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彩礼,59岁的老张在工地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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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他跟着一大批平均年纪五十多岁的同龄人颠沛流离,往返胶州、青岛两地,每天只想着一件事:能找到一份工作。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654个故事—

前 言

网上有个说法很有趣,彩礼越高的城市,经济越差。

并非道听途说,以我的家乡为例,三线小城市,经济水平始终排在下游,被称为“山东最穷市”,然而彩礼方面达到了全省第一。

从几年前的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五元钞票、一千张百元钞票、百张五十元钞票,十五万以上)、到如今的两个九万九、四个九万九,数目可谓一路飙升。关键在于,在彩礼之外,还有房、车等必需品需要置办。

上年12月,我有个朋友举办婚姻,不算婚宴,全部花费计算下来也达到了两百多万。

最关键的,同样也是我最有疑问的,在我们这个平均工资不到3500元的小城市,家庭居然能负担得起这么大的开销。

直到我听到张哥的故事。

张哥和我是老乡,但不是我们厂里的员工,用他的话来说:“我是我儿子的员工。”

今年春节期间,我一个朋友从外地自驾返乡,因疫情原因,进出需要街道办开具返乡证明。当时我恰好刚从工厂回家,也闲来无事,便坐车来到临市与朋友碰头。

朋友到达已是晚上,老友重逢,见到对方都比较兴奋。一番打闹过后,朋友说:“先找个地方吃饭,我们俩一天就吃了一桶方便面。”

这时,一根香烟忽然从后面伸了过来,我吃惊地转过头,看到后排坐着一个抱行李箱的中年男人。

我不好意思地挠了下头:“不好意思哥,没看见你。”

男人很瘦,个子不高,约摸有四十来岁。他身上套着一件迷彩大衣,眼窝深陷,脖子、手臂和脸呈现出浑浊的焦黄肤色,眼角的皱纹清晰可见。但猛地看一眼,总感觉哪里有些奇怪。

他冲着我颠了颠烟,示意我接住:“没事,你聊你们的。”

朋友也才反应过来,对我介绍:“叫张哥,我们队里的,咱家的。”

我点点头,接过烟,跟张哥重新打了声招呼。

因为不熟,又加上年纪相差较大,我跟张哥没什么互动,即使有,也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一路上两个人都很局促。

朋友为缓和气氛,开玩笑说:“张哥爱喝酒,你也爱喝酒,你俩还都喜欢抽红塔山,多有缘分。”

我一时脑热,想也没想就说:“有钱谁抽这烟。”

话一出口才意识到不对,正想找补,张哥却接上了话茬,洒脱地说:“就是,还不是穷才抽这烟。”

这就是我第一次遇见张哥时的情景。憨厚、老实、和善、和我一样普通,是我对他的全部印象。

春节过后,临近返工,朋友忽然打电话喊我“陪酒”。

我以为是相亲、请客什么的找人拦酒,就说不去。朋友则说这次请的人我认识,老张,是队里的事儿,他怕他自己一个人应付不了。

朋友说的这个“队”是装修队,规模不大,约二十人。他的某个亲戚是领班,常年活动在辽宁河北两地。说是装修,主业却是安装电梯,副业才是腻子瓦匠的活计。也因为是力气活,风险高,能接受的人不多,所以工资很可观,行情好时一个月能拿到一两万的工资。

我对老张的印象不错,来了兴趣,问朋友:“为啥事呢?”

朋友说:“队里不让他干了,我舅让我劝劝他。”

我说:“干得不行?”

朋友说:“那不是,电工、钳工啥都能干,肯卖力气。”

我纳闷地说:“我看大哥人也不错,那啥问题?得罪人的事儿我可不干。”

朋友说得很神秘:“你想多了,见了面再说。”

刚出家门,就看到朋友的车打着双闪停在路边,我坐进副驾驶,笑骂道:“你是算准我会去是吧?”

朋友耷拉着脸,沮丧地叹了口气:“不为你,我停在这快一个小时了。”

我心想是老张的事情,又骂一句:“还真是得罪人?”

朋友先是颓丧地点了下头,又说:“从法上说,不得罪人,从情上说,得罪人。”

我没听懂,有些急了:“啥意思啊?”

朋友苦笑着说:“你知道他多少岁了吗?”

“多大?”

