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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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亲历记

作者：李新

1957年的反右派，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若没有吴老（玉章）的帮助和保护，我必定被打成了右派，那么后半生的我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在吴老的鼓励下，我也积极地参加了反右派的斗争，特别是参加了反对社会学领域中的“右派”。在把费孝通等著名社会学家打成右派的错误中，我也有一分责任。对此我在1979年当面向他承认了错误。所有这些，在我的脑际刻下了很深的痕迹，它不时会涌现出来，使我的心情无法平静。因此，我必须如实地把它写出来，让后人知道这一段痛史，以便根据真实情况来评判各人的是非功过。林则徐被贬到新疆后，曾哀叹：“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我认为，只要能把历史的真实情况保留下来，青史的是非尽可由后人去评定，当事人又何必去管它呢。

1955年“胡风事件”中，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谢韬被捕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谢韬和胡华是北京宣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名人物。谢韬由于为胡风写给中共中央的“万言书”提过意见并参加了修改而被捕，他的被捕引起的震动不小。经过吴玉章的追查，罗瑞卿（公安部长）很快就说是抓错了。但又不能释放（因必须经过最高领导同意才行），于是决定让他到被关押的战犯中去做工作。在清查“胡风分子”时，何干之也名列其中，就在要逮捕何干之那天晚上，恰好我因公去杭州赶回了学校。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把我找去征求意见，因为我坚决反对，公安部的同志才没有把何干之抓去。

紧接着“胡风事件”之后，机关内部又展开“肃反”运动。我是人民大学肃反运动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当要把一个1946年就已将历史问题交待清楚的教师定为历史反革命时，我提出了反对意见。大家也同意了我的意见，但后来又偷偷地仍把他定了历史反革命。我听说后很不满意，因此我对1955年的这些政治运动是心存不同意见的。

但1956年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又引起了我很大的幻想。因为从1956年起，我开始被高教部调去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教材，觉得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从事历史研究大有可为。同时，全国政协建立了社会主义学院，请吴玉章任院长，杨明轩、千家驹、聂真任副院长，要我去任教务长并讲授革命史。统战部在社会主义学院提出三不方针（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样就使得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学和讨论都非常活跃，全校充满了宽松气氛。

1956年中共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认为暴风疾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今后应该专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而使全国的政治气氛趋向缓和，人们对前途都充满希望。

1957年之初，毛泽东提出中共要整风，希望各民主党派帮助。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开始意见较缓和，大家都高兴，后来意见提得尖锐了，人们的心情也开始紧张。等到有人提出国家的领导要“轮流坐庄”时，毛泽东生气了，便发动全党实行反击，一下把55万人都打成了右派分子，并给他们以严厉的处罚。大多数是劳动改造，直到文革后才恢复名誉，有不少人从此耽误终身，甚至丢掉了性命。

1957年反右派初期，我没有积极参加。因为1956年我被调去编写教材，连党的组织关系（临时的）都转到高教部去了。为了逃避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我星期日都不回家，以免碰见人民大学的领导人（那时我和他们同住在东四六条38号）。我平时在近代史研究所编书组工作，假日则回西郊人民大学革命史教研室，与何干之为邻。我们两人对当时的形势都很关注。我最担心的是怕他要挨整，因为“胡风事件”牵连着他。我主张他要对反右派表现积极，但又不可多说话，而且说话要特别谨慎，以免被人抓住辫子。我们当时哪能想到，人民大学的领导竞要把右派帽子往我的头上戴呢？

当时，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正搞得热火朝天。因为我事前知道党的策略，我想什么话都不说，等一阵热潮退去也就完了。谁知就在把吴景超、李景汉等人打成右派后不久，人民大学的领导人（党组书记）竟然想趁机通过北京市委把一顶右派帽子安在我的头上。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实在可怕极了！

就在我从编书组回到西郊的一个晚上，党委办公室的一个好同志，匆匆忙忙地把刚出版的《党内参考资料》（北京市委的内部刊物）送给我，要我立刻打开来看。我打开一看，呀，不好！那上面在显著地方，登着一则人民大学反右派的报道：人大党委常委李新居然擅自召集校务委员会，让大右派分子吴景超、李景汉参加，引起广大群众不满，连党外教授赵锡禹等人都提出了批评意见。这个报道让读者看了，一定认为李新是吴景超、李景汉的后台，是隐藏在党内很深的右派分子。我看了这个报道，怒不可遏，来不及和何干之打招呼，就立刻赶回城里。回到家中，我连忙写了一封要求更正的信，准备送交《党内参考资料》编辑部，希望他们于下期登出来，以正视听。

