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于美东时间 8 月 1 日凌晨离世，如何评价余教授一生的学术成就与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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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三番氏​ 发表

余谊密胞侄余大化 (中共潜山特支书记) 致力于革命。余谊密得知后，横加干涉，申斥说：“你是缙绅子弟，要读书求仕，研究经史，光荣先祖，不该放下书本，成天宣传什么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这都是过激党的口号，长此下去，当心你的脑袋!”大化置之不理，余谊密即与他断绝来往。大化遇难后，胞弟化民投身革命，不幸身遭官庄团练围捕。余谊密得悉后，手谕官庄团练：“社会败类，家庭逆子，杀！”故使化民于 1930 年冬在官庄戈元梅树湾被杀害示众。

先生家的小段子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其实你不认识他也不影响评价的。

以前官方评价港台海外华人华侨华裔知识分子的口径，大概是这样（不准说明我不像键政家那样精通全球全时段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档次不够应该闭嘴，绝非有意歪曲）：

1 是否表达过对我党的善意？

2 是否表示过拥护我国政府？

3 是否表达过拥护中国统一？

4 是否有较大影响力（统战价值）？

4 为必需品，1-3 任一点有正面因素则可团结，有负面因素则视有多负面具体研究。

这是过时黄历啦，现在民间（网络）就有无上审判权，不管能不能一次性读懂 200 以上文字，评价口径是这样：

1 是不是港台海外华？

2 是不是研究文史哲方面？

3 是不是没说中国牛逼欧美药丸？

三条达成，直接引发下一剧情：找黑料。

（好家伙，一开始差点只写前两条，忽然想起瑞士籍张维为教授和长期打入美匪内部的陈平教授…）

如果黑料不够，不要急，继续找。正经的找不到，总不至于还找不到个肯尼亚广播给的黑料吧？然后再加工，要领是，至少要三分真，然后加调料。打比方，如果需要，鲁迅就是抛弃原配诱骗女学生长期非法同居，和日本特务往来密切并骂牺牲在在日寇手里的爱国志士杨荫榆，跪久了起不来的公知鼻祖。我们都知道这是扯淡，但都 “有迹可循”。之

所以无论各位说什么，我都是不信的…

但我愿意跟着嗨！！

知乎用户 nk 丢丢 发表

再等等，等到普林斯顿确认一下吧。现在信息来源仍然是 “多方考证”。

余英时先生是钱穆先生的学生，在思想史、文化史领域著述颇丰，先前在一门课上有幸读过一些先生的著作和文章，其中书读的还有印象的是《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两本。余英时对于士群体的兴趣和考察颇为深入，其作品是透视近世乃至近代士人的一个重要维度。他的研究多从纯思想的角度深入，其他方面兴趣相对不足。对于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处在优伶与修身之间的论述，士的地位和形成脉络等都有颇有新见的论述。（离我看这些时间快有一年了，加上我又不确定自己读懂了多少，只敢斗胆泛泛而谈

但我感觉他对待政党政治等现代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值得进一步商榷。我印象最深的一篇论文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在其中余英时先生表现出极大的对于政党政治的偏见。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想法，掺杂了太多个人的私愤，导致既不理想又不现实，可以说纯粹是在臆想和泄愤。

总而言之，学术地位如此，读他的著作自然有益。对于一些问题，一定应当将其当作 “只是开创和商榷” 警示自己，不可亦步亦趋即可。简而言之，问题导向 + 广泛的相关阅读可能会好很多。在这一块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有影响力（好不好另说）的人物，那他就是绕不过去的。余英时在我眼中就是研究近世以来士问题的这样一个角色。

一个私心：希望某些闻着味来的人自重，别闹成当年傅聪那个问题下面那样。政治人格我不了解，也不予评论。大家还是多讨论读过几本书，评价一下读过的内容写的怎么样就好。（另，有一个回答说西方评价中国史研究者有问题，我不赞同这个观点。）

知乎用户 在土星的标志下 发表

可不敢评价，看着我好多同学书都没读过人家几本，就在朋友圈和群里先生千古悼念、痛哭流涕什么，跟风罢了。

以下为其自述。

《余英时访谈录》余英时著，中华书局 2012 年 3 月出版。

精彩深入的访谈需要与受访人的精神世界直接面对，让受访人的思想轮廓显现、精神之光闪耀。香港浸会大学陈致教授先后三次访问余英时先生，洞彻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对谈有致，精彩纷呈。本书是由陈致应《明报月刊》《国学新视野》和中华书局徐俊先生之约对余英时先生的采访整理而成，首次在大陆整体出版。本书以余先生的《我走过的路》为序、刘梦溪先生为余先生做的访谈《为了中国文化与社会的重建》为附录，丰富读者对余英时先生的认识。

余英时：我走过的路

我求学所走过的路是很曲折的。现在让我从童年的记忆开始，一直讲到读完研究院为止，即从 1937 年到 1962 年。这是我的学生时代的全部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1937—1946 年，乡村的生活；1946—1955 年，大变动中的流浪；1955—1962 年，美国学院中的进修。

我变成了一个乡下孩子

　　我是 1930 年在天津出生的，从出生到 1937 年冬天，我住过北平、南京、开封、安庆等城市，但是时间都很短，记忆也很零碎。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开始，我的生活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年的初冬，大概是 10 月左右，我回到了祖先居住的故乡安徽潜山县的官庄乡。这是我童年记忆的开始，今天回想起来，好像还是昨天的事一样。

　　我要谈谈我在乡间所受的书本教育。我离开安庆城时，已开始上小学了。但我的故乡官庄根本没有现代式的学校，我的现代教育因此便中断了。在最初五六年中，我仅断断续续上过三四年的私塾；这是纯传统式的教学，由一位教师带领着十几个年岁不同的学生读书。因为学生的程度不同，所读的书也不同。年纪大的可以读《古文观止》、四书、五经之类，年纪小而刚刚启蒙的则读《三字经》、《百家姓》。我开始是属于启蒙的一组，但后来得到老师的许可，也旁听一些历史故事的讲解，包括《左传》、《战国策》等。总之，我早年的教育只限于中国古书，一切现代课程都没有接触过。但真正引起我读书兴趣的不是古文，而是小说。大概在十岁以前，我偶在家中找到了一部残破的《罗通扫北》的历史演义，读得津津有味，虽然小说中有许多字不认识，但读下去便慢慢猜出了字的意义。从此发展下去，我读遍了乡间能找得到的古典小说，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荡寇志》（这是反《水浒传》的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等。我相信小说对我的帮助比经、史、古文还要大，使我终于能掌握了中国文字的规则。

　　我早年学写作也是从文言开始的，私塾的老师不会写白话文，也不喜欢白话文。虽然现代提倡文学革命的胡适和陈独秀都是我的安徽同乡，但我们乡间似乎没有人重视他们。十一二岁时，私塾的老师有一天忽然教我们写古典诗，原来那时他正在和一位年轻的寡妇谈恋爱，浪漫的情怀使他诗兴大发。我至今还记得他写的两句诗：“春花似有怜才意，故傍书台绽笑腮。” 诗句表面上说的是庭园中的花，真正的意思是指这位少妇偶尔来到私塾门前向他微笑。我便是这样学会写古典诗的。

　　在我十三四岁时，乡间私塾的老师已不再教了。我只好随着年纪大的同学到邻县舒城和桐城去进中学。这些中学都是战争期间临时创立的，程度很低，我仅仅学会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和一点简单的算术。但桐城是有名的桐城派古文的发源地，那里流行的仍然是古典诗文。所以我在这两年中，对于中国古典的兴趣更加深了，至于现代知识则依旧是一片空白。

**　　大变动中的流浪**

　　我自 1946 年离开乡间以后，曾读了不少梁启超、胡适等有关中国哲学史、学术史的著作，也读了一些五四时期的有关 “人的文学” 的作品。因此我在思想上倾向于温和的西化派，对极端的激进思潮则难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我能同情的，然而阶级斗争和我早年在乡村的生活经验格格不入。我也承认社会经济状态和每一时代的思想倾向是交互影响的，但是唯物史观对我而言是过于武断了。总之，1948 年在北平的一段思想经历对我以后的学术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对西方文化和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兴趣。我觉得我必须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才能判断马克思主义的是非。

　　1949 年夏天，我的父亲、母亲和弟弟离开了上海，乘渔船偷渡到舟山，然后转往台湾。我是长子，父亲要我料理上海的家，因此留下未走。这一年秋天，我考进了北平的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从 8 月到 12 月，我又恢复了学生的生活。在燕大的一学期，除了修西洋史、英文、中国近代史等课程之外，我更系统地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我本来是不准备离开中国大陆的。但 1949 年年底，我意外地收到母亲从香港的来信，原来他们又从台北移居到香港。1950 年元月初，我到香港探望父母，终于留了下来，从此成为一个海外的流亡者。一个月之后，我进入新亚书院，这是我的大学生活中所走的最后一段路。

　　新亚书院是一所流亡者的学校，由著名的史学家钱穆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 1949 年秋天创办的，学生人数不多，也都是从大陆流亡到香港的。从此我变成钱先生的弟子，奠定了我以后的学术基础。

　　钱穆先生是中国文化的维护者，一般称之为传统派，恰恰与西化派是对立的。他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学术上有开辟性的贡献，但完全不能接受胡适、陈独秀等人对中国传统的否定态度。坦白地说，我最初听他讲课，在思想上是有隔阂的，因为我毕竟受五四的影响较深。不过由于我有九年传统乡村生活的熏陶，对于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我并无强烈的反感。到香港以后，我又读了一些文化人类学的著作，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连续性，我也不能接受全盘西化的主张。但是我继续承认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吸收西方近代文化中的某些成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因此我对于钱先生的文化观点有距离，也有同情。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他在中国史学上的深厚造诣对我的启示极大。我深知，无论我的观点是什么，我都必须像钱先生那样，最后用学问上的真实成就来建立我自己的观点。我必须暂时放下观点和理论，先虚心读古人的经典，而且必须一部一部地仔细研读。我不能先有观点，然后在古籍中断章取义来证实我的观点。这样做便成了曲解误说，而不是实事求是了。

　　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在 20 世纪有巨大的进步，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的进步是愈来愈专精，代价则是分得过细之后，使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怎样在分析之中不失整体的观点，对于今天研究历史的人，这是一项重大的挑战。带着这许多不能解答的问题，我最后到了美国。

**　美国的进修**

　　我在新亚时代，在钱先生指导之下，比较切实地研读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原始典籍。与此同时，我又在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文化协会两个图书馆中借阅西方史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的新书。但我在香港时对西方学问仍是在暗中摸索，理解是肤浅的。1955 年到哈佛大学以后，我才有机会修课和有系统地读西方书籍。我的专业是中国思想史，在这一方面我至少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在哈佛大学的最初两三年，我比较集中精力读西方的史学和思想史。所以我正式研修的课程包括罗马史、西方古代与中古政治思想史、历史哲学、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等。我并不妄想在西方学问方面取得高深的造诣。我的目的只是求取普通的常识，以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参考资料。

　　由于我从童年到大学时代都在战争和流亡中度过，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按部就班的知识训练，我对于在美国研究院进修的机会是十分珍惜的。从 1955 年秋季到 1962 年 1 月，我一共有六年半的时间在哈佛大学安心地读书。第一年我是访问学人（visiting scholar），以后的五年半是博士班研究生。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接受严格的学术纪律的阶段。这一段训练纠正了我以往十八年（1937—1955）的自由散漫、随兴所至的读书作风。依我前十八年的作风，我纵然能博览群书，最后终免不了泛滥无归的大毛病，在知识上是不可能有实实在在的创获的。尽管我今天仍然所知甚少，但我至少真正认识到学问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中国古人所说的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的运气很好，在香港遇到了钱先生，在哈佛大学又得到杨联教授的指导。杨先生特别富于批评的能力，又以考证谨严著称于世。他和钱先生的气魄宏大和擅长总合不同，他的特色是眼光锐利、分析精到和评论深刻。这是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学者典型。杨先生和日本汉学界的关系最深，吉川幸次郎和宫崎市定都是他的好朋友。在杨先生的鼓励之下，我也对日本汉学界的发展一直在注意之中。这又是我在哈佛大学所获得的另一教益，至今不敢或忘。