“五十九了。”

再次见到张哥,或者说张叔,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第一次看见他会有种奇怪的感觉了。问题出在头发上。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眼皮松弛,皱纹蔓延,皮肤焦黄,疲态尽显,而头发却展现出不属于这个年纪与状态的乌黑明亮。

再次见到他,他就像秋天迅速枯萎的野草一样,并不浓密的头发上出现许多白点,头顶上方硬生生空了一大块,两侧发鬓处的几撮头发潦草地覆盖在上面,看起来十分凌乱。

在此之前,朋友已经向我简单说明了情况。之前装修队属于民间运营,没有固定的体系,对工人除了硬性的能力要求,其他方面的规定不多。但这种没有资质的团队仅能从第三方手里接活,虽然自由、工资高,但极不稳定。

今年,装修队与一家外包公司达成了合作,注册了经营许可证,有了标准的人员管理体系。

朋友说,像老张这个年纪,若想正式纳入正式工,最棘手的是保险问题。不仅要提供体检材料,还要有指定的担保人、负责人,但非亲非故,公司里没人愿意作此担保。

另一方面,这一行本身就是高危行业,从年纪和体力上看,公司认为老张已经不具备任职的资格,哪怕平日里他的表现不错。

因为是同乡,关系又不错,朋友和亲戚商量了一下,觉得当面说清楚要好一些,看起来也更重视这件事。

再见到老张,他仍是那副既憨厚又局促的模样。他一直在笑,两只手时而挠头,时而交叉在一起,像不知道要放在哪儿一样来回乱晃。

位置是老张选的,一间狭小的鸡汤馆。店外没有招牌,没有厕所,为了节省空间,桌椅板凳设置得很矮。

老张骑的是电瓶车,到了有一会儿了,车篮里放着一瓶酒,是“赖茅”,包装如出一辙,但产地却是山东。

点完菜,三人推让着入座,然后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鸡汤店丨作者供图

朋友发消息给我:“现在说还是一会说?”

我又窘又气,话不对题地说:“我操,早知道我不来了。”

这时坐在对面的老张把我们的杯子拿了过去,笑得有些牵强,边倒酒边说:“我知道你找我啥事。这个不用说,今天算我请客,你们是年轻人,给我拿拿主意。”

朋友的脸马上红了,忙乱地跟老张从头到尾解释了一遍,声音很小,磕磕巴巴,我坐在旁边都很难听清。

老张耐心听完,洒脱地挥挥手,笑着说:“我知道,今年过完年要队里没活我自己也走了,没啥对不起的。”

场面静了下去,原本做好苦战准备的朋友见如此顺利,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想到刚刚老张说的话,犹豫着开口:“张哥,你刚刚说让我们拿什么主意?”

张哥让给我一支烟,满意地说:“你们是年轻人,懂得多。让你们说,像我这个年纪,应该干点啥好?”

我想了想说:“活儿还是不少,厂子、服务员……我觉得在咱家干个保安不错,轻巧还自在。”

老张苦笑一声说:“厂子也不要我,保安是不错,但不挣钱呀。”

我说:“咋能不要,最近还有消息说,男性要到60岁才退休。”

老张自嘲地说:“说是这么说,年轻人还用不过来呢,风险又没我高,谁会用我。”

我跟朋友尴尬地对视一眼,半开玩笑地说:“都这把年纪啦,在家享福多好,攒那么多钱干什么。”

老张长叹口气:“挣钱不是为了攒钱,是欠钱。”

朋友赶在我前头问:“欠了多少?”

老张半开玩笑地说:“一个儿媳妇的钱。”

老张五十四岁之前,从未出过县城。

在此之前他和妻子一起经营着家里的六亩地,一年两收,农闲时便去干临时工补贴家用。家境虽不富裕,但人知足常乐,几十年过下来,也没觉得有什么遗憾。

老张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女儿比儿子大十二岁,已经有了家庭和孩子。

儿子小张上到初中,打架辍学,一直在社会上游荡,工作倒是有,就是人不正经,胡吃海喝,剩不下什么钱。

后来小张交了个女朋友,谈了半年,老张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便撮合两人赶紧结婚。

之后一切都挺顺利,女朋友没意见,找媒人往娘家传话,娘家也没意见。等老张带着礼亲自上门,没聊两句就傻了眼:“彩礼十二万八,不算三金,城里买套电梯房,买辆车,彩礼不回。”

