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为武汉独居老人送菜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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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急的江城菜架

2月26日，陈小鱼在武汉志愿团队信息交流群里，遇见了“为武汉独居老人送菜”志愿项目的发起人许无。此后，陈小鱼加入其中配合许无。

陈小鱼觉得，许无这个人像个谜语——他注重隐私，你无法轻易从网络上获知他的个人信息。在志愿活动中，他使用的是微博小号，但还是有不少粉丝。作为志愿者，他拒绝接受募捐，自己花了几万块帮助老人。

许无的谨慎绝大部分来自于作为法律工作者的自觉。他是专攻劳动仲裁的律师，不接受募捐是因为他很清楚，“有法律风险的”。募捐后需要公开账目明细，他说自己“懒得记账”。

一开始，武汉人许无没想过做志愿者。“封城”后，有朋友发求助信息，正好身边有记者在做志愿者，他就转发给记者，可求助信息越来越多，一来二去显得繁琐，记者索性把他拉入了伙。

相比于其他千人规模的民间志愿组织，这个20来人的小团体比较松散，不分部门，也不搞宣传。他们接受各种类型的求助，来一个解决一个。到了2月下旬，独居老人缺食品的日常需求就浮现出来。

大型商超不对个人开放，许无和朋友们只能去找那种小型超市。这个时期任何菜都不愁卖，但他们跟老板说好，老板不收他们高价，也一定会给他们留菜。

一家爱心企业找到许无，委托他对接65岁以上的老人、低保户、残疾人士和军烈属，为他们提供援助。通过许无对接，他们捐来蔬菜粮油，每一批物资都在10吨以上，用蓝色的大货车从重庆运来，望过去尽是胖胖的萝卜和圆滚滚的卷心莲白。

有些爷爷奶奶关在家里吃素菜吃得人都苕了（方言，傻了），听说许无在为老人送菜，打电话给他：“我们想吃肉，家里面有菜，但是我想吃排骨。”有阿姨说：“我看电视上都是跟志愿者说要吃水果，就去买水果来，你们怎么不给我买？” 还有的要吃红糖馒头，或者让他捎一副扑克来。

他哭笑不得，只能说：“点菜是做不到的。” 他们主要送去的是新鲜蔬菜，以此保证老人们基本的生活。

也有紧急状况存在。3月2日，他们收到老人消息，说家里已经两天没有米了，“老人已经饿得不行了。”许无的电话打到老人所在的街道办分管领导那里，对方立刻跑过去送了菜和米。

还有一位56岁的Paul先生，因为无法使用线上支付而陷入困境。2000年，Paul先生移居香港，父母留在武汉，去年12月中旬，他为了照顾病重的父亲回到家乡武汉，留守至今。

他的生活方式早已和内地脱轨。“封城”初期还能出门用现金采购食材，武汉小区全面封闭一周后，Paul先生家中余粮告尽。

封闭中的武汉小区丨受访者供图

“2月27号，我觉得实在是没办法了，硬着头皮要出去想办法了。”

Paul先生绕着离家200米远的农贸市场转了一个小时，市场上并无店家营业，他一间间叩开店门，问住在里面的人能不能匀一点食物出来。Paul先生形容自己“就像灾民讨饭一样”。一个店主听他说家中有老人，把自己存下来的八块豆腐分了一半给他。

提着人家匀的豆腐走回小区楼下，社区的工作人员穿着白色防护服告诉他，可以在本子上登记食物需求，社区可以帮忙购买。他并不完全相信，但还是写下“两袋速冻水饺和两袋速冻汤圆”。没想到，四个小时后，他们真的帮他买回来了。

这是Paul先生第一次尝试跟社区联络，但他始终感觉“不顺畅”，社区能买到什么是什么，自己想订购的食品几乎都没有。

就在那天晚上，通过朋友的推荐，他找到“为武汉独居老人送菜”项目的另一个志愿者Sophie。最终，Sophie也没有办法为Paul先生买来他想要的东西，但向他解释了如何跟内地的社区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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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补丁

Sophie是武汉一所国际学校的高中老师，也是陈小鱼的学姐。项目开展初期，陈小鱼缺人手，Sophie是一个可信赖的同伴。

对他们而言，Paul先生和他的父母并不属于目标对象：老人并非独居，社区也在提供帮助。在所有发来信息的求助者中，这一类“非目标人群”占到97%以上。

Sophie会教这些老人如何参与社区团菜和使用外卖跑腿。至于无法线上支付的Paul先生，Sophie则告诉他要相信社区，“站在楼底下的那些工作人员是我们最信任的人”。

这句话并非敷衍。2月29日，Sophie接到一名家属求助，说老人独居且行动不便。那位老人住在一个“还建房”（安置拆迁户的一种居住用房）内，位置很难描述，Sophie打电话到他片区的居委会，想找到具体负责的网格员。

接电话的人听起来是居委会负责人，说：“你等着，我把网格员给你找来。” 对方把电话放下，Sophie听见他在电话那头很大声地叫了一个人，说：“你过来！你这里怎么还有个人没有解决？”

Sophie在电话这头都能感受到负责人的火气，她很怕网格员有情绪。可是网格员来接电话时态度竟出奇地好，他说：“你好，怎么了？”

