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停滞的春耕:“禁令”下贷款种地的农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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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与开鲁县事件一样,科左中旗的花生禁令,也是一起有关粮食安全、生态保护与现实利益的冲突矛盾。在政府部门发布的“花生禁令”中,禁止种植的理由是: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易造成水土流失、风蚀沙化,不利于确保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禁令的范围不仅包含我国历来对用途有严格管制的耕地,还包括林地——这是柴达木嘎查村民们用几十年时间花费劳力改造而成的。在改造过程中,村民们形成的对林地的理解和使用方式,被“花生禁令”几乎完全否认。这让村民们感到愤怒,也感觉不安。

主笔|黄子懿

摄影|黄宇

花生禁令

4月底,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的希伯花镇,天气已经暖起来,正是一年中春播的好时候。种植户张立奎却在自己的田地边无所事事。

准确地说,这片地是张立奎租的。他来自吉林松原,老家扶余市有几十年花生种植史,但土地有限。“一户就几十亩地,想包也不连片。”而内蒙古科左中旗土地面积广,沙土地适合种花生,承包价格也更便宜,“耕地单价700~800元/亩,林地500~600元/亩,吉林老家的单价都在1000元/亩以上。”

租约早就签好了,张立奎也早早就为春耕做了准备。他找亲戚朋友借了十几万,又抵押了家乡的土地。从吉林的农商行贷款20多万元。2024年2月,承包款分批次付完,设备、种子、化肥也定了,他和妻子在春节后启程赶往通辽,却迟迟未能下地。

5月初正是内蒙古春耕的忙碌时节,农民们忙着在地里给新种的幼林浇水

**就在2月底,科左中旗发布了一项政策:2024年全旗范围内禁止种植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涉及各类经营主体流转的耕地,也包含了张立奎一家租赁的林地。**消息一出,张立奎妻子气得生了病,天天要去诊所打吊瓶。张立奎还挺着,一方面他认为这是“大老爷们儿”的本分,另一方面,他还寄希望于租土地给他的当地农户与政府的谈判。按照自然规律,花生的播种最迟在“五一”假期后就得开始,持续到5月20日左右。但截止到5月初,命令仍没松绑。

自今年2月以来,科左中旗希伯花镇柴达木嘎查(村)的原村支书李七英也在为这个事情烦恼。4月底,他开车带着本刊记者在连片的农地边转了一趟。随处可见农地边的杨树上贴着禁止种植的告示,醒目的红色粗体字昭告着通知的严肃性。一路上响起几次电话,都是村民们在向他问询。花生不让种植后,外包土地的村民们都陷入一种纠纷——吉林租赁户喊着退钱。“咱这边地广人稀,土地流转承包本来就是一个大趋势。我们村大概1/3的农民都把土地流转出去了。”李七英说,而花生是近几年最普遍也最有价值的经济作物。按照当地人的说法,科尔沁这边的土壤偏沙化,如果种传统作物玉米,亩产不到1200斤。按去年玉米收购约1.1元/斤算,只能卖1300多元,“落兜里就800多块钱”。但如果是种花生,亩产700斤左右,按收购单价超过3元/斤算,利润能有1500元/亩。

李七英一边开车一边给我算账:如果不让种花生,耕地承包的单价要下滑300元/亩左右,林地更几乎没人会承包了,农民们每年要少600~700元/亩的收益。尤其今年的“花生禁令”下来得比较晚,很多村民租赁土地的合约早在春节前就已经签订了。“现在很多吉林客商追着村民要钱,但各家有各家的开销,钱早花掉了,哪有钱退?”

广袤的土地是内蒙古独特的资源,也是张立奎等外地承包户离乡背井,拉着大型耕种设备,住进集装箱板房,在这里劳作的原因。农民们期望土地能产生财富,养活自己和家人。但作为土地更高层级的拥有者,政府对土地应该如何使用有着不同于个体家庭的逻辑。

2024年4月底的春耕时节,与科左中旗相邻的开鲁县被曝出村镇干部阻碍承包农户下田耕种、增加承包费的新闻。事件经媒体报道和官方通报后逐渐明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地为了治理荒漠改善生态,在政府主导下鼓励农户“包荒开荒”,一些在国土部门地类档案中是林地、草地等性质的土地被农民们承包后一步步开垦为了耕地,后者在国土调查中被认定性质变更,因而有了政府要求增加承包费的说法。

