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新冠肺炎后，他用 600 张照片记录在 ICU 的九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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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骚客文艺 ，作者易小荷

骚客文艺（id：soulker2017）授权转载

北京市第 35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孙英春。

他是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知名教授，大半辈子都在想「如何做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但是这个愿望在 1 月 24 日确诊为「新冠肺炎」重症的时候，差点咔嗒一下中断了。

「愤怒」、「恐惧」几乎占据了他的全部思想。他在医院待了 28 天，从一度危重，痛苦得「宁可砍掉双臂换来一口呼吸」，直到最后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转入普通病房，他一直在坚持做一件事：记录。

他用手机拍下了大量第一视角的照片，一是作为老媒体人的本能，二是他担心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自己还能留下生命的痕迹。

而我是在朋友的朋友圈里读到了他的故事，我想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和他聊聊，当一个人几乎被死神征服的时候，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拍下这六百张照片的？

1 月 12 日傍晚，孙英春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用手机拍摄的照片——当时，看这暮气里的城市，有一种莫名的氛围，也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感。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武汉有了疫情，但万万没想到，疫情会发展到后来的地步

「凭什么让我遭遇这种无妄之灾」

孙英春是 1 月 24 日确诊的。他回忆说，只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 1 月 14 日坐高铁从武汉回北京的时候，在车上，因为要吃东西、喝水，不得不取下口罩。

在此之前，他 1 月 9 日回武汉探望父母，基于之前的人生经验和看到的外媒报道，他全程都很警惕，几乎没出过门，还给父母买了几百个口罩。固执的父亲不相信疫情如此严重，「刚刚看过，新闻里说是不会人传人」。

这怪不得父亲。直到孙英春因为身体无力，发烧了去地坛医院检查，给他做检查的第一个医生杨松也不相信。

「他虽然已有七八成认为我是疑似，但还是不愿意相信。他先是拿了血氧仪重新给我量血氧，因为血氧是个特别重要的指标。他一量，不高，但他不相信，然后他接着量其他几个指头——我看到了一个好医生那种发自心底的善良，不愿意你是这个病……」

孙英春用手机拍下的第一张照片，就是杨大夫给他量血氧，他被确定为高度疑似，然后去做 CT ，结果出来之后，杨大夫说你准备住院吧，我基本上判断你就是了。

1 月 23 日亲手测量血氧的发热门诊杨松大夫

主管医生宋美华当机立断，采取了一个针对确诊病人的治疗措施——后来孙英春最庆幸的就是这件事，他认为大部分的医生都未必能做到，因为要等核酸检验的结果，至少得 24 小时，但是这么等着的话，会耽误治疗。「所以她就跟我商量，说我认为你已经高度疑似了，我要给你马上用药，就把你当成确诊的病人治疗，你同意吗？这个几乎是很救命的一件事情，我就同意了，然后马上就给我用药， 24 小时之后，病情还在发展，就直接把我送进了 ICU 病房。」

出院时孙英春与宋美华医生合影

确诊之后直到现在，他都非常愤怒：「我在武汉一直劝说父母要戴口罩，父母说武汉人没有这个习惯，但在我的坚持下，还是答应了。而他们在 1 月 14 号下午去同济医院体检，还打电话跟说我，医院里看病的没见到戴口罩的！」多年来他一直有戴口罩的习惯，坐地铁，去公共场所，这次去武汉也是，自己防范意识那么强，却还是中了招，他想不明白：「凭什么我要遭受这种无妄之灾？」

隔壁的病人已经崩溃了

通话时，孙英春还在出院后的观察、隔离阶段，我无法通过电话猜测他的表情，但在他讲述自己经历的一个半小时中，即便提到「愤怒」这样的词汇，音量也没有提升。他逻辑清晰、思维敏捷，甚至有的时候会让人恍惚——电话那头，是一个在学校大课堂里侃侃而谈的教授，而不是一个在追忆九死一生经历的康复病人。

但在他那些尽可能理性的描述中，我还是对于那个叫做「 ICU 」的病房充满了恐怖的想象。

他说那是一个像太空舱一样的地方，里面摆满了仪器，医生护士穿着「太空服」走来走去，有一种不知道是什么功能的换气机器一直在吹着嗖嗖嗖的冷风。刚进去的时候，一整排的医生就在那讲着自己的各种生理指标，病人不是「不明觉厉」，而是「不明觉惧」——指标似乎非常可怕，孙英春不是很懂，但医生们那种表情，那种态度，不可能不让人紧张害怕。他看过电视剧《大宅门》，记得白三爷的一句台词：我他妈我了（完蛋了）——他说，当时脑子里有一瞬间的空白，然后出现的就是这几个字：我他妈我了。

