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决定离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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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最后一周，我决定必须要离开上海了。

事实上，早在1个月前我就应该坐上飞往广州的航班了。但行前临时留宿朋友家，一觉醒来，小区在原定的浦西封控日前一天，拉起了警戒线。我走到门口，退了回来。

1个月后，我又走到了小区门口。

“你保证你不再回来，是不是？”“上海这次疫情结束前，不能回来。”“你要保证的，要签字。”

结束前当然不回来。

“是的，解封之前不会回这个小区。”我说。

毕竟我也不住在这个小区。

在这之前，我已经和所在居委会报备得到过许可，居委会也知会过保安。临走这一刻，保安依旧反复与我确认。最终，他拿出一张纸让我签名。表头上一行黑色粗体字：“外地来沪人员登记表”。也许根本没来得及制作新的表格，我想，一边快速在表上签字，上面已有些记录，可以看出，在我出发前也零星有些人在来沪表上备注了“离沪”。

下午一点多，日头正好，我终于踏出了小区大门，准备前往虹桥火车站。飞机的取消率太高，我不敢再冒险。奋斗将近一周，好不容易抢到一张车票，下午4点半出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从小区到虹桥火车站的这十几公里。

十几公里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如果照往常打车、或者坐地铁，大概只花半小时不到。但这是4月末的上海，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有通行证的私家车；路边的共享单车。前者要价高达千元。地图显示，骑行时长1.5小时。我扫开了路边的一辆小蓝。

停了许久的单车被疯长的杂草缠住，我从没见过杂草像这样从一块块从地砖中挤出，几乎占领了这条窄窄的人行道。骑上车，行驶在街道上，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仿佛恐怖片里的无知女主，被灌输了20年外面的空气有毒，第一次来到外面世界，有些期待但又惶恐。

路上几乎没有行人。路过几个小区门口，有居民零散的站在小区门口，正从车上卸下物资，大家就站在马路上。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走出比小区门口更远的距离。偶有私家车驶过，驾驶座上的司机也都全副武装。路上最鲜亮的颜色属于外卖员、快递员，他们骑着电瓶车，一如既往行色匆匆，一次装载的货物比平常还要多。大多数街边店面依旧贴着封控之前的告示，“暂停营业至4月5日”，显然，现在距离所约定的重开日期已经过了许久。

在一个红灯停的路口，我才发现行道树的枝桠已长得茂密，地上堆满了落叶。从未见过的黑白条纹的鸟儿，同麻雀一起在地上跳跃，也并不因为有人靠近而惊慌飞走。

我忽然想放音乐，或者大声歌唱，但又怀着点心虚和内疚，于是作罢。离开上海，合法合规，我为什么要心虚呢？明明一切都是合理的，我想来上海，或者离开上海。但在这时候，我好像一个叛变者，偷偷溜走。除了亲近的朋友，我谁也没提起。

骑行半小时，有些累了。虽然天气不错，随身我只带了一只出游用的黑色小包，里头也只有一袋干粮几个橘子，不沉。此时距离虹桥火车站，还有7公里，在北新泾我遇到了第一个检查点。身穿防护服的人示意我停下，我准备好了一切可能的证件或证明，没想到查看核酸就放行了。入站检票前，我总共遇到过5个检查点，越靠近火车站要求的材料越多、越频繁。

十分钟后，大约2点24分，凌空SOHO附近，我遇到了第三个检查点，这次要求绿码、核酸、当日车票齐全。这个路口通向虹桥枢纽，通过后就去的要么是机场，要么就是火车站。工作人员问了行程，检查票证完毕后，用上海话与我说了声：“再会”，我也回：“再会” 。

再向前骑出一段路后，一看导航猛然发现已经骑过了头，得掉头到正确的转弯处才能到达火车站，还有5公里。已经折腾了1个多小时，我很累、很渴，又不太敢摘口罩。我打算休息一会。   

正将自行车推进路边的车棚中，与路边一位抽烟的大哥对上了视线，他正在盖上电瓶车的车盖，我上前询问：“大哥你这车是自己的吧？”我想请他送我去入站口，但是担心车另有他用，大哥不愿载人。