老张说,他活了几十年怎么都没想到,就这短短几句话,让他背上了近一百万的债务。

老张流了半辈子汗,家里的积蓄也不过十万块钱。他起初设想,等小张说定亲事,用这笔钱在村里给其盖一栋二层洋房,实惠也显着气派。但要按娘家人的说法来,把这笔钱掰成十半也不够用。

老张先是研究,把各种渠道和方式都算了一遍,想到了犯罪才肯妥协:短时间内凑够这笔天文数字简直异想天开。接着他拉着儿子找娘家人谈,谈了四次,娘家人稍微松了口:车子可以缓缓,房子可以首付,其他东西不能变。

然后两家人的事儿就成了爷俩的事儿,小张很喜欢这个女朋友,不肯结束,也知道老张把祖坟卖了都凑不够这笔钱,于是怂恿着老张动用关系借钱,把地做抵押进行农业贷款。

两人为此天天吵架,吵到后面,小张一连几天都不回家,回家又准说这事:“爹,你得支持我。”

没过多久,一件事的发生直接扭转了局面,老张不支持也不行了——小张的女朋友怀孕了。更让老张意想不到的,这是老张妻子的主意。

妻子知道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又可怜儿子,就给儿子出了个馊主意——生米煮成熟饭。妻子认为,女人最忌讳的就是生过孩子,一生孩子,“价格”就往下掉了,找下家也难。

但真正等到怀孕,情况恰巧相反。女方娘家人发现后,召集家里的男性亲戚气势汹汹地来到张家讨要说法。人家也不废话,就俩选择,趁肚子看不出来马上结婚,不然报警。

张哥被人围着,抽了好几根烟,最终叹口气说:“定个时间吧。”

说到这,老张有些感慨,苦笑一声说:“你说哪里人彩礼要得多?农村人。还是有着以前的观念,觉得嫁女儿就是卖女儿,不要个好价钱,面子上都过不去。哪里人娶农村人?农村人。咱说门当户对,城里人也看不上农村的呀。再说哪里人穷?还是农村人。你说这,啥苦难事儿都狗日的落在穷人头上了。”

一个月内,老张和儿子小张前后各处借了30万元,又在一个星期内将这30万元连同家里的所有积蓄花了出去。老张说,那几天他总感觉自己前几十年像没活过一样。

他算了一笔账,算上房贷、其他贷款和外账,按照一年的收入,他要还二十年,还是不吃不喝的前提下。但他唯一的收入来源也被剥夺,土地已经租了出去,他已经没了能够创造出价值的东西。

小张结婚当晚,他看着自己那双焦黄且布满老茧的手,人生中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几天后,只带了一身换洗衣服的老张乘火车来到省会济南,在工地干泥水匠。选择干泥水匠有几点原因,一是工钱足,二是熟人引荐,没有年龄限制,三是对他来说,生活上也没有什么选择。

但在这点上老张又有了错误判断,工地的工钱虽高,但老张进入的队伍是项目结算,即不管多长时间,只有项目干完才会发放工钱。又巧在项目工程涵盖三栋楼房的建设,施工才到了三分之一,而工期已经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老张干了两三个星期,头发白了三分之二,还患上了高血压。他经常把欠款短信一个不留、翻来覆去地看,看得心里燥热,脑子里一团乱麻,但又无计可施。

他所在的工地一线工人年龄相差不大,平均在四十七八岁左右。但即使最年轻的工人,头发不是花白就是秃顶;即使最老的工人,身上不是背负着房贷就是彩礼。

他们多数情况和老张相同,半辈子务农,人生过半遇到儿子结婚,生活在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干起已经不适合他们的工作。老张半无奈地半开玩笑说:“我那批老工友,出门干活都是为了儿子。”

老张在工地期间认识了一个比他年纪小几岁的诸城工友,工友白天在工地上班,下午歇班就去跑外卖。两人认识熟了,也提议老张和他一起干。

那年老张年纪尚未超过55岁,也正赶上外卖员紧缺,外包公司同意老张入职,但不给签劳务合同、不买保险。并签署了一份证明材料,即老张若在工作期间出现事故与公司无关。

老张被说得稀里糊涂,又稀里糊涂签了字盖了章,当天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手机、一身装备和一辆送餐车。

起初老张跟着工友跑了几天,送晚8点至凌晨2点时间段,跑得挺顺利,一夜下来能有四十多单,一单四块钱,多时一夜能跑两百多块钱。

济南属于盆地,三面环山,夏天闷热得厉害,没有一丝凉风。夜里爬楼送餐,感觉空气都是凝固的,呼出去的跟吸进来的空气一模一样,老有缺氧的感觉。

有天老张在外卖员指定的饭馆吃饭,听到旁桌有两个年轻的外卖员聊天,说明天去补办健康证,没有健康证跑不了。老张心有疑惑,靠过去问。两个外卖员也觉得诧异:“没有健康证你咋跑的外卖?”

