多兴趣。

●出院回家当晚,汪康夫浏览网友留言。张雅丽摄

有客人来家里时,周三英在厨房忙得停不下来,讲不好普通话,就对客人堆着笑,脸颊是常年被日晒的臧红色。说起丈夫,她脸上全是骄傲,语调高昂地介绍:1985年,汪康夫得了全县教学比赛一等奖,到北京去公费旅游过半个月。

汪康夫当时却丝毫不为此高兴,他盘算,如果一走,得有半个月没法跑法院。最终,在出发前他算好时间,提前一天到县法院递了申诉书。

他曾有很多个走出去的机会,比如1985年,县里实验小学多出十块邀请他去教书,后来还有几家隔壁的村县小学,开出多于二十块的工资,他都拒绝了。那时他在日记里写,“如果我做出成绩,我连人们的一点同情心都丧失了。”

现在,他还是对此显得毫不犹豫,“我时时刻刻想到自己是劳改犯。” 但他又始终觉得,自己不应该只是村口小学的一个“三等公民”。

在村小教书十年后,一直没转正的代课教师汪康夫被清退了。关于两次错失转编,他说第一次已经考上了,但因同批有人作弊,全员被取消资格;第二次报考时,校长忘记通知。离开学校,他毫不留恋,他将现实中遇到的所有冷遇都归结于这个罪名。

汪康夫很难清晰分辨,究竟是因为自卑而不愿意放弃申诉,还是由于不放下申诉导致他更自卑。总之,他陷入孤独的轨道里出不来。最后他只是说,从没思考过其他活法,即便几乎所有人都劝他,“保重身体,安度晚年。”往往在这时候,他讪笑一声,或者不吭声。

「我想有人听我说话」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昨日打律师电话,无人接听。今日九时许再打,已关机。下午二时半再打,无人接听。四时再打,无人接听。 

——汪康夫日记

多数人相信,时间可以带来改变。比如2004年之后,汪康夫的孩子们陆续打工多年,家里经济好些,一家搬进了新房子——一幢三层小楼;他的子孙多起来;跟律师的沟通方式从写信到打电话,再到微信;法院的领导换了一拨又一拨。

但改变似乎极少体现在汪康夫身上。

2022年刚刚开始,汪康夫家外传来几响爆竹声,从二楼的窗户望出去,是在冬季里泛绿的旷野和农户。“有人死了。”汪康夫很平静地说,“我死过好多次。死有什么好怕的,怕遗憾。”

他原本叫汪康福,母亲起的,想要他健康幸福。后来,他自己把那个“福”字换掉了,“我这样的人,还会幸福吗?”他的眼睛看向空气。

1966年5月16日,公安将24岁的汪康夫从教师宿舍带走。此后,几平米的监舍里,只有一个尿桶为伴。他每天对自己说,总能查清楚吧,大概明天就自由了。后来,这样的心情几乎贯穿了他的后半生。

后来,汪康夫在鄱阳湖劳改农场待的9年里,整日劳动,不能看书,很少说话,烙在身体里的感受是饥饿。铁皮饭盒,每个人给两三两食物,吃不饱就泡水充饥,他在这里患上了治不好的胃病。胃出血、肾结石、心脏病——他有惊无险地活到现在。

“做了就是做了,没做就是没做。”如今,汪康夫一字一句地说。“我想有人能听我说话。”他的语速加快了一些,“从我被带走那天起,没人在乎我说了什么啊。为什么就没人能听我说话呢?我伤害了谁呢?”

