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武汉「敲锣救母」女孩开微博，但内容不是批判方方就是歌颂祖国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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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葱用户 阿斯妙特灵 提问于 5/14/2020

臥槽，去圍觀了一下，被敲鑼女孩的無恥程度噁心到了，除了 討伐方方剩下的微博就是厲害了我的國、深感祖國強大、出去以後多賺錢、多 交 稅 ⋯⋯ 這帳號真的是她本人在操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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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者注：现在的微博账号应该叫  @敲锣的我

品葱用户 丁丁在美洲 评论于 2020-05-15

推荐一本书，吴思的《血酬定律》。
这本书早就解释清楚了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出售英雄——英雄没有好下场，下次都只剩下聪明足以卖队友的小人，面面相觑，谁都不肯出头啦，想怎么压榨就怎么压榨。
(这篇比较长，如果耐不住的就只需要看最后六七两个小节，前面交代的都是老百姓怎么被官府欺负的可怜的要死，身为统治阶级一分子的有良心的几个监生秀才替老百姓上书然后酿成民变逼到官府让步同意谈判，代价就是首恶必除，带头的人要砍头，老百姓马上就请英雄自我牺牲了，有不肯自我牺牲的，老百姓为了官府赏钱积极满山遍野搜捕抓获。)

出售英雄
吴思
——修改规则的代价

一、请平粮价

清朝咸丰二年（1852年）旧历二月，浙江宁波府鄞县的农民因两项土政策闹事，放火烧了宁波和鄞县的衙门。挑头反对税收土政策的人叫周祥千，领头反对食盐专卖土政策的人叫张潮青。

鄞县百姓纳税，要用不同颜色的纸张封钱投柜。贫民碎户用白封，绅衿大户用红封。红色包装标志着一种特权，可以免交官吏敲诈勒索的那部分“陋规”，于是，小金库和官吏衙役的灰色收入全扣在了白封小民头上。众小民议论起来，自然切齿怨恨，可是几十年过去了，谁也不敢带头闹事。

周祥千是个监生，像如今的大学生一样属于候补干部阶层。作为红封阶级的一员，他竟然也说土政策不公道，而且几次动心，邀集大户联名向县政府递交请愿书，“请粮价一例征收”，只是大户们不肯签名。

这年正月喝年酒，一些客人到周祥千家，大家又聊起红白封的事。客人们撺掇周祥千领头请愿，众人表示大力支持。周祥千被鼓动起来，与众人一起去附近的地神庙求签问神，看看这事办得办不得。签上说，此事吉利，今年就可以成功。一个半世纪之下，我仍能体会周祥千当时的心情：神签说可以成功，众人又衷心拥戴，胜利的凯歌先在心中奏响，一股英雄气回荡胸中，热血冲头，举止也平添了几分将帅气概。周祥千当下就在神庙向各乡发出通知书，邀集粮户在指定的时间进城请愿，“请平粮价。”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宁波街景

“请平粮价”是一个容易发生误会的词。取消红白封的差别是平粮价；取消所有额外需索，按照正式规定的数目征收钱粮也是平粮价。当时鄞县的县太爷姓冯，他听说周祥千领头在庙里“聚议粮事”，立刻派差役将周祥千抓到县里问话。冯太爷认为周祥千倡议的平粮价就是“减粮价”，而粮价一减，他本人和官吏们的灰色收入就要受影响。周祥千分辨说，他们要求的是平红白封，言外之意是冯太爷不必担心，官府的利益不会受影响。冯太爷不由分说，以聚众的罪名将周祥千关进监狱。

在任何时代的专制政府眼里，“聚众”都是重罪。《大清律例》规定：“抗粮聚众，或罢考、罢市至四五十人，为首者斩立决。”斩立决就是立即斩首。“如哄堂塞署，逞凶殴官，为首者斩枭示。”斩枭示就是将头砍下悬在杆子上示众。而参加闹事的群众，按照刑律规定，即使属于被胁同行，也要“杖一百”。

周祥千入狱之后，撺掇他领头闹事的人们很过意不去，乡民们也恨恨不平。

二、重划市场

周祥千是鄞县南乡人，而鄞县的东乡人在两个月前也闹过一场，领头人张潮青也被冯太爷关过。

东乡靠近海边，当地人吃盐都买“私盐”。私盐贩子与官家特许经营的盐商竞争很激烈。从价格上说，盐商争不过私盐贩子。同样的盐，私盐没有税收负担，盐商却要以高价从政府手里购买运销许可证，在术语中这叫盐引，相当于高额税收。商人想把市场夺回来，只能依靠政府，利用法律掐死私盐贩子。于是盐商就展开了影响立法和执法的政治努力。

《大清律例·户律·盐法》严禁买卖私盐，卖私盐者发配二千里充军，买私盐者杖一百。但是立法者也明白，管住海边小民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网开一面：沿海的贫难小民，背装手提少量私盐，换取谷物，以维持生计者，不在治罪之列。鄞县东乡就属于这种手提肩背的私盐贩子的地盘，名曰“肩引”之地。这种局面从清朝开国一直持续到乾隆（1736-1795年）年间，各方相安无事一百余年。

