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为什么要大兴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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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的这些文字狱乍一看来实在无法理解。乾隆的处理方式,似乎只能用“丧心病狂”四个字来形容。阅读这些文字狱档案,让人不禁怀疑疯了的到底是乾隆还是“案犯”。

对乾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本身并不荒唐。他性格理智坚毅,处事精明细致,智商情商都很高。这样一个人,何以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来?

其实在文字狱问题上,乾隆曾经非常通达理性,甚至还称得上宽容大度。

众所周知,乾隆的父亲雍正在位期间曾经制造了多起著名的文字大案,比如吕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等。就像对父亲的许多其他做法不以为然一样,对这些文字大狱乾隆也一直腹诽不已,即位后立刻拨乱反正。雍正诛杀汪景祺,一直把汪的头颅悬于菜市口示众。乾隆以京师首善之区,悬挂人头“有碍观瞻”为由,命人取下掩埋。接着,他又赦免了吕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中许多被牵连之人,放还了查嗣庭、汪景祺的亲属,一时天下读书人如沐春风,感激涕零。

为了刹住文字狱,乾隆还采取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措施:他规定以后凡举报文字之罪者,如果举报失实,一律按诬告罪反坐。

这一下,文字狱风潮一下子被刹住了。从乾隆即位(1736年)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大清王朝文化领域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唯一可以称得上文字狱的就是谢济世私注经书案,而这个案子恰恰凸显了乾隆的宽容。原来,谢济世才华出众,却性格倔强,雍正年间,他认为朱熹所注四书有许多错误之处,遂自注《大学》《中庸》“自逞臆见,肆诋程朱”因此被罢官治罪,发配西域。乾隆即位,召他回朝,他迁性不改,把自撰的《大学注》《中庸疏》加以整理,又献给乾隆。乾隆虽然宽大,但程朱理学是清王朝的意识形态正统,他怎么能允许这样离经叛道的行为,于是“掷还原书,传旨申斥”。谢济世一气之下,要求辞官回家养母。乾隆对他相当迁就,没有让他辞官,而是改任他为湖南粮储道,以便他就近养母

不料,经历这么多风波,谢济世的性格不改,居然在湖南公开印行了《大学注》《中庸疏》。乾隆皇帝虽然生气,但也只是命令把书版销毁,还特意在命令中说谢济世其人“识见迁左则有之,至居官,朕可保其无他也。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湖广总督回复说他遵行皇帝旨意,只烧毁了谢的书版,并未打击谢济世个人,乾隆满意地批复说:“所办甚妥,止可如此而已。”从“止可如此而已”几个字来看乾隆非常明白处理此类文字狱的界限,也就是说,出于维护意识形态正统的需要,一个王朝应该对异端思想进行必要的压制,但不可以超出正常人情道理之外。

正因为统治者的心态如此难得地正常,乾隆初年是清代为数不多的文化生态宽松时期。那些已经放下了笔的文人学士们又开始吟诗弄月,评古论今,一时间,大清文艺界呈现一派百花齐放的繁荣之貌。据推测,曹雪芹的《红楼梦》也就是在这个宽松时期开始写作的。

可以说,乾隆十六年以前的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对读书人最理解包容的统治者之一。但是,从乾隆十六年起,皇帝心态骤变！

传统社会中,永远有那么一类读书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虽然终生不仕,他们却总不甘心放弃“献身政治、“致君尧舜”的宏大理想,因为圣人告诉他们,这是士人活着的唯一目的。

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云贵总督硕色向皇帝密报,他在贵州安顺府普定县民间偶然发现了一件广为传抄的“奏稿”,托名为乾隆朝以敢言闻名的大臣孙嘉淦所做,不过语言鄙俗,内容不经,一看而知就是伪托。其内容是攻击当今皇上失德,犯有“五不解、十大过”。

