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与上帝，橘子皮与党 -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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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Illustrations by Angie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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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我的母亲相信，上帝和中国共产党将会击退新冠病毒。

“为武汉祈祷，为中国祈祷，”她敦促我。武汉是湖北省省会，疫情的最初暴发地。那是2月初，武汉封城已有一个多星期。母亲生活在我的家乡城市，所属省份与湖北相邻。与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这里也采取了隔离措施。但相对来说，她是安全的；眼看着危机在中国蔓延开来时，这一点给我带来自私的安慰：我是她唯一的孩子，生活在病毒几乎还未触及的地球另一端。

1月末以来，每天早上，我在芝加哥一醒来都会看到母亲发来的一长串消息。邮件和短信会一直延续到午饭时间；有时在下午也会跳出来，这时我就知道，她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母亲给我转发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说政府如何快速行动抗击病毒。她发来与朋友的对话截屏，他们讨论隔离的生活，以及如何劝服不守规矩的亲人待在家中。

她还会给我发来《圣经》的摘选，分享教会的祷词。随着室内聚会取消，母亲常去的那座经国家批准的教堂将礼拜移到了线上。牧师通过万能的中国通讯软件微信来布道，教徒也用它来相互问候关照。

母亲是一名退休小学教师。我曾经也是她的学生。在我加入共产党的青少年组织少先队后，她教会我唱国歌、系红领巾。1990年代末，儿时的我一天天地坐在她的课堂上，她的课教习汉字，同时也引入历史与思政教育。我从未怀疑，母亲真心相信自己所教的内容，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也相信。

政府发放的教材如此简单，却包含了分别好坏及如何赋予人生意义的所有答案。党是好的；不服从是坏的。为国家和人民服务是人生的最崇高形式。

然而，尽管爱国教育讲述了那么多革命烈士的故事，却从未教人如何哀悼逝者。20年前，父亲突然离世后，母亲开始去教堂。她在我们俩的枕头下各放一本《圣经》，我们每次旅行时她也都带着。我那时10岁，对于神的存在感到踟蹰矛盾，但每晚还是与她一起做睡前祷告。我并没有选择的权利。

2009年夏天，我离开中国到美国读研究生，之后留下来工作生活。在老家的孤单生活中，母亲越来越虔诚。对上帝诉说能安抚她的渴念。

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强威权控制，取缔共产党视野之外的穆斯林少数族裔和地下教会。有时我会想，会不会有一天母亲要被迫在上帝和党之间做出选择？她脑中是否闪过这个可能性呢？

在我母亲这代人的成长岁月里，所有舶来的信仰都是异端邪说，所有传统宗教都是迷信。当中国摆脱政治狂热的深渊重获新生时，共产党学到了宝贵的一课：面对无法根除的人性欲望，不论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还是精神安慰的需求，招安比打压要有效得多。

个人住所里的私密宗教团体是可疑的，因为这样的组织力量可以被用作政治目的。但城市中心的大型教堂，比如母亲去的那座，则懂得如何不引起政府的反感。

母亲不认为自己的宗教信仰与政治忠诚有任何矛盾之处。“所有的政府都为了人民好，”她说，“而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要相信点什么。”

12****月末，第一例Covid-19病例在武汉通报确诊，1月初确认病毒人传人。然而，由于惧怕社会混乱与政治负面影响，中国官员隐瞒了信息。瞒报的情况曝光后引起了剧烈震荡。很多人在网上表达愤怒，要求信息透明和问责。

在武汉封锁早期，像“#我要言论自由”这样的话题成为热门——浏览中国社交媒体的时候，我想着，也许可以趁机上一堂课。当然，我并未抱有幻想，认为一时盛行的不满可以演变为一场更广泛的政治觉醒。但如果目标对象仅仅是一个人，我也许能取得一定进展，也许能帮助母亲意识到她所崇拜的政府并非无可非议。

面对我列出的疫情初期官方欺瞒和应对不当的证据，母亲一一做出解释。政府并没有隐瞒；病毒有两个星期的潜伏期。封锁没有太迟；大家需要时间回自己的家乡。封城是武汉居民所乐见的，城市里生活一如往常。