在要发信的时候，一想这么大的事情，还是该先请教吴老才好。我于是拿着信和刊物，忙到吴老家去。吴老住在六条39号，就在我们38号的旁边。我见到吴老的时候，虽然很恭敬地喊了他一声，但余怒未息，心里还是气鼓鼓的，吴老一定看得出来。我把刊物翻到刊登报道的那一页，和我要求更正的信，都放到吴老的茶案上，希望吴老看一看，并指示我是否可立即发出或需要如何修改。吴老客气地笑了一笑，便用镇纸石把两样东西压住，然后对我说：“你先到书房休息一下，看看书吧。”吴老的书房，就在他办公室旁边，我平常见他的时候，常到里面去看书。但今天进到书房，什么书也看不下去。稍等一会儿，我又走出来，走到他坐的沙发旁边。还没等我开口再问，吴老就说：“别急嘛，先看看书，冷静冷静再说。”我这时的心情，也确实冷静下来了。我想吴老见我这么急，他却一点也不急，这其间必定有道理。我于是从报架上拿下一些外地报纸来看。我估计吴老已经看完了我的东西以后，才慢慢地回到客厅。这时，吴老手中拿着我的东西，见我走到他面前，便又把它们压在镇纸石下面。过了许久，吴老也不说话。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口问道：“吴老，您看我的信可以发吗？”吴老沉吟了一会儿，才回答说：“他们就是要你跳嘛！”只说这么一句，就不再说了。坐了一阵，我只得回家。回到家中，我伃细揣摩吴老那句话，“他们就是要你跳嘛！”看来，这封信是发不得的。《党内参考资料》是市委的党刊，你若有不同意见，就可能说你反对市委。我于是感到去请教吴老这一步是走得太对了。

当天晚上，吴老又派警卫员叫我去。他亲切地对我说：“反右派是毛主席决定的嘛，你怎能不参加呢？我已经跟胡锡奎校长说了，他会找你谈的。”

二

第二天，胡锡奎找我谈话，说已经告诉高教部，要我回校参加反右派斗争。并且分配给我就近指导城内两个系的运动，这两个系就是新闻系和档案系。档案系运动的情况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但新闻系一次会议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而且始终感到内疚。

那天是由新闻系召开北京新闻界的座谈会。系主任安岗要我主持会议。我于是请大家对党的新闻工作发表意见。大概到会的新闻系统的人员都不知道我党这次“引蛇出洞”的策略，他们的发言非常激烈，对我党的新闻工作提出了尖刻的批评。在会场热烈情绪的鼓舞下，安岗也忍不住起而发言了。他说：“毛主席就不断说，他最不爱看《人民日报》，死板板地……”我连忙暗地里扯了他两次衣服，希望他及时停止发言。但他的兴头很大，一直讲个不停。不得已，我只好宣布休会一刻钟，随后再继续开会。在休会时，我把安岗拉到一旁，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等续会时，我故意问安岗是否继续他的发言，他说他的意见已经讲完了。我于是请别人发言，特别请校外的人发言。

这时，彭子冈起来发言了，她说话时激昂慷慨，首先批评《人民日报》，说它拥有那么多的人，花了那么多的钱，结果却完全脱离群众。她问道：“现在，谁还喜欢《人民日报》呢？连毛主席也不爱看了。”说到这里，会场上为她鼓起了掌声。她随即又说：“《大公报》人手不多，经费又少，但就是效率高，不但消息快，而且文章好，有许多文章，很快就流传全国……”她越说越有劲，还是她的丈夫徐盈劝阻了她，才结束了发言。

这次座谈会的记录，根据校部要求，很快就整理出来上报了。彭子冈就是因为这次发言被划成了右派，因为安岗是新闻系主任，记录对他的发言记得很少，上报时可能又有删节。彭子冈是校外来参加会议的，又是名记者，而且那天她讲得最多、最激烈，所以记录对她的话记得最详细，后来根据记录来划右派，她自然就无法逃脱了。

彭子冈是彭华的姐姐，而彭华在抗战时期，一直和我在青委系统共事。1946年，我在北平军调执行部工作的时候，彭子冈和徐盈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在4月3日滕公馆事件后招待记者，还是由子冈用电话新闻的方式把消息刊登在《大公报》上。从此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而这次座谈会竞使她被划成了右派。这次，我客观上保护了安岗，为什么不能保护她呢？倘若能事前给她打个招呼，不是也可以使她免遭大难吗？我为什么没有那样做呢？真是太不够朋友了！对此，我一生引以为憾，始终感到内疚。

