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罗新——与遗忘竞争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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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新近照

文|樊雪媛 北京大学英语系19级研究生

作者授权首发

五一假期，罗新去陕西榆林看长城。在榆林佳县，他顺便走访了88岁的张福昌。后者是当地有名的画家，作品中浸满了对当地古城的追思与热爱。现今，长城土墙日益坍塌，明代墩台也因采煤塌方而沉陷无踪，但老人顽强地在纸上再现的葭州古城却依然那么美、那么生动鲜活——那是属于他的记忆和想象。罗新说，老人是在用绘画参与着宏大的记忆竞争。

身为北大历史学教授的罗新，有意识地将自己置身于这场与记忆的持久竞争：他学术研究的着眼点往往聚焦在主流之外的个体和人群，并孜孜不倦地进行着面向大众的写作和演讲。他在接受GQ采访时说：“再小的力量也要参与竞争。因为是在竞争，所以你不能退让，你要坚持。你退了一下，你就没机会了，你的记忆就被抹掉了。”[ 参见GQ报道2020年6月19日发布的报道《对话历史学家罗新：书写记忆是一场竞争，力量再小也不可退让》]

- “历史没有主人公” -

2014年，罗新的学术著作《黑毡上的北魏皇帝》首次出版。罗新在书中大胆推测：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死，是由于在即位时的“丝巾勒颈”仪式中不幸说出了比自己寿命短得多的在位年限。为了神化自己，他最终选择在建立一番丰功伟业后自杀。通过分析北方民族共有的“丝巾勒颈”仪式，罗新认为北朝史可以和内亚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在创作这本书时，罗新有意识地扩大了目标读者群体，在语言风格上更加通俗易懂。他意识到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读者们产生了对高质量历史读物的需求，需要有人填补空白。《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是罗新将非专业读者纳入目标读者群的第一本书。他说：“所谓面向大众的作品并不意味着专业水平的降低，也不是用比较简洁明了的话把前人的研究成果复述一遍。真正有价值的历史学大众读物，应该是既能让大家看得明白，又在专业领域有创新。”

《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书影

从市场反响来看，罗新成功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一度卖到断货，价格在二手市场炒得奇高。有读者感叹，这本历史学著作竟写得像小说一般好看。

实际上，早年的罗新确实梦想成为一名小说家。生长于湖北随县七尖峰林场，他最初的文学启蒙来源于工人们冬夜里围炉夜谈的故事。在摇曳的微光中，在起伏的松涛间，他听着长辈们说起五鼠闹东京，“长毛贼”进天京……这些游离在核心政权之外的人物传说，让小罗新着了迷，忘记了回家睡觉的时间，直到父亲来喊才恋恋不舍地离去。一位老工人说：“这孩儿有意思，喜欢听这个。”凭着这份喜欢，罗新考入了北大中文系，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

毕业后，罗新想要更加了解自己所生长的土地，就怀揣着写作计划回到家乡湖北工作。因为工作需要，罗新阅读了一些地方志，为了补充相关知识，配合着读了些明清史书。他慢慢发现，比起编故事，自己更擅长讲些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这种思考和表达方式可能更适合学历史。正值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热，罗新考回北大，读了田余庆和祝总斌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研究生。

罗新与导师田余庆先生的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罗新、何德章、李凭、田余庆、陈勇、陈爽

“就有点像脚踩西瓜皮”，在谈及自己选择史学研究的原因时，罗新打了这么一个比方，“滑着滑着，就到了这个地步”。

文学强调虚构和想象力，但历史却追求真实。因而，很多人并不看好转过专业的罗新。田余庆先生也在第一次见面时告诉他：“从中文系、外文系改到历史系来的，少有成功的先例。”对这种说法，罗新并不是很在意，那时他只是想系统性地学习些知识。但在研究不断深入后，他也开始不断考虑文学和历史的界限。

“历史和文学最大的不同是，文学从构想开始，就是有主人公的，有中心思想、故事主线，而历史没有，历史哪有什么主人公啊，只有写出来以后才有主人公。”罗新在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时这样说。历史学家通常也会围绕一个特定的主人公来记叙历史，但这条主线是他们特意挑选出来的。在语境中强调一条线索，意味着抹杀了许多其他的线索。罗新知道，其他线索也都是真实存在过的，不应被人们遗忘。[ 参见澎湃新闻2018年4月12日的采访《罗新：有所为有所不为，就做一个学者》]