大哥看样子三十多岁，长着一张面善的圆脸，体型敦实，讲话一点不含糊：“你有事可以直说。”

“请问你可以送我去虹桥火车站吗，我可以给你红包……”

大哥打断了我，没有拒绝，但显得有些犹豫、为难：“倒不是因为钱，现在疫情严重，我也怕你不太安全。”

“没事，我给你看核酸！”我边说边开始掏手机。

他看看我，打量了几秒，重重吸一口烟，仿佛下定了决心：“妹子，钱不用给，我把这根烟抽完送你去。”然后反而马上给我看了他的核酸报告，我也点开了核酸页面，他又摆摆手：“核酸也不用看。”

下个阶段有救了，我这才安心将自行车上了锁。手机中显示恰好骑行1小时，需支付5.5元。

大哥的电瓶车开得很稳当，途中一直提醒我，“抓好手机和背包啊。”“你手机要是掉了，我赔不起的。”我赶忙回：“哎呀掉了也不会让你赔的。”

电瓶车比自行车的确快多了，很快，我们距离入站口只有1公里左右。但离火车站越来越近，我却感觉越来越陌生。“为什么路边那么多背包客坐着？”我疑惑，大哥告诉我他们是滞留在这的，有的已经在这儿十多天了。他很谨慎，带我绕开了人群。

一直开到入站前最后一个岔口，路边标识显示：非机动车不可通行。车停，我下了车，大哥嘱咐我：“不要乱碰，不要乱摸，做好消毒，剩下的路靠你自己走了。”

这里，虹桥火车站高架桥下的三岔路口，已经被大巴、人群和垃圾挤满。这里可能是我最近1个月来见过的人群密集度最高的地方，只有小区里排队做核酸能相比，当然，这里的密集是无序的。

目测有50多人汇聚一处，滞留在此，他们有的三两成群，有的形单影只，大部分人身下垫着硬纸板，或坐或睡在路边，周围有很明显的生活痕迹——用过的纸巾、方便面袋子、撕开的卫生巾包装散落。显然，他们在这里待了不止一天。

他们神色看起来并不匆忙，不像要赶车，有人只是抬头向四处张望，脸上透露着茫然。大多数人没有戴口罩，我低着头匆匆向前。走到桥上，桥面蜿蜒向上，过了一会，“上海虹桥站”几个熟悉的红标大字终于出现在眼前。

距离入站口只剩百米，路上却只有我一个人在向前走，路边有三十多个滞留者，就像桥下的那些人一样，坐着、站着、望望远处。有些人坐在地上聊天、有些在玩游戏、或者刷短视频。我后来知道这些人之所以坐在桥上，是因为这儿能充电。突然，一个坐在地上的中年男子见我经过，把手比作枪，开腔说话：“别动，举起手，你被抓了！”

我远远看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快步上前去，这里是第4个检查点，我一边出示票证，一边问了一声：“那些人为什么在那啊？”工作人员答：“这些人，有的没买到车票，有的没有核酸报告。”顾不得多想，我决定先进火车站。回头看了一眼，人群静止在入口不远处，桥边满满种了一排月季，开得正艳，无人观赏。

火车站内完全是另一幅景象，一切都变得规整有序起来。入站前完成最后一次核酸、绿码、车票的检查，进去后是熟悉的常规流程。但火车站变得很陌生，候车大厅空旷、鸦雀无声，只有广播循环播放着来沪的市内交通路线。

显示发车时间的显示屏上红红一片，当日只有两个车次没停运。其中一趟是我要踏上的G7376次，规定检票的30分钟前，检票的队伍早已大排长龙。

离沪的人群被集中安排在了3个车厢，上车后大家聊起天来，各自聊着怎么抢到的票和目的地。坐边上的中年男人一落座就忙着给妻子女儿打视频报平安。他是个海员，运货来上海后恰逢休假，在酒店里呆了一个月，好不容易才抢到了票。他对妻女说，有些担心会被遣返。后面的乘客打趣：“我们都是上海的逃兵，现在出来了，上海也不希望我们再回去呀！”