三

这时，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正走入高潮，全校大约已有400人被打成了右派。划右派要经过党的常委会讨论。李培之和我在常委会上，尽量把各系上报来要划右派的人减少，故意挑剔某某人的条件还不够，或情况还不够具体，希望拿回去搞清楚了再说。这样推、拖的结果，就少划了些右派。但有的系，由于领导人的心胸狹窄，借机整人，就是抓住一些人不放，非把他们打成右派不可。例如经济系有个青年教师孟氧，注释《资本论》出了名，但系领导嫉恨他，要把他打成右派。几次送到常委会讨论。常委多数同志“爱才”，说小青年说几句怪话不能算反党，应好好地教育他、教训他。但系里最后硬是找到了他恶毒攻击党的“罪证”，终于给他扣上了右派的帽子。

在高潮中斗得最激烈的是林希翎。她本名不叫林希翎，因为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她羡慕毛主席表扬的李希凡和兰翎两位青年，才改成了这个名字。她本是法律系的学生，但随后研究《红楼梦》并写出了颇有见地的文章。吴老认为她是个人才，在颐和园里为她专门找了一个地方供她写作。后来人民大学还专门开了一次《红楼梦》研究的学术会议，把李希凡（曾在人大学习过）和他在山东大学的老师吴大琨请来参加了会议。吴大琨就是参加了这次学术会议后才调到人民大学来的。

林希翎因研究《红楼梦》出了名，反右派恰好轮到了她头上。她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说话，因此，开她的斗争会很不容易。党委从全校找了一批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事前作了很充分的准备，并经过“预演”之后才召开几千人参加的斗争会。但在斗争会上，积极分子的发言却不断被林希翎驳倒。主持斗争会的人无法，只得领着群众高呼口号，才能将她压倒。像这种斗争的准备和召开过程，我是从不参加的，但听到情况后也觉得十分滑稽可笑。据说当时北京大学斗争谭天荣的情况也是如此。

因此林希翎和谭天荣一时成了北京学生界的著名人物。他们被打成右派后，当然是弄去劳动改造，甚至受到异常残酷的对待。直到“四人帮”倒台后，右派才得到平反。人民大学党委把给林希翎平反的决定派人送去给她时，派去的人以为她会感激涕零，谁知她却不甚理睬，于是，这人便把平反决定带回去了。这样，林希翎便成了很少几个没有平反的右派之一。

80年代，林希翎被允许出国。台湾把她请了去，希望她能骂中共，给台湾说几句好话。但她并不骂中共，她也不给台湾说好话。人们以为她一定会到美国去，她却去了法国。显然，她到美国谋生会比法国容易。但她有头脑，认为这样做要高尚一些。现在不知她怎样了？写到这里，实在令人叹惋。

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中，人民大学教师葛佩琦被打成右派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葛被划右派没有经过党委常委的讨论，所以当时我对这一事件的经过并不很清楚。现在，为了写这篇回忆录，我特地查阅了他的传记和他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

原来葛佩琦是个老党员，他对党并没有什么不满，也不想在整风中对党提意见。人大党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他一再谢绝参加。后经反复动员，他勉强参加了，在会上说了几句很一般的话，但就是这几句话，被任意篡改歪曲而打成右派分子。他发言的原意是：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

他是在1957年5月24日发言的，5月27日《人大周报》就刊登了他的发言。其中说：“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当天下午葛就去找到人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上那段话气愤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用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6月8日，《人民日报》以葛佩琦发表反共言论为标题，报道了葛的发言说：“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必然走这条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葛佩琦在《回忆录》中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段话，《人大周报》刊登的……也没有这段话。这段报道纯属捏造。”他当即写了更正信，6月9日亲自把它送到了人民日报社（这封更正信，到80年代居然查出来了）。《人民日报》不但不登更正信，还连续发表批判葛佩琦的文章。6月14日，《人民日报》以本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同时发表三篇批判葛的报道，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15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某名人批葛的文章。于是，全国大小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判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一时形成批判葛佩琦的高潮。就这样，葛佩琦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还定为“极右派”，判处无期徒刑。

从此葛佩琦受尽折磨。不仅他的妻子儿女因他而遭难，连他二哥的家也在1966年被红卫兵抄了，他二嫂被打死，二哥被遣返回山东老家，病中无医疗条件，很快也就死去。

1975年，葛佩琦于不幸中得大幸。党中央对关押中的高级罪犯（抗战时期的战犯和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罪犯）实行特赦。虽然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葛佩琦却因有国民党少将头衔获得了自由，而且回到了北京。

