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杀夫”女性辩护｜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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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荆欣雨**

编辑 | 张瑞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去年11月，谷雨发表了《杀夫女性的真实画像》，提到两位女性遭受家暴后反杀了丈夫，在她们被判处死刑后，都是多亏了一位女律师的努力，才得以从死刑改判为死缓。

这个月，在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我们见到了一位这样的女律师。她叫徐维华，今年74岁，曾在妇联工作过，为妇女权益奋斗了大半辈子。她留着短头发，说话中气十足，是那种你一见到她，就愿意把自己受到的伤害、不公的待遇讲述给她的律师，你相信她会尽全力为你讨得公正。

徐维华 ©徐维华

上世纪80年代初，她在全国妇联的法律顾问处工作，为那些因家暴而反杀丈夫的女性奔走，她反复地向法官建议：她们遭受了家暴，她们受尽了屈辱，请慎重判处死刑。

当时，尽管《妇女权益保障法》已经出台，但里面对家暴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和救助措施，法律界、公安系统，乃至整个社会都对家庭暴力缺乏认知。因此，大多数时候，徐维华的努力都失败了，“很多法官只看到一条线，就是被告对被害人施加了暴力，其他的他是看不见的。”

1995年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是个转折点，和许多妇女工作者一样，徐维华真正了解到，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而是一种基于性别文化的暴力，它应该由公权力介入，也需要单独立法。

随后，家庭暴力的概念开始出现在地方性法规之中：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这是中国出台的第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政策文件。2001年修改的婚姻法明确禁止家庭暴力，并规定了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助措施和加害人的法律责任。

2012年，《反家庭暴力法》被列入国家立法规划，并付诸实施。也是这一年，在四川，遭受家庭暴力后杀死了丈夫的李彦被省高院二审判为死刑，并上报到最高法进行死刑复核。因为时间点特殊，这个案子进入了公共视野。有社会各界人士公开签署呼吁书，紧急呼吁最高法“刀下留人”。也有女性发起名为“我不要成为下一个李彦”的行为艺术。

李彦的死刑被最高法发回重审。徐维华和郭建梅一起成了李彦的代理律师，她们会见李彦，走访了当地的妇联和社区，重新搜集了李彦曾遭受家庭暴力的证据。重审法庭上，在男方亲属此起彼伏的辱骂声中，徐维华让李彦举起她曾被丈夫割断的手指，“我说你举着不要放，让大家看。”

辱骂声沉默了。

2015年，李彦案判决由死刑改为死缓。2016年3月，《反家庭暴力法》出台。

纵观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说，身为女性，徐维华为维护女性权益所做的努力，正好契合了一代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契合了不以性别，区分公平正义的时代呼声。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一个健康社会，从上到下合力的结果。以日拱一卒的方式，那些曾经被视为天经地义，又或者无伤大雅的观念、行为，正在经受拷问。表现在法律上，则是徐维华努力为之辩护的女性，她们的痛苦、无奈和伤痕也终于不再被遮蔽。

八年后，徐维华仍在工作。目前，国家对于律师从业年龄没有限制，徐维华觉得，只要自己还思路清晰，讲出来的话站得住脚，论证过程能做到有理有据，她就会继续站在法庭上，为权益受到侵害的女性辩护下去，今年初，她还曾代理我们报道过的出嫁女周宇的案子，“就觉得作为法律人，为妇女事业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体现作为法律人的一点价值。”

以下是徐维华律师的讲述。

我们觉得理所当然要救救这个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家暴作为一个主要的妇女问题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当时我在全国妇联的法律顾问处工作。

当时刑法将家庭暴力（包括轻伤、重伤致人死亡）作为“虐待罪”规定，并常常被当作家庭矛盾、夫妻纠纷等私事，《妇女权益保障法》里也没有对家暴的定义和救助措施等。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我被安排在一个维护妇女权益的论坛做秘书长。在这个论坛上，我第一次听说了“家庭暴力”的说法，知道那是一种基于性别文化的暴力，需要公权力介入，也应该进行专门的立法。也第一次知道了婚内强奸，当时觉得很前卫，因为它毕竟是在婚姻合法外衣的保护下的。