母亲对党的俯首帖耳让我感到难以置信。她察觉到了我的气恼。“这不是你的错，”她用一种柔和到近乎陌生的语气说，“你走了太久。你被西方媒体误导了。”

母亲只读中文，也不知道如何翻越中国的防火长城。但即便是接受同样的信息，我们的反应依然会大相径庭。

母亲看到武汉临时医院施工的神速，为中国效率喝彩；我却担心为了赶上吹捧过度的工期而埋下安全问题。母亲看到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路边检查点和社区巡逻，称赞政府工作的细致；我则思忖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借公共危机来扩大其监控权力。

军队力量被派往武汉支援，再次激起母亲对军队的崇拜：她年轻时一度梦想穿上军装。我则以深切怀疑的态度看待所有的国家暴力工具，并相信将资源用在教育和医疗上会使人民受惠更多。

“你是否考虑过这样的可能性：政府可以使用它的权力来实施伤害，包括针对自己的人民？”我给母亲这样写道。

“你思考得很彻底，问的问题也很有意思，”她回答说，“上帝惩罚作恶的人。如果人民听从上帝，他们会受到保护。”

我无法分辨，她这是在把上帝当作对国家权力的终极制约，还是暗示国家如同上帝，不容质疑。

“难道你不记得30年前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吗？”我感觉这些话语在我的指尖灼烧，但我克制了打字的手。天安门事件的话题在中国被禁。我转而引用纳粹德国的例子，阐述国家权力不受约束的危险和普通人的共谋。

“如果有空，你可以读读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我提议说，“她的书有译本，而且不难找。”

母亲回复确认阿伦特的中文译名。“如果女儿向我推荐，我一定会读的。你是博士，而我从来没上过大学。”

母亲告诉我，她炒了一盘橘子皮。那是2月中旬。她已经两个星期没有离开公寓了，蔬菜也所剩无几。

“我在网上搜了。橘子皮富含维生素！”她庆幸自己的机智：“我太聪明了。出去太危险了。”

我被负罪感包裹。我意识到自己没有问过母亲她的情况。我关注家乡的病例统计，算着她被感染的几率。我从她每天发的消息数量和长度，来猜测她的大抵身体状况：她花这么多时间在线，精力一定不错！我告诉自己，她住在一个安全的区域，周围商店众多，附近有亲有友，再说她还有教会和互助小组。

我自视这是保持理智，并尊重她的自主权，以安抚自己的良心。我将我们每天关于疫情的交流变成了随时随机的哲学和政府管理课。但也许，我诉诸逻辑、数学和争辩，是因为我不敢面对那不可避免的时间诅咒，不敢过多去想母亲身体每况愈下的前景。

母亲对更高权力的信念坚定不移，这让我不安；这意味着她在顺从。她相信。她重述被灌输的话。她将愤怒和不满置之一边。

从我能记事起，母亲一直是愤怒的。她愤怒于父母偏爱他们的儿子。她对自己的兄弟感到愤怒，因为他们被过度宠溺。在父亲生前，她也生他的气，而他过世后她则对自己不珍惜有他的日子而愤怒。她气工作场合恃强凌弱的同事，气班上吵闹的学生，也气街上多收她钱的商贩。她对我发怒，随便什么理由，或者干脆没有理由。

我从来没有屈服于她的愤怒，但尽早离开了家门。我在自己和母亲的脾气之间放置了一片海洋和两道国门。

搬到美国不久，她就开始请求我的原谅。她称颂上帝打开了自己的双眼，让她看清自己的罪行，并一再为自己以前对待我的方式道歉。“把我当作你所有不快的出气口！”她要求我，“把所有的脏水、脏字泼向我吧！”我不认为母亲相信复仇是伸张正义的方式，但在她恳求被惩罚的行为中，我看到了她的自我憎恨：她如此厌恶自己，因为她曾一再伤害的人是她最珍视的唯一的孩子。