　　由于时间所限，关于在美进修的一段，只能简单叙述至此。我在学问上走过的路，以上三个阶段是前期最重要的三大里程碑。后来三十年的发展都是在这条路上继续走出来的，就不能详说了。

知乎用户 康海没有海​ 发表

余先生这样的人物，后辈小子岂敢言评价二字。这里引一篇余先生旧文，因文中涉及到诸多海内大儒，如钱钟书、费孝通、俞平伯、余冠英、傅汉思等，交相映证，可略窥一斑。

其中也颇涉及了几桩学界公案，读来颇有沧海桑田之感。

《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

钱默存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虽不感意外，却不免为之怆神。我没有资格写正式的追悼文字，因为我们之间并没有私交。但是二十年前，我以偶然的因缘，两度接席，畅聆先生语妙天下，至今不忘。先生昔年挽陈石遗有 “重因风雅惜，匪特痛吾私” 之句。我写此短文只能表达第一句之意。

1978 年 10 月下旬美国科学院派了一个 “汉代研究考察团” 到中国大陆去作为期一个月的访古，我也参加了。在北京时我提议去拜访俞平伯、钱钟书两位先生，同团的傅汉思教授又提出了余冠英先生的名字。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安排，我们便在一天上午到三里河俞先生寓所去拜访这三位先生。开门的是默存先生。那时他已六十八岁，但望之如四、五十许人。如果不是他自报姓名，我是无论如何猜不出的。

交谈在俞先生的客厅中进行，大致分成两组：傅汉思主要是和余冠英谈汉魏诗的问题，我和俞、钱两位则以《红楼梦》为开场白。但客厅不大，隔座语声清晰可闻，因此两组之间也偶有交流。事隔二十年，我已记不清和默存先生谈话的内容了，但大致不出文学、哲学的范围。当时大陆的思想空气虽已略有松动的迹象，但层冰尚未融解，主客之间都得拿捏着说话的分寸。好像开始不久我便曾问他还记得他的本家宾四先生吗？因为我知道关于他的一点背景主要是得自宾四师的闲谈。这是间接的 “叙旧” — — 中国人过去在初见面时常用的一种社交方式。他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幽默，说他可能还是宾四师的 “小长辈”。后来我在台北以此询之宾四师，宾四师说完全不确，他和钱基博、钟书父子通谱而不同支，无辈分可计。但默存先生并不接着 “叙旧”，我也知趣地转变了话题。接着我好像便把话题移到《谈艺录》。他连说那是 “少作”、“不足观”。

这时隔座的余冠英先生忽然插话，提到默存先生有一部大著作正在印行中。默存先生又谦逊了一番，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管锥编》的书名。他告诉我这部新书还是用文言文写的。“这样可以养活毒素的传播”，他半真半假地说 (原话我已记不住了，但意思确是如此)。我向他请教一个小问题：《谈艺录》提到灵源和尚与程伊川二简，可与韩愈与天颠三书相映成趣。但书中没有举出二简的出处，究竟见于何处？他又作滑稽状，好像我在故意测验他的记忆力似的。不过他想了一下，然后认真地说，大概可以在元代《佛祖通载》上找得到。因为话题转上了韩愈，我顺便告诉他当时在台北发生的趣事：韩愈的后代正在为白居易“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 两句诗打 “诽谤” 官司。我并补充说，照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考证，似乎确有其事。但是他不以为然，认为 “退之” 是卫中立的 “字”。这是方崧卿辩证中的老说法，在清代又得到了钱大昕的支持。黩存先生不取陈的考证。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 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闱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他正在我家作客，这句话，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默存先生的博闻强记实在惊人。他大概事先已看到关于我的资料，所以特别提及当时耶鲁大学一些同事的英文著作。他确实看过这些作品，评论得头头是道。偶尔箭在弦上，也会流露出锐利的锋芒，就像《谈艺录》中说 Authur Waley，“宜入群盲评古图” 那样。但他始终出之于一种温文儒雅的风度，谑而不虐。

第二次再晤是在美国。1979 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其时正值中美建交之后，双方都在热络期间。代表团的一部分人访问耶鲁，其中便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等。领队的则是赵复三先生，因为在校方正式的招待会上，赵先生特别推让默存先生在英文致答辞，好像这本来应该是赵先生的任务。

我和傅汉思先生等人当然到火车站去迎接代表团。其中我唯一认识的只有默存先生。我正要向他行握手礼时，他忽然很热情地和我行 “熊抱” 礼。这大概是当时大陆行之已久的官式礼数。我一时不免有点张皇失措，答礼一定不合标准。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黩存先生确是很诚挚的，这次用不着“叙旧”，我们真像是“旧交” 了。

当天晚上，我和陈淑平同受校方的委托招待代表团全体在家中晚餐。连客人带本校的教授和研究生等大概不下七、八十人。这个自助餐是陈淑平费了三天功夫准备出来的。我们平时极少应酬，这样的热闹在我们真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现在试说有关默存先生的事。

默存先生是坐我开的车回家的，所以一路上我们有机会聊天。仅仅隔了四、五个月，我觉得已能无所拘束，即兴而谈。大陆上学术界的冰层似乎已开始融化。外面流传了很久的一个说法是他担任了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我为此向他求证。他告诉我这完全是误会。大陆曾有一个英译毛泽东选集的编委会，他是顾问之一，其实是挂名的，难得偶尔提供一点意见，如此而已。我也问他《宋诗选注》为什么也会受到批判，其中不是引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大概因为时间不够，但主要恐怕是他不屑于提到当时的批判者。他仅仅说了两点：第一，他引《讲话》中的一段其实只是常识；第二，其中关于各家的小传和介绍，是他很用心写出来的。我告诉他胡适生前也说他的小传和注释写得很精彩。

我当时隐约地意识到他关于引用《讲话》的解释也许是向我暗示他的人生态度。1957 年是 “反右” 的一年，他不能不引几句 “语录” 作挡箭牌。而他征引的方式也实在轻描淡写到了最大限度。他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 “向上爬” 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这一层是我在二十年前便已看准了的，现在读到他 1955 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后两句，我更深信不疑了。这两句诗是：

筋力新来楼懒上，

漫言高处不胜寒。

这是他的 “咏怀诗”。

那天晚上吃自助餐，因为人多，分成了好几处，我们这一桌上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几位，大陆来的贵宾们谈兴很浓，但大家都特别爱听默存先生的 “重咳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就我记忆所及，客人们的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他们几十年来亲身经历的沧桑，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彼此怎样“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 ” (见《林纾的翻译》)。默存先生也说了不少动人的故事，而且都是名闻海内外的头面人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吴晗的事。大概是我问起历史学家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有人说了一些前因后果，但默存先生忽然看着费孝通先生说，“你记得吗？吴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大意如此) 回话的神情和口气明明表示出费先生正是当年受害者之一。费先生则以一丝苦笑默认了他的话。刹那间，大家都不开口了，没有人愿意再继续追问下去。

在这次聚会中，我发现了默存先生嫉恶如仇、激昂慷慨的另一面。像陶渊明一样，他在写《归园田居》、《饮酒》之外，也写《咏荆轲》、《读山海经》一类的诗。试读他一九六四年的《阅世》：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寰。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不图牍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不敢笺释他的诗，以免 “矜诩创获，凿空索隐”(《槐聚诗存。序》) 之讥。读者可自得之。

1979 年别后，我便没有再见过他了。不过还有一点余波，前后延续了一年多的光景。默存先生依然严守着前一时代中国诗礼传家的风范，十分讲究礼数。他回北京不久便用他那一手遒美的行书写来一封客气的谢函。我虽经年难得一亲笔砚，也只好勉强追随。这样一来一往，大约不下七、八次。他的墨迹我都保存着，但因迁居之故，一时索检不得。但最使我感动的是在《管锥编》第一、二册出版后，他以航邮寄赐，扉页上还有亲笔题识。不久我又收到他的《旧文四篇》和季康夫人所题赠的《春泥集》。受宠若惊之余，我恭恭敬敬地写了一首谢诗如下：

艺苑词林第一缘，春泥长护管锥编。渊通世竟尊嘉定，慧解人争说照圆。冷眼不饶名下士，深心曾托枕中天。鋗轩过后经秋雨，怅望齐州九点烟。

诗固不足道，但语语出自肺腑，决非世俗酬应之作。《管锥编》第三、第四册面世，他又以同样办法寄赠，以成完璧。我复报之以《读〈管锥编〉三首》：

卧隐林岩梦久寒，麻姑桥下水湍湍。如今况是烟波尽，不许人间弄钓竿。(《全汉文》卷二十)

“避席畏闻文字狱”，龚生此语古今哀。如何光武夸柔道，也为言辞灭族来。(《全后汉文》卷十四) 桀纣王何一例看，误将祸乱罪儒冠。从来缘饰因多欲，巫蛊冤平国已残。(《全晋文》卷三七)

默存先生冷眼热肠，生前所储何止汤卿谋三副痛泪。《管锥编》虽若出言玄远，但感慨世变之语，触目皆是。以上三节不过示例而已。先生寄赠《管锥编》四巨册，都经亲笔校正，尤足珍贵。寒斋插架虽遍，但善本唯此一套。噩耗传来，重摩兹编，人琴之感，宁有极耶！

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补写。最后，我要郑重指出，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 20 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 20 世纪同时终结。但是历史是没有止境的。只要下一代学人肯像默存先生那样不断地勤苦努力，21 世纪也许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再生和新生。

知乎用户 老蒋的小小号 发表

学术成就确实可观之，但是风骨之类的还是最好不必了。

发个台湾老党外的评论：

（陈真本名陈兴正，台湾省台南市人，知名精神科医师、党外运动人士、519 绿色行动成员，剑桥大学科学哲学系博士，曾是民进党创党党员）

（519 绿色行动即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党外人士串联游行要求解严的运动）

鸣谢

@在海的那边

爬到了原文原版

（版中央五学要素）

顺带一提，过度掺和现实政治简直是岛内史学家人设崩塌的最常见导火索。另一个绝妙的例子可能就是罄竹难书的三只小猪杜正胜了。

知乎用户 惠风和暮 发表

刚才得到确证消息，余英时先生离世，十分震惊。如果把当今学术界比做江湖，那么余英时的地位就相当于武当的张三丰。他早已退出江湖，但是江湖处处有他的传说。

如何评价余英时学术的得与失，恐怕不是我辈寥寥数语能够说尽的话题。余英时先生的学术成就世所瞩目，历史学家，“中央研究院” 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师从钱穆先生，杨联升先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是罕见曾获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校延聘正教授者。他一生著作极其丰富，王汎森评价其学术为 “从尧到毛”，也即是说从古至今，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代表作。他的代表作有《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代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喜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

余英时首先是一个史学天才，在年少时就已名扬哈佛，就连钱钟书先生也对于余英时及其推崇，他认为余英时的水平，将来会在学术领域独步天下。余英时不仅是一个思想家和史学家，而且他已经达到了哲学的高度。