入院第八天，孙英春能站起来后拍摄的 ICU 病房

他还对我说：「当时要是能用手机拍下这个情景就好了，因为担心 ICU 不让用手机，我不敢拿出来，这真是非常遗憾，当时要是把这一圈都拍下来，那太牛了。」

在 ICU 每天要吃的药物之一 

但他很快就没能力注意这些了，接下来的几天，他身体状况在持续变糟。孙英春身高 192 厘米，体重 200 多斤，他还有高血压、脑脊髓炎等基础病史，前一年刚住过院。他是一个同学群的群主，里面是十几个关系最好的本科同窗，这些同学每天照旧东拉西扯、嬉笑怒骂，白天的时候群里热闹，他也很享受这些，有时会忘掉自己身在何处，但是到了深夜，当他面对自己一个人，最痛苦的时候就来了。

「我告诉你准确的描述是什么？呼吸到最难的时候，你宁愿砍掉自己的双臂，我不要双臂了，都不要了。只求你给我留一口呼吸，就让我能够正常呼吸……」

在 ICU 的前一周时间里，每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还是感觉晕过去了那种短暂的睡法。

孙英春说，人在这种极限环境，就会发现宗教信仰能帮上忙。他一直对佛教有比较特殊的亲近感，他曾经去尼泊尔探访过蓝毗尼，那里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出生地，庭院里有一株古老的菩提树。当无边的黑暗和未知的恐惧袭来，「我会想象自己在菩提树下行走，一步步地，一圈一圈地……」

孙英春在蓝毗尼的菩提树下 2019 年 8 月

到第七天的时候，孙英春觉得自己的精神可能要出现问题。他能听到，隔壁病房的一个中年女性常常会大呼小叫，护士解释说，这个病人的生理指标改善了，但精神上出了问题，总想着出去。他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在 ICU 看不到外面，产生的幽闭感所导致的，他自己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病房里有一个小窗户，外面是过道，再就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白墙」。

但就在那一天，孙英春发现，那不是一面「白墙」，而是一道窗帘——是过道里的白窗帘放下来了。这个发现让他特别激动，「我就让护士帮忙把窗帘拉上去，但偏偏这个窗帘坏了，护士拉不上去就放弃了。但是我当时确实是忍耐不了，就是把我自己身上各种线各种设备拽下来，我也要去把窗帘拉上去！」

幽闭的 ICU 病房，只能从这个小窗看到外面的通道

后来又来了一个医生，孙英春又坚持跟医生沟通了这个想法：「请您无论如何都要帮帮我」，「医生听了我的意见，转身就出去摆弄那个窗帘了」。

这位医生叫刘景院，是 ICU 病房的主任，个子并不高，比孙英春还要大一两岁。孙英春从门缝看到，刘医生踮着脚弄了很长时间，最后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把窗帘卷起来，还捆上了。

当时孙英春就感觉特别放松，终于透了口气了。

主任医师刘景院（右二白色防护服）等来病房

两天之后，孙英春出去做 CT ，他在门口看到窗上还有一张纸条——刘景院医生卷起窗帘以后，在那个窗户上留下了一个纸条：「窗帘不要拉下来，孙教授要看风景。」

孙英春当时看到这个纸条，不是感动，是一种震撼。

刮胡子也是抗争

孙英春的人生经历很丰富，他在中央电视台做过电视编导，在人民出版社做过图书编辑，非典的时候，出版了一本公益书《非典时期心情处方》，帮助大家如何进行心理自救，「对于心理援助这些知识，我不比很多专业人员懂得少」，作一个内心坚定的人，他要进行抗争、自救。

2003 年，孙英春编著的《非典时期心情处方》

诊疗之外的时间，他一刻都没有闲下来过，甚至尝试过，让好友弹奏不同的古琴曲，测试血氧的变化，「有的音乐听完，血氧值测出来就会偏高，有的音乐则会偏低，最好的曲子是《鬲溪梅令》」。到第八天，他感觉自己的病情开始走出低谷，就开始反复听一段音乐，那是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里一段白刃战用过的音乐《战场》（ Battlelines ）。他在自己的 ICU 笔记这样写到：「那段白刃战的视频我看过几遍，记忆非常清晰，听这段音乐，也让我血脉贲张，我要呼唤我的免疫力、我所有的力量、亲人、战友、朋友，跟病毒决战，我不怕你！」