**与开鲁县事件一样,科左中旗的花生禁令,也是一起有关粮食安全、生态保护与现实利益的冲突矛盾。**在政府部门发布的“花生禁令”中,禁止种植的理由是: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易造成水土流失、风蚀沙化,不利于确保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禁令的范围不仅包含我国历来对用途有严格管制的耕地,还包括林地——这是柴达木嘎查村民们用几十年时间花费劳力改造而成的。在改造过程中,村民们形成的对林地的理解和使用方式,被“花生禁令”几乎完全否认。这让村民们感到愤怒,也感觉不安。

林地何来

希伯花镇之名在蒙古语中意为“长满牛蒡草的坨子”,意指这里曾经是牛羊遍布的科尔沁草原。**但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包括科左中旗在内的整个地区都面临着严重的荒漠化问题。**土地沙化后,当地人把那些起伏的坨子称为坨召地、坨子地。他们是由沙土堆积而成的小型山丘,坡度高度都不大,但一坨接一坨地在大地延绵。“一到大风天的时候,大风一吹,你都能看到沙丘一坨坨地被吹得流动起来。”一名老农户回忆。

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三北是西北、华北及东北的统称,这个横跨整个北方的防护林工程体系,集中涵盖了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三北防护林工程”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植树造林工程”,科尔沁沙地是造林重点。它横跨三省区、涉及面积7760万亩,科左中旗的希伯花镇也是这沙地环绕的一部分。

要种树,劳动力从哪里来?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朱清科多年来深度参与“三北防护林”工程,主要研究水土保持和林业生态工程。他告诉本刊,在“三北防护林”前十年起步阶段,主要是靠发动农民群众,“最早是生产队,集体劳动记工分,从80年代包产到户以后就是每一户定种植的指标”。一些地方会把林地按照包产到户的方式分配给农民,允诺他们一定的使用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三北”工程30周年之际刊文指出,工程一期上马不久,各地就结合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推行了承包造林、“谁造谁有,允许继承和转让”等政策,促进了造林生产责权利的结合,调动农民积极性。

**柴达木嘎查村民们的林地也就是这么来的。**整个科左中旗的造林自1980年后大力推开,在柴达木嘎查,要造林的面积有2万亩之多,相当于3万个篮球场、半个香港。这么大的工程,只有发动群众之力。那时候还是一个青年的李七英记得,政府提供了种植的杨树树苗,按网状格子规划了种植面积,将造林任务均分给村民,家家户户都被发动起来。在此之前,村里刚刚施行了包产到户,按土地的肥沃程度均分了一定耕地(俗称“口粮田”)和粮食,只能勉强管饱。造林被村民们视作增加土地种植面积的一种方式。在树木长得足够高之前,林间的土地可以用来种一些粮食作物,相当于多了一点“口粮田”。李七英记得,当时几乎所有村民都会利用林间土地来种植一些农作物,前后种过玉米、谷子、荞麦等。但这类林地可用于种植的时间不到10年。“等树长大了,遮阴了,下面的地就啥也干不了了。”李七英说。

柴达木嘎查的原村支书李七英为“禁种”之事烦恼

要在广袤起伏的沙地上造林并不容易。1999年后,通辽启动“5820”工程(5年时间在8个旗县造林20万亩),开始利用外部招商引资植树造林。2001年,北京商人许文丽来到这里,打算以每年承包3000亩、10万棵的速度,用10年时间造出3万亩的林地。但第一年,她的10万棵造林工程最后只存活了6万棵。许文丽告诉本刊,对于没有造林经验的人来说,前期投入是巨大的,在一片荒地上,水、电、浇水、除草,林间密度怎么排都是问题。2001年他们就投入了600万元,“那可是2001年的600万”。几年下来,一起招商过来的7家公司都放弃了。

**在这种情况下,造林高度依赖于植树者的自驱力,而后者取决于林地能带来的直接收益。**李七英说,起伏的坨子地需要人工平整。“现在都机械化了,但那时候要靠人力把地垫平”,否则沙地水流容易渗透汇聚到地势更低的地方。其次是开沟,人工要用铲子在沙地上划出一道道种树的沟来。有时候还没等到浇水,五六级风一刮,早上开的沟,下午就刮平了。村民们要趁着间隙种上树苗,树苗之间株距1米、行距6米,一亩地才种上100多棵。