多年来，母亲一再向我表达搬来跟我一起住的心愿。我告诉她，这不现实。她不会说这里的语言，在美国也没有朋友。我作为学者资历尚浅，工作不稳定，工时也很长。这都不要紧，母亲说：只要跟我在一起，她就满足了。她会给我打扫做饭。她有积蓄和退休金。她不会成为负累。她只是想帮忙。她尝试给出无条件的爱：我的一切，能为你所用的，都是你的。

我试图向她解释，母亲可不是佣人。情感依赖是不健康的。请培养个爱好吧。请为自己而活吧。我知道，母亲将我的建议视作彻底的拒绝——她得找到自己的生活，因为她的生活已经不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这大半年来，母亲一反常态地热切关注全球事务，这不是出于新发现的兴趣，而是再次尝试跟我交流并纠正我的错误观念。我为英文出版物撰写中国政治与社会相关的文章，而且常常批评中国政府的滥权。因为清楚中国政府如何向批评者和他们的亲友施压，我从未向母亲提及过这些文章：反正她也无法阅读；语言障碍和我们之间的物理距离，应该可以保护她。

但她还是发现了。这些反动文章在我们之间创造了一个巨大的负空间。我们不会明确地谈论这件事。但母亲会说起我所写的话题，进而表达她自己的观点，而且总是与政府的观点一致。我则回击。每一次戳穿她的论点、挑战她的价值体系的时候，我都暗暗希冀，也许更近地摩擦她的感知神经，能够引燃新的火种。

我怀念过去的争吵，当然不是因为它造成的创伤，而是怀念那个我所记得并害怕失去的女人，怀念她从不熄灭、不依不饶的力量。我将如今母亲的顺从看作一种不详的衰退，就像石块在分崩离析之前，被磨去了边角。

“你是怀有强烈正义感的好孩子。”当我告诉母亲，我为封城后武汉的老人、穷人和残障人担忧时，她这样写道。接着，她将我对国家压迫的不满归因于她对我压制性的抚养方式，并写道，我的政治违逆无异于孩子对父母的叛逆。

我被她的说辞惹恼了。“别把所有事都扯到你身上！”我打出这句话。光标闪烁在这些字词右侧，我盯着屏幕，它们的残忍让我感到犹豫。但最后我还是点了“发送”。

到了3月初，Covid-19疫情演变为全球大流行。随着美国的疫情扩大，母亲问我口罩够不够。“我刚从以前一个学生的父亲那里听说了这个网站。他儿子在美国上学。”她打出网站的名称：亚-马-逊。

“一定要尽量多买，”她又嘱托说，“还有手套。要是没货了，告诉我，我给你寄。”

中国政府严酷的手段遏制了病毒在国内的传播，但在这之前病毒已经越过其他国界，而这些国家的当局和公众未能及时作出反应。

母亲觉得自己对党坚定不移的拥护得到了彻底平反。“自由、民主、人权：都是谎言！什么都没有活着重要。”

现在她成天在网上查看境外的最新情况，关注病例数量的攀升和西方政府的蹩脚应对。她向我传授安全度过疫情亲证有效的秘诀，包括她难得出去购物时的穿戴行头：两层口罩，两层手套，鞋子上裹两层塑料袋，没有护目镜以太阳镜代替，最后穿上带帽子的外套，领口可以束紧的那种。她小区门口的保安夸她措施做得好，母亲得意地告诉我：“他说他们家人都应该向我学习。”

她让我拍橱柜内部的照片发给她，她好给我的应急准备打分。我告诉她我什么都不缺，而且囤积物品只会降低社区整体的安全。“要是你没法不担心，去担心最脆弱的那些人。无家可归的，没有医保的，边境的移民，还有监狱和拘留所里的人。”

“你说得对，”母亲回复说，“我一心想着你了，因为你是我女儿。”她进而对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为何不提供全民医保提出疑问：“在中国，人人都能得到治疗，而且新冠病毒的所有治疗都是免费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你我都知道这不是实情。”没有必要为了指出美国的问题，而将中国说成乌托邦。

我想起十几岁时陪母亲去主日弥撒的情景。教堂的走廊常常挤满了附近村庄来的父母和他们一看就知道病弱的孩子：因为找到医生的希望渺茫，他们来找上帝。走过他们身边时，母亲会让我不要看他们。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也这样对待中国新冠疫情的新闻：她的消息，从来没有脱离共产党的叙事：决心、进展和势在必得的胜利。但是官方叙事并非全部的事实。