车开出不久是晚饭时间，餐车关闭，乘务员拿着盒饭在车厢来回推销，邻座的女生忙不迭点了一份，不顾风险摘下口罩吃了起来。这时我才注意到，她头发因久未梳洗而粘在一块，全身上下只有一个小挎包，并无其他行李。吃完饭后，她便到处向人讨要抢票渠道，面露焦虑之色。我和她闲聊几句，才得知，她已在虹桥火车站滞留了3天，这或许是她的第一顿正式用餐。

在出站排队时，我注意到了三人，他们30岁出头，肤色黝黑，低声商量着第二程目的地。其中一人从箱子里拿出黑色外套穿上，腋下明显破了个大洞。

后来，我认识了其中一人，叫张华。他告诉我，他们3人都是3月初才从老家出来，经人介绍到上海工作，但待了一个月，他们都决定马上要离开。他们后在虹桥站露宿了3天2夜，才买到的票启程。

张华老家山西过来上海务工。包工头原本承诺他到上海做叉车司机，保底月薪7000元，到了上海他才知道实际上是装卸工，在某家供应链工厂，且是日结工资，一天工作长达十二个小时。但因为熟人介绍，张华并没有和工厂签订合同。

4月初，浦西被封控，他和工友被隔离在了九亭工厂的办公室中，里面只有桌子、椅子和一块白板。张华和工友只得将物件移开，在10平米的环境里打地铺，将就了20天，期间一日两顿饭，没有任何收入。

4月19日，物流运输逐渐恢复，公司给张华发了城市运营保障工作人员证明，他们再次上岗。他负责装卸外省市运至上海的保供菜品，随后发往各个小区。他告诉我，虽然之前20天没钱赚，但促使他下定决心离开上海的原因，还是因为复工后的危险情况。

装卸工作需要多次进出小区和工厂，但公司并未给工人配备任何防疫设备。外来车辆进出工厂也不消毒，甚至工人的口罩都需要自己买。张华不放心，提出需要配备防护服，遭到了包工头的拒绝。张华说，工厂早在3月底就有病例，而该工人所经手的货物，也并未被消杀，直接被运送出厂。

他和同事决定离开。实际上岗时间只有21天，在扣除了介绍费后，张华拿到了2000元工资，但他想，即使剩下的钱要不回来，他也认了。和工友打上一辆有通行证的出租车，张华支付350元从九亭来到了虹桥火车站，打算现场买票。因此在火车站滞留了3天，他说：“原本我想买上火车票就可以离开上海了，是新的开始，但没有想到却是厄运的开始。”

在火车站，每天会在下午2点左右放票，每个班车有40余张，但据张华目测，他到火车站的时候，滞留人数已经超过200人。滞留着无事，张华有空就去和同样滞留的人攀谈聊天，他得出了一些自己的观察和判断：

3月中旬，上海疫情变得严重，便有一些中介在网上发布招聘“防疫志愿者”的消息，称日薪2000包吃住，吸引到了一批打工者。

而这些人在来到上海后，先被中介收取了1000元的介绍费，随后并不提供住宿，而是用巴士载着他们到方舱、医院、工厂等地，询问是否需要工人，如果有就留下工作，没有就转一圈回来火车站，第二天再去问工。滞留在这儿的人，大多就是被高薪“防疫志愿者”骗来的，他们有些找不到工作，有些在方舱等地做了几天觉得不合适又回来，却发现已经买不到离沪的车票了。周边宾馆几乎没开，这些人又大多生活窘迫，便想着要么回家，要么能在上海找到工作，把投入的交通费和介绍费赚回来，一来二去便在虹桥站住下了。

没有当日车票并不能进站，滞留人群能待的只有入站口前的露天平台，白天检票口附近有工作人员和警察，但他们只负责做核酸和统计人数，并没有人提供饮食。张华听说，一开始是有物资车来供应的，但是后来滞留人群总是闹事，便没有人分发食物了，大家只能靠着自己带的干粮充饥，有些人没吃的只能到处问人要。