乾隆数次南巡，江南盐商的银子花得如流水一般，将皇上伺候得身心舒畅，盐商的地位迅速上升。盐商们借机扩展市场，经过一系列活动，中央政府批准了盐商的请求，肩引之地也必须买盐商的盐了。从逻辑上说，这项新政策与级别更高的《大清律例》有冲突之处，似乎有点中央级的“土政策”的味道。不过这种现象并不稀罕，从儒家的治国理论到圣旨到中央政府的“律例”和“部案”，再到地方官府的“告示”，最后落实到实际执行的“陋规”，或者翻译成现代语言，从宪法到最高指示到法律到中央文件到地方政策再到大家真正遵行的潜规则，每一级别的规矩与上一级别的规矩比起来，都难免有些冲突或堕落之处。在这种情境中宣扬宪法或其他正式法规，很容易造成“舆论导向”的混乱，周祥千便大有被儒家经典的“错误导向”教坏了的嫌疑。这些话说来容易添乱，我们还是专讲盐商影响政策的努力。

有了中央文件，还要将文件精神落到实处。到了道光初年（1823年左右），地方官府已被全面买通，盐商的意愿成了官府的决定。恰好一位盐商的儿子得了科名，他的房师又到宁波当官，利益加上情面，执法便空前严厉起来。多方缉捕，广为侦察，只要发现谁家的盐不是从盐店买的，就要以食私盐治罪。这不仅增加了消费者的开支，也断了肩贩们的生路。于是冲突日渐增多，肩贩和消费者忍无可忍，在张潮青的积极活动下联合起来，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复原来的盐界。当地政府派官员下去调查，认为商人确实侵占了肩贩引地，失业问题严重，长此下去恐怕要出事，最好能恢复老办法。调查结果报到省里，领导不同意，嘲笑调查者说：你有能力更改中央文件吗？

政府不肯修改政策，民间就想办法闹。大概在周祥千入狱前两个月，浙江巡抚（省一把手）到宁波招安海盗，宁波府和鄞县为了保护领导安全，先整顿社会治安，抓了一些在逃犯和不安定分子。这时商人们就撺掇鄞县的冯太爷将肩贩运动的急先锋张潮青抓起来，冯太爷果然差人将张潮青拿了。

巡抚到宁波后，东乡人便进城请愿，恳请释放张潮青。张潮青有一个助手，叫俞能贵，勇悍善斗。他们二位还有一个军师，叫李芝英，和周祥千一样也是监生。李芝英善计划，有谋略，进城请愿大概就是这二位组织的。乡民们恭恭敬敬，在衙门前燃香下跪，求保张潮青。据下一任鄞县县令段光清说，冯太爷当时有一个错觉，以为有省最高领导在城里镇着，乡民必定不敢闹事，因此任凭乡民在那里跪香，根本就不理睬他们。但冯太爷忽略了一个问题：鸦片战争后官府在百姓心目中的威信大降，老百姓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个欺软怕硬、缺德无耻的政府。既然软求无效，乡民便改为硬干，众人拥入监狱将张潮青抢出。巡抚慌了手脚，放号炮调集正规军，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官兵一个也没有露面。

制盐图和盐商图
富商和贫民都想影响官府立法和执法，富商用钱，贫民用命。

五个多月后，周祥千与县太爷段光清谈起此事，介绍了民众的心理：官既不足以服民心，兵又不足畏，省最高领导在鄞县尚且如此，大家还怕什么呢？

抢出张潮青后，官府没有心气或能力组织报复，这等于默许了劫狱。于是，咸丰二年二月二十日，鄞县乡民再次蜂拥入城，将宁波府和鄞县县署团团围住，先将周祥千抢了出来，再将一向刚愎暴躁的宁波知府押到城隍庙的戏台上，凌辱威吓，逼着他出了一张平粮价的告示。众人闹得性起，干脆将宁波府衙门抢掠一空，再放一把火烧了。接着又抢掠烧毁了鄞县衙门，捣毁了征收钱粮的房屋。得意浓时，乡民们难保不生出阿Q参加革命的感觉，威风凛凛地将许多城市居民一并抢了。

三、文武各有利害

“哄堂塞署、逞凶殴官”已是枭首的罪过，烧毁衙门简直就是反了。主管全省治安的浙江臬台（即按察使，省里的三把手）立即亲自挂帅，调兵遣将前往镇压。同时，省里委派能员段光清出任鄞县县令。

鄞县百姓也知道事情闹大了，人心惊惶，担心官府的报复。段光清到任的次日，便针对这种担心，不带任何武装人员，让一个差役举着“鄞县正堂段”的牌子，带着一个书役负责传话，下乡巡视安定人心。他让书役传来几个老民问话。

段光清问：你们真要一县同反吗？

老民纷纷表示不敢反。说他们听周祥千讲，完粮有红白两封的名目，太不均平，大家入城只是请平粮价。

段光清道，连衙门都烧了，还说不敢反么？众老民惊恐起来，问他如何是好。段光清便使出分化瓦解策略，建议他们先把自己摘干净。各自写一份呈文，声明本村并未进城闹事，应完钱粮也情愿照常交纳。这样写了，即使将来官兵来抓周祥千，也不干你们的事。于是东南西北各乡纷纷具呈，不过五天，段光清就收到380多份呈文。众人表示自己是顺民和良民，在书面上与周祥千划清了界限。