树苗种完了,难题才刚刚开始。那时候科尔沁还有一定降雨,降水一来,沙地会很快长出一批嫩草与杨树争抢水分。农民们就要拿着锄头抓紧时间去铲镗抚育,将青草苗子挨着铲出来。“那时候没农药,全是一点点地刨出来。下一场雨就得铲,一年得铲个三四遍,一茬茬铲。”李七英说。浇水也必不可少。种树一年至少要浇三次水,夏天三伏天一次,立冬前一次,“就跟人穿大皮袄似的,一浇就冻不死”,开春后再浇水一次做“解冻”。在树苗幼林时期,一年五六次更是常态。

由于近年来降水减少,当地村民习惯打井用地下水灌溉

虽然繁琐辛苦,但在政府补贴和“多囤点地”的激励下,村民们的造林积极性很高。到2000年,柴达木嘎查2万多亩的造林工程分批次顺利完成,树木存活率普遍在85%以上。整个通辽也在这时候完成了生态的逆转。2003年,中科院沙漠化土地空间分布遥感监测显示,“三北防护林”工程实施以来,科尔沁沙地在通辽市范围内的沙漠化面积已减少了1200万亩,在全国四大沙地中,科尔沁沙地唯一出现了治理大于沙化的总体良性逆转。

**当时,对于植树造林中的民间贡献,政策也给予了保障。**2008年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推开,五年里基本完成了林权明晰产权、承包到户。柴达木嘎查在2010年后完成了林权确权。原有的林地承包机制被以正式合同确认下来,配以新的林权证。村民吴七林的父亲在2000年去世,他得以在这一轮改革中将父母的林地延包下来,期限为30年,价格是并不贵的2元/亩。合同规定,取得林权证后,他有权以转让、出租等形式流转这片土地,同时有权自主生产经营和处理林木及其产品。

水源困局

如今,站在柴达木嘎查一块地势较高的坨地上,观看当年的造林成果,是一望无垠的绿色与沙土交织,像是荒漠与人力持久对垒的战场,仍然胜负未定。

外来的吉林种植户们,几乎所有人都背着高利率的贷款来到异乡耕种

在2000年后不久,也就是造林工程取得阶段性成功时,成活的防护林已经开始产生新的问题。种植的杨树虽易存活,但耗水量高,它的存在会使周边环境和土壤变干旱。而此时的通辽也不再是上世纪80年代那个坨召延绵的荒地。经过多年不间断地开垦,它成了内蒙古最大的玉米生产基地。科左中旗更名列内蒙古玉米产量最大的旗县之一,产量超过60亿斤,肩负着粮食安全的重任。这个新晋成形的“黄金玉米带”一边贡献收成,一边也在消耗水源。通辽的地下水位连年下降,流经的西辽河成为全国七大江河中唯一断流的干流,通辽段更是断流25年之久,直到去年才通过调水实现干流来水。

原来种植的老杨树陆续出现枯萎现象,沙地又裸露出来,活下来的杨树低矮无力,被当地人称为老而不死的“小老头树”,防护林整体的防风固沙效应有衰减风险。为了扭转这些趋势,通辽市从2010年开始逐步推行原有林地上的残次林更新工程,鼓励农民们种植诸如文冠果、海棠果等经济林,去取代枯死衰竭的杨树,试图达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

吴七林在2010年延包了林地。这也是多数村民的选择:更新残次林能享有一定补贴,果树结果后还能拿到市场上售卖。同时在树苗的成长期,林间地也能利用起来种植农作物。但残次林更新的指标不是每年都有,柴达木嘎查2万亩的林地在2015年后才开始慢慢更新,每年只有1000~2000亩。2022年,更新指标终于轮到了吴七林家的30多亩地。这是吴家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第二次造林。但与40年前不同的是,如今的自然环境让林木生长变得更困难。