国内被誉为最接近哲学家的陈嘉映基本看不上几个人的学术，却对于余英时极其佩服，说凡是余英时的书他都会买来看。至于晚辈的评价，如葛兆光，王汎森等人则更是如此。

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非常之大，如红楼梦研究中的新视域，引进了库恩的范式学术应用于思想史研究之中，提出了 “内在理路” 的角度去审视思想史，对于戴震以及方以智内在思想的分析精辟至极。他不仅认为清代乾嘉汉学的兴起有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可寻，即因宋明理学内部义理问题的争端导致儒学转向经典考证，而且此种转向也代表儒学主智论（intellectualism）的兴起。此外，余英时还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如罗志田，王汎森，陆扬，傅佩荣等人。余英时还是《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

如果真的要评价余英时的学术怕不是寥寥数语可以概括的。余英时获得过首届 “全球华人国学奖” 之“国学成果奖”还获得过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终身成就奖。这个奖的被誉为人文诺贝尔，其实并不夸张。因为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终身成就奖，奖励对象是在人文研究范畴做出重大和深远的贡献的学者，由电视大亨约翰 · 克鲁格资助于 2003 年设立，奖金总额为 150 万美元。

2006 年余英时和非裔历史学家约翰 · 霍普 · 弗兰克林获得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终身成就奖。

2015 年哈贝马斯和查尔斯 泰勒获得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终身成就奖。

所以，余英时，哈贝马斯，泰勒，这些人如何评价呢，我觉得他们是延续传统，再造文明的大师。

知乎用户 夜雨星风 发表

微博上看的时候还在想是不是有反转，这下看来是真的了。

初识余老，是在大二上学期的图书馆里。
彼时的我刚刚确定硕士攻读古典文献方向，多数日子埋头在书架上找能入门却又不至于看不懂的旧学著作。
学校的大图书馆在另外的校区，文献学书目总在二层把角那间阅览室的最深处。每次去找书，总要穿过一堆 “金庸新”“古龙名”，亦或是翻得旧旧的古代汉语教材，然后才能看见黄侃、戴震或是钱大昕的名字。
但写着这些名字的印刷品却是我惶惶不敢触碰的。纵不提在不懂文献学时能懂多少，光是明清的学术化文言，也足以打击连《古文观止》都只看过重排白话文本的我了。
在落灰的书架上找一本足够开蒙，又不很古奥的书籍，就成了满头大汗的我的唯一目标——也不知是热的还是急的，图书室中央的冷气吹不到这里。
然后，我在钱大昕先生著名的《廿二史攷异》二三本之间，发现了《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一副写着不太平易近人长相书名的台版书。还有钱宾四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本文史爱好者或多或少听闻过的书名的书。思想史不该在这书架的，许是哪个大师哥掖进来的。
“要不，先看看这个？”
于是我拿出这两本看上去和文献学关系不太大的书，走出了书架。
直到后来很久，我也知道了余老和钱先生的师徒渊源，又知道了余老在思想史的深耕，更知道了他对时事政治的有关评述。但我依旧佩服他能用最明快的语言和最精彩的论述捋清纷繁复杂思想史，给那时尚在阴暗有雾的沙滩上彷徨的我打开了一扇五光十色的门。
现在想起，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拿起夹着他俩的那套《廿二史攷异》，否则我在大部头面前知难而退，去某个地方做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也未可知。
我知道余老的过世定会成为今天热谈的焦点，而且重点大多和学术无关。
此刻写就的只言片语，只是追忆和怀念，怀念多年前那个能清楚地感到阵阵激流在胸中回荡的下午，和在凌晨时分读罢文章，于寂静黑夜中听心跳声无限放大的自己。
歌未竟，东方白~

知乎用户 EchoWesley 发表

余先生也是时代的镜子，照出各种二极管。

不幸再次一说就来。张程先生这两年各种横跳，比他换单位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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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不过是时代的微尘，近期就有：

哲学奇闻：家长要求封杀《苏菲的世界》

如何看待清华大学赠书惹争议？

为什么国羽女将陈清晨在世界奥运会上连续爆粗口反而获得国内的赞同呢？

如何评价用户托卡马克之冠对马克思的争议用论评价疑似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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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学者研究请看：

何兆武先生今日仙逝，如何评价他对中国翻译事业做出的贡献，及他在史学理论方面的成就？

缅怀张世英先生

老去大神今尚在

辜鸿铭所说的「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心中的辫子指什么？

适之与润之

知乎用户 千手关叔​ 发表

读中国书，不要被西方观念牵着鼻子走。

学术上继往开新，政治上有大毛病。如果不介入政治，余英时指定是海外中国最具开创性的历史学家。“一生为故国招魂，万里曾家山入梦”，既是给他的老师钱穆所写，也是为自己作注脚。

曾说自己没有乡愁的人在他乡故去了。复旦的葛兆光在回忆余老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余先生有一本书的书名叫《中国情怀》，确实，他也始终眷念故国乡土，但他更看重的是文化传统。有一次，他接受香港电视访问，曾这样说到，“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可他身在美国，何尝有一天忘记中国。五月底，我们要回国，临别时他给我们写了一幅字，用了他三十三年前重访大陆，也是唯一一次回到中国时写的一首诗：“凤泊鸾飘廿九霜，如何未老便还乡。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

社会在起变化，许多人已无法过那优游林下的生活。所以余英时写下题诗：卧隐林岩梦久寒，麻姑桥下水湍湍。如今况是烟波尽，不许人间有钓竿。

他的著作太多，我只推荐一本：《士与中国文化》

知乎用户 摸鱼道人​ 发表

余英时先生的著作我读的不多，只读过《东汉生死观》《中国文化通释》《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士与中国文化》《朱熹的历史世界》PDF 版本虽然早已下载，但却迟迟未动。不想余老竟于今日逝世，真可谓猝不及防，令人惊愕。余老之学术成就，我尚无谈论之资格，但他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是足可以从他的著作中看出。

望余老可以在那个世界继续研究他所热爱的。

知乎用户 古之寂寞人 发表

回答区有太多不出我预料的、让我怀疑我读的名家专著都是「废纸」的高人高论 ，真是败给你们了呢。贵方如若出书，吾人一定孜孜不倦，尽数拜读。

余英时老师著作颇丰、桃李满天下，著有中、英著作 59 本，论文 400 余篇，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他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包括古代中国反智论（啊这）、得君行道、内向超越与外在超越、轴心突破、天人合一等理论（tql），影响半世纪的全球汉学研究（你们要学习一个）。余英時院士是中研院王汎森先生（推荐《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林富士（✝）（怹的《疾病的历史》大推）先生的老師（这两位学人，诸君大概知道吧？如若这两位知识精英的恩师，诸君也要找缝钉钉子，那我可打算向您淆洗一番咯）。記得之前在清大历史所上课的时候，李卓颖教授给我们布置过作业，其中就有余老的文本（《朱熹 xxx》那本，不过我当时没咋上心，因为不太感兴趣），李老师当年东渡美国，大概也有修习余老师和许倬云老师（当年在匹兹堡大学高就）的课（吧？）。但，余英时先生的书值得反复看，是史学专业的学生的核心文本之一。吾人以为，作为人文社科学门下的学生，手上理应有几本自己的核心文本，置于案头，早晚必翻读（张旺山老师翻译的韦伯大部头真的美滋滋，不唬你们嘻嘻；噢，还有位业已作古的林端先生也是韦伯专家，可惜）；反观粉红们的诉诸珉镞情感、立场先行、不研究问题，只会下判断，不讲理据和逻辑，遑论「无法辨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此一可悲现象。孰高孰低，我想不用赘言。话休絮烦，你们这些喜欢混迹于网络、到处咬人却不反思自身的粉红先回去读几本书，别书都拿倒了就来说嘴，说了也是白说，反正别人也不会花时间看的了咯。☺️

知乎用户 柄骨 行人 发表

“不悼念不是真公知！”

知乎用户 橘笙槐楠 发表

慧志早貌，旰食穷经，法元献笃行，沈首经籍，循文简初衷，著书立言，蹈太史之志。不拘流俗，若升莲之清雅，身居西土，感中夏礼乐弛废，遂不归。今及登仙，大自在天及眷属当赐福之。

知乎用户 奎师那 - 张守道 发表

研究茴香豆几种写法的国学 XX 又少了一个

XX 个国学 XX 的社会贡献加起来估计都不如一个福建龙岩市农业学校的中专生

所以他们骂的最凶的那师范生把好多国学大师都送到农村种地去了, 把不少划水的专业关停了

别看不起种地, 种地起码是自给自足, 好歹不会拖社会发展的后腿

从这点来说师范生才是最懂这群 XX 到底是什么级数的人

知乎用户 王省三 发表

社会科学界的南怀瑾

余的学术精华集中于明清知识分子群体研究，还有思想史方向。

然而总归逃不过旧式学者以古讽今的习惯。

或者也可以说，随着托马斯库恩提出了 “范式革命”，68 革命后社会科学再建构 [1]，“历史学家”和 “传统史家” 已经有了显著分野。

好比说历史学家关心的，可能是现象，结构，互动。

而传统史家更多的是强调 “汉贼不两立”，“春秋成而贼子惧”。

其实，“国魂”、“国粹”的观念最初从日本开始，而日本人又受了德国人讲 “民族国家精神” 的启示，如兰克 (Ranke) 便强调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体现了日耳曼的民族精神。那时日本人编欧洲史教科书往往以兰克为典范。王国维光绪二十六年 (一九〇〇) 撰《欧罗巴通史序》已明白指出。以上简略的陈述不妨看作是钱先生 “为中国招魂” 的渊源所自。[2]

余先生这样的传统知识分子，自然是继承了宾四先生的学风。

余先生的作品，往往是讲 1840 之前的，都是学术精华，讲 1840 后，读起来就总归怪怪的。

可以和钱海岳先生一起归入 “史家” 的行列。

参考

1. ^http://www.cssn.cn/shx/shx_shxs/201310/t20131025_570054.shtml
2. ^ 余英时：一生为国故招魂——敬悼钱宾四师 http://renxueyanjiu.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04&id=1076

知乎用户 吉翁舰长​ 发表

余英时去世的消息今日在华人思想界引起了一些微澜。我原本以为这类人物不值得这样声势的纪念，但既然众人都做了样子出来，那我也就顺势聊一聊。

我跟余英时没啥交集，顶多是读过他几本书。所以，我并不准备聊人，而只想聊他的学问。

众所周知，余英时是 “儒家资本主义” 的倡导者。关于儒家资本主义，余英时以为，仅凭儒家自身之发展，本也可以生出资本主义的枝叶来。换句话说，他以为，儒家学说也可以作为资本主义发展之根脉，充当推动工商业群体繁盛的原始力量。

他的这套观点可见于他的著名的《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后半部分。具体内容读者们可以自行翻查，此不赘述。

这套观点颇有点韦伯主义的味道。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新教伦理中天然便蕴含了资本主义兴起的因子。新教认可个人主义，促成天职观。这是 “资产阶级经济伦理” 的基础。

韦伯说：“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是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的要素之一，它正式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之中衍生出来的。” 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引发了社会革命，推动资产阶级的全面兴起。“引起这场革命性竞争的，并不是投入工业的大量货币，而是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

余英时来了一个依样画葫芦，提出儒学中也有这样的精神，可以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基础。

余英时这是被韦伯带到沟里去了。原本韦伯这套理论就是错的。资本主义要发展，首先要摆脱的就是神学的束缚。个人与神的共存，是一件令撒旦愉悦之事。在人与神的关系中，要么是人战胜神，要么是神压制人。两者断不可同时共存，也不存在由此到彼的发展关系。关于这一点，我在《捭演论 · 内篇》中做了详细讨论，此不赘述。

所以，从新教发展出资本主义一说，是一个令人快乐的笑话。而余英时竟然看不透这点，反而捧上了韦伯的臭脚，大谈从儒学发展出资本主义精神。这就是另一个令人快乐的笑话了。

余英时对精神体系的内在矛盾并未吃透，对精神第二重矛盾与精神第三重矛盾之间的关系并不掌握。在这一情况下，他盲目的进入这一他所无力驾驭的领域，以为可以从一条精神轴线直接变动到另一条精神轴线。这便闹了个大笑话。当然，这也可能是历史对他的奖赏吧。