老张把前后因果说了一遍,两人相视一笑,接着把老张的手机要过去,问老张叫什么。老张说了名字,外卖员把手机屏幕呈到他面前:“老师傅,你被骗啦,这上面的实名认证不是你。”

老张听得云里雾里,急忙问:“那我跑的钱还有吗?”

外卖员说,像老张这种年纪,虽然能用自己的身份配送,但隐患太多,一般的外包公司都不会收。但外包公司又有着送单量的业绩压力,才会找老张这种年纪的人进行“人员顶替”。没签合同,出了什么事都在老张头上,跟外包公司没关系。

听到工资照发,老张松了口气,只要不被发现,他不在乎违规那一套。外卖员又说,这种情况多是熟人介绍,不然外包公司不敢要,熟人也会得一笔介绍费。

听了这话,老张心里挺不是个滋味,他本以为工友是帮他,没想到到底还是因为钱。

下了班,老张在公司门口等工友回来,两人走了一路,老张也想了一路,最终小声地说:“这钱咱俩得平分。”

老张在济南白天上工地,晚上跑外卖,连轴转干了三四个月,人消瘦得不成样子,头发也白完了。这期间,他挣了钱就赶紧还账,钱在手里停留不超过十分钟。

小张仍然在家,和儿媳妇在城里租了一套房子住。因为没钱装修,买的新房迟迟没有要钥匙,要了钥匙就得付物业费。儿媳妇生了孩子,是个孙女,生的那天老张没能赶回去,但还挺欣慰,少了以往期待孙子的那种偏见,最起码以后儿子能轻松一些。

儿子一个月工资4000左右,儿媳妇没工资,单是供应家庭就捉襟见肘,更不要说有能力还钱。说是父子俩一起承担,到最后压力还是都到了老张身上。老张也知道,“小孩要喝奶粉,要游泳,要吃好的,儿媳妇花钱也大方,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工期结束后,老张留在济南继续送外卖,白班夜班都跑。他陆陆续续从其他外卖员那里听到了外包公司压价的信息,才得知夜班一单正常能到7-8块钱,于是找站长谈了几次,相应涨了0.5-1.5元。

老张发现这个路子越来越不好干,仅仅几个月,他光是账号就换了五个,有时还会出现异常操作的提醒。有和他一样的老人教他,用儿子的身份认证,让儿子拍几段挤眉弄眼的视频,或者把头发染黑,再有面部识别时找个阴暗的地方就能糊弄过去。

还有各种各样的送餐技巧,比如敲门要小声,没有电梯的送餐点要装作气喘吁吁,随带问一嘴垃圾要不要帮忙扔下去。同样的,像“用餐愉快”这种话尽量少说,能让顾客对你有好印象,除了年纪是优势,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要让顾客共情。

老张说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午夜单,一个写字楼,顾客用红包点了一份黄焖鸡米饭。送到后接餐的是个女孩子,老张跟她聊了两句,知道女孩是本科生,毕业两年,月工资扣除社保仅有4000元。说到这老张忽然变得很高兴,脸上浮现着幸灾乐祸的神情,他说:“一个大学生,毕业两年才四千,我小学都没毕业,一个月能有一万多呢!”