吴七林家里有十多亩耕地种玉米,这是他如今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朱清科告诉本刊,导致土地荒漠化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取决于两个,一个是土质,一个是水源。**如果土地松软易于流失,就有荒漠化的风险,这种情况下地表覆盖物越多,越是利于固沙;但同时,如果降水较少且地下水过量开采,也有可能导致生态恶化、加剧荒漠化。而后者,刚好是科尔沁乃至整个内蒙古在生态上最大的短板。

内蒙古政协农牧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盖志毅告诉本刊,在连续多年的开垦后,内蒙古如今成了全国主要的粮食产区。上世纪70年代末,内蒙古粮食产量只有几十亿斤,现在变成了将近770亿斤,是国家十大粮仓之一,每年有超过400亿斤粮食往外输出,而同期南方很多省份则在“去粮化”。这当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全国如今的十大产粮大省中,只有内蒙古严重缺水,降水条件并不好。全区高增的粮食产量背后,是无尽开垦之下榨取有限的地下水得来的。“全内蒙古的地下水,现在都在变得越来越少。”盖志毅说。

**这种情况在通辽和科左中旗尤其尖锐。通辽的用水结构极其特殊——绝大部分来自地下,且绝大部分用在农业上。**截至2022年,通辽市用水量30.3亿立方米,农业用水占据91.4%,其中地下水源占总供水量的96%。整个科左中旗,遍布着冒出地面的50~60厘米的农用水井。以柴达木嘎查为例,村子里有耕地近1万亩,需要有50多口井,一口井覆盖100~200亩耕地。李七英说,原来雨水较多时浇水压力不大,十几年前气候变得干旱后,村民们开始自行打井取地下水灌溉,“一般是几家人合伙打一口,一年年地增加,有时候一年要打好几口井”。随着地下水位下降,井也越打越深,以前是打60米,费用80块钱一米,后来就打80米,价格也超过了100元一米。“以前地上水泵都能出水,现在水泵得到地下20米才行。”一位村民说。后来政府开始对私下打井进行限制,耕地水井需要报备审批、统一规划。

**相比之下,林业用水会比农田灌溉多,也暂时没有管制。**半干旱条件下,一片幼林一年浇水5~6遍是正常。“树根要深,要淌水渗下去,如果算上林间作物用水量就会更大一些。”2023年春,吴七林就和4户村民搭伙一起打了一口井,深70米,费用110元/米。这口井担负着上百亩林地和林间耕种的灌溉任务。这种当地用水的便捷,也是吉林种植户倾向于来内蒙古承包土地的原因之一。

从荒漠化防治的角度,过量开采地下水已经影响到了多年的荒漠化治理成果。朱清科告诉本刊,在“三北防护林”工程40周年纪念活动时,就有一位相关专家做了调研,把这个话题提了出来:农业用水是当地地下水位下降的主因,危及防护林和荒漠化治理的成果。“在一个半干旱地区,大量开采地下水是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利于整体植被的恢复。”朱清科说。

这或许也是“花生禁令”的政府决策逻辑。希伯花邻镇的一位副镇长对本刊表示,当地有保粮食安全的重任,同时又有绿色生态的重担。“种植花生西瓜属于土地非粮化了,这长期看来肯定是不允许的。现在的基本农田都要牢牢保障粮食作物,加上科尔沁沙地歼灭战,两大压力都汇聚在一起了,所以就要牺牲花生和西瓜这些经济作物了。”

农民的经济账

但和政府的决策逻辑不同,作为一块土地的直接劳动者,怎么使用一块土地?到底应该种植什么作物?农民有自己的使用逻辑,而这个逻辑中最重要的决策因素通常是经济。

**由于务农收入不高,这几年柴达木嘎查有1/3的人都外出务工,去到京津冀甚至更南方的省份打工。**不大的村子在变得冷清和萧条。这些外出打工的村民,很多是子女快到了婚龄。“一般是老两口结伴一起外出,挣个十万八万给孩子结婚的彩礼钱。还有盖房子的钱,如果算上装修也得二十几万。”李七英说,外出的村民们一般把林地、耕地都租出去了,自己收一些承包费。