当然，我们也应理解余英时，搞清楚他为何要写出这样的理论来。在他创造这套理论时，西方的现代性观念正如日中天。关于现代性观念，福山的 “历史终结论” 讲的最好。

福山说：“人类与其说像是会开出千姿百态美丽花朵的无数蓓蕾，不如说像是在同一条道上行进的一长列马车。有些马车正飞速的奔向城镇，另一些马车则会被困在荒野，不然就是在翻山越岭之后陷在最后一道关口。还有一些马车受到印第安人的攻击，烧得浓烟滚滚地被弃置路旁。另一些马车被战斗吓破了胆，一时慌不择路失去了方向，从而走上了错误的方向，当然也有一些马车手厌倦了旅途，决定沿路折回到某个地方，在那里支起永久的帐篷。其他马车手会发现到达主路的其他路线，但是他们清楚，在通过最后的山脉之后，大家会走上同样的道路。不过绝大多数马车会朝城镇方向缓缓行驶，其中的绝大多数最终会到达那里。”

所以，儒学到底为什么要发展出资本主义呢？这是因为在余英时眼里，资本主义代表着西方现代性。儒学如果不能迎合这一现代性，岂不成了歪理邪说？岂不就失去了历史合法性与政治正当性？

我不知道如果孔夫子泉下有知，听到这番话后会作何感想？原来儒学合不合理，要看能否符合西方的现代性标准？原来儒学的发展方向是西方人给我们划定的？原来儒学最终将褪去中国特色，变成一门彻底的理性之学。真有趣。

如果儒学真的变成这个样子，我窃以为应该把孔庙大殿里的孔子像撤下来，然后摆上华盛顿的像。这倒真是一件人间趣事。

所以，余英时的 “儒家资本主义”，说到底是在追捧西方现代性。他表面上是在谈儒学的发展，但骨子里却是在沿着韦伯的路子，描述中国实现这一西方现代性的现实路径。

昨天有很多人吹捧余英时是儒学宗师，说什么余英时之后，再无儒学大师。如果余英时也能算儒学宗师的话，那韦伯岂不是应该算做儒学先圣；那作为韦伯的精神导师的康德、黑格尔等人岂不是应该算作是儒学素王。这倒真是一个中西融合的完美故事呢。哈哈哈！

但是，吾人窃以为中西学术之融合，如果走余英时的道路，断然是没有未来的。这毕竟不是在发展中国自己的学术，而是在变着法子的追捧西方学说。这是在用儒学的壳套西学的核。结果，到头来，我们自己的东西成了一层表皮，而洋人的东西反倒成了我们的内核。于是，中国人统统都变成了黄皮白心。以后，中国人清明节上坟，便也统统不用拜祖宗了，改为拜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 特朗普、拜登。

这条路真能走得通？呵呵！

中西学术之融合，必然要走别的路子。而要走别的路子，就先要戒除对余英时这类由美国佬捧出来的所谓 “大师” 的思想的追崇。这类大师的思想，看似可敬，其实有害。玩亵可以，实践不行。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再谈走别的路子的事情。

那么，这条新路子是什么呢？我们之后再说。

以下是原回答。

朋友圈都在纪念余英时。

我不知道这人有啥值得纪念的。我读过他的书，谈儒家资本主义的。典型的狗屁不通，歪理邪说。按他的说法，儒家可以生出资本主义来？这不是瞎扯嘛。

所以，说到底，这人是用儒学的热脸去贴西方自由主义的冷屁股。下作至极。不知夫子泉下有知，会作何感叹？

而且，这人身在美国，还满嘴爱国。爱国，你倒是回国呀？我也不知道他爱的哪个国？

知乎用户 南山老祖 发表

有些人说他的一些著作有私愤，偏见太重。我就问：人家侄子在那次事件种莫名其妙被爆头击毙，换做你你没有偏见？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怀余英时先生

莫言生死看前篇，庄子说梦也枉然。

三户亡秦属有志，一弯汉月照无年。

忍将点墨追贤圣，犹自吞声向故园

可恨世人不识字，只识半纸欧来笺。

分割线—————————

有些人就是上面姓什么，他就姓什么。这种人也是最容易变节的。

沧海横流，谁是真正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片尧舜禹代代相承的土地的人，自然会大白天下。

先生千古。

知乎用户 无情未必真豪杰 发表

不敢讲，纪念人家要被网络粉红骂，不满人家又说不尊重学术成果，怪就怪互联网叭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余英时先生是钱穆先生的高足，海外新儒家的代表。

虽然不认同我朝，但也是给中国文化留火种的人，值得尊重。

………………………………………………………………………………

余英时先生的著作，很少看，理论观点也懂得少，但是他和钱穆先生在港台的境遇和事业，却令人不胜唏嘘。

钱穆先生一生都在为故国招魂，妄图在港台留下中华文化的根脉，事业却竹篮打水一场空。

晚年在台湾，受到 TD 陈水扁的强力打压，晚景凄凉。

几十年后的 2019 年，他为宣扬中华文化而创建的香港中文大学，成为 GD 策源地。

余英时先生在马英九掌权的时代，吹捧过弯弯省，但随着马英九这名 “台湾最后一代中国人” 的落幕，全面滑向去中国化的道路。

……………………………………………………………………

不得不感慨，不管沧海如何巨变，不管时空如何变幻，中国文化的根依然深深的植根于大陆。

知乎用户 jin 永强 发表

美国痛失一个中国文化专家

知乎用户 自我感觉良好 发表

现在这个舆论环境，估计说他治学有成都难。

知乎用户 王乐 发表

余英时先生的学术成就，我是没有资格评价的。

但是余英时是近代极少数有士大夫风骨的知识分子是毫无疑问的。

这里我不想讨论余英时先生政治立场的对错，但是他一直坚持鲜明的政治立场，对各种拉拢和利诱毫不妥协的风骨是值得所有自诩知识分子的人学习的。

一以贯之，知易行难。

知乎用户 省钱主妇 发表

虽然本题问的是 “学术成就”。但学术成就与政治立场不能，也不可能分离开，政治立场会限制和塑造学术研究形态。上图。

知乎用户 玮玮 发表

果然不少人开始对着已逝之人讲 “屁股” 的问题了。

知乎用户 闫毅航 发表

入学后第一部参考书目即是先生的朱熹历史世界 由此写的王安石变法

知乎用户 晗化人生 发表

未来半个世纪恐怕都很难有新学者望其项背了。国学大师、文化泰斗已经不足以概括他了，他更多是儒学的一个道统（即使我本人并不推崇儒家）。

尽管他的政治观点我很不屑，但政治观点从来不是评价一个学者的全部。

知乎用户 经致分子 发表

大号胡适。

知乎用户 楚流元皇彭侣 发表

不会吧？

我有先生的《朱熹的世界》一书，就是这本书，让我对朱圣，乃至宋儒有了更深的了解

知乎用户 zyc780213 发表

著作等身，民国遗少。

曾经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很喜欢余的文章书籍，直到有一年购入港版的汪精卫诗集：双照楼诗词藁。先生为序，读完之后对其人产生生理性厌恶，至今不改。

知乎用户 老书 发表

他并不是马列的信徒，不认同辩证唯物主义

他很早就开始接触马列。后来在燕大，更进一步成为共青团团员。但后来与 mks 主义史学观分道扬镳。

余先生在《余英时回忆录》中，提到在一九五〇年代作为一个年轻的历史学者，自己的研究兴趣偏向中国社会经济史，是因为 “MKS 主义史学的挑战如影随形”。

在回忆录中，余先生提到自己从两方面来寻求与马列史学的分离。

第一、“取得关于欧洲史（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历史）最新研究的一般概况”，以判断马恩的历史论断是否已经受到修正，尤其是重视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以确定 “是不是必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转变为‘社会主义’。”

第二、对二十世纪中叶西方学术思想的一般状态得到一种认识，以便判断 MKS 主义的现代地位与意义。

他也并不是所谓那种向西方跪倒的 “公知”

余英时在《自由与平等之间》中说: 近代西方文明中存在极为深刻的‘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他强调 “自由与平等与群己之间的内在关联”，并试着在“群己” 这个新的思考架构下为 “自由、平等” 这两个可能发展成互相敌对的政治价值构思解决之道。

他认为，研究中国史应掌握及凸显其独特性，而不是设法将之套入任何社会发展规律或模式。他的思想受到傅斯年的影响，认为自由主义虽为人们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却帮助资本主义更形成了经济的不平等，这是极可恨的。没有经济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不是真的。

傅斯年的结论是 “所以自由与平等不可以偏废、不可偏重，不可以一时的方便取一舍一”，而这便是“新自由主义的使命”。“不可以一时的方便取一舍一”——即指只求“平等” 的共产革命，或只求 “自由” 的资本主义。

他也一样。

他治学很有特点，成果斐然。

余英时是随时在打腹稿的人，他仔细审度每一个问题，而且异常的专注。其学生谈到他读书，似乎字字是立体的，读一句有一句之用，读一段有一段之用，并牢牢地留在心中，故他 “引物连类” 的功夫特别强。

他工作起来是彻夜不寐的，有几次早上十点上课，他脸色灰黄，有点站立不住。却回答学生说: 人是身体的主人，身体听我们指挥。意思是这不算什么

他撰写短文时，似乎是沉心研玩某些书之后，在脑海中形成几条主要线索，然后将书合起来，绕着那三、四条线索，一气写成。在写作的过程中，大概只有必要时才会回去翻检原书。

到了写长篇大论的论文时，也并不像清代考据学者动辄摆出 “证佐千百条”，他只摆出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所以需要佐证时，往往是一、两条，或两、三条，其他证据则留在海平面以下。因此，他的学术论文读起来一气呵成，没有冗赘之病。

他是不碰电脑的，在 2006 年获得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 “克鲁格奖” 时，电邮也不知送到哪里去了。

他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2006 年，荣获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 年，荣获有 “东方诺贝尔奖” 之称的唐奖首届汉学奖。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有开创性研究，是罕见曾获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校延聘正教授者。

先生著作等身，确是一位 “休休有容”、“含弘光大” 的学者，始终相信人性中较为美好的一面。只是对于我这个长在红旗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的青年，只能是 “君向潇湘我向秦” 了。

美东时间 8 月 1 日凌晨，余英时在美国居所溘然长逝，走入历史。致力于从传统文化格局中找到现代的出路的他，以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姿态离开了。

(本文有参考以下文章:

《偶思往事立残阳…… 当时只道是寻常——向余英时老师问学的日子》作者王汎森，台湾 “中央研究院” 院士）

知乎用户 光风霁月​ 发表

余先生的身行，我是恭维不起来的。但是余先生远博、通达，治学的姿态是我推崇的。余先生的不少观点，我不支持。但是我赞同他说话的方式，可以教育那些习惯于一看到某些事脑袋里就嗡的一下，嘴里、手指尖都开始打火花冒火的人。在当代态度情绪占主导，先入为主，各执一言的所谓学问交流之中，缺乏的是像余先生这样抛弃有色眼镜看问题，能够左右逢源的学者拨乱反正。

知乎用户 星光熠熠 发表

衣冠士族，自局上游。改头换面于前，反攻倒算于后。
或以启蒙为幕宾，或以翼赞为祭酒。阀阅传家，文明禩胄。
狐假虎威之辈，尸居余气之徒，丹黄点窜，蜜口祸心。

转载自 Bilibili 一马当先陈玉成

我的评价：是古非今，以诗礼发冢。

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颊，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庄子 外物》