©视觉中国

在妇联接手的非常多的家暴案例中，有一类很特殊，是受到家庭暴力的女性将施暴者反杀，当时媒体称之为“以暴制暴”。有一个发生在河北的案子，一个女孩的老公是当地企业家的儿子，很有钱，但是不务正业，还赌博。结婚之后有一天晚上，她老公回来了，没开灯，和她发生关系，她觉得这个人和她老公不太一样，心里有点狐疑，还是照睡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到第三次的时候，她有点警觉。

她突然拉开灯，发觉不是她老公，那个男的也吓得要死，啪的滚到床底下就跪下了，说她老公跟他们一块赌博赌输了，用老婆来作为赌资。他说这是经过你老公同意的。但是老公同意我不同意啊，凭什么这么来？

她非常愤怒，第二天悄悄准备了剪刀放在枕头底下，这就是冥冥中间的安排，下一次晚上回来，要跟她发生关系的就是她老公，但是她啪一下拿剪刀就捅过去了，捅的就是她老公，失血过多死了。

当时这个案子一审说故意杀人，后果严重，影响恶劣，判了死刑。有一些审判员不同意。女孩家属向省高法上诉，也向妇联反映，我们觉得理所当然要救救这个人。这个女孩子已经受尽了侮辱，这种情况下指控他强奸都可以对吧？女孩子要维护自己的人身权、人格权，我实施的是自卫，有什么不可以？

我们接到其亲属给妇联的求助信和材料，分别转给河北省高院刑庭、最高法刑庭。死刑要最高法院核准，本着保护妇女合法人身权利的目的，分清该女孩“以暴制暴”，是在其夫首先同意他人强奸自己妻子，他的行为事实上构成与他人共同强奸妻子的犯罪，当时我认为，根据案件实际情况，最高法院应当会认真对待，一定不会轻易核准对女孩的死刑。

我打电话联系最高法院刑庭，郑重说明案件的情况和特殊性，提出依法对女孩不判处死刑。接电话的庭长，答应得很好，说这是最高院对本案所进行的第二次审核，我们一定会慎重，严格把关。我们也很放心。但待我从香港参加一个会议回来后一段时间，再联系他们，得知女孩已被执行死刑。内心充斥着悲痛、哀伤，很长时间都觉得我没有能够挽回女孩的生命。

那么年轻的生命，在受尽了被强奸的侮辱，在丈夫再次对她进行性侵害时（因为其不能接受其夫的性行为），她反抗丈夫的侵害，行使的是保卫自己性自由、性尊严的正当、合法的权利，却被判处了死刑。

这么多年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让人感觉不可以接受，也最不能接受的案子。这个案子真的让我憋着情绪，即便反家暴法的出台与实施，都无法释怀。

©视觉中国

还有一个辽宁的案子，女孩子离婚跟前夫分开了，把钱都给了男的，自己带着孩子在一个平房里住，院墙也不是特别高。她是个老师，觉得自己独立把孩子养大没问题，但是前夫总向她要钱，女孩子说我已经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了。前夫说没钱你就跟我睡觉，就摆脱不了他的纠缠。

那天清早男的翻过院墙进到她们的房间，就要跟她发生关系，女的说我已经跟你离婚了，我没这个义务，在这个过程中，东北冬天不是生炉子，女的用火钩子，就那种小铁棍，一下子打过去把他打昏了，后来在做笔录的时候，女孩子说，我一看他还有点鼻息，我就把他打死了。

就这样，被判故意杀人。但我总觉得这跟别的杀人案件不一样，对不对？这个男的向女的要钱，还打她，揪她头发，她肯定要挣扎，要反抗啊。我已经跟你离婚了，我保护我自己的性权利，这是任何法律都应当给予保护的啊。我们对这个案子的工作过程，也跟河北的那个案子一样，最后还是女孩被判处死刑，留下了一个可怜的孩子。