外来种植户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一般就住在田地边的板房里

吴七林是少数还留在村里的中年人。他和爱人一直以务农和打零工为生,在家种了十几亩玉米,也帮周边其他的种植户干活,比如施肥、除草、浇水等,价格150元/天。活儿不是每天都有,日子只是“将巴能过”。2022年9月,女儿考入通辽蒙古族中学念高中。这是当地最好的蒙古族高中,开销一下子大了。“补课费很贵,还必须得补。一门课一小时200块钱,放假补个20天就要花个五六千块钱。生活费也得1000多块钱一个月。按以前那点收入就没法整了。”为了增加收入渠道,吴七林去申请了残次林更新指标,想着把林地利用起来增收。

林地的再一次更新,是一个不亚于当年拓荒的过程。首先要取得林业部门颁发的采伐证,交300元/亩的押金,找人来把地里的“小老头树”采伐并清理干净。采伐的木材商会顺带清理地里的树根,相当于还农户一片相对的净地。作为交换,地里的木材会免费送给对方。2023年春天,一个采伐商来到地里,连根带木地拔走了吴七林30多亩土地里的杨树。“相当于这30多年没啥效益。”吴七林觉得。

采伐结束后,农户们还要找人“旋地”,用拖着大轮胎的拖拉机带着旋地机器,将土壤上下翻转并混合,把地面整平**。**有时候,他们要亲自下地将地里的木疙瘩捡出来,开沟后再种上5元一株的海棠果树苗和2元一株的山杏树苗。每个步骤都是直接的经济支出——旋地是25元/亩,3000多株树苗花了1万多块,再加上合伙打水井和购买机器的费用,从去年开始,吴七林已经投了3万多元进去。有了这么多前期投入,他也不打算再种植玉米了,而是瞄准了花生这样的经济作物。

**在村民们朴素的账本中,林地应有其经济价值。**2023年以来,随着玉米行情走低、牛肉价格下跌,很多村民的收入衰减。种植经济林能享有一定国家补贴,但拿到手有相当长的时间延宕。政府对存活率有考核指标。如果连续三年存活率在80%以上,那700元/亩的补贴才会按照20%、40%、40%的比例逐年下发。而且,从过往几年的情况看,补贴的发放期在无限延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到农民手中。抓住更新林地尚未长成的生长期,利用林间土地种植更能带来经济利益的作物,是当地农户争取收入的不多指望。

“目前还没有放开的意思。”5月初,前述副镇长对本刊说,“我们也只是负责执法,执行上级命令。”该副镇长透露,林地不让耕种花生是通辽对相关政策的落地。2024年,通辽响应国家生态保护政策,开展了“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专项行动,试图巩固过往多年的沙地治理成果。“歼灭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只剩一小块了,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过去多年,通辽通过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等工程,在荒漠化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从政策决策的角度看,如果放任种植花生,可能会有导致土壤再次沙化的风险。一些农户们也在采访中坦承,种植和采摘花生都需要大型机械作业,确实有“刨地”起沙的风险。

广袤的科尔沁已从早年的草原变成一个重要粮仓

但通过禁绝农民想种的经济作物的方式,是否就能保证树木的成活,达到保护生态的效果呢?农户们认为并不是这样。“没有收益,就没人去林间铲镗抚育了,林子也活不好。”李七英认为,如果不发挥林间种植的经济价值,那树苗在培育阶段就会面临农民丧失积极性。

“从理论上讲,农林复合是不会造成荒漠化的,尤其是幼林期间。因为林地密度不大,如果是林下种植的话有利于固沙。当然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科尔沁当地这些年的气候土壤条件。”朱清科说。他对本刊补充,允许林间种植,会更有利于农民的积极性,“他们是以短养长,因为现在种植经济林暂时没有收益,种花生就是以短期效益去助推更长远的效益。有了短期效益,农民才愿意去经营土地,会对土地有一些保护,比如浇水、除草等。”

盖志毅则表示,现在的内蒙古承担着粮食安全和绿色生态发展的双重重担,这也意味着不能再用过去的情况来划分林地等土地的性质了。“在当下,其实经济林与生态林的概念是可以很好融合的,比如像文冠果树就是一个很好的治沙作物,通辽就有全国最大的文冠果林之一,你很难定义它是生态林还是经济林。”盖志毅说,“林下种植也是实现林业效益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南方很多省份也在做,不能把林业、种植业、畜牧业三者对立起来,它可以是一个生态系统工程。但要怎么去把握这个度,是值得好好去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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