知乎用户 施肩吾 发表

台湾中研院正式的消息有了，新浪澎湃都转发了，算是证实了，另外，果然如我所料

普林斯顿官网尚没有正式的讣告，再等一等吧。当然，如果是真的，在这个时间点国内学界还是对此事冷处理就好，保持一个基本学术上的尊重就行，不然又得被网络游街，扒个底掉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国学界最后一个大佬竟然是美国人，悲乎哀哉。

知乎用户 babyquant​ 发表

隔着海峡骂大陆算个（不友善）的风骨，吹他的无非就是因为他立场而已。

知乎用户 Oscar Lau 发表

奈何没有买到多少余英时先生的著作，不过收集了全套资源（仅用作学术研究！），好好学习下先生的思想与研究，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下嘿嘿～

知乎用户 翼犀稀​ 发表

学术成就很厉害，这一点就足够了。希望不要只用政治观点来去评判一个人，毕竟对一个人的评价应是多元的。

逝者已矣，致敬余先生！

知乎用户 知乎小菜 发表

余英时 1930 年出生于天津，先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余英时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师。他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史，贯通古今，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他专长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开创性的角色。

来源：澎湃新闻

知乎用户 草木本有心​ 发表

学宋史不读《朱熹的历史世界》会被人笑话的

知乎用户 阎步克粉丝团团长 发表

历史学不应该成为权威的注脚，这种权威既包括政治上的权威，当然也应该囊括学术上的权威。

在二极管思路和煽动情绪遍布全网的今天，只要能够做到把余英时的专业学术观点和其个人政见分开就相当不容易了，更谈何盖棺定论的 “评价” 呢？

坦白来讲，我个人认为近些年来对于某些学人随意 “封神封圣” 的风气颇为不妥。如果后来者只能照本宣科地重复被前人勾勒出的视野与思想经纬，甚至将其奉为圭臬，建构出“自我实现的预言”，不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都不枉称其为一介庸才。

知乎用户 葱学长 发表

他这一死的价值对我们这边来说比他活着时写的所有书都要大多了。

知乎用户 文斌地 发表

既没学术，也没人品。

知乎用户 英王在此​ 发表

可以总结为

文科是第十下流的

毕竟不是数学公式，不是变现，不能变飞机大炮，不能变金牌，想怎么说都可以，而且，现在连相对论的屁股都歪了，何况一个小小的下十流玩意儿人物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看到很多人说二极管，我觉得余在政治立场上也是二极管，这点和大家没有差。

知乎用户 谢晚安 发表

真的不敢相信，余英时老师已经去世了。

先简单介绍下余英时吧！

•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 年生于天津。1950－1955 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1961 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
• 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钱穆为创始人）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
• 著有《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重寻胡适历程》等。

余英时先生 2006 年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享有 “人文学诺贝尔奖” 之称的克鲁格奖，被誉为“胡适之后最杰出的中国学者”。

我最开始是因为读《士与中国文化》，才知道余英时先生的。后来又读了严耕望的《治史三书》有一篇余英时老师的文章《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写的非常真实，让我对两位史学大师有了更多的敬意。读余英时的书不多，所以没有资格去评价。

网上对余英时的评价也是褒贬两端，我分享两篇自己收藏的文章，可以对余英时先生有个更深入，全面的了解。

文章比较长，大家可以先收藏，有空细读。

（一）2008 年，时代周报创办之际，对余英时先生有个专访。

余英时：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时代周报：现在的 “国学热” 似乎越烧温度越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余英时：我觉得没有真正的 “国学热” 可言。真正的学是不能热的、热不起来的，只有五分钟。学是要冷冷清清长期做的，如果要带一个 “热”，就可以不考虑了。等于是流行歌曲，大家都狂热，流行歌曲能流行多久，就不知道了。我看“国学热” 本身跟国学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有些人的思想被挖空了，要找东西代替：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很好的，我们不用向国外求什么，光老祖宗的东西已经用不完了。无非就是这样一种想法，才会搞出 “国学热” 来。

　　时代周报：有人认为现代社会 “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所以必须倡导 “国学”，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余英时：我想 “人心不古，物欲横流” 的说法，每个时代都能听见。古代就有了，汉代可以这样说，唐代可以这样说，明代可以这样说，现在还是这样说，什么才是把人心复古呢？从前提倡经学的人，就以为经学可以解决一切，中国人念经学念了几千年，去翻翻清朝《四库全书》提要，经学有多少书？每一代都有发展，还不是继续“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我想每个时代都有问题，没有任何一种万灵药可以通治所有的病症，只能对症下药。

　　时代周报：在现代学术史上，“国学” 一说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背景？

　　余英时：“国学”基本是日本的名词，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就有了。最初就是要恢复日本的国粹，先是对抗中国的汉学，后来又对抗西方的东西。这个 “国学” 后来就传到中国来了。当初也经过许多演变，也有 “国粹” 的说法，同样是日本传来的。后来中国有《国粹学报》之类。章太炎提出，这些东西有所夸大了，所以改用 “国故”，他有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胡适他们提出“整理国故”，整理跟中国有关的历史种种。这样“国学” 就变成中性的名词。

　　清华大学办国学研究院的时候，就用过这个名词。包括我的老师钱穆先生写过《国学概论》，他说 “国学” 这个名词恐怕也不是能持久的。我认为把 “国学” 变成某一种神圣、美妙的意义，让它发生精神向导作用，恐怕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和考古学家李济之先生反对用 “汉学” 这个名词一样，不想把中国考古变成 “汉学” 的一支。

　　时代周报：在学术研究上，通与专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余英时：在学术上，通与专是看个人的。有人愿意是专家，他不想 “通”，对“通” 没有那种意识。有人故意学“通”，那种是很虚的通，许多抽象的废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尤其是现在用西方各种理论的名词，人家也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药。我想真正求通，是在专中求通，通中求专，两者分不开。没有具体研究，通什么呢？一到具体研究就进入专的领域。这专不是就事论事，要看看前面，看看后面，看看左右，把有关的都联系起来，那就是专中有通，通中有专，不能空谈专与通。

　　时代周报：为什么现在大陆的学者动不动就称 “大师国学”，动不动就是 “通才”？

　　余英时：还是精神空虚吧。这是最大的问题，学术界的人精神也空虚，总要有一些东西填补，变成大师的话，当然就得到很大的满足感了。明朝末年官封得太多，“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贬值了，什么都是大师，就没有意义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时代周报：那些顶尖聪明的学者为什么热衷于当大师？

　　余英时：有人学问好，聪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人生的智慧不是看人的聪明，中国古人讲，这个人 “智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 不是骂人的话，是赞美的话。西方经典《赞愚》中就说，越是愚钝的人越有智慧，愚钝的人不是言词辩诘，而是对人生有某些很深的体验。越聪明的人越是糟糕，聪明等于是一个工具，就像科技一样，用在好处也行，用来制造杀人武器也可以。这就是古人讲“术不可不慎”，做哪一行也要谨慎。这跟智慧没有什么关系，千万不要迷信什么学者大师之类。

　　“最怕的就是不安，老想要怎么样”

　　时代周报：一些在文化、学术上很有成就的人物，到了晚年为什么会产生 “不朽的焦虑”？

　　余英时：人到老的时候，怕死是一定的。你要记住孔子的一句话：“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年轻的时候是好勇斗狠，要跟人家拼打、斗争，老年就越怕自己失去这个世界，越想抓紧 “得”。这个“得” 不光是财，主要是名誉：人家承认不承认。怕寂寞，这就是黄宗羲早年讲的一句话：“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只要你不耐寂寞，什么事都会干。老年人就怕这个世界把他丢掉了，他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东西可以抓得住，所以一抓住一个东西就占有，无所谓节不节了。越到老年越可怕，年轻的时候不会意识到死亡，到了中年以后，死亡的威胁就存在了。

　　儒家讲死亡，就是面对它而视为平常，这是真的儒家精神。胡适到英国去见剑桥的大主教，就说：对死根本就不怕，死了就死了，没死以前就做我该做的事。这就是张载所说 “存，吾顺事”。活一天，我就要尽一天责任。责任有很多，对子女有责任，对太太有责任，对父母有责任，对兄弟姐妹和朋友都有责任，能尽多少算多少，不能人人都靠你。尽我最大的努力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专业是研究历史，就希望把我的历史研究好，不是曲解历史，不是为了某一种利益而搞一个学说，也不是为了赚钱而写一本人人都买的书。做历史研究也罢，做哲学研究也罢，得到某种程度的真理，把已有的真理向前推进一步，那我的责任就尽了。至于人家的评价怎么样，对你是不是欣赏，生前是不是得到承认，这都不重要。这样你就心安理得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惶恐。最怕的就是不安，老想要怎么样，这是心理上最难克服的问题。

　　“不朽的焦虑” 起源很早，中国古代思想家如子产，不信灵魂不朽，认为魂、魄最后都会散失，这便引出《左传》上讲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以身作则，大家敬重你，觉得你是一个楷模，可以拿你作标准。立功是对社会有贡献，自然不朽，人家永远会记得你。立言是你说的话或知识上求真理，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能够创造出很新的想法，对一个时代有很大的影响，那也可以不朽。这就是所谓三不朽，中国人把死寄托在这三不朽上。这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这样，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

　　如果不想花那么大的功夫，又想不朽，有什么办法呢？就做坏事。这就是东晋桓温说的名言：虽然不能流芳百世，我也可以遗臭万年。遗臭万年也是不死，所以，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时代周报：为什么你现在把 “知识分子” 一词都改用“知识人”？

　　余英时：“知识人”这个名词是我现在提倡的，第一次是 2002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士与中国文化》第二版，我在序里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尽可能用 “知识人”，而不用“知识分子”。原来我也用“知识分子”，那是随俗，因为语言应该随俗。但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过去“分子” 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坏分子，什么都在里头。“知识分子”已经用了几十年，从前是一个中性的词，后来就变质了。所以我不想再用。我记得可能是看了已经去世的语言学家陈原谈 “分子” 的文章，受到他的影响。西方用 “intellectual”，就是知识人，日本人也用“知识人”。我给日本学界写过一篇文章，用的是“知识人” 这个名词。讲知识人等于中国人讲读书人一样，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复人的尊严，因为语言是影响很大的东西，语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语言，就是鼓动暴力。

　　“我没有英雄崇拜主义，也不会自愧不如”

　　时代周报：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源流可以追溯？

　　余英时：中国对人权是一样尊重的，在王莽时代有诏令，不能买卖人作奴隶，这比西方还进步，西方整个古代以至早期基督教都视奴隶为当然。人都有权益，人都有尊严，这在中国早就有了。中国的观念跟西方的价值可以结合起来的。

　　从前中国还有士大夫阶层来控制，政权也是开放的，开放到一定程度就是科举，要做官必须先考试，这个考试是比较公平的。从汉武帝开始，中央设有太学，地方上也推举人才再送上去。这是中国很早就有的好事情，不要以为是小事情，这是不容易的。西方在中古时候一个是武士阶级，一个是有钱的商人可以有特权，然后是世袭的贵族。这些在中国很早就消灭掉了，世袭制度基本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就不再实行了。唯一世袭的就是皇帝，这个没有人碰它。中国的政权很早便开放到 “四民之首” 的“士”（即知识人）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成就，但这一开放并没有形成 “民主”。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知识人便自觉地努力，想作进一步的开放。追求民主，便是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人的尊严”。儒家早已有“人皆可以为尧舜” 的观念，这一思路在现代与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潮流汇合了起来。

　　时代周报：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上面的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 “恩赐”，给你点好东西，你就感激涕零，这就不太好了。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为小时候受影响，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起码的责任是对家里人有承担，这以后才有余力为公家做事，这是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够慢慢走上现代社会，只能求一点一点地变。