民间的经验很丰富：官兵平叛是非常残酷的，大兵过处，烧杀掳掠，鸡犬不留。官府也不隐讳这一点，有时还特别在告示上声明“不日大兵云集，必至玉石不分”。所以，村民写呈文，等于在身家性命和道义责任之间做出选择，不存在两全之道。

正当段光清的分化策略初见成效之际，浙江臬宪和运宪统帅的数千官兵开到宁波。臬宪运宪都是省级文职大员，军队方面则有副将和参将，属于从二品和正三品大员，正四品的地司级干部和七品的县级干部还有许多。

清朝江苏抚标亲兵的长官们
官兵平叛是非常残酷的，大兵过处，烧杀掳掠，鸡犬不宁。

地方官并不愿意军队进自己的地盘。清兵腐败，是蝗虫一般的祸害，更何况分化策略已见成效，百姓情愿完粮，剩下一个周祥千，鄞县的捕役足以对付了。因此鄞县和宁波府都反对用兵。但是军队方面有自己的利益。首先，军方并不认为这是真的平叛。一群老百姓闹事起哄，乌合之众，大军一到早就吓酥了，所以这行动是没有风险的。其次，名义上这就是平叛。转一圈，抓几个人，砍一些脑袋，干部们便可以邀功请赏。这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士兵们奸淫抢掠，也会有许多收获。因此军方坚持用兵。

一连数日，随军的文武官员们天天带着兵下乡拿人，可是周祥千早已逃跑。军方很不过瘾，就主动扩大行动范围，要去东乡抓张潮青。三月二十五日，一群官兵到东乡的石山衕拿人，没找到张潮青和俞能贵，便很过瘾地抢了许多财物，烧了两间民房，顺便抓了13个人带回去请功。东乡人愤恨不平，鸣锣聚众抵抗官兵，官军见势不好便逃回城里。

听说东乡人聚众抵抗官军，臬司决计发大兵镇压。咸丰二年旧历三月二十六日黎明，官军乱哄哄地登上百余条紧急征调的民船开往东乡，摇船的船夫基本都是东乡人。带兵的是张副将和薛参将，相当于现在的军级干部。直到这时，官军好像也没有真正准备打仗，登舟前只管抱怨地方官伺候的不够周到，在开往东乡石山衕的路上，官兵沿岸烧毁民房，抢劫财物，就连卧床产妇的衣被也夺走了。

消息早已传到东乡。面对数千屠夫，人们除了拼命无路可走。运兵船过了一道浮桥，开到了一座庙前。埋伏在此的东乡人开炮轰击，炮声一响，乡民蜂拥而出，官军顿时大乱。船上的官兵被炮打死无数，上岸的又被砍翻，紧急后撤的船退到浮桥，又被桥上拦截的乡民杀掉。这一仗，官兵死了二百多人，文武官员死了二十多人，俞能贵一人就亲手杀了十多个官兵。张副将被打死抛到河中，薛参将被乡民活捉。据后来赶去谈判的段光清说，河边死尸乱倒，河水红流，他认识的几个县级干部一丝不挂地倒在河边，河里还有半浮半沉的尸首。

这一下，等待报捷的臬司运宪傻眼了。城中商店纷纷关门，城里哄传东乡人要进城活捉臬司。第二天，随军的所有委员一概逃得不见踪影，臬司说了一句“我等在此，事更不可测，”也和运宪一起在半夜溜了，将烂摊子留给地方官收拾。

四、打破僵局

在我看来，地方官处理此事的办法非常高明，周祥千的表现更是令人敬佩。

却说鄞县县令段光清赶到东乡谈判，用官兵抓来的13个百姓“交换战俘”，收拾尸首，最必要的事情做完之后，竟然撒手不管此事了。他说这是省领导的事，他管不了。而东乡老百姓的目标无非是恢复“盐界”，要回被官兵抓走的13个人，像过去一样安稳过日子。他们并没有推翻政府的野心，但又不敢掉以轻心。张潮青和俞能贵在乡亲们的支持下，组织起一支民兵队伍，站岗放哨，提防官兵偷袭报复。双方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僵持着，不知如何了局。

转眼就到了四月。由于从正月就开始闹平粮价，接着又抓人又开仗，人心惶惶，早该征收完毕的钱粮至今尚未开征。乡民早就写了保证书，愿意交纳钱粮，早日安定下来。政府则怕刺激百姓闹事，不敢征收钱粮。正在犹豫之际，段光清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的大意是：如果不开征钱粮，动乱就不能算结束。而鄞县征收钱粮向无定价，您持平定价，民情自然配合，争先恐后地交纳。假如把银与钱的折算率定为每两银子2600文（白封小民原为3200文，红封绅衿为2200文），取消红封白封的差别，民间心平，官府的开销也够了。如此立即开征，人心自定，百姓各安生业，原来跟随周祥千进城闹事的人，必定不肯再当他的党羽，周祥千就被孤立了。周祥千孤立了，东乡的张潮青和俞能贵还能长久为患吗？