翻完他全部日记,几乎没有出现关于“放弃”的字眼。唯独有一次,他写:“舅舅和舅母都教我:……我的冤情不必再向到处去写,写多了也没用且只能对自己招致不利……他们多见多闻,也许说得有道理。我该怎么办?”但再往后半个月,日记里记的是他又去借钱找律师。

“很远,不敢想。”汪康夫没有想象过申诉成功之后的生活。但他接着又说,“我可能会到处走走看看,跟他们(村民)聊聊?我虽然不会打牌,也可以站在旁边看看,跟大家说说话,一两句就行。那时候,我的心情焕然一新。”

从医院回家的第二天凌晨五点,天黑漆漆的,汪康夫再难入睡。他独自来到客厅,点上火盆,呆坐起来。

枯坐了很久,他打开电视。他不喜欢战争片,也不喜欢看法制节目,觉得那些案子虚假、吵闹。他爱看家庭伦理片。“探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因为我和人家的关系都不好。”他想了想,没有很亲近的人。

从劳改农场回家的那天,母亲倚在门边远远地看。他走过去,叫了一声“妈妈”,没有眼泪。父亲已重病在身,临终前,他对汪康夫说,想喝鸭子汤。家里破败得连粮食都不够,值钱的东西全被瓜分了,汪康夫假装没听见。父亲就那样死掉了。

因为国民党军官身份,父亲遗体在家里放了三天,才获准被安葬。“还不是因为那个帽子。”半个世纪过去,说起这些,汪康夫胸腔里发出浑浊的、虚弱的声音。“我也不想有个帽子不明不白地扣着。”

坐到上午,汪康夫看上去很累。他的手撑住膝盖,埋着头,胸口上上下下地起伏。屋子里只有柴火炸开的声音,还有他的呼吸。

●汪康夫在家中。张雅丽摄

“看,毫无生气。”周金凤进来,带着一点埋怨。连日来照顾父亲,她始终没能出门找活儿,两个读高中的孩子刚交了学费,她丈夫也有些抱怨。汪康夫仍然沉默着,不知道有没有听见。“叭”,脚边的柴火有一根烧尽了,落下灰色的烟。

在汪康夫不到一亩的菜园里,种了红薯、花生、金桔、葱、玉米。原来还有七亩水稻,要走两三里地,早年间被大水冲没了。现在儿女们也离开了身边,这个暮年,他能抓住的东西越来越少。

2009年,中学毕业50周年时,汪康夫去参加了同学聚会。他见到当年关系最好的朋友,对方搞文体,当了团长。也有同学参与设计了长江大桥。相比之下,汪康夫心事重重,更加沉默。

汪康夫说起,四年前,那位好朋友办了八十大寿,风风光光的。今年3月,汪康夫也将整八十岁了,孩子们趁着春节团聚,在家吃了顿饭提前给他过了。之前谈起来,他自嘲地笑笑,“我还想办寿?简直是拍桌子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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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

以下是刊于2020年10月23日的旧文

前半生囚徒,后半生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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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等到清白的汪康夫去世了

2022年10月24日,江西老人汪康夫去世。在他80年生命中,有44年都在申诉洗刷自己的强奸罪名。现在,漫长的惩罚终于告一段落。 汪康夫的申诉资料留有一些照片和影像,他样貌清癯,头发梳理整齐,总是穿着有领的白衬衣。这样的装扮在需要从事农业劳 …

“我没有强奸女同学”——79岁教师46年申诉路

“人生两半,我只活了24年。除了童年和教书的7年,生活里只有申诉、上诉,再申诉、上诉。” 插画:Wilson Tsang 汪康夫在夜里总是难以入眠。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冠心病带来的疼痛久久折磨着这位79岁的老人。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50多年前的 …

迟到的56年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明代 · 于谦 ·《石灰吟》】 1 1966年,时任江西莲花县琴水小学教师的汪康夫被指控强奸2名、猥亵10名女学生,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时年,汪康夫24岁。 2 但是汪康夫只是一个清贫的县城教 …

汪康夫老人还是没能等来他的平反

其实2017年我们就写过这篇文章,之后也一直有在跟进关注。 昨天,汪康夫老人因病去世。 让人遗憾的是,最后他也没能等到属于自己的正义。 正义不能缺席 最好也不要迟到 01 故事还得从五十多年前说起。 1966年,当时只有24岁的乡村教师汪康 …

海鸥如是说|我不能接受一个人因为彩虹旗被处分

**标题:**我不能接受一个人因为彩虹旗被处分 **作者:**海鸥接着说(原“海鸥如是说”) **发表日期:**2022.7.18 来源:微信公众号“菜菜的圆桌” 主题归类:LGBTQ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