有一个案子，争取的结果还可以。是浙江有个女性，她老公在外是派出所所长，但是在家一分钱都不给她花，对下岗的妻子，长期实施冷暴力，常常因为一点小事，暴打老婆，打人时还拽着她的头发往他家阳台的水泥栏杆上撞。女儿说，他们家的水泥柱上，留下了母亲的斑斑血迹，丝丝头发。后来女的实在忍受不了了，就在外面雇了几个临时工人，想教训一下她老公。

这几个人问打坏了怎么办？老婆就说，那算我的。结果打得太厉害了，失血过多，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这个案子后来有100多个签名，要求严惩这个女性。她的弟弟急了，跑来北京向我们求助。我就联系了媒体，写了内参，后来这个案子判了死缓。

大部分的案子，我们试图“刀下留人”都失败了。很多法官只看到一条线，就是被告对被害人施加了暴力，其他的他是看不见的。

世妇会之后，妇联和一些社会组织都为反家暴作出了很多努力。例如“反家庭暴力网络”，对于反家暴的宣传、培训、社区项目、推动反家暴庇护中心的建立等等工作，世妇会后郭建梅辞去公职，组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开展民间妇女法律援助与服务，接到也接受了很多受暴妇女提供法律援助的要求，扎实办理每一个案件，在妇女中，在社会上，赢得了口碑，也有较大的影响力。

“你举着不要放，

让大家看清楚”

从妇联退休后，我在郭建梅老师创办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现在的千千律师事务所，帮助做些法律援助与服务工作。

郭建梅是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她曾和徐维华在妇联做过同事，是多年的朋友，也是战友。郭建梅曾在杂志社工作，在采访1995年的第四届妇女大会时，受会议上一场主题为“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的演讲感召，几个月后，她就辞职，开始免费为弱势女性群体代理案件。

在千千所，我们代理过几起“以暴制暴”的案子，其中就有李彦案。这个案子的审判期间恰逢《反家庭暴力法》的酝酿期间，所以很典型，也在当时得到过社会各界的推动。

35岁时的李彦

在四川，李彦不顾家人反对，和谭某结婚。结婚没多久，谭某就开始打她，每个月都要爆发几次，轻则扇耳光，重则拳打脚踢，用刀砍。李彦和她母亲找过派出所、妇联和社区，对方都互相踢皮球，没什么用。李彦提出过离婚，还被谭某威胁，“如果再提离婚，就让你家破人亡”。

李彦在谭某盖房子的工地里弄了一个小卖部，里边卖点方便面，炸火腿肠之类的。那天晚上有一个工人来买方便面，李彦很好心，给人家烧了开水，让他泡面，暖和一点。

谭某看见就发疯了，觉得李彦在勾引别人。那天晚上他拿了几粒花生米放在窗户旁边，李彦在洗碗的时候，他就拿自己的火枪瞄花生米，说我一枪撂死你。李彦很害怕，谭某拿着火枪枪托一下就扎在李彦的脚趾盖上，把她的脚趾盖给翻开了。

在这种钻心的疼痛下，李彦觉得日子没法过了，离婚没成，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争执中她拿着枪管就把谭某敲晕了，后来她越想越害怕，就给谭某打死了，并对尸体进行分尸。

李彦

案发是2010年，2011年8月资阳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定李彦犯故意杀人罪。（注：法院认为李彦向派出所、妇联反映遭受家庭暴力的情况登记，都是她独自反映，没得到谭某的印证，因而，家庭暴力的证据不足。）一年后的二审维持了原判。

李彦的弟弟到北京求助，跑了很多律师事务所，没有人接，他已经非常灰心，买好回四川的机票了。后来他在报纸上看到千千代理过一个类似的案件，就给我们打电话，接电话的同事一听，就说，这个案子的量刑重了。那边李彦弟弟一听有救了，有希望了，他说我马上到你那边咨询一下行吗？