除了呼吸困难，最痛苦的是大小便，因为需要有护士来帮忙，这是最难堪，也最难过的。

尤其好多护士是年轻的女孩子，怎么好意思让她们帮忙？有时候就忍着，等看起来岁数大一点的护士来了，自己才张口。「在 ICU 那样的地方，人的尊严都没了」——而这也是孙英春同意我把他的故事写下来的原因，「都经历过那样没遮拦的时候了，也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

ICU的护士们

从肝炎病房支援的小护士，跟孙英春说自己胆子小，晚上下班不敢回家，就住在值班宿舍

北京小妞 护士长王颖

因为使用吸氧管——插在鼻子上一种粗大的管子，胡子长长了，就影响到了吸氧管的位置，很扎很难受，「护士太辛苦太忙了」，当身体能动弹一些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刮。

虽然带来了剃须刀，但是没有剃须膏、肥皂，病房没有这些东西，外面又送不进来。他上网检索攻略，发现有人用牙膏代替，他就试了，但在床上清理剃须刀很麻烦：只能用非常少的水，废水用塑料袋盛着。他用了将近两个小时，刮了上嘴唇，留着下嘴唇没刮，看上去有些奇怪。

准备用剃须刀加牙膏刮胡子

刮了上嘴唇的胡子之后

他还坚持每天清理鼻腔、口腔，清理肺里面的痰液。清理鼻腔，是因为 24 小时插着吸氧管，如果鼻腔里面如果不干净，吸氧的效果和身体感受都会有很大影响。他需要拿纸巾蘸水，然后把每个鼻孔最深处一点一点清理干净。

清理工作最大的难度，是需要同时吸氧，如果不吸氧，血氧值会迅速降低，房间里的检测设备也会立即报警。他就试着用嘴含着吸氧管，然后清理鼻腔。这也是一种很糟糕的体验，「我那时候用的氧气量已经差不多是供氧设备允许的最大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像有人拿最大号的打气筒往嘴里打气，正常人含在嘴里，根本就顶不住那个气。其实你嘴都含不住，得用牙咬着。」

刮胡子，清理鼻腔，每天三次刷牙，用湿纸巾擦全身，按摩肢体，收拾小桌上的杂物，每天 24 小时的大部分时间，他一直在一点一点地完成这些动作，同时尽量保持血氧、心率和血压的稳定，因为如果这些数值发生显著的变化，医护人员随时会阻止他做任何事。

这些事情，不仅仅是一种仪式感，这是对自己生存意志的考验，点点滴滴，都是在唤醒自己跟病魔抗争。

春节期间物资送不进来，护士刘杨带给孙英春的湿纸巾，要不就没得用了

「能，一定能」

孙英春缓过来没两天，病情又有反复，那天李文亮医生走了。

看到李文亮医生去世消息的那一夜，是孙英春在 ICU 期间最难熬的十几个小时，他一直在流泪，控制不住。第二天早晨，医生发现血氧下降了，有些生气，「他看我眼睛都是红的，就说你怎么搞的。我就跟医生说，是因为李文亮」。医生也叹气。

孙英春说，他知道负面情绪会对自己的病情有影响，但当时的那种情绪，是完全控制不了的。

孙英春有个一百多成员的学生群，就在 2 月 7 日，他第一次跟学生们公开了自己在 ICU 的事情，「我说今天我不是告诉你们我在医院，我是想希望大家能记住今天，有一个叫李文亮的医生走了，我是希望你们能记住他。」

有学生也问他，「老师我们都很迷茫，我们该怎么办？」他在群里写了一段话：「我希望你们在学校的时候，能读真正有用的书，做真正有用的思考，写真正有用的论文，将来工作了，做真正有用的事。」

那一天，孙英春问了几位医生和护士，「如果李文亮在咱们这里，能不能救活？」每个人都告诉他：「能，一定能」。

进 ICU 十天左右 第一次站起来的自拍

日出和日落

在 ICU 住了 14 天，在普通病房又住了 14 天。差不多一个月的隔离生活，漫长得就像半辈子。有一天他偶然浏览自己的微博，看到了一个人问候的私信，那是他在 1 月 9 日去武汉高铁上遇到的一对广东汕头夫妇，他们在北京做点生意，这次是去漯河探亲，路上一度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一位抱孩子的年轻妈妈，临下车时，还托孙英春帮这个年轻妈妈从行李架拿行李。后来，孙英春不光帮她拿了行李，还帮着送到了出站口。

这对汕头夫妇在电视上看到了有关孙英春生病的报道，认出了他，就让女儿根据姓名搜索，终于通过微博送出了问候。

看到这个问候，孙英春感到「心里暖」，他在自己的同学群说起了这件事，他还跟自己的老同学难得地说了一句「高大上」的话——「中国人之间，地不分南北，只要是好人，彼此很容易产生一种亲近感。这是我们这个文化的伟大之处。」

