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地级市报纸的那一年｜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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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渔渔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从在市政府门口等一辆公务车开始的。

下午两点开始视察活动，时间刚到，政府大厅的玻璃旋转门打开，几个人迎面出来，打头的那位很显眼，是市长，已经提前在报纸上见过。

公务车像辆小型面包车，但有自己的规格和制式，上车后市长坐在最前排的位置，那个带了桌子的椅子。桌上有水、纸笔，每个座椅背后的网篮里也放了瓶装的矿泉水。等领导们全部上车，我跟着电视台的摄像大哥迅速溜到最后排，没人跟我们打招呼，甚至没有一个眼神，仿佛我们是空气。

这是次例行的市长检查，第一站，到市里一处水产市场视察安全卫生。到地下车，市场的几位负责人已经站在门口迎接，边走边跟市长介绍情况。市长在一些海鲜摊位前驻足，或者走进店里跟店主交谈。一排排海鲜池里冒起不断升腾的气泡，把店面衬得更窄。一群人跟着鱼贯进入，我拿着笔和笔记本紧跟市长左右，试图听清他们在说什么。

从第一家店出来，摄像大哥叫住我，指了指市长：“别靠他太近，你俩都要同框了”。一回想我刚才的举动，大概耳朵都要贴到了市长脸上。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不用仔细听，事后市长秘书会提供通稿，哪怕没有文字材料，也会有详细的视察流程、地址、每个点的视察内容，如果是走访个人或企业也会有相关信息。写这样的程式化通讯稿有固定套路，只要记清楚地点名字，按照先后顺序一罗列，加上一些连接词、套话就能完成。等审核通过，登上第二天日报头版头条。

我忘了那天还视察过什么地方，只记得跟着人流上车、下车，兜一圈回到市政府门口。不过我工作的地点不是政府部门，而是距此五分钟路程的报社。

政府大楼搬迁到新城后修得很气派，作为市级媒体自然挨在旁边。25层高的报社坐落在新街区，和旁边十几幢银行和公司大楼比肩。到了夜晚，刻有报社名字的红色灯箱在楼顶闪光，像茫茫黑夜的一个坐标。

那是2020年。在做这份工作以前，在我出生的家乡生活了十几年也不知道本地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名字。而在报社，四大班子领导人的名字排序被贴在每个人的办公桌上，新闻稿里的头衔和名字先后顺序、不同人的版面位置有讲究，比如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新闻都要放头版，但市委书记的要在更上面，弄错一点都是重大事故。

第一次采访以跟市长贴太近而尴尬告终。其实我本没有资格去跟市长活动，只是刚入报社还在见习期，没被分配条线，部门主任暂时让专跑市长活动的记者带我。

我被分到了日报的时政要闻部，除了主任和一个即将退休的老记者，部门9个人里，只有跑市长活动的A记者是男性。三十出头的年纪，能跑市长活动，意味着他已经是潜在接班人。其他记者没什么异议，都说：“毕竟他是男的”，潜台词是这么重要的活儿当然要给他。

可接班人的位置并没有留住他。我来后不久，他就跳槽去了当地资金雄厚的旅游开发公司做宣传。大家又很理解地说：“毕竟他结婚了，还要养家”，似乎报社这样的工资水平开给女员工可以，但对男员工来说却不够。

部门里只有我一个90后，其他记者都是本地人，或者是从上大学开始就留在这里。而经历考研失败和疫情时期的艰难求职，我误打误撞来到这里，像是经历一场放逐，堕入一张陌生的社会关系网，而对于媒体的祛魅从此刻才刚刚开始。

后来我又跟了很多次市领导会议。

会议总是很多，流程相似。进门领材料，听领导念材料，领导念完了就讲几句鼓励大家工作加油干之类的话，大家鼓掌，会议结束。

有一次举行专题学习会，会议厅里黑压压坐满了人，黑衣黑裤、公文包，在一众平头里偶尔能看到几个长发，女士也穿着黑白灰。

几个领导坐在台前，对着话筒和讲稿轮番滔滔不绝。戴着白手套的后勤人员在中途端着保温壶进来续茶，一次、两次、三次，会议结束。一开会就是坐一上午或者一下午，不得不说领导的膀胱真的很优秀。