文革结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葛佩琦为纠正对自己错划成右派、错判成罪犯以及恢复党籍问题，到处申诉奔走。最后还是胡耀邦同志为他做主，才使他的问题全部解决。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好心人、好同志为他帮忙、出力，但也有些人、有些组织成了他落实政策的阻力。人民大学党委是当初把葛错划成右派的负责单位，按理应及早出来纠正错误。但直到1979年11月12日作出的《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还说葛“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

到1982年，张腾霄（曾在反右倾中受到全国性的人民公社讨论会斗争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担任了人大党委书记和副校长，他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高潮中，主张对葛佩琦的“复查结论”重新研究。结果是“对葛佩琦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并没有明确说明是错划。直到1986年2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的通知中才明确指出葛佩琦“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

争取纠正错划右派的同时，葛佩琦还向法院要求改正判罪的错误。1980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作出《再审判决书》，说：“经本院查明：原判葛佩琦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处刑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葛佩琦要求恢复党籍的冋题，也于1983年5月由中共北京市委解决。市委组织部的决定说：“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要恢复党籍，必须找到1938年的入党介绍人证明，必须找到1942年在西安领导他做地下情报工作的证明人，必须找到1945年派遣他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以少将督察名义为掩护做情报工作的证明人。很幸运，葛佩琦所需要的这些证明人都找到了，而且都为他写了材料。当然，这一过程也是很复杂、很曲折的。

1984年6月，葛佩琦的一些老同志、老战友在北京烤鸭店会餐，祝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他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即席赋贺诗一首，诗曰：

中州风雨忆当年，与君共读马列篇。 　　道路崎岖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

我仔细地看完有关葛佩琦的这些材料以后，深深体会到，要不是吴老的帮助，右派帽子肯定戴到了我的头上。我后来的经历，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没有吴老的指点，我不是也会像葛佩琦那样去要求更正吗？而要求更正的结果是迎来全国的大批判！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所以才能得救。但是，他虽然救了我，却救不了许多他爱惜的人才，甚至连他的一个外孙女婿，因为不在身边（在河北工作），被打成了右派，他也救不了。对此，他虽没有任何表示，但每当他的二外孙女（吴蜀平）来看他的时候，我从旁也能看出他内心的痛苦。吴老啊！您是多么好的中国人啊！中国几千年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日本、法国、俄罗斯等世界各国一切先进文化所培养出来的真正的人类先进分子，像吴老这样的人是永远值得人们敬爱和学习的。

在吴老指导下，也在李培之等好同志的影响下，我在反右派斗争中，绝没有存心去害过人，而且是尽可能地缩小打击面，特别是对一些青年，凡力所能及的都为他们说了话。但是，像林希翎那样的“名人”，我就实在是爱莫能助。就是像盂氧那样的人，我虽然说了话，开始也起了点作用，最后还是挽救不了。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高潮是在夏季，但一直延续到秋后，在某些领域和某些地区，仍在进行。例如：社会学领域的全国性反右派斗争，就是秋后进行的。人民大学党组织认为我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学问题有“研究”（或了解），就派我去参加了领导这场斗争的党组。其实，我不仅对社会学毫无研究，就是对马克思如何批判社会学也毫无研究。

我只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他批判社会学鼻祖孔德的一些观点。至于孔德的书，我一本也没有读过。据我现在的记忆，批判社会学的那个党组好像是直属中央（或中宣部）的，组长是谁已记不清了，经常召集开会的是副组长赵守攻，他当时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兼专家局局长。赵和我在中共北方局共过事，他一见我非常高兴。范老（文澜）也参加了这个党组，他是由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派来的。我见范老后，就向他谈了我在人民大学的情况，并表示希望离开人大到近代史研究所去。他听后对我极表欢迎，并说：“我那里是和书打交道的，不像和人打交道那样复杂。”

此后，我就想法调动，最后还是同吴老商量，先把我调到文字改革委员会过渡，直到1962年才正式调到近代史研究所。范老和我虽然都参加了社会学反右派斗争的党组，但我们两人都不积极，不过，对所有那些人被划成右派，我们也都是同意了的。例如：对专家局副局长费孝通，有人把他说得很坏，说费是个大野心家，因此，把费孝通划为右派，我也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

1979年，中美刚建交，社科院就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访美，费孝通和我都是其中的成员。这时，我当众向他表示道歉。他忙说：那不能怪你。我说：把你打成右派，主要的责任当然不是我，但我当时也确实把你看成右派了，所以道歉是应该的，而且也是真诚的。从这以后，他又发达起来了。不过，我们似乎也未再见过面。

关于反右派斗争的事情，我知道的还有许多。因为我这篇只是写亲历的，其余的我就不写了。

(XYS2024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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