他第二天过来了。郭建梅老师听完，觉得应当接受该案，她决定她和我一起为李彦案件辩护。在李彦由最高院进行死刑复核的阶段，案件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与重视，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人大代表都为此发声，这为我们进入案件辩护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支持。同时，我们也到四川李彦生活、工作、案件发生的地方，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掌握了新的证据和事实，为做好辩护奠定了基础。

当我们会见李彦时，她状态还可以，没有很颓废，有求生愿望，表达问题很清楚，事实说得很明白，她的感受也谈得很深刻、很感人。李彦在婚内一直遭受的暴力与虐待。她常常被烟头烫，被不锈钢衣架打，甚至在做完刮宫手术的当晚也被强迫发生性关系。烟头烫在身上时，谭某就威逼她对外人撒谎，是做菜的油炸到了。她曾很隐晦地告诉社区干部，她的阴私部位有伤，但是没人在意，也没有人施以援手。

2014年6月，案子的死刑复核没有通过，被发回二审法院重审。

11月，二审重新开庭，我认为此次重审，事关李彦是否能够重生，是否能够争取一丝希望，是否能够打动法官，作为辩护人，必须敏锐，临场不乱，针锋相对，为李彦争取所能争取的机会，用证据改变对李彦的不利指控，全神贯注地为李彦的新生拼一把。

当向法庭展示李彦被家暴伤害时，我请求审判长给与李彦出示受伤害部位证据的机会，经审判长同意，我跟李彦说，请将你的手举起来，给大家看看，你手上的那个断指，是怎么回事，向审判长、向法庭说一说，不要遗漏。李彦高高地举起她断指的手，开始向法庭讲述断指的情况与过程。

有朋友告知李彦，发现谭某在一个私密场所密会一个女人。李彦到那个地方，找到谭某。回家后，谭某问她，刚才你是用哪个手指指着那个女人的？李彦说，是左手。他再问，是哪个指头。李彦伸出了左手中指。谭某站在李彦的左侧，右手拿起菜刀，一刀把她左中指剁掉一节。对外人，李彦说手指是她不小心在切肉时自己砍断的。

本来法庭上有好多谭某的亲戚朋友，一直在说方言，后来审判长告诉我是他们在用很难听的话辱骂我，我想反正听不懂，任他们骂去又何妨。李彦把手指举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声音都没了。我跟李彦说，“你举着不要放，让大家看清楚。”

但凡过得下去，她不会做成这样子，她实在是忍无可忍。当然对于被害人的逝去我们表示歉意，作为一个生命，任何人无权去剥夺对吧？但是在这个案件中间，他既是一个受害人，又是加害人。

针对侮辱尸体的指控，我们认为这是李彦逃避的一种手段，她没有主观想要侮辱，她只是想要去逃避。我们希望司法部门能慎重考虑量刑。

2015年2月，终审判决书称，李彦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所有的人都为此感到庆幸，深感挽救了一条生命，反家暴同样成为审判员守护妇女的一条的利器。

©视觉中国

2016年3月，《反家庭暴力法》出台了。在这之前，李彦还曾通过辩护律师提出了自己对于草案的修改意见。我没再见过李彦，她后来还有获得减刑。当时她特别担心自己的女儿，我们都跟她说，你关心好自己，你好了，女儿长大后，一定能自立自强。时间很快，李彦案件一晃就过去那么多年了。

希望像李彦那样遭受家暴“以暴制暴”成为被告的妇女，能够得到反家暴的保障，得到司法的守护，远离暴力，远离伤害。

体现咱作为人的一点价值

1971年我参加工作，在公安系统，几年后被调去妇联做党政工作，当时觉得妇联的工作婆婆妈妈的，我也没到妇女的年龄，和妇女也没什么联系。

1977年，我被推荐上了大学，学的是法律。毕业那会，全国各个院校法学教学人员青黄不接，迫切地需要一些年轻教师，我就被分配到杭州大学教法律系刑法室。当时正赶上全国恢复刑事案件辩护制度的时间点，各地成立了法律顾问处，那时候还不叫律师，叫法律顾问。