段光清读了匿名信，便请来众绅商量。众绅表示，信中观点平允，但不知道乡民接受不接受。段光清说，如此定价，只怕绅衿大户不肯，你们既然说平允，此事就算定了。于是开征钱粮。果然一切顺利，人心大定。

公元前201年，刘邦平定天下不久，就逮捕了为他打天下的大英雄韩信。韩信被绑在后车上，感叹道：“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韩信毕竟是大英雄，一句“我固当烹”，道出了对现实利害格局的清醒而深刻的认识。邱吉尔也有这等大见识。他领导英国人民战胜了法西斯德国，1945年7月，他正在德国的波茨坦与美苏讨论战后秩序，英国国内的大选就把他选掉了，更加重视劳工利益的工党上台。邱吉尔在卸任时说：“对杰出内阁首相的无情，是伟大民族的象征。”

韩信（？～公元前196）天下的利益格局已经划定，英雄就成了多余的祸害。

现在鄞县也到了“天下已定”的关头，平民胜利了，大家要过平常日子了。假如没有危险，老百姓还不妨保持对昔日英雄的尊敬。如果英雄只能给百姓招致官府的报复，或者利用这种尊敬出格越轨，他就成了多余的祸害——英雄这种东西，本来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物，稳定的常规秩序中不需要英雄，也没有英雄的位置。

开征钱粮不久，周祥千便到官府投案自首。城乡大众听说周祥千前来投案，观者如堵，人声鼎沸。周祥千坦然坐在大堂的地上，等着官府来拿。而宁波毕知府惊魂未定，听到外边的喧闹，吓得不敢出来见周祥千。段光清被招到现场，在众目睽睽之下握住了周祥千的手，说：大丈夫做事一身承当，你今天来这里，毫不波及同乡，真不愧为大丈夫！说着，扫视围观的民众，朗声道：要不是周祥千今天来，恐怕你们的身家都不得安静。你们都应当感激周祥千一人！此话一说，那围观的人山人海顿时波澜不兴，一片肃静。

从全局看来，这是决定周祥千命运的最后关头。设身处地替那些看着周祥千跳入虎口的乡民想一想，他们的内心是有愧的。他们暗自希望周祥千投案自首，所以不会认真劝阻他。现在他真来投案了，却加强了他们心中的愧疚。此时此刻，如果官府的态度稍有失误，哪怕动他一个手指头，就可能有人绷不住大声喊打，再次闹翻天。

进了后堂，段光清与毕知府商量了一个办法，认为此案不能在这里办。按律条惩办周祥千，民心不服。释放周祥千，案子太重，对上头交代不过去。最佳方案，莫过于把此案推到上边，请周祥千到上边投案。周祥千一走，围观的人自然就散了，此事就彻底平息了。到了省上，还要建议缓办此案。立即严办，石山衕的党羽就不易散伙了。商议已定，当天便礼送周祥千赴省投案。到了臬司那里，他们果然整天酒肉款待，显示了对周祥千的人格的尊重。

时隔一个半世纪，我在书本和实际生活中见过了一些类似的事情，便知道周祥千还是有其他选择的。投奔“解放区”自不必说了，更有利于闹事首领的策略，就是把事情挑大，得寸进尺地将目标提高，让官府难以让步。对周祥千来说，最理想的结局就是激化官府和民众的冲突，联合东乡揭杆而起，率领一支人马加入太平军，甚至自己闹出一场太平天国运动。那些中农自然是不容易卷入的，但是还有贫农，还有闹事的积极分子，可以利用他们组建纠察队，严厉打击一切企图与官府妥协的机会主义倾向。按照律条，周祥千反正也是一死，何不闹他个痛快？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英雄，在他们可以挑拨激化事态，可以裹胁和利用民意的时候，主动放弃自己的最后一线希望，挺身当了民众贡献给统治者的牺牲。我对他们充满同情和敬意。

五、天下已定 英雄当烹

假如周祥千不去投案自首，我们也能根据张潮青和俞能贵的遭遇推测出他的结局。

段光清去石山衕谈判的时候，与张潮青和俞能贵的谋主李芝英私下交换过看法。段光清问李芝英最后是不是要造反，李芝英说，百姓抗官出于无奈。官府不问罪，百姓就不会主动进攻。段光清也告诉他，此事闹大了，官府不可能完全不问罪，但只要抓到挑头的人，也可以敷衍了事。段光清劝李芝英及早为自己考虑后路。李芝英没有接茬。

周祥千投案后，段光清通过一个医生约李芝英私下会晤，以免罪的许诺换取他的合作。李芝英此时面临的抉择是：或者与官府合作，或者造反。与官府合作，干脆说就是当叛徒，是个人风险最小的选择。不合作，长期拖延下去肯定不是了局，东乡不可能长期维持一支足以对抗政府的军队。那就要将事情闹到造反的程度。事实上当时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主张，一个邻县的举人，建议他们先打下宁波，再打下绍兴，然后占领杭州，同时派人与广西的太平军取得联系。这个彻底革命的方案显然很对张潮青和俞能贵的心思，举人的名头也比李芝英这个监生高一大截，因此这位举人几乎成了东乡的谋主。目前企图造反的领袖正努力说服大家跟他们干，所谓“日扬狂言，煽惑人心。”如果李芝英选择这条路，风险极大不说，利益也很不确定。毕竟谋主的地位已经归了举人。