电视台的摄像大哥在会议开始前就来架好了机器，拍到几个领导讲话的大头像和会议现场的画面就准备走。

“明天出吧？”他走之前拍拍坐在最后排不起眼位置的我。日报的稿子会比电视新闻出得早，他想用我写的文字配画外音。我点点头，装作已经听懂这个会在讲什么的样子。

其实我在走神。那些空洞而宏大的发言像水汽，经过话筒传出来，刚飘到空气里就蒸发了。我看到现场不少人和我一样，不是在悄悄低头看手机，就是昏昏欲睡。

落到纸面，会议的内容就成了：“xxx指出要找准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聚焦大事、关注实事、紧盯难事，深入调查研究，拿出更多有价值、有分量、有见地的履职成果。”好像写了很多，又感觉啥也没写。

主任说，日报的稿件“要站在全市的高度”。刚开始我写不出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资历深的记者教我，从以前类似的稿子里“借鉴”，有的甚至直接抄过来也不违和。久而久之，大脑也像经过自我学习和进化的AI，储备了大量词汇——凡要说明事情很重要必是“大考”、凡是检查什么设施就是“大体检”、凡加大力度就是“重拳出击”、联合整治行动就是“联合作战”。“提升”“促进”“推动”“齐发力”“高标准”“严要求”，这些词放到哪里都是“万金油”般的存在。

好像写八股文，我开始怀疑这份工作存在的意义。现在还有谁会从报刊亭买一份报纸来读呢？就算有，这个四百字的豆腐块也没什么好看的。学生时代被那些特稿作品和精彩的采访故事感染，没想到等自己当记者时只能被框定在既有的叙事逻辑里，动弹不得。

我以为等我有了条线之后就能写更多有现场、有采访的稿子，而在被分配了条线后，才发现面临更大的难题——找选题。

日报出版像车轮一样滚滚循环。每天下午三点交稿，五点报第二天的选题，第二天继续采访，周而复始。稿件数量和工分、工资直接挂钩，报社还会根据工分高低给每个记者排名。贴在公告栏里的排名表像学生时代贴在教室黑板旁的月考成绩单，多看一眼都会心悸。

我被分配到的条线是交通。从前只听说过跑社会新闻、医疗、突发的记者，交通？我一脸茫然。

主任给了我一些条线上对接人的联系方式，都是交通局下属部门里宣传科室的负责人。公交集团、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运管处、港航处……好多部门，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厘清交通局的组织架构和这些人之间的亲疏关系。

从前我以为记者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实际上我只是负责宣传政府事务的乙方。就算日报的调性和市场化媒体不同，按理说我们和政府的关系至少是合作，负责宣传的人需要日报去推广他们的工作，我们也需要他们提供线索写稿。但最终定性定调的是他们，给通稿、审稿的也是他们。

有段时间交管部门开展非法营运整治行动，整整一个月都在抓违法网约车和无证货运车，行动代号响当当：春雷行动。我跟着执法人员到景区门口抓黑车，正好碰到辆私家车车主接私活。在稿子里，我写在执法人员的教育下，被抓司机后悔不已，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接受了处罚。实际上他当时骂骂咧咧，后悔的可能只是自己运气不好被发现了。等到全市开展船舶码头专项整改，在码头，那些排污量超标的船舶被起重机吊起，送到专门的工厂拆除，它们最终变成了一串彰显整改成果的数字。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搞不清什么才是真实，这些宣传的内容总是夸大其词。而每天一篇稿子的kpi像鞭子一样在身后抽，催得人来不及细想，只能模仿和复制那些陈词滥调。就算我想写得稍微有点新意，也会在提交审核后被全部删掉。上学时我们还在讨论记者是否应该拒绝让采访对象审稿，工作后才发现事前审稿已经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

报道这些事情也有节点，要么是刚开始，报道活动“打响第一枪”；要么是中途，写出现的典型案例；要么是行动结束，歌颂成果。除了这些时间节点外，很多时候我都找不到选题。

小城市的新鲜事太少了，要获得信息，只能依赖政府部门。为了和条线上的人搞好关系，每周一早，我先在微信上跟好几个宣传负责人打招呼，开头卑微地叫声“姐”，然后小心翼翼地问：“这周你们有啥要重点宣传的吗？有没有可以报道一下的？之前说的xxx有没有新的案例/进展呀？”我觉得自己像个乞丐，到处乞讨：给点吧给点选题吧。

有一次和晚报、电视台跑交通的记者一起吃饭，说起交通部门里的G姓对接人总是很磨叽，审稿慢、对记者爱答不理，他们叫他：G娘娘。“真不好伺候”，大家感慨。

不好伺候的不只是部门里的人，还有报社领导。G娘娘们总是希望我尽可能用较长的篇幅来写他们的工作成效，但主任有自己的判断，他觉得不重要的就会让我把交上去的稿子砍掉大半，还指责我写超了字数，一般一篇稿子只能写四五百字。而G只会觉得我不配合，下次就不给我好脸色。对于那时初入社会的我来说，比写稿更难的是处理这种关系，感觉被夹在了中间，不知所措。