张华滞留那几天吃的是自己带的方便面，干吃。厕所也无处可上，一度滞留在那的男男女女只能在路边就地解决。

睡眠更是个大问题。他们一开始睡在入站口附近的广场上，能离火车站近些。晚春的上海，夜晚微凉，对于只穿了薄薄衣物的人来说却是冷得刺骨。“那2个晚上我不记得什么感觉，就是冷。”

张华向成功抢到票离沪的人高价买下了两床被褥，100元一条。即使已经数不清被转了几手，变成臭烘烘，依然是当时的硬通货。高价买到的被子被张华给了同行的两个女生，自己则是坐在行李边上刷手机，硬撑了一夜。第二天，他们便遭驱逐，只得在三岔口的桥下找位置，桥下并无遮挡，滞留者们在草地垫上硬纸板，聚在一起。晚上10点，隔壁有人打牌，也有人唱歌，有几个外地口音的中介问他，要不要去方舱打工，他拒绝了。张华给几位同行者拉了个群，群名叫“刻骨铭心”。

张华和他的同行人们

火车站的售票窗口并不明显，在入站口向左到底，仅仅留了20公分的空隙，在滞留了2天后，张华终于买了到票，他的手中只剩了1000元。

他将被褥和食物全留给了同行的女生，女生来自广西，她已经被中介骗过几次，独自在虹桥滞留了10天，她依然不打算离开上海，想先把投入的钱赚回来，她苦笑着说：“下个月5000的房贷，肯定是要逾期了。”

和我同在G7376车次的另一个女生小莫，是陪爸爸来看病的，他们这次从上海回新疆，路上要转3天的车。

今年2月，小莫的爸爸身体不适，新疆当地医院检查CT后，判定为疑似肝癌，给他安排了住院。家人起先并没有告诉爸爸病情，但是妈妈情绪不佳，在爸爸面前没忍住落泪，爸爸上网一搜索服用的药物，知道了实情。

小莫爸爸知道后，情绪不太稳定，也不愿意继续住院。她心里焦急，3月初就立即给爸爸挂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专家号。但小莫的孩子才刚满3岁，需要照顾。所以最初是小莫的妈妈和妹妹到上海陪护爸爸。原定检查要等待一周，母女俩于是在医院附近的小区租住，方便照顾。然而，3月中旬徐汇疫情开始变得严重，没几天她们就没有任何准备地被封在了小区。

小莫得知消息后，立即订第二天的机票从新疆来上海。到上海后，小莫陪爸爸转去肿瘤医院的浦东院区，完成接下来的检查。但疫情越来越严重，检查进行到一半，他们被告知医院封院，小莫爸爸必须出院等待下一步安排。

肝癌检查需要通过穿刺提取肝活细胞进行化验，以确定病理性质，这是检查中最关键的一步。最重要的穿刺来不及做，还得等。4月初，小莫和爸爸住进了医院附近的民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哪怕是不好的结果，我们也能去面对。可是等待真的很煎熬。”小莫说。

她只有医生助理的微信，除此以外没有任何联系方式，她只能每天发微信询问，能否能再安排住院。医生助理一开始告诉她，只接收本地病患，后又称医院床位不够，不予接收。再后来，医生助理也被通知居家隔离了，助理也发了个哭脸：“不知道啊，等通知。”

原本一个礼拜能完成的检查，被拉长至一个月，生死攸关的问题被暂停解答，也无法进行任何治疗，这每天都在挑战着小莫和家人的心理防线。

我问她：“你有想过回家吗？”

她说：“没想过，不清不楚的回家，白来了。”

只能咬着牙硬撑。终于在20天后，4月11日，医生助理安排小莫爸爸住院穿刺，结果是阴性，目前并不能被诊断为肝癌，医生通知他们两个月后复诊。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他们也终于能踏上回家的路。

这是小莫一家第一次来上海，但妈妈和妹妹在徐汇，她和爸爸在浦东，一家人都在上海时也无法相见。下次再来就是两月后了。她说，这应该就算是这次来上海最好的结果吧。

G7376车次连续三天检测出阳性病例，车上成员均被判为密接。我、张华、小莫，和车上其他乘客到站后，都在当地集中隔离，下一步仍然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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