李芝英最后选择了与官府合作。他建议立刻划定盐界。这大概是良心上最容易通过的背叛方式：出卖了造反首领，却为乡民争来了实际利益。段光清立刻接受，备下上百根石柱，刻上肩贩地界的字样，同时晓谕全县。界桩很快就大张旗鼓地安插到位，人民胜利了，“天下已定”的局面又在东乡形成了。

李芝英明白此事的意义，界定之后，便卧床不起，好像大病了一场。俞能贵前往探病，李芝英流泪道：盐界既然定了，大家各自安居，谁还肯和我们一起抗拒官兵呢？我也要像周祥千那样去投案自首了。俞能贵这时才明白过来，骂道：原来我们中了毕、段二贼的计了！邻县那位举人也明白大势已去，当晚潜逃回乡。

进入五月，张潮青和俞能贵仍然占据石山衕，跟随者却日益减少，最后只剩下十余人，而且防卫懈怠。时机成熟了。

官府方面继续贯彻分化方针，发布公告，专拿张、俞二人，其余概不株连。公告说，乡民有能擒两犯送案者，每名赏洋八百元。以粮价折算，这笔钱大约有十五六万人民币，三四十户农家苦干一年也未必能挣这么些钱，其诱惑力可想而知。

六月的一天，段光清正在坐堂问案，街上忽然大乱，哄传东乡数百人手持器械蜂拥入城。正询问时，一个穿着湿衣服的东乡乡民跪到堂前说，他们把张潮青抓住送来了。他说，昨夜张潮青自石山衕潜回村里，村中数百家共同商议，说县里已经出了告示，只抓张、俞两人，不连累东乡，而且有重赏。我们东乡为什么不拿张潮青归案，以保东乡安宁呢？于是全村同心，黎明时分一起行动。张潮青听到风声，翻后墙逃到河里，乡民又在河里捉住他。现在我们乡民一同来送张潮青归案。

六、变心的计算

在最后结案之前，我想站在乡民的立场上算算帐。他们一直隐蔽在幕后，却又是真正的主角，他们的利益和心态是如何变化的？

假定这位白封小民是一户殷实的中农，有五六口人，十五六亩地，五六间房的院落，总计近十万人民币的家产。纯粹从经济角度计算，他愿意带头闹事吗？

清朝各地征收的地丁银子数量不一。以每亩一钱二分计算，十六亩地约交二两银子，这笔银子是折钱交纳的。按照土政策，白封小民以3200文钱折银一两，红封绅衿却按市价以2200文钱折银一两。这一场大闹如果成功，与红封阶级享受同样的折算率，该中农每年可以少交二千文钱。以粮价折算，这个数字大概相当于一百二三十元人民币。但是全交红封，政府的小金库就空了，官吏衙役一点外快也没有了。这个目标太高，恐怕不能指望。真正有可能实现的结果，是大家分担陋规，绅衿不要按2200文折，小民也别再按3200文折，折中之后再减少一点，大家都按2600文折。这样算来，闹事的利益也就是每年少交1200文钱，约合人民币七十元左右。这大概相当于中农全家七八天的生活开支。

清末的小康之家
民众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自己的利益是永恒的。

这笔钱足以让他动气，让他愿意参加闹事，但是不足以让他挑头。假如他是四十出头的男人，在中国社会摸爬滚打多年，自然知道官府是多么不好说话。不管小民的请愿有理没理，公道不公道，只要他看着不顺眼，说抓你就抓你，说杀你就杀你，最后肯定还是官府有理。带头惹政府生气，不是玩命也是玩火，这风险岂是百八十块钱所能抵偿的？把那十万家产都搭上，也未必抵偿得了！

算清了这笔账，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潜规则通行数十年而不遭抵抗。大家都愿意搭便车，最多不过出力拉拉边套，谁也不肯驾辕。驾辕者必须是一个不计较物质利益、不怕或不知风险、同时又有号召力的人。受儒家理想主义精神熏陶的周祥千恰恰满足了这些条件。他是红封阶级的一员，却热情地为白封小民争取道义要求的公正。这样的人，即使在读圣贤书的环境里也难得一见。所以，在他入狱后，那些愿意闹事又不敢挑头闹事的中农，在后怕和庆幸之余，难免会感到愤慨和良心的冲动。张潮青入狱后，东乡人的心理也应该类似。只要别太危险，他们当然想踹官府一脚，同时也为周祥千和张潮青做点什么。