罗新一直在做的，就是尽量把这些被遗忘的真实还原出来。他博士毕业论文的主题是十六国，但他却觉得写得不好，因为论文叙述的主角依旧是中原的王侯将相。为了寻找一些新的研究突破口，2002年，罗新到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没事就到图书馆“乱翻”，读到不少关于蒙古、中亚、突厥的书。这些书让他关注到了中古时期的边少民族，而这方面的研究还大量留白。罗新就想开垦这片荒原，让大家能换个角度看历史，把这些被长期埋没在中原视角叙事中的人群从人们的记忆里打捞出来。

由于史料有限，这样的研究并不好做，罗新也没少收到前辈们的劝阻。罗新关注到，由于视角所限，中文史料中对那些“草原上的人”、“内亚的人”的记录其实是非常可疑的，而传统学者对这些内亚民族的研究又十分依赖于中文史料，于是想到从语言的角度进行突破。2004年，罗新开始学习阅读古突厥文，2007年又到土耳其学习土耳其语。攻克了语言的难关，罗新所能运用的史料一下子多了起来。

这一阶段的成果最终汇聚成2009年出版的《中古北族名号研究》，也是作为历史学家的罗新，在与遗忘竞争过程中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

- “鲜亮树叶的背面” -

2016年夏，在原定去中亚参会的十天前，罗新决定推掉会议，利用空出的时间亲身走一遍元朝皇帝南北巡幸时在大都（今位于北京）和上都（今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之间的辇路，近距离去接触和感受自己所研究、所热爱的中国。

在成府路的一间咖啡厅，窗外熙熙攘攘，他向朋友们宣布了这个消息。在座友人闻后纷纷表示了担忧。在交通如此便利的现代社会，长途步行似乎显得格格不入，何况罗新此时已经53岁了。有人担心他旅途中受伤，建议他乘车，觉得这样效果也差不多。

但罗新坚持要走。从大都到上都的徒步计划看似临时起意，实则由来已久。

二十年前刚留校的时候，罗新和朋友们一起创建了“往复BBS”（北大历史系几位老师主持的文史哲论坛），吸引了不少同行和喜欢历史的朋友注册发帖。大家在里面谈古论今，分享自己最近读了些什么书，甚至会游戏性地互相较劲，“吹捧自己，批评别人”。大家都想在学问上压别人一头，常常有非常激烈的讨论。作为BBS的创始人之一，罗新自然不肯输于他人。他甚至通宵读书查资料，只为了在第二天早上大家上线前更新帖子。

那时罗新在书摊上淘到一本研究元宫词的书，便开始在BBS上分享自己读元宫词的感受，和同事张帆争论元史问题。也即是这时，他们聊到了这条位于大都和上都间的辇路：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本以内蒙古境内的上都为帝都，后来为了便于统治，迁都至燕京地区的大都。为了避暑，皇帝每年都像候鸟一般往返于两都之间，所走的专属道路叫作辇路。由于辇路禁止他人通行、缺乏足够的研究史料，北京地区的环境变化又很大，辇路研究中还存在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罗新便想，如果自己能重走一遍辇路，对这条路线的认识就会加深一层。

之后罗新去哈佛大学和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访学，徒步辇路的想法虽时常浮上心头，却只能被一再搁置。2014年，罗新读了英国外交家罗瑞·斯图尔特的《寻路阿富汗》深受启发，便也想以徒步为素材，写一本旅行文学作品。以此为契机，他终于开始计划从大都到上都的旅行，但具体的启程时间却一直没确定。直到2016年，罗新突然想：为什么不在今年？

2016年6月24日清晨六点半，罗新从北京市健德门桥下出发，徒步 450 公里，在7月8号下午4点到达上都遗址公园的明德门。前后历时共十五天，这段步行经历最终汇集成了一部畅销的旅行随笔《从大都到上都》。