被让座的年轻母亲，在北京某医院工作的护士

孙英春说，「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其实是看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他还说起，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他在央视做编导，曾经做过这个主题的纪录片，但播出前被要求修改，他随后就离开了央视。许多年过去，他依旧纠结于这个问题。

在病房，只要有体力，每次得到医护人员的帮助，他都会认真地说一声：「谢谢」，他也问过医生和护士，有多少病人会说「谢谢」，一些人不会回答，一些人会说：差不多一半吧。

2 月 6 日刚做完手术穿着特殊防护服的医生

隔离病房的护士

在病房，他一直注意个人卫生，每天都会尽量把生活垃圾收拢，方便保洁员打扫，每次保洁员来清理，他同样会认真地说声「谢谢」，他也问过保洁员，有多少病人会说「谢谢」，会自己把生活垃圾收拾起来，方便打扫？一个来自内蒙通辽的大叔说：都差不多一半吧。

保洁员 内蒙通辽人

能站起来使用卫生间之后，孙英春自己烧开水，用一天时间，边歇边干，把卫生间烫了一遍

孙英春长期关注医患关系。前些年，他曾经因为数次被医生误诊，不仅吃了毒胶囊，身体和生活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在他 2012 年 4 月的微博里，还留着一句话：「庸医与毒胶囊双管齐下、比翼齐飞，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在他一本学术著作的后记里，还写了这样的话：「作为人文社科工作者，倘看不到自身知识和心智的局限，不能以客观、敬畏、真诚的心态去面对学术和现实世界，其罪过于庸医！」

但在地坛医院的病房里，他也留下了许多永远不能忘记的记忆，特别是主任医师刘景院。为了给他做 CT ，刘医生曾和其他三个男医生一起，把他这个身高体胖的人搬上加护病床，再跟两个女护士合作，一起推着走很远的路。做一次 CT ，要搬起四次，一个小时以上。

2 月 7 日，从 ICU 到隔离病房的转运途中 

隔离病房，医护人员送老年病人去做 CT

从 1 月 15 日发烧到 23 日住院， 8 天，从 23 日住院到 2 月 20 日出院， 28 天。在医护人员和自己的共同努力下，孙英春终于挺过来了。而我注意到他，就因为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在朋友圈发的一张老照片，和里面的一句话，这位朋友简单说了孙英春的患病经历，接着说：「有一天他在群里发了这张照片，他说，照片中我站的地方，已经是山顶了。从山下绕圈骑上来的。路上风景，有些像苏格兰。」

巴尔鲁克山，介于天山和阿勒泰山之间，「巴尔鲁克」意为「无所不有」。孙英春从小生长在新疆西部，他说，这是他小时候每天抬头可以看见的大山。在 ICU 和隔离病房的日子里，他常常神游自己走过的地方，特别是自己的家乡。这里是山顶的一个区域， 1999 年。

离开了医院，每一口呼吸都是幸福的，即使是为了防疫大计，他还要继续追加 14 天的隔离。好在他家的那栋楼是南北走向，东西两个方向都有窗户，无论是日出还是日落，都看得到外面的风景，天气好的时候，甚至能看到西山的细节。所以他觉得，生活还是蛮好的。

跟孙英春的短暂交流，让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的知识分子，会痛诉社会的陈弊，叹息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割裂，行为上却一直在趋向善意，就如同他身处人世的深渊，也会拍下 ICU 窗户上看雪的护士、病房窗户外的阳光，他的那些照片，仿佛总是有「人性」的微光在寂静的海水深处悠悠显现。

看雪的 ICU 护士

入院 25 天后看到的第一个日出 

他在电话里跟我讲述这些经历的时候，不断强调自己的「幸运」，因为他进的是中国最专业的传染病医院——北京地坛医院，也遇到了最出色的医疗团队，最优秀的医护人员。因为最近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他还说，他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自己的经历远没有武汉等疫区的病患和受难者那么「惨烈」，在媒体上公开，会不会挤占百姓关注的「公共资源」，甚至造成某些「误导」。

他还跟我说，他非常怀疑，这一次的经历，对他人、对社会、对未来，真有什么意义？

我跟他说：「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他们都说，两万人死去，其实是一个人死去两万次，你的经历其实是几千几万次同样遭遇中的一个，你就是我，是我们所有人，我们都应该记录下来，不要遗忘。」

（本文所有图片由孙英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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