这“五不解、十大过”的具体文字已经无存,根据现存资料推测,一是说乾隆举办南巡,浪费民脂民膏,二是指责他前一段因为金川之役滥杀官员。此外,还有可能夸大其词地渲染皇帝日常生活的荒淫无度,说他到江南巡游的根本目的是寻求美色。最后,“它甚至对满清王朝的合法性提出了非难”。

我们可以想象乾隆在读到这个报告时的心情。这对他完全是当头一棒,没有丝毫精神准备。

即位之初,乾隆曾经一心一意想做一个中国人理想中的明君:开明克己、仁慈、公正,正大光明,爱民如子。

父亲是他的前车之鉴。他亲眼看着父亲为了治理天下、饱暖黎民而绞尽脑汁。然而,普天之下腾于众口的却全是关于父亲的种种匪夷所思的谣言,说他什么谋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

乾隆很清楚,父亲之所以被舆论如此苛待,主要是因为他过于察察为明,许多政策风霜严肃,伤人太多。他不想把皇帝做得像父亲那样笨,而是希望能像祖父康熙那样以一个宽大仁厚的形象永垂史册。

应该说乾隆十六年以前,他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这十六年间,他减轻刑法,普免税粮,平反冤狱,恩待群臣,他像太阳一样源源不断地释放自己对臣民的善意和关怀。他所听到的,几乎都是臣民们的感激歌颂之词。所谓“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吴中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这段时间是他与臣民的蜜月期。

因此,“伪孙嘉淦奏稿案”的出现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他立命硕色追查此稿的来源,这一查之下,结果更令他震惊。

硕色最初汇报此案时,乾隆以为这不过是少数几个人所传,很快就能查明来源并且销毁,把这件事的不良影响消弭于局部。不料,一开始追查,乾隆就发现这不是贵州一省的事情,全国各地都相继发现了这份伪稿,甚至连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都争相传说其中的内容。至于传抄阅读过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查不胜查,从各级官员、秀才书生到平民百姓,甚至拉脚的、磨菜刀的、要饭的、游方和尚,都闻知稿中内容。仅四川一省几天时间就抓获了二百八十多个传抄过的人,更何况全国。这样一份明显是荒诞无稽,对皇帝大肆污蔑的伪稿,却居然引起全国民众如此巨大的兴趣,他们争相传说,如痴如狂。而他即位以来,施行的无数善政,却已经被人们忘在了脑后。

他突然发现,自己居然面临着沦为父亲同一下场的危险。

乾隆并不了解大众传播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小道消息是民间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众对于那些由官方传播的、正面的陈词滥调往往毫不关心,相反对于那些负面的,特别是刺激性、轰动性的传闻,却最为热衷。传播这些爆炸新闻时给人们带来的超娱乐快感,是什么评书戏****曲都无法比拟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到乾隆十七年(1752年)两年间,皇帝的全部注意重心都放到了这个伪稿上。他感到无比的冤枉、愤怒和委屈。他像疯了一样日夜关注此案,发布了无数谕旨,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命令各地官员,穷追不舍,务必要查出幕后真凶,千刀万剐,以解此恨。

全国各级官员都被动员起来,数千人被捕入狱,全国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然而追查了一年多,网越撒越大,牵涉的人越来越多,仍然是一团乱麻,了无头绪。眼看着这样下去,除了把伪稿内容更广泛传播之外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乾隆只好匆匆结案,把两名传抄过这个稿子的低级武官定为主谋,杀掉了事。

这一事件给了乾隆极为严重的心理刺激。抓不到真凶,皇帝就把仇恨转移到风传此稿的百姓身上。皇帝想起了韩非子的话:对老百姓来说,最需要的是如畜生一样不断地加以鞭策,而不能“养恩爱之心”,因为老百姓是没有头脑的。

总结

因为此案的持续发酵，以致后来乾隆皇帝将“文字狱”做到了极致，虽然对他而言是稳定了社会，但长久下去必然会造成思想的僵化，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步入近代化以来中国一直走的磕磕绊绊的原因之一。可以说，看懂了乾隆时代，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看懂了近代中国。

选自

《饥饿的盛世》(张宏杰著)

《清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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