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澜的精明与胡舒立的情怀之间失衡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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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杨澜被公认是“中国最有智慧的女人”,而胡舒立被外媒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在大学校园,前者无人不知,后者知者寥寥。这种差距的背后是一个灵魂日益失衡的时代。

1990年4月,《正大综艺》开播了。在此前的一九八零年代,被压抑了几十年的中国知识精英一直在如饥似渴地引进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探讨国家的命运和文明的兴衰。当延续了近十年的文化空气在几个月前的八十年代末骤然凝固,中国人一时感到失重彷徨、无所适从的时候,世界各地的异国风情通过《正大综艺》扑面而来。

来自台湾的女导游迈着轻盈的脚步,在欧美各地悠闲自得地漫步、徜徉,不时向电视观众抛出一个个趣味横生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像有奖竞猜,以纯娱乐的方式丰富观众的见识,却从不像几个月前的一部反思中华文明的电视纪录片那样引发深度思考。

《正大综艺》的开播、杨澜的出名,预示着理想主义和精英文化退场,中国从此逐渐踏入了大众消费和娱乐时代。

踩到时代节拍的杨澜,因为《正大综艺》,从原先默默无闻的北外女生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她的事业从此一帆风顺。在人们看来,杨澜不但幸运,而且极其聪明。在很多重要关头,她总能做出非常明智的决断。当杨澜在央视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她断然离开,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新闻学硕士。她并没有因此而淡出公众视野,相反,这一出乎常人意料的大胆的举动,却使得她更加受到国人的瞩目。

1997年,中国出现了名人出书热潮,杨澜的处女座《凭海临风》也适时出版,销量达到50万册。面对接踵而来的对该书文字水准和内容的如潮的批评,杨澜又很果断地把稿费全部捐给公益事业。

2000年,她创建卫星频道“阳光卫视”,不久之后,就登上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商业上的成功给杨澜带来了政治上的荣耀。2003年,杨澜成为全国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除了事业上的成就,杨澜还拥有疼爱她的丈夫、聪明可爱的孩子、和睦的家庭。总之,幸福的女人所应该拥有的一切她都不缺。

在这个人人罹患成功焦虑症的年代,杨澜无疑为那些渴望速成的人们提供了一夜出名和暴富的经典样板。杨澜的名气为她带来了巨大的公众影响力。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杨澜积极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中国慈善事业募集了大量的捐款,她的名字因此变得更加的响亮。

这种影响力并没有赋予杨澜足够的勇气,正视中国当下面临的深层困境。作为一个知名媒体人,杨澜更多的时候是在积极地迎合消费时代的受众品位。****近年来,她主持的针对中国都市女性观众的大型谈话节目《天下女人》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电视版的《知音》、《女友》杂志。这个号称“中国最有智慧的女人”有时更像一个精明的商人。

如果说杨澜象征着智慧,是凭借机遇、能力并融入时代潮流,才取得辉煌的成就,胡舒立则代表理想主义,她是以韧性、专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奠定了自己在新闻界的地位。

1985年,在《工人日报》社工作不到三年的胡舒立以一篇关于河北省华北油田的揭露性报道在新闻界初露锋芒。此后,她便对新闻理想的执着贯穿自己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

1998年4月,胡舒立创办了《财经》杂志,亲任杂志主编,并确立了“独立、独家、独到”的办刊方针。财经杂志成长的十年是社会矛盾越来越积重难返,国民深深地陷入消费和娱乐风潮,而知识分子却集体缺席的十年。

面对娱乐导向型刊物的冲击,政经类刊物的市场前景十分黯淡。《财经》顶住了市场压力,在商业效益和新闻理想,在社会正义与特殊利益之间费心周旋,用独特、深入的调查性报道,以自己的行动和业绩为同行树立了典范。

2003年,《财经》凭借SARS系列调查报道,获年度杰出国际调查新闻荣誉提名奖。在2020年春天的新冠sh疫情中,《财新》也是屈指可数的几家逆行而上、追踪报道的媒体之一。那些年,由于《财经》大胆地揭露和尖锐地批评股市的黑幕,不时地引发证券市场的地震,胡舒立被美国《商业周刊》冠以“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我见到杨澜一次。那是2005年初,在厦门对外图书交流中心。那一天,杨澜作为“爱心形象大使”要来签名售书,为慈善事业募捐。我前一天晚上挑灯夜读至凌晨一点多,把《凭海临风》看完。第二天一早就来到书店楼下等待她的到来。八点钟,队伍已经排成了长龙。

九点还差几分,杨澜在众人的热盼中飘然而至。她是那么的光彩照人,没有一点明星的架子,不拒绝任何站在她身边与她合照的请求。我记得那一天签名之后,我和杨澜握了握手,那种感觉随后几天一直都清晰、执拗地留在我的手掌上。

2007年,她再次来到厦门,在厦大新闻传播学院成立庆祝会上做了何谓“成功”的主题演讲,对台下那些如饥似渴,希冀获取成功秘诀的学子们分享自己对“成功”的定义。听众从四面八方涌向报告厅。他们来自不同的学院。不同的学科背景丝毫不影响他们对杨澜的崇拜。在他们眼中,杨澜的名气就和她那迅速堆积的财富一样诱人。那一天,报告厅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挤满了学生。他们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吃力地从人头之间的缝隙中,窥视明星的风采,汲取成功的奥秘。

我只在杂志和网站的图片中见过胡舒立。这个“最危险的女人”看去和蔼、普通,毫无明星气质,只是眉宇间透出一股刚毅和决断。

2009年,当她的媒体理想遭到资本和权力的阻击之后,她不得不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财经》杂志,从媒体转战学院。在中山大学传播学院为这位新来的院长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发表演说,向在座师生诠释新闻的理想与现实。那一天的场面可远远没有杨澜的讲座那么壮观,听众绝大多数都是新闻系的学生和老师。

和其他大学一样,新闻系之外的学生,除了那些平时心系国运、富于情怀的极少数人,很少有人知道和关心胡舒立是谁。她的专业精神固然在精英圈子内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但在娱乐明星和企业家受到追逐和热捧的时代,她所代表的理想主义经常是大众冷落甚至揶揄的对象。这足以解释杨澜和胡舒立两位媒体人在大学生当中的知名度何以存在巨大的落差。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加上利益杠杆隐性和显性的的诱导,大学已经不再是培养文化精英的场所,尽管从这里走出来的“大众”几乎个个都把自己当做精英,只是他们定义“精英”的尺度唯有财富。他们热捧杨澜,冷落胡舒立的背后是一个灵魂日益失衡的时代。

老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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