听完描述，网格员准确说出了老人的名字，他前两天还上门送过菜。他说老人坐轮椅，生活没法自理，在禁止外部人员进出的情况下，社区特事特办，允许老人的钟点工两天上一次门，照顾他。老人家属反而对这些近况一无所知。

陈小鱼第一次打电话给李牧狄时，问她你在哪个社区，李牧狄也警惕得很：“你们是不是要举报社区的工作人员？你们不要这样，他们很累的，很辛苦。”

对于陈小鱼和Sophie而言，这是对“社区”刻板印象的一次纠偏，“既然他们做事情了，我们就要告诉更多的人，他们真的在做事情。”

许无也听说，一位50来岁的社区工作人员，曾接电话接到崩溃大哭。“有的社区（人员大量）辞职之后剩下一二十个人，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天接几百个电话。他们确实忙不过来。” 他说。

而这群年轻人也在做出自己的努力，重点聚焦在社区未能覆盖的区域，穿行于工作人员的疏漏和力不能及的间隙。

独居老人大多出生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饮食很能将就，也不愿意麻烦别人，跟他们交流需要花些心思。Sophie有次打电话给一位老人，老人不知道家属向志愿者求助的事情，还没说上两句话就想挂电话，老人说：“我每天就还好，不是蛮饿。” Sophie问他吃的什么，他说：“我就随便吃一点，我在家都不开火的。”

Sophie慢慢问下去，诀窍就是跟老人“耍宝”，像小孩儿缠着爷爷奶奶一样的语气。老人逐渐愿意讲一点，说家里面条不太够，菜也快没有了。再进一步，他们就放下更多防备心，说“我牙齿不是很好，可能要吃点糊糊那种东西”。

志愿者给老人买的菜丨图源受访者微博

Paul先生在3月4日领到了救灾食品，有一些榨菜和水果，3月8日，社区还打电话给他父母，说要给八十岁以上的老人送一只冰鲜鸡。

他曾经问Sophie可不可以加入他们，也成为一名志愿者。Paul先生对这些年轻人心存感激，他认为弱势群体能够被关注到，会真正体现一座城市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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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了安抚自己的情绪，和高尚没啥关系”

对Sophie来说，这原本会成为一个完美假期。她早已订好机票，要去澳洲参加好朋友的婚礼，并作为见证人上台致辞。她选好了礼服，柔粉色的绸缎，试穿时拍了照，笑起来很美。

1月23日，武汉“封城”，一切计划归零。“封城”第二天，她开始制作私人电台，以“武汉加油”为主题，第一期录了十几遍，总是念着念着就哭了，播出的那一版声音都是沙哑的。

每天睡前，她都在朋友圈里打卡，讲述这一天值得高兴的事情，她说想做那个“把希望保持住”的人，没有必要再增加一份痛苦。

但她还是无法控制地失眠，度过了很多个直到凌晨三点才能入睡的日子。都说宅在家里就是做贡献，但Sophie始终焦虑，觉得那还不够，直到学弟陈小鱼邀请她加入送菜行动，她终于找到安放自己的出口。

日子重新变得有序，就连周末她也会很早起床，因为心里着急，还有电话没有打。即使在家里，她也会换下睡衣穿上外出的衣服，把齐刘海卷好定型，她告诉自己：“不要忘了，那才是我们正常的生活。”

志愿者Sophie丨受访者供图

疫情解构了整个城市的秩序。许无也第一次在武汉的家里停留这么久，以前365天他多半都在外地出差。职业为他带来可观的收入，但有时也让他陷入良知与职业性之间的取舍。

作为律师，他免不了会见到死者家属，通常是站在那些人的对立面，和他们谈判。有的家属会冲上来揪住他的衣领直视他的眼睛，还有的带着年幼的小孩，见面之后就跪倒在跟前。

在做志愿者的过程里，他负担了整个团队的开销，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一次，职业性被排除了，他只需要顺应自己的良知。

陈小鱼加入的另一个志愿小组里，聚集着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有个叫陈知白的小伙伴聊过参与志愿组织的理由：“主要就是为了安抚自己的情绪，真的和高尚没啥关系。” 

她说：“我也需要世界，大年夜的那天晚上，我把当天收到的红包尽数捐给了另一个志愿者团队让他们去买物资，但是光捐钱还是不够爽，隐隐约约有种隔岸观火的感觉，必须亲身参与，才能抵消这种莫名的内疚。”

陈小鱼也有同感。疫情发生后，武汉的酒吧无法再营业，大量时间空出来，他一开始用看书和观影去填补，安宁自在。但当他知道家里长辈六十年都没有经历过“封城”这种事情时，身在疫区中心的陈小鱼选择参与进这个世界。

独居老人是真正的边缘群体，陈小鱼自己身上也贴着“性少数群体”的标签，他知道被遗忘是什么滋味，同理心把他和那些老人联系在一起。

李牧狄就是位讨人喜欢的老太太，陈小鱼约好要在疫情结束后去探望她。

李牧狄最要好的表哥确诊新冠肺炎在金银潭医院去世，没能迈入新年。但生活仍要继续。她密切关注着疫情发展，手机坏了，就用iPad上网看新闻，认认真真地配文转发。

要是问她为什么关心这些，她会一本正经地说：“我告诉你，虽然我在世上活不久，但是世上还有很多年轻人要活着。我希望，他们可以活得更好噻。”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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