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许清廷媚外，不许百姓崇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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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洋货】152×110 布面丙烯｜河夫作品(局部。原图已在微店上架,阅读原文可进)

 一直以来，义和团给人的印象都是逢洋必反、逢洋必灭。在他们眼里，所有沾“洋”字的东西，不分国别、不分品牌，都是洋人用来祸害中国的，非灭不可。所以，关于义和团恨洋灭洋的史料，汗牛充栋，手头随翻即是。如清末民初广东顺德人罗敦曧(róng)所写的《庚子国变记》载：

义和团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藉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清朝野史大观·卷三清朝史料》也载录)

署名仲芳氏的《庚子五月义和团进京逐日见闻记略》中如是说：“哄传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

《拳匪纪事》中的记载，更让人毛骨悚然：

拳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匪，乱刀并下，皆死非命。

至于教授外文的同文馆，更在拆除之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清子民，学什么洋语。

据《西巡回銮始末·津门战后记》载，李鸿章的英文秘书、也是北洋海军的创始人之一罗丰禄，有个弟弟叫罗熙禄，从河南到天津去，随身带着两箱外文书刊，明知义和团在查抄洋货，但他不忍割爱，结果，“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

就是路上被搜出带洋书，人被绑在树下，路过的随便上去就砍一刀。义和团的刀都不利，很多人砍过后，罗熙禄都死不了，只是“仰天大号”，砍他的人则以此为乐(不排除也有非义和团的百姓)。他的仆人说跟随主人多年，主人并不是“二毛子”，结果也被杀了，只饶过了拉车的马夫。可见，义和团有多么“痛恨洋物”。

可以想象，如此时势，敢过洋节的国人，那就更是找死中之找死了。

但在罗敦曧的另一本《拳变馀闻》中，我们却可以看到义和团中的一个异类。

该书载，在义和团势力最盛的天津，当全城“洋货店多被毁”时，居然有该组织成员公开表示反对法：“无须，洋货入中国久，商民何罪？”没必要嘛，洋货进中国这么久了，买卖者有什么罪？

敢这么说，那是活腻了吧？

错了。因为说这话的人，是团内地位仅次于张德成的大师兄曹福田。

曹是天津静海县人，原是地方军中的一个游勇，因为嗜食鸦片，在部队中呆不下去，乱世多风口，他决定抓住机会开创自己的一番事业。

刚到天津时，城里已有拳坛，为了显示神功，压服众人，曹福田登上土城楼，咋咋呼呼问，洋人的租界在哪个旮旯？本地人指着说，就在东南方。曹一听，立即朝东南方跪下，叩了几个响头，过了一阵子才站起身来，拍拍手，淡定地说，租界的洋楼已被我毁掉了。

这话说完没多久，果见东南方浓烟滚滚，众人心口写个大大的服字，真的给跪了。

真相则是，曹福田事先雇托儿去民居放火，演了一场大型魔术烟火秀。

就这样，曹福田一烧成名，天津的拳民都服服帖帖归他管。而他，也表现出跟其他义和团头目不一样的亲民风格。除了前面说过的反对烧毁洋货之外，当天津市民下跪迎接他时，他在马上手一挥，说：“无须跪也。”甚至，听说拳坛勒令市民吃素时，也表示反对：“无须，我亦饮酒食肉也。”

这种相对人性化的言论，效果立竿见影，“津民以是尤信奉之”，天津市民因此更信奉他。

可见，一个组织再怎么反人类，只要成员中有人说点人话做点人事，立马就能得到民众的爱戴。

但是，曹福田敢如此“另类”，只因他是义和团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如果以为他真的很有人性，那就大错特错了。

很简单，真有人性怎么能当上义和团大师兄。

不少讲述义和团运动的文章都提到，曹福田曾带着拳民冲进天津租界区紫竹林古庙，将正在读书的学生抓起来，搜出墨水、钢笔等洋货，以学生都是洋人奸细为名，一下子就杀了十几个。

但凡有点人性，会这样残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吗？

到了该上阵打仗的时候，曹福田的造型又是这样的：

福田骑马，戴大墨晶眼镜，口衔洋烟卷，长衣系红带，缎靴，背负快枪，腰挟小洋枪，手持一秫秸，语路人往观战。

大墨镜、洋烟卷、小洋枪，这些可都是洋货，但出现在曹福田身上倒没那么违和，因为他明白表示过，只反洋人，不反洋货。

真应了那句话：灭洋是工作，用洋货是生活。

这跟之前写过的《红灯出征，寸草不生》里面的红灯照首领林黑儿也是一样的，再怎么反洋货，出行时，也还是要不少洋枪护着她。

在这样的乱世中生存，普通民众得有多难。《拳变馀闻》开篇就说了，六年前中日甲午之战，天津被战火殃连，民众流离失所，当时北乡挖河，挖出一残碑，上面有一首类似谶语的打油诗：“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红灯照满街，那时才算苦。”

当时天津百姓都不明白在说什么，六年后，“红灯照满街，那时才算苦”终于成为现实。

义和团得势时，对洋货无差别灭绝，民众沾洋字必死。等到八国联军杀进来，义和团牛皮吹破，神功完全不好使，一触即溃，慈禧携光绪扔下北京逃到西安去，民众就不得不“挟洋自保”了。

还是前面引过的《西巡回銮始末·津门战后记》，在讲了罗熙禄遇害的惨状，总结一句“其痛恨洋物如此”之后，镜头一转，我们看到天津民众：

今乃大异，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昂头掀膺，翘若自意。

只要能找到一件洋装，哪怕它只是一顶破帽、一只靴子、一条底裤，都要穿在身上，并刻意露出来让联军士兵看到。屋前屋后有空位的地方，都写上洋文，不管拼写、语法有没有错，反正就是要跟洋字沾边，并以此为荣。

甚至还有这样的：“日本兵先至，津民大书‘大日本顺民’，或揭诸门，或缠诸臂，以求保护，拳民一时绝迹焉”。(《清朝野史大观·卷四清朝史料·裕禄酿成拳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P401)

北京那边，当联军入京时，京官朝贵中众多人“相率户前挂某某国顺民旗”，“鼓乐燃爆竹，具羊酒以迎师”。在德军驻守的顺治门外一带，“其界内新设各店牌号，大都士大夫为之命名，有曰‘德兴’，有曰‘德盛’，有曰‘德昌’，有曰‘德永’，有曰‘德丰厚’，有曰‘德长丰’等。甚至不相联属之字，亦强以‘德’字冠首。种种媚外之名词，指不胜屈。而英、美、日、意诸界亦莫不皆然”。(《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1月)

《西巡回銮始末》在讲了天津百姓怎么“崇洋”之后，感叹道：“嗟吾此民，是岂知人世有羞耻事耶。”唉，这样的民众，知道什么叫“羞耻”吗？

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真正无耻的，是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先是牛气冲天地向各国宣战，后来打不过撒丫子就跑，等到得知洋人不想推翻她，又感激涕零，甚至奴颜婢膝。且看1902年2月3日，《泰晤士报》报道了两天前慈禧太后回京后接见各国驻京公使的情况：

太后进屋一把抓住康格夫人(美国公使夫人)的手，好几分钟没有放开。她浑身颤抖，抽泣哽咽的说，进攻使馆区是极大的失误，她后悔莫及。后悔莫及成了她深切的反思，更由此产生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奴颜媚态。

义和团在清廷纵容下无差别灭洋，民众跟着灭洋，那是为了保命；义和团失败，八国联军打进来，民众崇洋，也是为了保命。既然以天朝自居的清廷为了保命都可以媚外，凭什么民众不能为了保命而崇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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