　　我从来不把任何个人当神一样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人我都很欣赏，很尊敬，但我不觉得我要崇拜某一个人，想变成某一个人。我怎么可能变成爱因斯坦呢？爱因斯坦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我也是一个个体的生命，为什么要做他呢？就算有一个人是物理天才，也不一定能成得了。每个人都要成就自己，完成自己。我没有崇拜某一个圣人，我不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觉得在中国精神史上，这些人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内心欣赏他们，尊敬他们。

　　现在想到的是，在这个时代我能做什么，那就是做自己。我没有英雄崇拜主义，也不会自愧不如，因为我天生就只有这么多本钱，只有这么多才力。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遗传决定的，还跟我的环境有关系。如果小时候没有八九年在乡下，我对传统的社会与文化便不可能有亲切的认识。但我没有机会上现代小学、中学，便注定不能成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了。我只有一点对中国文史的底子，就只能做我自己。我并不是傲慢或者自负，人只能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钱，就做多大的生意。不要看别人是大富翁，我也要去做大生意，那就画虎不成反类犬。总而言之，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是所谓 “博学知服”，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

（二）我来骂骂余英时（文章较长，建议先收藏，以后细读）

周敬贤 2014-12-28 来源: 乌有之乡

　　我要骂人，骂余英时。我之所以产生这个骂人冲动，就是因为看到了他余英时的一篇文章——《从中国史的观点看毛泽东的历史位置》。准确地说，所谓看，是匆忙间从微信朋友圈扫了它一眼。微信朋友圈里的这篇文章，在引用之前不忘对余英时吹嘘几句，除了说他是钱穆先生最得意的门生，还是 “唯一在三个美国一流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任教的中国人”“胡适之后最杰出的中国学者”，获得过“被誉为人文社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以及“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也是公认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

　　云云，暗示了他文章的不容置疑。说实话，我非常愿意认可对余英时的这些肯定和赞誉，更希望能通过这篇文章向余英时先生学习 “从中国史的观点” 如何看毛泽东，以至从 “中国史的观点” 看其他人。的确，在阅读这篇文章之前，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接受余英时对毛泽东的适度贬损，我还是对一个著名史学家的客观、理性、深刻等品质满怀正面期待。

　　但是，还没有看几段，我就深深地失望了，这一失望是如此意外，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不已——余英时该是一个立场多么偏激、水平多么低劣的人啊。就这样任由欺世盗名者继续欺世盗名? 任由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其叫好? 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发自内心的义愤迫使我从网上下载了这篇文章，针对性地引用其中的部分语句，揭一揭余英时那差得可怜的文化涵养，批一批余英时那令人不齿的嘴脸，骂一骂余英时这个自欺欺人的东西。

一、混乱的逻辑

　　说实话，把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就很是语无伦次，请看：“历史人物的评价本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而论断一个刚刚走进历史的人物则尤为不易。”“最困难”之后，还有 “尤为不易”，我开始有点担心这个余英时说话不靠谱。另外，从语法角度讲，这句话开头加上一个“对” 表意才准确。对这些“小毛病”，我可以不计较，更急于想看看余英时的“干货”。

　　整个第一段，余英时只是找理由谦虚了一番，说 “本文关于毛泽东的评论只是个人的一种偏见，绝不敢自视为‘定论’”。看来这人也是未脱流俗，不似他的老师钱穆先生在论述问题时那般有确定的主见，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他的做贼心虚。

二、先入为主的评判

　　到了第二段，我还是没有看到 “中国史的观点”，看到的都是余英时的主观论断，先是极不情愿地表示“毛泽东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之大已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但紧接着就抛出“这种影响的性质究竟如何则迄今尚在讨论的阶段”，摆出了一副学者探究的架势，实际上内心的立场和用意已经昭然若揭。余英时随之开始满嘴跑火车：“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包括中共官方在内) 是愈来愈低”。我开始纳闷了，如果说 “中共官方” 对毛泽东的评价有波折和起伏，我不否认; 但如果说到 “中国人” 对毛泽东的评价 “愈来愈低”，我作为见证这段历史的“中国人” 中的一员，从自己的切身观察和感受出发，绝不认同这一歪曲的判断; 并且，正是在毛泽东逝世后的岁月里，大多数中国人经过现实的教育，才越来越真切地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这一认识比在毛泽东生前更为客观，更接近历史的真理。

　　接下来，余英时煞有介事地说：“这里便透露出一个极值得注意的消息：毛泽东和其他二十世纪的大独裁者如希特勒、斯大林一样，其生前那种使人不可逼视的‘伟大’，完全是由现实的权势所烘托出来的。权势随生命以俱去，剩下来的只是一片空虚。不但如此，毛泽东的死后命运较之希特勒、斯大林尚还有不如。”不说余英时莫名其妙地乱用 “消息” 这个词，也不说这个东西恶毒地将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划分为同类，也不说他这个老贼将 “伟大” 和“权势”简单地联系在一起，单说 “毛泽东的死后命运较之希特勒、斯大林尚还有不如”，事实难道不是在毛主席逝世后，大陆民间自发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毛泽东热” 吗? 毛主席纪念堂门外不是总会排起长长的瞻仰队伍吗? 读到这里，这篇文章中所谓中国史的观点，已经愈来愈远了。

三、低劣打造 “中国史的观点”

　　哦，下面第三段终于冒出 “中国史的观点” 了，但是余英时不忘瞎扯一句 “西方有英雄崇拜的传统”，随后才是“中国的传统则不重视英雄”。余英时你这个东西，从夸父、女娲、后羿，到屈原、荆轲、卫青、霍去病、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戚继光、郑成功、林则徐、秋瑾，再到姜子牙、花木兰、关云长、秦叔宝、武松、韩林儿、吕四娘，或神话传说，或历史人物，或文艺形象，中国的传统哪里不重视英雄了? 特别是，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干什么的? 你这个乞食于美国资本家的所谓文人，不知道梁启超有一句“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 舍英雄几无历史” 的论断吗?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里讲，“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很明显，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之所以能传承下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从古代走到现在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重要一席，就是因为中国从古到今，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它自己的脊梁，也就是有自己的英雄在支撑着。

　　是的，奴仆眼里无英雄。将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污蔑为 “不重视英雄”，余英时，我相信不是你老眼昏花，而是猪油蒙心，更是标准的数典忘祖。“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 这句话是革命先烈郁达夫在鲁迅追悼会上说的，从你余英时的表现来看，真是对我们必不可少的警示和教育。

　　由此，我已经对余英时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这个老家伙的文章也够配合，接着来了这么两句话：“以中国十亿人口而言，毛泽东最后二十年中对他们所留下的记忆除了灾害与苦难之外实在别无他物。如果我们承认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和绝大多数人心分不开的话，那么毛泽东的终极的历史命运是不能乐观的。”

　　那么，余英时，一九五六到一九七六这二十年，中国人口数量达到十亿了吗? 亏你还知道提及中国人口，按照你的逻辑，好像中国人都被毛泽东给饿死和迫害死了吧。现在为了攻击毛泽东，却又借用尽量多的人数，不顾基本的史实，用你的嘴把中国的人口数给暴涨到十亿。而你不知道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时候，没有出现历史上改朝换代时的人口大规模减少现象吗? 随后就是中国的人口稳步增长吗? 对于你嘴里的 “灾害和苦难”，我相信中国人的记忆中会有，但是，中国人更有战胜灾害和苦难的豪情壮志和惊人成就。对此，有无数的材料可以证明，就连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 · 迈斯纳在其《旁观毛泽东时代》一文中也认为，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你却无耻地采取了选择性屏蔽，代表“十亿” 中国人表示“别无他物”，可谓是对着全世界大撒其谎。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你信口雌黄的伎俩竟然如此拙劣!

　　那么，余英时你这个文妖，借用你的句式来说，如果我们承认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和绝大多数人心分不开的话，那么毛泽东恰恰是绝大多数人心中的大英雄; 所谓 “毛泽东的终极的历史命运” 不容你这种品质恶劣的人歪曲。而你余英时，在污蔑毛泽东的时候，于史学、于修养、于人品，都恰恰暴露了自己不过是一个小爬虫。

四、毫无历史发展观点的小人之心

　　到了这篇文章的第四段，余英时才终于正式提出了他的 “中国史的观点”，这个姗姗来迟的观点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毛泽东最后并没有跳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的限制。而且更不幸地，限制着他的正是中国政治传统中的那一部分——君主专制”“而且其程度则远过之。因为他所掌握的集权主义的权力结构是传统帝王所望尘莫及的。” 我非常惊讶，所谓在三个美国一流大学任教的余英时就这点见识? 就不能对君主专制进行一点点理性的历史分析? 你的心里就没有一点高尚的念头? 就一点不理解别人为天下劳苦大众的情怀?

　　是的，在毛泽东之前，中国有无数英雄豪杰，都是为皇帝、为自已打天下，唯有毛泽东，是为穷人闹革命，家破人亡在所不惜; 亲人没有剩下几个的时候，还要把儿子送上前线。积贫积弱的中国，从毛泽东开始根本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他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让中国人站起来了。同时，他带来了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很多国家，这些变化要经历几百年，要经过很多战争，死很多人，但是，毛泽东一句话，中国妇女就有了选举权，就可以自由恋爱，一步实现了男女平等。这不是专制，这是历史的巨大飞跃，这种观念在当时世界各国是最进步的。不论中国还是外国，历史上没有哪位君主鼓动他的子民去造反，如果毛泽东是君主、搞专制的话，为什么他总欢迎人民批评监督? 为什么还总发动群众运动? 为什么还发动文革? 为什么还教导人民造反? 历史上哪有这样的专制?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

　　《东方红》是陕北农民自发唱出来的，这首歌实际上从来就没几个歌唱家登台演唱，全国各地到处都是底层老百姓在传唱，可以说既反应了一种普遍的民意民情，又是一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现象。

　　再有，你余英时酸溜溜地说毛泽东 “所掌握的集权主义的权力结构是传统帝王所望尘莫及的”，那么我问你：集权者靠什么来维护统治? 对于这个问题，恐怕正常思维的人都知道答案：靠军队和警察对人民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和血腥镇压来维护。可是，毛泽东“晚年依仗的” 康生、“江青和她党羽”为什么毫无军权? 而那些对毛泽东无比崇敬又被毛主席重用的手握重兵、身经百战的元勋，怎么没有一个被弄成亲信? 毛泽东又依靠 “集权” 为个人攫取了哪些个人利益? 如果毛泽东是一个中国 “传统帝王所望尘莫及的” 集权者，他为什么在世界上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他的思想为什么影响了亚非拉的革命，当年的欧洲街头为什么到处是毛泽东的画像?

　　告诉你，毛泽东的确享有崇高的个人威望，但这当然不是什么 “传统帝王所望尘莫及的”“权力结构”，而是在无数次历史选择中形成的个人魅力; 并且，每一个真正懂得文化的中国人都会相信，毛泽东的魅力在其身后也愈来愈被证明是特别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说毛泽东搞君主专政，不是你余英时老糊涂，而是心眼儿太坏! 余英时，你的心地真的太狭隘，太龌龊，太肮脏!