　　那么究竟有多大風險呢？在那段時間里，江南的空氣中彌漫着騷動的氣息。用段光清的話說，就是“人心思變”：大家都感到世道要變，都期待着某種重大社會變化的到來。洪秀全在廣西建立了太平天國，隨后向江南進軍，一路如摧枯拉朽，勢不可擋——這既是人心思變的結果，也是人心思變的原因。此外，盡管鴉片戰爭已經過去了十來年，官軍的無能仍然被全社會恥笑。本來軍官們帶着頂子上街，騎在馬上，是一件很威風的事情，戰爭過后卻威風不起來了。寧波的老百姓指指點點，笑話他們遇到洋人就扔了頂子逃命，見到老百姓就戴上頂子揚威。于是軍官上街便不再戴頂子招罵。政府內憂外患，財政拮據，被迫削減馬糧，軍官們上街連馬也不騎了。官府的表面威風和實際威懾能力雙雙下降，鼓起了民間鬧事的膽量。

　　總之，只要不是領頭，民眾有願望也有膽量劫監獄燒衙門。

　　事情鬧大之后，利害格局突變，鄉民在官府眼里由順民轉變為暴民。此時，鄉民的第一願望是不要遭到官府的報復，不要被官軍作為暴民鎮壓，為此連平糧價的要求也可以放棄——爭取收益是第二位的，先要保住本。這個前提保住后，平糧價的目標不妨盡量爭取。官府若厲害不妨退讓，政府若退讓就該堅持。假如官府以平息事態為第一目標，不僅承諾不報復，連平糧價的要求也一并滿足，被官吏私下扭曲的秩序得以恢復，周祥千這顆火種便如同落入了溼柴。此時，交納錢糧并拋棄周祥千，乃是符合鄉民利益的最佳選擇。

　　最需要費心理解的要算捉拿張潮青。但我們不妨設身處地想一想，自從縣里打樁定界，兩個月過去了，他們還在那里鬧個沒完，這不是給鄉親們惹禍嗎？這不是硬往鄉親們頭上扣暴民帽子嗎？開始大家還不好說什么，也願意湊錢維持他們的自衛團。但政府滿足了買賣私鹽的要求，又說了不株連百姓，被鹽商勾結官府扭曲的秩序得以復原，大家可以繼續當良民了，就沒理由再支持他們了。看看人家周祥千，好漢做事好漢當，對比之下，張潮青和俞能貴不能不掉價。至于懸賞，几百戶平分十五六萬元，每家也不過几百塊錢，有誘惑，但不足以糊弄良心。關鍵不在錢。關鍵在于，一旦有人倡議抓他，村里開會人人表態，如果大家都不反對，個別人即使不情願，也不敢反對，不敢不參加行動。利害計算還告訴我們，從根本上鄉民們是不會反對這類倡議的。另外一方的風險計算也會告訴我們，倡議者一定不願意單干，一定要召集全村開會，以免在萬一失利的情況下單獨面對張潮青和俞能貴的報復。

　　從頭到尾分析起?，民眾盡管沒有固定的臉譜，卻始終是理性的趨利避害集團。他們沒有永恆的朋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自己的利益是永恆的”。而這個利益的安排和變動又可以在社會制度的特征中得到解釋。

　　民眾開始并不敢鬧事，在正當秩序中的良民早就當不成了，他們照樣在貪官污吏建立的潛規則中當了數十年順民，如果沒有替他們承擔組織成本和法律風險的英雄出現，順民還會繼續忍受霸道不公和敲詐勒索。英雄的出現改變了利害計算，順民發現搭便車鬧事風險不大，才作出官府所謂的暴民行徑。后來，比較正當的秩序恢復之后，如果官府不把他們當暴民對待，不以鎮壓相威脅，不拿賞金去誘惑，他們也未必去做洗刷自己出賣英雄的勾當。偉大的民族可以不選邱吉爾，也不至于砍下英雄的腦袋。

　　鄞縣民眾的困難在于，開始的平糧價的願望，后來的對周祥千和張潮青的同情和敬意，很難找到表達的正常途徑。假如周祥千或張潮青組織了一個農會，或者發動了一場訴訟，必定有許多人願意交納會費，願意捐款請律師，就好像他們願意維持自衛團一樣。這樣做既是合理的，又是合算的；既沒有多大風險，又維持了一個良民的身份。在一個合理的秩序中，這些人力和財力應當可以幫助百姓爭取到法律承諾的公平，還可以使領頭人名利雙收，鼓勵他們以后繼續帶頭。奈何專制制度不允許集會結社，不許大家集資維護自己的政治利益，一切都要由他們代表。于是，可以克服搭便車障礙的、挑頭談判的主體無法組成，同時掌權者又一手遮天，民眾也找不到與官府討價還價的既和平又合法的其他途徑，良民硬是當不成。重大的失衡和不公調整不過來，又非常想調整，卻如何是好？鹽商的影響制度的辦法是用錢，小民的辦法是用命——當暴民燒衙門。

　　在這種體制中，英雄是順民轉化為所謂暴民的催化劑，是將扭曲的秩序拉回原位或部分拉回原位的發動者和組織者，而繳出催化劑和主使者則是暴民回歸順民的象征和保證。我們中國人民是非常好的人民，大家都不願意當暴民，都知道那不是長久之計。