其他记者手里一般都有两三个条线，主任只给了我交通这一条，是之前离职的男记者A遗留的。他觉得我资历浅，美其名曰锻炼我发掘新闻的能力，说：“你单跑这一条都不一定有A之前跑得好”。

有记者私下对我表示同情：“这样你怎么吃得饱呢？”但当时我唯唯诺诺，觉得这事儿不合理但也不敢反驳，甚至觉得找不到选题或许真的是自己的问题，是不是还不够努力？是不是太内向，还不够主动去问？还为主任操起心来，毕竟一个萝卜一个坑，其他条线都有人跑了，让谁拿出来都不好。

那时的我也还以教科书上的新闻价值为标杆，没有参透日报的选题要在标杆之下找。

有次专跑房管和住建条线的S记者报了一个“去工地参加市住建局组织的智慧工地VR虚拟观摩活动”的选题，主任让我和她一起。

我想智慧工地应该非常高大上吧，可到了一处住宅工地现场，看到VR体验装置被放在临时的活动板房里，房间只有三十平左右，门打开，霉味扑面而来。负责人调试了很久的设备，打不开。草草参观一圈，只花了不到10分钟。看来只有在活动时的工地才是智慧工地。而且负责人透露，活动早在一个周前就已经举办了，可S记者在第二天即将发的稿子上写了“昨日”。

我好像窥见了她的稿件数量总是遥遥领先的秘密，活动举办时她来不及采，后面为了多报题又找这件事来凑。当时我们还不熟，采访结束的返程路上她才告诉我，这样的新闻她一般不会去现场，拿相关方给的通稿改一改就能交差，这样她一天能写两篇。“一篇豆腐块文章五百多字才赚几十块钱，去现场油费都不够的”，S说。

不止S一个人，但凡能拿到通稿，记者们能不去现场就不去现场，只有主任被蒙在鼓里。

而小事经过“包装”，也能成为选题，登上报纸。像冬天公交司机自掏腰包给乘客座椅装上棉垫、清明假期汽车票开启预售方便祭扫这样的小小“正能量”，原本我不觉得是值得报的选题，没想到写出来后主任很满意。

原来但凡是夸有关部门做得好的，哪怕再小，都可以见报。后来看到机场入口处新增了些绿植假山，我学会了联系机场负责人了解情况，写了一篇《机场园林式景观扮靓“城市窗口”》。因为机场是“城市的名片/窗口”，绿化升级改造就成了“大事”。

至于负面消息，则完全没有刊登的余地。刚来报社时本地发生过一起学校老师贪污学生伙食费的事情，纪委已经定性，我去问A记者，这件事我们会不会写，哪怕只是说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再摘点通报上的话。他对我的问题感到惊讶，说：“以宣传部门工作和正能量为主”。

我好像没眼力见儿，参不透这些不言自明的规则，后来才学会无视，仿佛这样的事从没发生过。

在评选全国文明城市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市肯定能评上，结果遭遇滑铁卢，名单公布了，全省只有本市不文明。

消息出来当天夜班编辑惊呼：“明天头版还做啥啊，这就是今天最大的新闻！”办公室里一时间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当晚网易新闻发了篇稿子，标题特别损：xx省除xx外的xx个设区市均获得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链接在记者群里广为流传。

各个单位纷纷进行文明城市建设整改提升工作部署。之后是各部门领导连夜走访巡查，记者们都被要求去报道积极整改的成效。有天一位记者发了条朋友圈调侃：XX花园的狗，你可知道今晚有多少人为你加班。

此前已有流言传开：这次没评上文明城市是因为一条狗。有个居民晚上遛狗没牵绳，狗窜出来和前来视察的检查组领导迎面撞上。结果第二天我们就接到通知：朋友圈禁止发布、评论、转发跟狗有关的内容。

那两个星期跑市政条线的记者忙疯了，连我条线上也开展了一个“评选10辆文明样板出租车”的活动。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整件事的荒谬，日报像个过滤器，负面新闻要么被自动过滤，要么在里面滚一圈，再以非常正面，甚至是骄傲的语气被报道出来。