老张彻底与外卖绝缘是几个月后。外卖平台的人脸识别力度更大了,更频繁了,甚至送着单都能跑出来,时间也不固定,如果完成不了,账号直接就给封了。老张队里有个人,就是因为盗用其他人的身份信息被查出来,罚了一千块钱。

权衡之下,老张只得无奈退出,再以自己的真实身份找工作,但问题也随之出现——没有地方要他。

那段时间,老张碰了不少壁。到一个厂区,明明名单上说了年龄不限,但别人都是立马上岗,只有他要回去等消息,直白一点的,干脆说他不合适。做兼职也是,明明中介招20人,人尚未满,他去报名就成了没有名额。老张心急如焚,却也只能干着急,没有一丁点办法。

后来老张来到了青岛蓝村,在这里认识了一批与他同龄的求职工人,有经验的告诉他,像他们这种没有年纪优势的,正式工、合同工想都不要想,只能把眼光放在兼职上面。

蓝村火车站丨作者供图

兼职也有技巧,首先要把头发染黑,报名时戴着口罩,最好找不押身份证的中介,五十五岁就说四十五岁,五十岁就说四十岁。再不济买包烟送给中介,请中介吃顿饭,只要中介肯去,就说明有戏。

于是人生过了一半的老张开始重视起形象,染发、化妆、挺胸抬头、吐痰不发声音、穿时髦的运动装。

那一年,他跟着一大批平均年纪五十多岁的同龄人颠沛流离,睡过五块钱的大通铺,睡过工厂里的空荡车间。他们往返胶州、青岛两地,每天只想着一件事:能找到一份工作。

在各种工作里,老张最喜欢力气活,抑或工厂里的计件工,他信奉着“多劳多得”这个准则,想把自己即将迈入暮年的身体价值变现到最高。

时间来到2020年开春,新冠疫情暴发,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到全国各处。

老张说:“那时就感觉天塌了。”

老张记得很清楚,他离开家的时间是2020年的小除夕,青岛有个制衣厂要招五十个兼职在春节期间赶工,工资很诱人。当时疫情虽已见趋势,但上涨得并不迅速,也只在湖北一带,老张很轻松地就搭了一辆顺风车来到青岛。

没过几天,疫情开始往其他地区蔓延,感染者的数量也呈直线上涨,乃至山东一带都出现了疫情。

老张记得,临进工厂的前两天给中介打电话,中介让老张不用担心,该开工还会开工。到了预期那天,则变成了会开工,但是要等,开工后电话通知。说到这老张笑骂一声,他说他等了两年,到底也没打电话通知开工。

时间到了2020年的正月初十,老张明显感觉到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了。街道上一天消毒五六趟,停在火车站门口的黑车不见踪影,不仅各大工厂、工地不允许开工,连公司、饭馆也迟迟不见动静。

那天,他所居住的大通铺也被人下了驱逐令,说人员聚集过多,不安全,要求人员立即撤离。老张说:“说是为了疫情,为了安全,但像我们这种的,没饭吃比疫情更不安全。”

街道办统计好身份,做好检测后,为老张在内的所有人购买了回家的车票。这一天所有人都很沮丧,有人说,看这架势,不停个一两个月不算完。也有人说,停不停一回事,身份都给上报了,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回来。

老张不说话,只默默地抽烟。红塔山1956,软包,烟丝很硬,烧得慢。正常速度下,抽一根要花5-6分钟,但这次老张抽了一包,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

这天晚上,老张想起了以前关系不错的一个中介,他偷偷下了楼,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给中介打了个电话。中介说现在确实有工厂正在陆续开工,但目前多数是医药厂和食品厂,还都是大厂,因为疫情,年龄限制卡得很死,老张不好进。

中介知道老张的情况,想了想又说倒是有些小的厂子缺人,他应该能安排进去。但老张这种情况,证明材料和保证书都要有,还得给街道写证明书。中介愿意当他的证明人,但作为代价,除了指定的费用,老张的时薪也要分一半给他。

老张想也没想就答应了,还是那句话,即使铤而走险,有钱赚总比没钱赚强。

第二天,中介就来接老张进了工厂。工厂也不小,主要生产口罩和酒精,老张听老工人说,原先工厂是主生产医疗套装的,口罩本是附属品。本来工厂效益很差,没想到这次因祸得福,老板反而狠狠赚了一笔。

听到这话,老张总会做些不切实际的梦,幻想着自己能以何种方式忽然大赚一笔。他想过很多种方式,譬如在单位里受伤,得到一笔大额赔偿金;又或者不经意间买张彩票,中了一百万的天价奖金。

但马上他发现,他没有保险,也不会舍得花钱买彩票,他连做白日梦都不具备条件。

厂子管吃住,加上疫情管控得越来越严格,平日里老张很少出门。印象深刻的是正月十五那天,老张出门买烟。坐地铁,13号线,从董家口坐到两河。

车站里等车的只有几个人,都在玩着手机。那趟地铁他等了三十多分钟。走进去,车厢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出了站,更是人迹罕至,五分钟内路过的车屈指可数。昔日的年轻国际化都市彷佛停转了一样寂静无声,变得像老张一样老。

