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蛋如何才比高墙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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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村上春树曾说过一句被广为传颂的话：“若要在坚硬的高墙与击石的鸡蛋之间作选择，我会永远选择站在鸡蛋那一边。”

“高墙”和“鸡蛋”在此仅指权力的强弱，作为隐喻本来就无须具体解释指什么，不过，他也没有解释，面对坚硬的高墙，要怎样才能做一枚聪明的鸡蛋。

当下中国的社会语境，在某种程度上仍有着李大钊在一百年前所描述的那种窒息感：“**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得太多，空间的接触逼得太近。”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势必存有潜在的冲突。但现实中远不只是非此即彼的静态对抗，而处在不断动态变化中——高墙既可能加固，也可能出现裂缝或软化，鸡蛋也可能变硬，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是“高墙与鸡蛋之间的军备竞赛”，双方甚至可能相互渗透，也未必只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谁都明白，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这远不仅仅只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道德立场抉择那么简单。“高墙”在不断进化中，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们之所以倒向高墙，是因为发现高墙与时俱进，而鸡蛋却万年不变，因此“高下立判”。对于在公共争论中掌握话语权的一方来说，他们恐怕也不觉得自己是靠着高墙才获胜的。反过来，对鸡蛋来说，孤注一掷的正面冲撞固然在某些时候是别无选择的勇气，但却也不应当是唯一的战术。

1880年9月，厄尼伯爵在爱尔兰海滨的庄园里，佃户生活窘迫，要求减租；但伯爵的地产经理人查尔斯·杯葛（Charles Boycott）上尉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动用法院力量，将佃户驱离家园。村民们在约翰·奥马里（John O’Malley）神父组织下，避免对抗，而是拒绝与他发生任何形式的协作。每当杯葛上尉上街，当地农民不是留在家中，就是在遇见时故意不理睬他，或是调侃、挖苦他，连他的厨师也拒绝为他做饭。上尉对此作出激愤的反应，招募50名新教徒，在2000名军警护卫下收割庄稼，但由此而来的收割开支比收获粮食的市价高出十倍。12月，他被迫放弃职位。当地“那些最顽固的硬心肠们都开始让步了，他们感到了身边被‘杯葛’的恐惧”，其姓氏boycott也由此在英语中成为一种政治抗议手段的代名词。

在这里，这种消极不合作、讽刺、孤立的社会非正式制裁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实际上，如果只有正面对决一种打法，那么在高墙和鸡蛋之间，结果是没有悬念的。社会学家James Scott早就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提出，人们在面对强弱悬殊的高压时，不一定采取激烈的抗争手段，而是通过嘲讽、戏仿、消极抵制等方式，委婉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愤怒。他将体现这种不合作态度的笑话、歌谣、段子，称作“隐匿副本”（hidden transcript），只有读懂其隐微的含义，才能理解弱者在被压制之下的声音。

这些，中国人几乎天然就懂。因为在时势不利时隐忍蛰伏、卧薪藏胆，采取忍让、退避、示弱甚至自我侮辱等方式来迷惑更强大的对手，这一贯是中国斗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轼在《留侯论》中就赞颂能忍“胯下之辱”的韩信：“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准此，如果“其志甚远”，那么“认怂”就没什么可耻的，相反这才是避免血气之勇的明智做法。所谓“怂”，是从权力博弈中退让，但这却不一定是承认自己在理念上被击倒了——通常恰恰相反，退出只是为了更好的防御。这也意味着，对强势的一方来说，依靠力量来简单粗暴地压制，并没有真正消灭对手，倒是给自己制造了新的困境：现在，鸡蛋变得更隐蔽，更会闪避直接的打击，也就更难打压了。

虽然讽刺、戏仿这些手法自古就有，但仔细看下历史就会发现，这类修辞术最发达的时代，往往都伴随着政治权力的高涨——例如战国秦汉时的“滑稽”，苏格拉底被处死后出现的犬儒主义，更不用说罗马帝国时代最早兴起、也最发达的文学形式就是讽刺文学。怀疑论者和犬儒哲学家常常使用戏仿（parody）荷马等经典作家的诗句，来消解传统、习俗、权力等不同权威的不容侵犯性。

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如果有某些人所共知的事物不容冒犯，那么很自然地就是转向迂回的反抗。近代希腊既快速现代化、又深受传统束缚，其结果是人们都钟爱双关语，在表面含义之下，人人都清楚隐蔽的真正含义何在。

中国也一样。民国时在上海生活多年的美国人卡尔·克劳曾在1937年出版《四万万顾客》一书，照这位“中国通”的观察，“中国是爱用双关语者的天堂，大多数严肃的短语通过简单地变换语气，就会变成可能引起庸俗的哄堂大笑的下流话。这是我们必须像预防瘟疫那样防止的事情。”

弗洛伊德的学说认为，笑话、咒骂和童谣、传说一样，往往都是人们借以满足被压抑的欲望。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一个社会中不能触碰的红线越多，越是会出现各种针对这些禁忌的各种“隐匿副本”，两者正是一体两面。就此而言，正是“高墙”启发、激活了“鸡蛋”，迫使它进化出更灵活的生存策略。

在一战后的欧洲，由于战争动摇了人们对科技和统治机器的信任，同时却又深受其束缚，欧洲艺术进入了讽刺、厌恶和抗议的时代，戏仿、挖苦、解构成了最重要、也最有力的反抗手段。

冷战时期，美国记者Hedric Smith曾被派驻莫斯科多年，他在《俄国人》（他因此书获普利策奖）中道出了自己的洞见：“**在俄国，最生机勃勃、最富有刺激性的文化生活是非法的，因而也是秘密的。**这种文化艺术最少受到官方教规的掺杂，最有独到的见解，最不委曲求全，而对于官方文化界则具有最大的威胁性。”实际上，苏联笑话之所以那么出名，也是这种特殊生态的产物。

回到当下中国来看，**一个值得留意的问题是：“阴阳怪气”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近几年来，这个词频频见诸公共讨论中，被用来指责对方“不好好说话”。但事实上，且不说正是威权的语境催生了这种战术，而且，这种威权的姿态本身也跟不上时代了，不直面碰撞，保持异议、嘲讽，才是消解权威的后现代做法。当一个人滥用“阴阳怪气”来攻击对手时，大抵可以断定，这是一个浑身正能量的人，也委婉地承认了自己落伍了。

所谓“阴阳怪气”，在特定的语境下至少有两层含义：一种是看作是单一权威声音的偏离，另一种更广泛所指的，则是基于其“风格”，也就是一种酸溜溜的、委婉迂回的讽刺挖苦。这常常还有一种道德主义的意味，因为“阴阳怪气”也指向一种猥琐的腔调。鲁迅笔下的范爱农，就是一个说话阴阳怪气、白眼多青眼少、愤世嫉俗的怪人。但“怪”，有时却可以成为过“正”、偏激的中和剂。

毫无疑问，这随之又会使双方转入新一轮博弈。王鼎钧曾回忆，1951年前后，他在白色恐怖时期，把文章写好以后总要冷藏一下，进行自检，假设自己是检查员，把文字中的象征、暗喻、影射、双关等统统除灭，反复肃清，才敢放心交稿。

但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这样的“隐匿副本”是不可能完全消灭的。在这方面，更恰当的隐喻不是“高墙与鸡蛋”，倒不如说“农民与杂草”：农民永远也无法彻底清除杂草，甚至越是试图驱逐、控制杂草，受到的反抗也越大。这是游击战的真谛：游击战只要不输，就能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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