既然稿子的内容、风格我都无法决定，也没法像S记者那样坦然地改通稿，后来我对自己的要求仅仅是，至少要去现场。

五一劳动节前，照例要写一批劳模候选人。在众多人的事迹材料里，我看到一个90后的女生——全国少有的地铁挖掘盾构机的女司机。

这是我想写的人。我打电话到她所在的建筑局，负责人告诉我她正在邻市建地铁的项目工地上，最近回不来。一位记者建议我拿她的事迹材料改改交差，内容已经够多了。我不死心，没过几天又问了一遍，正好赶上她那天下午回本市。

建筑局里摆着一台还没投入使用的盾构机，她个头小小的，坐在只够刚刚转身的3平方驾驶室里，向我展示怎么操作这个五百吨的大块头，把一条地铁隧道挖通。每天有12个小时她都要待在不通风的地下，夏天里面的温度到了39度。冬天又冷，隧道越挖越深，午餐从地面上送下来，吃上时已经凉了。

她说最大的困难是无法上厕所，男生可以就地解决，她只能选择少喝水，这也是为什么这项工作很少有女孩做。因为喜欢数学，她学了土木工程，不服气别人说她干这个“坚持不了一个月”，结果现在成了老师傅口中的“大侠”。

主任大概觉得这个选题比较独特，当晚就叫我写出来，第二天作为劳动节专栏的第一篇发表。等到夜班编辑打电话找我确认最后的标题，已经是晚上11点半。

即使是劳动者的故事，主题也必须是宏大的：她有“工匠精神”，希望成为一流的城市轨道建设者。这些被加上的话，把她拔高到了伟光正的地步。

其实我更想写的是她遭遇的无奈与选择，如何在一群男性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可惜立体复杂的人在日报从来都不存在，我在日记里写：“我不喜欢新闻里的她，我喜欢真实的她”。

去了现场，结果呢？反正最后的成稿也跟事迹材料如出一辙。那些不去现场的记者，我原本以为她们只是懒，只图省事多赚钱，可是不是最开始她们也是去现场的？只是比我提早发现了这个真相。日报真是个让人不自觉就变成自己讨厌的人的地方。

不过跟八股文一样的会议稿和四百字的豆腐块比起来，这已经是我在这份工作里写得比较满意的稿子。总编第一次夸我写得好。那时我还有很深的好学生心态，哪怕讨厌这套评价体系，也希望得到认可，这朵“小红花”让我开心了很久。

而这样的故事顶多也只能写1200字。因为她们只是“小人物”，能被头版头条报道的，从来都是政府的重点工作和那些上头的指示。

在报社面试时，我就被问到“你如何看待长三角一体化”，接手了交通条线，但凡和“长三角一体化”挂钩的消息就可以大书特书，如果写少了还会被主任骂。聪明的记者可以做到“听风就是雨”，把还没谱的事儿写成大稿。更靠前的版面、更高的稿件评级、更多的稿费似乎都在诱惑我们：快夸大事实吧。

有段时间上面发了一个珍惜粮食的倡导，过几天本市报纸上就全都是关于光盘行动的报道了。正好部门聚餐，图片记者马上想到摆拍一张我们吃饭光盘的餐桌。我惊讶这也能行，标题就是“‘光盘行动’正成为x城就餐新风尚”，真的成风尚了吗？看图片是成了。

后来我已经能大概判断哪些事情是报社青睐的选题，忍着恶心写那些不想写的东西，更多的还是焦虑，有时候做梦会梦到自己在宣传科的办公室里点头哈腰。每次能到点报题，都有一种感觉——又能活过一天。虽然不知道后天的选题在哪里，但至少现在不用愁了。

我会期盼小长假的到来，不是因为放假，而是每到假期我就能去高铁站、机场走一圈，拿到一个交通枢纽客流量又创历史新高的数据，写写现场人流的场面，填上第二天的版面。在节假日开始前，还可以先把计划增开车次、预计客流情况写一遍，这样又报出了一个选题。

2020年的春节前夕，我写了8篇春运“故事”，那些典型的、像小品一样的故事：火车站送给旅客对联福字、90后高铁检票员手绘防疫提示卡、高铁客运员提供暖心服务受助者记挂两年专程来道谢、过年来当地旅游的游客对本地景点称赞有加……

那段时间一旦报不出选题，主任就说：“去火车站看看”。我委婉地表达已经写得够多了，内心其实在呐喊：这种新闻到底有谁爱看啊。他只是说：“你不要预设，去了才知道”。

记者们大概都苦选题久矣。S记者跟我说过一个比喻，我们记者其实跟外卖小哥一样，只是看起来高级一点，基本工资都很低，靠计件工资为生，“甚至还不如送外卖的，至少人家有单可派，我们连单都要自己找”。