　　【七、重歸太平】

　　張潮青歸案了。段光清當時就拿出800大洋讓鄉民去分，他說還有800，為什么不把俞能貴一塊抓來？鄉民拿了錢，喜道：我們這就去石山抓他，太爺在后邊慢慢走，只要他沒跑，一定逮住他。眾人趕到石山，俞能貴早聽到消息跑了。鄉民們便將俞能貴的家眷和送信讓他逃跑的親戚抓來——這些人是引導或發起報復的隱患，清除隱患的行為應該不難理解。段光清后來說，他宣布過不株連他人，也知道將家眷送到省里便難以活命，但是鄉民既然送來了，他也不敢放，只是不給錢罷了。于是鄉民散去。

　　一個月后，有鄉民送信，說俞能貴躲到奉化海邊山上的庵里，鄞縣的鄉民不好越出縣境去抓。官府派了十几個兵丁趕去，果然將俞能貴抓獲，裝到木籠里，送到省上。很快，省里按照《大清律例》的規定，將周祥千、張潮青和俞能貴“斬梟示”，首級解回縣里懸掛示眾。

　　周祥千的妻子從此發了瘋，整天在南鄉的田野里亂跑。東鄉人覺得張潮青和俞能貴起初也是為了鄉親，懇請不要懸掛首級了，免得鄉民“目擊心傷”。官府接受了建議，讓地保將三顆腦袋埋了。

品葱用户 啦啦啦啦 评论于 2020-05-15

草他妈的大血B，日他娘的千秋万代，狗比不要脸的只配吃一脸骨灰的玩意
这就是我的感受，烦请管理员别删

品葱用户 没有没有没有 评论于 2020-05-16

这告诉反贼们，指望一两次灾难性事故的发生动摇中共政权是非常幼稚的想法。

因为真正的受害者已经死了，而幸存者是有一口饭吃就行。

那么什么有可能动摇中共政权？我想就是大规模失业，外国产品停止进入中国，更加严厉的文娱管制，乃至中共对外冲突失利等等。这些事情，参与者众多，而死亡人数只占参与者的一点点。

品葱用户 阿斯妙特灵 评论于 2020-05-15

微博支学家们表示：

品葱用户 和科盛商会 评论于 2020-05-15

感觉这种人对于共党政权的态度，其实和对待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官府没有任何区别：

自己有难，就敲锣打鼓鸣冤，若是官府施恩，就又跪地磕头不止。而官府，只需要是个官府，管它是共党还是国党，还是红顶子的青天大老爷。

跟这些人有什么好说的？

他们可能是愚昧，可能是一切以现实利益为主的市侩，他们满脑子都是包装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封建礼教。

我们可以通过传播正确的思想去教育他们，现在很多人说的加速，也是想砸烂一个旧世界，好在建设新世界时一同改变他们。

但是任重而道远，非常人所能为，希望有志者更加努力。

品葱用户 北风那个吹 评论于 2020-05-14

在几个月前品葱这里已经有人预言疫情过后，很多感染者和亲属一样会歌颂祖国强大，现在不就是兑现了。所以有时候各位发善心同时想想过后人家会不会感激你。

品葱用户 cybermage 评论于 2020-05-18

 
翻车新闻里提到过了：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18978 （第11条）

微博应该不是本人，而是共匪操作的。

品葱用户 习民 评论于 2020-05-14

看谈论这事的微博，下面都有些装傻的韭菜说转发没用，救她的是物资医生志愿者。没有转发凭啥给她床位，早被人用寻衅滋事关起来了，那个导演死全家也只能写遗书，真实支性难移

品葱用户 眼镜娘阿锅 评论于 2020-05-16

你国维权人士素来废物
绝大多数不管多惨都不值得任何同情

鼓励他们维权是应该的，但是同情是不同的概念
以前我看过一篇文章就讲胡温时期ngo帮助这些维权人士，也希望这些维权人士在成功后能帮忙其他的维权人士，然而嘛，成功之后就跟ngo撕破脸皮了
“其他人的苦难关我屁事”

品葱用户 雖遠必譴責_反支 评论于 2020-05-16

這個案例極好地給大家熱切地上了一課：【中國大陸，遍地畜牲】。

品葱用户 华国锋 评论于 2020-05-14

女孩？不是大妈吗？

怎么评价，傻逼吧。会敲锣不见得不是傻逼。

品葱用户 钦明方泽忘了密码 评论于 2020-05-16

当时敲锣符合她的利益，现在骂方方让她别“脏着了自己”更符合她的利益。秦以来两千年，中国绝大部分人就是这种货色，只是大部分没她聪明。

品葱用户 nmff 评论于 2020-05-15

无产阶级畏威而不怀德，她这种做主要是因为她知道方方不会伤害她，小粉红和身边人aka她的日常超限战对手会。这就像U型锁受害人只骂日本人是一样的。
方方如果写一篇郭沫若式的文章，保证现在会有很多人赞扬她。