我则紧紧盯住母亲移开视线的地方。我告诉自己，如果不能在现场提供协助，至少我可以做一个见证者。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执迷于惨剧，并思忖这是不是出于自私：我将自己的情感沉浸在人类悲痛的海洋里，这样我的个人问题相对就微不足道了。

“多吃洋葱，”母亲写道，“洋葱让你哭，这样可以排出病毒。”我摇了摇头。如果眼泪是消毒剂，我已然百毒不侵了。

我指责母亲太狭隘，告诉她应该去关注那些不幸的人，而不是为我心烦。我听起来很高尚。我有科学头脑。但实际上，我是因为要接受她的关爱而感到极度不适：与母亲的关系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亲密关系，而我彻底失败了。我不值得被爱。

“每一天/我想着死亡/想着疾病，饥饿/暴力，恐怖主义，战争/世界末日/这让我/可以不去想别的，”英国诗人罗杰·麦格夫(Roger McGough)1979年在《幸存者》(Survivor)中这样写道。

麦格夫最近重写了这首诗。新版这样开头：“每一天/我想着新冠病毒/想着脱欧/想着全球变暖。”

我与身在意大利的一位好友保持着通信。3月19日，当意大利的死亡病例超过中国时，他来消息说他和家人都好。他分享了罗马城他家附近窗户挂下意大利国旗的照片。他描述了人们在阳台上唱国歌的情景。

早在2月时，母亲发了我一个视频链接，视频里被封城内的武汉居民在窗后齐唱《义勇军进行曲》，中国的国歌。“你一定得看看，”母亲说。视频让她感动落泪。

现在，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放松了隔离政策，并试图建立全面战胜新冠病毒的叙事。武汉的封锁据信将在4月8日解除。在母亲的城市，人们被允许出门，但出门的人并不多：一些人害怕第二波传染。

尽管如此，由于如今疫情在各大洲暴发已经几个星期，很多海外的中国人回到了祖国；中国目前似乎更安全。但面对缩减的航线和猛涨的票价，一些学生找不到国家的飞机。“可怜了他们的父母啊！”母亲写道。她在滞留的学生身上看到我的影子。

“你要不要考虑也回来？”3月中旬母亲在电话上问我。

要是换做其他人这样说，我一定会讥讽说如果我回去，可能要被送去另一种隔离——而且常常不止14天。但我把这话吞回肚里。悲伤将我裹挟。

最近母亲给我发来她给教会写的祷词，祷词请求上帝的帮助击退病毒。“我们同属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一句引用了习近平主席创造的标语。她每次请求上帝保佑时都会提到我的名字。

11年前准备离开中国时，母亲曾催促我做两件事：受洗，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想到我在外国孤身一人，感到惊恐。她希望我像带着护身符一样带着这两个身份，分别是这个世界和下一个世界的最强大实体，可以在人生路上保佑我。

这两样心愿我一个都未予以实现。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相信上帝。我是一个科学家和作家。我的职业赋予我责任，去提出被简化了的答案所遮蔽的问题。然而，当我提出的问题永远没有答案，当谜题没有解法，当所有的选择都错误时，又该如何呢？

现在是4月初，美国的Covid-19确诊人数成为世界之首。伊利诺斯州发布“就地庇护令”的第一天，时钟敲响晚上7点时，成千上万芝加哥人走到阳台，齐唱邦乔维乐队(Bon Jovi)的《祈祷着活下去》(Livin’ on a Prayer)。

暮色笼降这个我称之为家的城市，而在中国，母亲迎来一个新的早晨。我可以想象她站在那个旧厨房里的画面。她花白的头发凌乱地拢在脑后。她往粥里加坚果和果干。她在官媒上查看新闻。炉子上水壶鸣开，她给两个热水瓶装满水，看向窗外。她感谢上帝赐予自己餐食，并请求他保佑自己唯一的孩子。

我的收件箱很快会收到她发来的消息。我睡着后她会继续发。我想象一个通道在打开，穿过地球，让我们的思绪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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