直到有一周，即将退休的那位男记者有事请假，我暂时接手了他跑的条线。才发现原来不是所有条线的选题都那么难找，资历最深的人已经牢牢地把最轻松的活握在了自己手里。

他的条线上有好多会，那一周我过得有多舒坦，不用再求爷爷告奶奶地找选题，每天都被会议通知安排得明明白白。上午不用去报社，听完会找个咖啡店看书或干自己的事，中午回报社食堂混一顿免费的午饭。有时候会议在市政府下属的酒店开，还能蹭到一顿丰盛的自助餐。下午写稿用不了一个小时，写完上传采编系统、排版好发布到App，然后坐等下班，五点钟一到走人。

我再也不觉得跑会议是件痛苦的事了。以前我怀疑为什么有那么多无聊的会，媒体为什么要报这些无聊的会，但那周我理解了什么是“存在即合理”。要是没有会，有多少公务员要失业，有多少记者半夜为选题想秃了头。比起编空话的新闻稿，还是会议稿的空话更直白、更好编。

报社的环境像温水煮蛙，痛苦忍受得多了，要么人会变得迟钝、麻木，直到最后没有知觉；要么只能因为无法忍受而出走。

从毕业时拖着行李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经历一整个春夏秋冬，在第二年的几乎同一时间，我辞职了。分离总是在夏天，在报社经历的种种都像一场梦，除了报纸上的一个个署名，在这座城市我什么都没有留下。

房租提早到期，离开的前几天，我到一位同事家暂住。我们同期入职，经历相似的心路历程。在我离开的最后一晚，我们做饭，在客厅看完了整场哔哩哔哩的毕业歌会，好像回到了大学宿舍。但一切都已经不同了。

从前我认为成为一名调查记者才是这份职业的最高荣誉，而在日报，更多的是作为打工人的记者日常：改通稿、报小新闻、写宣传稿、等待随时可能的毙稿。我试图理解这套规则，学习一些说话的艺术，听懂官腔背后的真实意图，但无论如何都像穿上大人衣服的小孩，只是在拙劣地扮演成年人。也开始明白“找选题—采访—写稿—发布”不是一个清晰的闭环，其中有太多不可控因素，新闻是各方博弈的结果。

如果我对这份职业没有那么期待，或许就不会那么失望。而这份失望更多地转向向内的攻击，先是自我怀疑，然后是不甘心。我以为只是党政机关报如此，如果能去更一流的市场化媒体就会不同。当时我能想到的途径只有考研，去媒体云集的大城市，实习，然后留下来。辞职后脱产二战，还是以失败告终。

不得不继续投简历找工作，意外收到来自一家知名市场化媒体的橄榄枝。短暂的开心过后，更多的是冒名顶替者综合症作祟：为什么是我？带着这种强烈的不配得感战战兢兢工作五个月，发现环境已经逼仄到让行业内所有人都感到窒息的程度，而内部的人也不过是系统里维持机械运转的一颗螺丝钉。

在日报工作的时候我很拧巴，既讨厌报社的这套运转规则，却又想做好。一直以来在应试教育的逻辑下成长起来，即使面对不喜欢的科目，也想要拿个好成绩。我努力完成派给我的工作，没想过去质疑这是否合理，就像在课堂上点头如捣蒜的好学生。每天晚上都去附近的公园，边踱步边反问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要写这种报道？做这些事有什么意义？等到后来能完全适应，也写出了被认为是“好”的稿子，但这样的疑问还是没有停止。

后来我离开媒体，再也没有干过像报社那样轻松的、能在五点前下班的工作，再没见过工作日傍晚的夕阳，租住在破旧的城中村，附近也没有公园，却没有那么痛苦了。或许我已经不会像从学校刚踏入社会时那样，一看到黑白不明的事情就反应过激，也终于摆脱了优绩主义的思维，自由地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那家知名媒体，后来在年末评“十佳员工”，有位入选记者的颁奖词是：“入职三年半，他连续三年刷新x报社文字记者工作量纪录，先是前辈的，后是自己的…又好又多不是梦”。

以前我该有多羡慕，现在心里居然松了口气：“对牛马的最高评价也不过如此了”。我不会再跟着这套规则玩了，也不想再接受这种认可。

我还是很喜欢这份职业，采访和写作本来应该是不被束缚的。跳脱出工作本身，我想抓住和珍藏那些人与人联结时心灵相通的时刻、因为未知而激起的好奇心和还想说点什么的表达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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