©徐维华

我作为法律顾问参与的第一个案件就是为一个女性被告辩护，她长期被人在道德上污蔑，把对方给杀了。开庭在萧山的一个大会堂里，有一万多人旁听，还有人扒在窗户上看。我很紧张，因为不知道辩护的流程是什么，觉得这条人命压在我的肩上，我背负着这个责任。

最后这个案件判决有变轻。本来是要把这个女的死刑立即执行，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辩，最后判处了死刑，但没有立即执行。

两年后，我去浙江的监狱办事，当时正在和管教聊天，很多犯人刚吃完饭，在劳动，一下子就遇到了这个姑娘。现在搞不好她已经出狱了，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再后来，全国妇联成立了法律顾问处，这时候对妇联没那么抗拒了，觉得用法律维护妇女权益是个很好的事情。

1985年，律师制度已经很成熟了，我有案件辩护、代理的经历和经验，经北京市司法局申批同意，获得了律师资格。我的律师证序号是822号。

到了妇联以后，八十年代妇联最关注的妇女问题是拐卖，主要工作是与公安部联合，制止拐卖，还有参与制定《妇女权益保障法》，那时候就和建梅一起。

我们从1984年开始酝酿、起草《妇女权益保障法》，经过数年的调查研讨，到91年出台，我们请专家，跟全国人大立法调研，反复修改用了6年多时间，我很有成就感。我们能做的事情，当然只能是自己职权之内的事情，我也不能挽救全人类，是吧？

而且法律不仅仅保护的是妇女的人身权利和家庭权利，还要保护她们政治上的参与权、话语权，这也特别重要，在单位里，女性参与领导岗位应该有相应的比例，这是不能回避的。

经济权利主要是同工同酬，然后比如说提拔，参加培训或者是相关的工作中的权利，也应该跟男职工一样。女性受教育的权利，现在你看女孩子上学就成了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

在妇联工作到后期，会有种无力感，努力得多，投入得多，结果总是和自己的期待不一样。54岁，我提前退休了。

©徐维华

在公安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能在那服务一辈子，就很高兴了，当老师，我也觉得能当一辈子，根本没想到后来去做律师。工作把你像大浪淘沙一样弄到各种地方，已经走完了人生的大半辈子。

退休后本来想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结果建梅就问我，要不来我这？我没犹豫就来了，就觉得作为法律人，为妇女事业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体现咱作为人的一点价值。反正我这人当不了官，挣不了什么大钱。

李彦案之后，我们本来以为类似的案件都会从轻量刑，但是结果也没有那么乐观，很多案子的判决还是很机械。我觉得法律虽然是冰冷的条文，但是执行法律的人你是有热血的身躯，你的理解赋予没有生命、冰冷的法条以生命，案件背后有更深层的家庭暴力的问题，可能别人看不见，但你能够用你的眼睛去看见，为什么不去做呢？

近几年我还办过一个“以暴制暴”的案子，是山东一个女孩长期遭受丈夫的暴力虐待，然后给丈夫服用了安眠药，把他杀了。这个案子判了八年，还算得当。哎，这个案子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了，越早的案件反而记得越清晰。

这两年我还为不少“出嫁女”辩护，有一个湖北的案子，我和建梅去找市委书记，我说女性的土地权益问题不解决，当地的官员是不是尽到了责任？村里的村支书（在出嫁女问题上）搞公投，那公投不都是男性多吗？好意思吗？

律师没有年龄限制，只要我的观点还站得住脚，论证过程中没有胡言乱语，我表达的东西还能被别人接受，就还可以继续。

我经常会想起河北那个被判死刑的姑娘，怎么想起来的不知道，现在一说那就想起来，或者哪天有人来反映类似的情况，又会想起来。会想如果一切不一样的话，这个姑娘现在可能有一个很美满的生活。 （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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