《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书影

在书中，罗新不仅记录了自己的旅行经历，还用了大量篇幅追溯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流民。在记叙从延庆旧县到白河河谷的这段旅程时，罗新着重描写了明朝生活在这里的属夷部落。这些部落处于中原政府和蒙古政权的夹缝之中，在摇摆不定中谋求部落的生存——他们在边境战争中参加明军，又在明蒙和议后丧失生存来源，向蒙古靠拢。这些内容看似与此书的“旅行”主题关系不大，但他却忍不住去写。

罗新和旅友在从大都到上都的途中

“如果不观察史、车二部这样的属夷在隆庆和议以后的命运，就难免会一味沉浸在对往昔和平的甜蜜想象里，而看不到鲜亮树叶的背面，会有另一种颜色、另一些故事。”比起向人们歌颂树叶的闪光面，罗新选择向大家揭示树叶的全貌。这样的叶片或许不那么美，但真实自有其力量。

- “要学会顽强坚定但不感性地表达” -

《从大都到上都》让罗新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的称号，自此罗新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他开始致力于向公众普及一些历史学知识和学理，希望能有更多人抛弃根深蒂固的历史偏见，更全面地看待历史和现实。

2017年12月22日，他站上“一席”的演讲平台，做了题为“历史学家的美德”的演讲。在罗新看来，“求真”不是历史学家的美德，那是最基本的。历史学家需要运用批判性思维和怀疑精神击破各种旧历史的神话和伪史，调动想象力从海量人为制造、选择和改写的史料中还原前人的真实经验。

“人说让史料自己说话，很遗憾，史料不会自己说话，它不是透明的，也不是无辜的。它们是在特定情形下，由特定的作者，怀着特定的目的，为特定的读者而写的。所有的史料都是一样，所以要有批判和怀疑的品德，才能抗辩、质疑这些说法，而只有抗辩、论辩才能创造出改变的机会。不仅在学术方面，在生活方面也是如此，这即是我们理性思维最宝贵的地方。”[ 这篇演讲后来也收录在2019年出版的历史随笔集《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中。]

罗新在“一席”的讲台上

罗新做历史，却强调批判、怀疑和想象力，与大众的期待很不一样，所以常有人与他争辩。罗新不与人相争，只是温和地解释。当记者问及他是否担心自己的观点不为大众所接受，他笑着说：“观念的转变是很不容易的。我每年给本科生上民族史的时候，总要先讲‘人种’、‘种族’这些概念是错误的，要讲上好几节课，但期末收到作业，同学们还在使用这些概念。”但他觉得反复说明自己的观点是有意义的，总有一部分人的观念会率先发生一些变化。

对于老师的坦诚和执著，学生于子轩觉得佩服，又有点心疼：“我可能将来做不到他这样，因为我看到有些东西就吃不消。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讲啊讲，即使很多人喷他，比如在微博上。我看到都很伤心，他却跟我说，‘大家应该训练自己说话既充分又慎重，学者就是要学会顽强坚定但不感性地表达意见。’”

在校内，罗新多年来始终没有开设面向全体本科生的大类课程。受益于研究生时期田先生和祝先生开设的读书班，他更偏爱开设小型的讨论课，让学生们能在课堂上畅所欲言。在十几个人的小课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可以自由地对话和交流，学生们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罗新则会预先设计好学习内容，把控课堂讨论的走向，并在学生发言时进行引导。

这样的课堂主动权转换总会遇上“开头难”的问题：很多学生习惯了被动地听老师讲课，每节课总是固定的几个人说话。但罗新发现，只要营造出活跃自由的课堂气氛，时间长了，主动开口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他总会在适当的时候，“点”同学们一下。于子轩一直记得罗老师打的一个比方：他将“突厥”比成从蒙古高原开到地中海边的巴士，途中经历过无数次更换零件和乘客更替，到达时车和乘客都已和出发时大不相同，但巴士的名称还叫“突厥”。这个比喻使得他此前对民族的理解轰然倒塌了。

个体的传道受业、著书立说，对于主流的历史叙事来讲或许只是微小的力量，但罗新认为，声音再小，也不能退让。正如他在“历史学家的美德”的演讲中所说：“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投入其中的那些期望和努力，这未来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是我们更加无法接受的样子。”

在与遗忘竞争的过程中，个人的声音或许微小，但始终清晰。

徒步前行的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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