五、纯属主观污蔑的 “论证”

　　我们在前面已经遇到了余英时两个所谓的 “中国史的观点”，一个是中国传统不重视英雄，一个是中国传统政治格局的限制——君主专制。再向下看，余英时除了污蔑毛泽东与周恩来 “只有传统的君臣关系”，没有再推出新的 “中国史的观点”，却不惜 “放下身段”，将某些屑小针对毛泽东的污蔑与谣言搬出来，堂而皇之地转化成 “目前中共官方对毛泽东的态度”：“大体上把毛泽东的政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开国有功、建国有错、文革有罪。”

　　余英时，你这个阴诈小人，不要再刻意贬损毛泽东了。不论 “开国”“建国” 还是 “文革”，中国共产党内有一大群人都可以称其为“有功”“有错”“有罪”，但是对毛泽东这样评价不可以，因为毛泽东不是普普通通的“有” 的问题，他是其中公认的最高领袖，绝不是一个泛泛的参与者。

　　并且告诉你余英时，目前 “中共官方” 对毛泽东的评价最严重不过是“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功绩。但是，历史的实践无数次表明，毛泽东不愧是中华民族走向独立自主和现代化的旗帜，其一生在大方向上始终是正确的。随着一个个谣言的破灭，毛泽东越来越呈现出可遇不可求的伟人风范，人民越来越怀念毛泽东。而某些敌对者不甘心造谣失败，当然也会愈来愈穷形尽相地污蔑毛泽东; 很不幸，你余英时就是这些蠢货之中非常丑陋的一个。

　　先说所谓 “开国有功”。你余英时先是不得不承认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却又为了达到自己阴暗的目的，“另辟蹊径”，进行 “价值判断”，抛出 “这样从建立现代国家这一方面说，毛泽东的业绩不但没有超越过孙中山，而且也比不上甘地、尼赫鲁在印度独立运动上的贡献”。单从你举得例子来看，我不得不说，你这个老家伙的小聪明，耍得实在是小。我问你余英时，统一中国的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 推翻满清? 袁世凯的贡献也不比孙中山小啊。新中国成立前后，包括印度在内的亚非拉地区，很多国家都有共产党，但像中国这样取得革命成功的国家有吗? 而甘地和尼赫鲁领导的印度，不是一分为三了吗? 什么是 “现代国家”? 毛泽东建立了一个让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再说 “建设有错”。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经济建设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这有统计资料为证，有中国一跃而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为证，有两弹一星及核潜艇为证，有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为证…… 某些“精英” 诋毁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就，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出于自己的人民性，迫使精英也和工农大众一起，承担了一部分高积累的代价，精英们为此怨声载道，哭哭啼啼地控诉了三十年，这恰好说明了他们是极端狭隘自私的一群，也说明了他们是对国家民族毫无责任感的一个阶层。

　　最后说说所谓 “文革有罪”。尽人皆知文革的锋芒所向是指向官僚和知识精英的。在文革结束以后，官僚和知识精英在一个没有任何“天敌” 的环境里尽情表演了三十多年。他们的表演如何? 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

　　余英时无视众多历史资料记载，完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毛泽东主要对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历史贡献的肯定，歪曲为 “毛泽东一度表现过向曹操认同的意味，这大概是因为曹操不但有武功，而且还有文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缘故”，还特别加上一句“毛泽东的文学修养自然不能与曹操相提并论”。其实，毛泽东的文学修养举世公认，我们且不争论哪位高下，但怎么就不能“相提并论” 呢?

六、结语

　　关于余英时的种种不堪，本人已经懒得再多说了，各位可以看他本文后的那篇文章。

　　警告某些装做有修养的人，不必攻击本人的开骂。因为在客观上，人骂人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生活中、网络上都常见。从人之常情甚或本性来说，不骂人是虚伪的。这就说明，骂人依然是人类社会斗争的必须和常态。别说骂了，豢养余英时的美国主子不是一直在发展着毁灭世界的最先进武装力量吗? 相比残酷的战争，骂人是何其文明的斗争方式。生活中有人也会天真地 “鄙视” 他人“相信武力”，顺便提醒一句这样的人，反思一下历史和现实，反思一下自己!

　　钱穆先生是我非常佩服的学术真人，他的所谓得意门生余英时却徒有虚名，我真的极为失望，无法不鄙视之。由此可知，有其师真是未必有其弟子啊——余英时实在是一个心理狭隘而阴暗的人，最关键的是，竟然没有学问，毫无可学之处。

　　余英时曾经借用德国作家托马斯 · 曼的名言，说过一句牛逼轰轰带闪电的话：“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小人大口气，而是被西方的 “桂冠” 逗得忘了北之后的夜郎自大。而客观事实却是，余英时在哪里，中国文人的龌龊就在哪里。

　　据说，“大陆有关方面”很想余英时能回国 “看看”，可惜怎么请都请不回来。本人在此正式呼吁，“有关方面” 千万不要让这个东西回到大陆，浪费中国农民种的粮食!

　　正所谓 “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对余英时这种选择性装神弄鬼的玩意儿，对他讲真知与理性就是对牛弹琴，也实在是高抬了他。

　　【附】余英时：从中国史的观点看毛泽东的历史位置

　　历史人物的评价本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而论断一个刚刚走进历史的人物则尤为不易。中国人所常说的 “盖棺论定” 其实大有斟酌的余地。这句话的本意不过是说人的言行表现至死而告终结，不再能有反复而已。但对于死者的看法则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 “定论”，而且既“定” 之后，仍难保不再发生反案的情况。我首先声明这点意思，以表示本文关于毛泽东的评论只是个人的一种偏见，绝不敢自视为“定论”。

　　毛泽东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之大已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但这种影响的性质究竟如何则迄今尚在讨论的阶段。回顾自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来的舆论变迁，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极显著的客观趋势，即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 (包括中共官方在内) 是愈来愈低; 而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发展之中。这里便透露出一个极值得注意的消息：毛泽东和其他二十世纪的大独裁者如希特勒、斯大林一样，其生前那种使人不可逼视的“伟大”，完全是由现实的权势所烘托出来的。权势随生命以俱去，剩下来的只是一片空虚。不但如此，毛泽东的死后命运较之希特勒、斯大林尚还有不如。

　　此中关键即在于他是中国人而不是西方人。西方有英雄崇拜的传统，希、史两人虽各在人间留下不少罪孽，而依西方的标准言，终不失为 “英雄”，因此自有其可资后市欣赏之风姿。中国的传统则不重视英雄，对死者的情感端视其人是否留有足够的德业可供人去后之思。这恰好是毛泽东生命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思念他的人当然也是有的，像江青、姚文元以至汪东兴、陈永贵之流，凡是在他生前得过好处的人现在自然会对他倍加怀想。但是这些“攀龙附凤” 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以中国十亿人口而言，毛泽东最后二十年中对他们所留下的记忆除了灾害与苦难之外实在别无他物。如果我们承认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和绝大多数人心分不开的话，那么毛泽东的终极的历史命运是不能乐观的。

　　在这篇短论中，我不准备、也不能全面地评论毛泽东的功过问题。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只想是从中国史的观点来估定毛泽东的历史位置。毛泽东在生前一直以 “革命” 为标榜; 通过他的一些极左的言论，他更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一个最彻底的革命领袖形象。但是如果我们稍稍留心这四年来中国大陆所不断暴露出来的有关毛泽东晚年的言行，我们便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最后并没有跳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的限制。而且更不幸地，限制着他的正是中国政治传统中的那一部分——君主专制。所以他晚年依仗的不再是正式的官僚系统而是相当于传统的宦官、外戚之流的势力：如康生正是魏忠贤型的人物，而江青和她的党羽自然是诸吕、诸武一流的势力了。以行为而论，中国历史上的昏暴之君的特征如远贤臣、亲小人、拒谏饰非之类，毛泽东实无一不备，而且其程度则远过之。因为他所掌握的集权主义的权力结构是传统帝王所望尘莫及的。

　　我并不是说，毛泽东一切的思想与行为都在中国传统的笼罩之中。他确有其革命性的一面，而且是一个最彻底否定传统的革命者。但这只限于他在自觉的思想状态之下为然。在潜意识里他则不折不扣地是传统的俘虏。传统的一面在他早年的诗词中已有清楚痕迹，不过一直要到一九四九以后才全面地爆发出来。阿克顿 (Lord

　　Acton)的名言：“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则绝对腐蚀人”到现在为止依然是一个有效的政治原理。一九四九以后，在绝对权力的腐蚀之下，革命的毛泽东逐渐让位于传统的毛泽东了。这绝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事实上环绕在他周边的几乎没有人不把他当作开国皇帝那样奉承。不说别人，当我们读到许多有关周恩来如何 “忠于毛主席” 的小故事，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他们之间只有传统的君臣关系，而不是革命同志的关系。中国大陆上这几年来才开始反省中国 “封建” 传统何以如此根深蒂固的问题，实在未免迟了一步了。

　　目前中共官方对毛泽东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他们为了应付党内的困难不得不推崇他，但另一方面为了重新建立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又不得不批判他晚年的一切作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于是大体上把毛泽东的政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开国有功、建国有错、文革有罪。

　　现在我们先谈谈应该怎样估价他的 “开国之功”。今天中共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在内都强调“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正确与否是要看我们如何理解“新中国” 这个名词。如果说 “新中国” 是指中共政权统治下的中国，那么这句话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所谓 “新中国” 涵蕴着一种价值判断，以为没有毛泽东则中国今天将仍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那么这个论断则是很成问题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旧式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迅速的衰落之中，代之而起的是苏俄的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所以，亚非地区大大小小无数的旧殖民地或被压迫的民族都一个个地获得了解放、并建立了新的国家。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一直在寻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之道，毛泽东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人。但是在第二次大战之后，中国事实上已摆脱了旧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而且至少在名义上已成为联合国的 “五强” 之一。毛泽东所建立的 “新中国” 只有对中国共产党才是有开天辟地的意义; 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则不过是一个新的政权而已。这个新政权的成立颇藉助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巨大力量，可是中国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却并不是从一九四九年才开始的。从建立现代国家这一方面说，毛泽东的业绩不但没有超越过孙中山，而且也比不上甘地、尼赫鲁在印度独立运动上的贡献。客观地分析，毛泽东的 “新中国” 在社会革命方面所表现的意义是远大于民族革命的。

　　毛泽东接受了 “五四” 以来反传统的思想洗礼; 在自觉的层面，他是和传统全面决裂了的。但是，我在前文已指出，毛泽东并没有真的跳出传统的藩篱。以思想的内容而言，他是反 “封建” 的。但以思想的方式而言，他却把 “封建” 发展到了从来未有的高度。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他所运用的建筑材料全是新颖的，而他所想建造的地上天国则依然是陈旧的。正因为如此，他的 “新中国” 竟成为 “封建主义” 无限泛滥的重灾区。这样的国家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是没有 “新” 的意义可言的。

　　由此可见，就毛泽东的所谓 “开国之功” 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评价和一般人民的评价是大有距离的。这和汉代朝廷与民间对汉武帝的评价之截然异致，先后如出一辙。汉宣帝要颂扬汉武帝开边的功德，特别下诏为武帝立庙作乐。但是当时有一位儒生夏侯胜竟持异议，他认为武帝虽有广土斥境之实，其代价则是 “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总结一句话，武帝“亡德泽于民，不宜立庙乐”。(见《汉书 • 夏侯胜传》) 中国人对于历史人物的尊重向来只注重一个标准，就是看这个人对人民有没有 “功德”、是不是“遗爱在民”。让我们再举秦始皇为例。《三国志 • 王朗传》注引“朗家传” 云：“会稽旧祀秦始皇，刻木为像，与夏禹同庙。朗到官，以为无德之君，不应见祀，于是除之。”

　　经过两汉三四百年之久，何以会稽独祀秦始皇? 这当然是因为始皇曾于三十六年 (公元前二一一) 上会稽、祭大禹，又在会稽山上留下了著名的石刻文字。始皇和会稽有此一段香火之缘，因此后世民间对他还有所纪念。不过对整个中国而言，始皇毕竟是“无德之君”。王朗为会稽太守而禁民祭祀，其实也还反映了多数中国人的想法。秦皇、汉武诚然“略输文采”，但这两个人在毛泽东的心中仍然占有了重要的位置。