品葱用户 en010272 评论于 2020-05-14

敲锣救母：
武汉，居家隔离，女子母亲发病，不能与外界联络。情急之下，女子阳台敲锣，凄惨的求助声引起关注，终于给重症母亲求到一张医院床位。
3月13日，其母出院。

品葱用户 hun 评论于 2020-05-15

链接已经失效，我在微博上试了试名字，似乎很多都封锁不让外人看
不过既然人家愿意多交钱就多交钱吧，我尊重别人的选择

品葱用户 gratesque 评论于 2020-05-15

这又让我看到，无论怎么伪装，对共产党来说都不顶用了。

品葱用户 無紋水仙盆 评论于 2020-05-16

是因為媽媽還沒出院吧？
就算媽媽出院，他們一家也還住在中國，咬方方跟被鐵拳兩者擇一的話當然是選擇咬方方

品葱用户 cjmtsi 评论于 2020-05-16

说的对，这种东西最好别招惹，惹上了非把你也拖下水 再踩着你跟主子邀功

品葱用户 中華自由 评论于 2020-05-17

它全家必须死。这么无耻的逼，它和它妈都会死。

字数已经够了。

品葱用户 killreddragon 评论于 2020-05-18

你支的扭曲蛆虫充分证明了加速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也充分证明了我之前就说过的你支需要更大的灾难。

品葱用户 支人支面不知心 评论于 2020-05-18

这就是支国人的常态，有什么可奇怪的

越被虐越高潮，你去救它，它就会咬你甚至想杀你

品葱用户 陈美丽 评论于 2020-05-18

转述刘仲敬先生的观点，无产阶级的诬蔑对象一般是有恩于他们的上等人，他们非常善于恩将仇报。

刘仲敬：窝老人家早就放弃成本高效益低的历史真相学了，代之以性价比良好的**匪学和无产阶级学。**无产阶级发明历史，有其规律。贵匪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最高整合，容易成为历史真相学的目标，使不接地气的蛋头忘记了，其实日常生活中的无产阶级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处在社会边缘，被大多数人忽视了。

**无产阶级的诬蔑对象一般是有恩于他的上等人，**由于施恩的慷慨超越了他的阶级习惯，以及产生了迫使他面对自身卑鄙的心理不愉快，必须将恩惠反向发明为迫害或剥削，例如慈善家就要说成剥削者，保护人就要说成迫害者，医生就要说成细菌战，被共匪虐杀者就要说成虐杀共匪者，一般在细节中会留下皇帝用金锄头种地之类无产阶级习惯，例如医学上不可能而且早已研究透彻，毫无重新实验必要的 731 冻伤故事，作外科手术和收养孤儿的洋牧师挖心炼油之类。

**辟谣对资产阶级是不必要的，对无产阶级是无用的。**造谣和辟谣的效果相同，都是划清阶级界限。资产阶级习惯于忽略，中国人的特征和本国下等人一样，只是大多数国家的主流文化等价于贵族习惯或资产阶级习惯，唯有中国是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习俗上将帝国主义遗留和模仿帝国主义的少数上等人挤到边缘地带。事实上，这正是洼地理论和垃圾站理论的基础。

窝老人家年轻时，曾是民主小清新，**假定共产党坏而中国人不坏，**力图施恩于他们，保护他们免遭共产党之害，**然后发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熟练运用共产党诬蔑资产阶级的历史发明学恩将仇报，**才产生了极不愿意承认的假定，难道共产党自称代表无产阶级和中国人，居然是真话？现在窝老人家已经确定，共产党确实是无产阶级和中国人的代表。解决方案仅存在于消灭中国和输出资产阶级专政，美国人在发现一刀切排华的性价比最高，而且论证出排华非但不违反人权，反倒是维护人权和文明底线的必要元素的理论之前，还需要折腾几年。这几年就是诸夏爱国者建立反华政治机构，有效切割中国的机会。

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做好人必然会吃亏。

刘仲敬：**塑造人類行為的不是你的主觀意見或者理論設計，而是你所在的生態環境。**如果在某一個生態環境當中（像在北極一樣）長出皮毛來是有利的話，你怎麼樣設計也沒有用，就是會長出皮毛來。你不要看惡婆婆是多麼可惡，但是你只要有那種宗法式的大家庭的話，你在那種環境當中，就是採取這種策略最有生存能力。或者說，你不要說流氓無產者多麼可惡，**在毛澤東製造出來的那種社會環境中，就是當流氓無產者最佔便宜。**你不當是可以的，你就要準備吃虧。但是沒有人願意吃虧，吃虧吃到一定程度以後你就會說，我要麼滾蛋好了，要麼留下來的話我就要做流氓做得比你更徹底一些，難道我該一直吃虧麼。

這裡面有一個附帶的推論，就是說，**在有些地方你是做不成好人的，你做好人的結果就是要做死人。**例如，我之所以要跑出來就是因為，要麼我在中國，就要做一個失敗者，要做一個成功者的話，我自己就要做毛澤東那種人才行。如果我不願意這麼做的話，願意保持自己道德上的清白，那麼我非得跑出來不可。**中國人一般來說不是偽君子就是壞蛋，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除了非常年輕、剛從學校裡面出來的人以外，他早晚會面臨著這樣的選擇的。而且你可以合理地推測，現在的成功者，無論怎麼說，他們實際上全都是壞蛋，沒有及時轉型成壞蛋的人早就被整死或者逃跑了。

品葱用户 王莽谦恭未篡时 评论于 2020-05-15

~已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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