老张在医药厂干了三个多月,五月份,又辗转至其他工厂。这期间他认识了一个老乡,老乡原先是做装修的,散工,哪里有活儿往哪里跑,按天结算,工资不低。这时眼见疫情逐渐平稳,工地陆续复工,装修队也开始招人,老张有意跟着老乡一起干。

做散工最大的好处是只看技术,不看年龄。老张跟着老乡到了地方,工头只问会些什么,商量好价格,直接就可以上工。

老张喜欢干这类活,钱多,自由,管饭,中午还会一人发一瓶啤酒,最起码不会提心吊胆。当时工期赶得急,连小工一天收入都有300到400元,且当日结算。对于老张来说,那仿佛是段生活最后回光返照的日子。

几个月后,工程量开始减少,老张的工作场地从原先的工地变成了私人住宅。工期开始减少,一个任务不超过三天就能完事,随着劳动力的增多,老张也从人选名单里移为备选。

老张说有件事他很对不起带他入行的老乡。当时两人闲置了近一个星期,租住在重庆中路附近,每天都十分焦虑。那天之前带他们的工头接了新任务,急着开工,但瓦匠只要一名。

老乡比老张年轻几岁,若要竞争,老张没丁点机会。老张思索一阵,没有告诉老乡,而是用老乡的信息为自己报了名。老张说这件事时没有为自己辩解,他只是说:“没办法,我真没办法。”

这之后,老张辗转多处工地,去了多个城市,最终受人引荐,来到朋友的装修队里。几年来,他从没签过任何劳动合同,没办理过保险,签得最多的是保证书。他始终为“不签合同、不买保险属于违法”这件事惶惶不安,他怕被人发现,没有了工作干。

朋友的工地丨作者供图

这几年,钱还了不少,眼下没有一开始那么迫在眉睫了。但因为没钱装修,房子的钥匙还没要回来,小孙女也到了快上幼儿园的年纪,盘算下来,情况跟之前相比没什么变化。

唯一不错的是儿子,这两年换了工作,在县化肥厂干销售,一个月能有六七千块钱。儿媳妇也开始工作了,干服务员,一个月小三千,最起码两人的压力能小一些。

老张对自己的身体是有预知的。随着长期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和年纪增长,他感到了力不从心,少了很多干劲儿。

他说他的反应慢了不少,有时候精神过分集中,别人叫得再大声也听不到。他的腿上出现了静脉曲张,肝脏也有了毛病,血压则一直高居不下。

说到这,老张看着朋友,表情得意地说:“上个月在沧州干电梯,我一个人焊一台,你舅还说让我别那么拼命。”

老张叹息一声:“再不拼命就没机会啦,我老啦。”

那顿饭从晚上八点吃到凌晨两点,三人酒量都不错,加上老张带的一瓶“赖茅”,又喝了两箱啤酒。

但说到最后,我跟朋友也没给出合适老张的建议,能试的老张都试了,不能试的老张也尝试了个遍。像我们这种对生活满腹怨言的人,给不了一个拼命的人什么建议。

老张与我们的无奈不同,仍十分开朗,他用酒杯碰下了桌子,一饮而尽,笑着说:“活人还能被工作难死?”

他说他准备等过了十五到江苏看看,干这种活,越大的城市越不能去,虽然给的钱多,但人多,规矩也多。他听人说,江苏的工地六十多岁都有人要,他有技术,找活也容易:“趁这几年还干得动,再抓紧干两年。”

这次见面之后,我再也没见过老张。

后来我在工厂里跟同事秦小军说过这事,秦小军听后没有惊讶,而是说:“我们那边到处是这种情况。”

我所在的厂区在浙江,有次看到一篇报道,说浙江省建筑业农民工年龄在51-60岁之间的占比达到30.61%。有时在路上看到年纪偏大的工地工人,我总会下意识看成老张,想着他们是否也跟老张一样,在人生的下半场,为儿子的彩礼拼命。

那天酒桌上,我们即将散场时,我问了老张一句话:“你觉得日子过得难不?”

老张憨厚地笑:“不难,能找到活儿就不难。”

作者:来林,打工人

编辑: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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