　　从对人民有 “功德” 的观点看，毛泽东显然并不能胜过这两人。尤其是汉武帝，晚年曾下轮台诏，自悔其好大喜功、残民以逞的种种作为，这更是我们在毛泽东身上找不到的质量了。最后我也想略说几句关于毛泽东的 “错误” 与“罪恶”的问题。这一方面，许多人都已说过了，以后也还会有人继续深入地发掘。我只想把他和另一个历史人物作一对比，这就是他生前曾欣赏过的曹操。从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曹操绝不是一个反面人物。毛泽东一度表现过向曹操认同的意味，这大概是因为曹操不但有武功，而且还有文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缘故。毛泽东的文学修养自然不能与曹操相提并论，但是他确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以性格和才力而言，这两人都有不同。曹操毕竟生在汉末，虽然不信“天命之事”，尚非肆无忌惮之人。他至少还相信历史上尚有周公这种伟大的人格存在(见他的《述志令》)。毛泽东在极端过激思潮的激荡之下，则早已流入虚无主义一路。

　　据服侍他的人所写的一篇文字，他熟读历史，但是完全不相信历史上有什么光明磊落的一面。他留心的大概都是权谋机诈一类的东西。他以自己的心度古人之腹，因此认为历史记载都是假的，都不足信。史书中当然有虚饰，这是古今中外皆然的。可是如果一个人过分地发展虚无史观，满眼看去只见到 “脏唐臭汉”，那么他便不可能对人性有任何信心，也不可能对人类未来抱什么理想。而毛泽东便恰好是这样一个人。

　　再以才力言，两人也迥不侔。许子将说曹操是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大约可算得确评。但毛泽东则只是乱世奸雄而非治世能臣。以奸雄言，曹操远不是毛泽东的敌手; 以能臣言，毛泽东却是连影子也没有。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根本不曾为能臣，他终其一生只欣赏“人与人斗，其乐融融” 的奸雄境界。

　　毛泽东和曹操在中国历史上所造下的最主要的罪恶则属于同一性质的。顾炎武评曹操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在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道萌生。…… 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 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日知录 • 两汉风俗》条)毛泽东由于无知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如 “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炼钢” 都还是有形的、也是比较容易补救的。唯有他为了遂一己夺权之私，不惜玩弄纯洁的孩子们，搞所谓的 “文化大革命” 这一绝大的骗局，使大多数中国人今天都对中共政权基本上失去了信心，更使青年们对一切理想主义都不再发生兴趣，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无可救治的精神崩溃症。

　　一九四九年的时候，中国人因为望治心切，曾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寄过深望，尤以知识分子为然。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都不惜牺牲个人的利害、抛弃个人的尊严，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在一九五七年 “反右” 运动之前，中国社会上的一般风气确是比较淳厚质朴的。但是毛泽东却一再地欺骗他们、整治他们，并以搞 “阳谋” 而沾沾自喜，终于把这样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资源完全糟蹋掉了。根据我个人这几年来的体察，现在中国老一代的人大多是以平静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终结，中年一代是有的彷徨苦闷，有的随世浮沉，年轻的一代则或者腐化颓废、或者愤世嫉俗、或者各谋一己的前程。总之，大陆上的中国人显然已失去了中共建国初期的那种共同的热情和理想。不但一般人民如此，中共的干部也不例外。三十年前 “不怕苦、不怕死” 的革命者今天已多堕落成保权保位、有家无国的官僚了。追源溯始，造成这一弥漫在全中国的精神崩溃症，毛泽东是不能辞其咎的。

　　借用顾炎武的话说，“毁方败常之俗，毛泽东一人变之而有余”。这当然并不是我故意夸大毛泽东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问题：单从权力的性格来说，毛泽东生前所拥有的威势主要是建立在两个历史凭借上面，一是明、清以来恶化了的皇权传统，一是近代西方传来的极权的政党组织。前者构成其权力的实质，后者提供了权力的结构。毛泽东既是中共领导阶层中传统观念最浓厚的一个人，又恰好占据了这一权力结构的枢纽位置，他之所以能把中国弄得天翻地覆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以上我从中国史的观点对毛泽东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略作说明。我所引的秦始皇、汉武帝和曹操三位都是毛泽东生前曾在不同阶段与不同情况中发展了自我认同的历史人物。他与这三人都各有异同，未可一概而论。但大体言之，所同者在过失方面，所异者则在功德方面。从文化精神言，前三人是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毛泽东却代表了一种纯否定的精神。这大部分是时代的悲剧造成的，却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了。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要补充一笔，中国史上和毛泽东的形象最相近者则是明太祖。我在七年多以前已一再指出毛泽东曾有意模仿朱元璋。就性格言，两人尤为肖似，都是阴狠、猜忌、残暴兼而有之。除了语录、红卫兵、整肃干部，以及因自卑感而迫害知识分子等仿制品之外，毛泽东师法朱元璋有时甚至到了亦步亦趋的境地。例如他所提出而在大陆上一度广为宣传的口号：“挖深洞、广积粮、不称霸”便完全是抄袭朱元璋的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按：这是朱元璋克徽州后，由儒生朱升向他提出的。见高岱《鸿猷录》卷二“延揽群英” 条)这样明显的模仿颇足说明毛泽东向朱元璋认同的深度远在前三人之上。这为心理史家 (Psycho-historian) 分析毛泽东的历史人格提供了极有意义的线索。

　　我很盼望将来有专治心理史学的人在这一方面作深入的探究。

知乎用户 枫丹白露 发表

早料到会有此问。

答：不予置评。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晚年的言论过于激烈。但是，他终于还是活到了 JD 百年……

总结：人老了以后还是少说话为好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一群人还不赶紧发朋友圈，什么上帝寂寞了之类的照样搬过来，弄几个双手合十蜡烛之类的表情配上。

知乎用户 cuijianbuo 发表

狗屁不通，写的什么破玩意

知乎用户 索索的冰镐 发表

屁股歪的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网上有个台湾出去的美国教授扒皮余英时的书，讲了他组织徒子徒孙对他的吹捧以及一鱼多吃写一本书改头换面出版了无数本内容相近的书之类的。

他一生反共，对他自己的弟子，同样反共，但像阿斗一样扶不起来的云中上师（上师在北大读书期间还被辅导员评价为积极靠近党组织）的提携，倒是不遗余力。

知乎用户 王胖胖 发表

余

知乎用户 陈十三姨 发表

周裕鍇先生：

余英时先生魂归道山，学界震悼，朋友圈今日已刷屏。先生治史学，极力推崇 “从道不从君” 的士人精神，即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精神。今之学人，若有私秉 “从君不从道” 的宦者精神，窃以为是不配悼念先生的。
“从道不从君”是吾国文化的精髓，尤其是士人文化的精髓。苏东坡就是这一精神的践行者。他在《张文定公墓志铭》中提出士人面对君权和大道应有的态度：“大道之行，士贵其身，维人求我，非我求人。秦汉以来，士贱君肆，区区仆臣，以得为喜。功利之趋，谤毁是逃，我观其身，夏畦之劳。”又在《二疏图赞》赞扬反抗君权滥用的士人：“於赫汉高，以智力王。凛然君臣，师友道丧。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先生怜之，振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东坡认为 “大道” 是君臣应该共同遵守的，君臣关系应是师友关系。士人应该有自己的尊严，不应匍匐于皇权之下去摇尾乞怜。他瞧不起那些 “区区仆臣”，皇帝赏赐一点好处，便“以得为喜”。而敬佩二疏（疏广、疏受叔侄）能将“区区” 之得，视如敝屣。东坡一生秉承 “从道不从君” 的做人原则，所以虽然深受百姓爱戴，却一肚皮不合时宜，最终成就 “黄州惠州儋州” 的平生功业。
余英时先生 “从道不从君” 的历史观，正是继承了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至于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自不待言，刷屏的朋友圈转发的文章只是其零唾珠玉而已。

知乎用户 安國寺惠瓊 发表

一个敢于在所有人都狂热的时候保持清醒和良知的人。

先生千古！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如何评价？

吹就得了，否则一帮 WW 和精神白人就要把你归为人形生物。

蚍蜉撼树，自不量力。

你们自己品！

知乎用户 先致其志 发表

乘桴于海，本非田横五百士，何必责仁责义？

一苇东渡，实乃徐巿三千客，自然作祖作宗。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共计 29 本著作，需要的可以自取。

百度网盘：https://douc.cc/4cOwHl 提取码 ga29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国民党余孽。。。。。。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一弯残月渡流沙，访古归来兴倍赊。

留得乡音皤却鬓，不知何处是吾家。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史学和思想史造诣很高，和他的老师钱穆一样是绕不开的名字；然而一涉及大陆就变成意識形态为纲，这一点也和钱穆一样。​

知乎用户 徐无名 发表

余英时先生大名鼎鼎，但是余英时的父亲，世界史学者余协中却不为人所熟知，据《晚年定居美国的学者余协中》一文介绍，余协中生于一八九九年，三岁的时候丧父，由母亲吴氏抚养成人，十七岁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附中，一九二一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论文是《刘知几之史评》。一九二六年入美国卡拉格大学（Colgate College）就读，一年后取得硕士学位，继而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但是没有读完博士课程便返回北平，任国立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

据《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五十辑的一篇文章介绍，当时的中正大学校董会都是由东北政界头面人物组成，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担任名誉董事长，杜聿明担任董事长，校董会而且囊括了当时东北军政大员，但创建一所私立大学，仍需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批准，在校董会商讨这所私立大学的名称时，杜聿明主张定名为 “中正大学”，一则为取悦于蒋中正，二则便于立案，尔后以中正大学之名义报呈教育部。果然教育部一反办事效率极低的常态，很快就批准了这所东北中正大学。杜聿明为了办好这所大学，不惜重金聘请名教授到沈阳，一时人才云集，校长为张忠绂，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原系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全校划分为四个学院，文学院院长是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工学院院长是留美的王华棠；法学院院长是留美著名的国际法专家学者王铁崖；农学院长是林业专家贾成章，原中央大学教授王书林担任训导长。

原来是学二代

知乎用户 慕凡 发表

在美国怎么会有历史学家呢？真正的历史学家会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真正的历史学家都在我们国家。

知乎用户 姜瑜的妈妈和爸爸 发表

立场大于学术，评论区各位真让人开眼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不敢、不配。

知乎用户 徐懋庸 发表

现在不是革命时期，没人革谁的命，我们也不革什么人的命。做事情要留个底线。人死也哀，素质互联网，积点口德。

知乎用户 古忘川 发表

大师千古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先生千古，一生为故国招魂。中国文化至今还没有搞清楚，我们到底吸收什么保留什么，怎么融合，这种问题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

知乎用户 知乎改名百度知道 发表

王夫之朱舜水一类的遗民人物

知乎用户 Leo7 发表

一个人做人是最重要的，那些头衔什么的应该排在后面，在我看来这位所谓的历史学家不管多大的学问，他的历史观是扭曲的，跟部分二极管网友没什么区别。

这种学者自以为研究了一些资料，写了一些著作，受到追捧，就是权威，从他口中出来的话就是真理，只不过是一家之言罢了。片面的拿某一时期中国的历史，来掩盖中国发展的成就，是不极其道德的，这种人甘愿做美帝的鹰犬，活该被人唾弃。

以前中国相当一部分的文人，喜欢指出中国的问题，但是不管解决问题方法，而且也不协助解决问题，要不就是投降主义，让所谓的民主自由国家代管，那我就要问了，你们这些精英享受帝国主义优待，中国的老百姓咋办？当牛做马？中国 14 亿老百姓的致富路，美帝都是拿着枪在路上设卡，一个历史学家谴责我们是暴力革命，我请问你现在的生活是乞讨来的还是争取来的？

知乎用户 雪影 发表

国史浮海开新录，一生志节风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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