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陈金英奶奶还完了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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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债还掉」，是她口中的高频词，放在更长的时间线上，人生无法掌控的东西太多，但羽绒服卖一件少一件，欠条撕一张少一张，这成了她唯一能握在手里的东西。

文｜王双兴

编辑｜金匝

图｜王双兴（除特殊标注外）

从浙江丽水到金华，七沓现金塞在包里，陈金英奶奶提着去还债。

她驼背，走起路来带一股向前冲的势头，膝盖不吃力，手也颤巍巍。七万块钱递过去，换回一张欠条，她颤抖着手，把欠条撕掉。

还债，是陈金英晚年的全部主题。她把赚到的钱和收回的货款攒起来，加上每个月的退休金，还有晚辈们给的零花钱，凑够一笔，还一个人，撕掉一张欠条；再凑一笔，再还一个人，再撕掉一张欠条。

2021年春节前，80多张欠条撕完，账本终于可以收起来了。那沓印着「浙江省丽水市兴华羽绒厂」的红头纸，左角已经被订书器订烂了，上面密密麻麻地打着格子，姓名、起止年、借款总额和利息、已付款和应付款。90岁，她还清了人生的最后一笔债。

债是从三十多年前开始累积的。那时，陈金英从丽水的乡镇卫生院退休，办了生产羽绒服的作坊。作坊运转不错，她投资了1600多万，将它变成大厂。再后来，竞争越来越激烈，厂里的资金周转不开，本息加在一起，越滚越多，铺满陈金英的账本。

弄清楚那些数字需要费一番功夫，陈金英大致捋了捋：当时，厂房和机器卖了900多万，她市区的两套房卖了100多万，经商几十年的积蓄有600多万……全算进去，还一部分，到最后，还剩200多万的个人欠款。

那些年，各地败落的工厂不在少数，随便在家门口闲聊，就能听说某位老板「消失」了，电话不接，短信不回。时代在变，丽水也在变，欠债不还这件事，开始变得不稀奇。于是，亲戚朋友也建议陈金英申请破产。「厂房和存货抵给银行，那私人欠款拿什么还？躲起来？去哪儿躲？躲到什么时候是个头？」陈金英没同意，她很少解释，也不爱讲道理，依循自己的朴素价值做事：「借来的钱应该还，不能让别人吃亏。」

陈金英的欠债账本图源视频截图

于是，80岁的陈金英开始还债。工厂虽然倒了，但仓库里还有一些存货，她要卖出去。急于赚钱，她仅存的羽绒服店大年初一就开门，同龄老人到公园里健身，她忙着把羽绒服摆到货架上；别人养老、享福，含饴弄孙，她去周边县市找代售点。

为了清掉存货，尽快还债，有时候，她去周边乡镇，拖着大包小包去摆摊，但往往能卖出去的不多。赶上南方的阴雨天，还要四处找躲雨的地方。实在没办法了，陈金英会去妇联走走，讲自己的经历，有时对方也帮不上她，有时则从她那儿买一件羽绒服。

她没什么朋友，也没什么爱好，人生中为数不多的消遣，一个是旅游，一个是看电视，欠债之后，就只剩看电视了。

以前生意景气时，陈金英要去大城市买衣服样品。去北京那次，她带上了老伴，两个人忙完正事就去逛天安门，然后又爬了长城，玩个尽兴才回丽水。家里的相册里，夫妻俩仅有的合影，多数是在旅游时拍下的。陈金英不爱笑，但是老伴总是笑，他爱旅游，一直劝陈金英不要再做生意了，游山玩水，多好。陈金英不肯，后来要还债，更没办法旅游了，「被别人知道，会讲（骂）的」。

2011年，老伴肾衰竭去世，他生前一直想去韶山，但没去成。以前，陈金英一个人在外面闯荡，但回到家是两个人，从那往后，回到家也是一个人了。生死之事，她看得开，「都是命」。但她时常会梦见他，走着路，两个人并着肩，也不说话，一直走，好像在旅游。

有一年暑假，定居在石家庄的女儿美仙回丽水，带她去普陀山拜佛。她觉得母亲性格倔，很少和人倾诉想法，想让她散散心。回家路上，陈金英接到债主的电话，对方问她现在在哪儿，她如实说：「在普陀。」对方听了，在电话里发火：「欠债不还，去普陀就有钱了？」声音越来越大，甚至开始骂人。陈金英不做声，美仙听不下去了，接过电话，替她辩驳了两句。但那之后，陈金英再也没出去旅游过，仅剩的精神生活，就是每天打开那台一千块的小电视，调到CCTV11，听会儿戏曲。

陈金英在卧室看电视

大多数时候，陈金英像一台务实的机器，解决当下遇到的问题，不想太长远的事儿，也很少有表露情绪的时刻。十年的个人生活，全都交付给还债这一件事，我问她动摇过吗，她说：「动摇也没用，只想把债还掉。」我又问，选择经商后悔过吗，她说：「后悔也没用，只想把债还掉。」

「把债还掉」，是她口中的高频词，放在更长的时间线上，人生无法掌控的东西太多，但羽绒服卖一件少一件，欠条撕一张少一张，这成了她唯一能握在手里的东西。

陈金英的前50年，是那个时代的女性的典型样本。1931年，她生在丽水农村，干活勤快，被父母喜欢，但四年小学上完，哥哥、弟弟可以继续上学，陈金英不行，因为是女孩，「念书没用」；1949年，在父母的包办下，18岁的她嫁给20岁的丈夫，夫家务农，她没经验，只能出蛮力苦干，因为是女人，「嫁鸡随鸡」；她不想一辈子困在稻田，学了医，留在卫生院工作，卫生院合并时，她四处张罗着买杉木、进水泥，建了四幢新房，没想到惹怒了领导，「一个女人，男人办不到的事她去办」，她被批斗了三年，因为是女人，「不能僭越」。

一气之下，陈金英让女儿接替卫生院的工作，退了休。「玩是玩不牢的」，有一次，她听别人说，羽绒生意好做，整个丽水，只有三家公司干这个。52岁那年，陈金英拿出3000块积蓄，做起了中老年羽绒服生意——买几台缝纫机，雇几个工人，从杭州或是温州带回来羽绒服样品，照猫画虎地做。做完一批，就卖光一批，没几年，工人增加到了十来个，到2005年，小作坊变成大工厂，工人雇了上百个。

看上去，这像是一个女性逐渐获得人生主动权的故事，但事实上，商业场上的后半生，陈金英同样不能掌控。她的经商轨迹，几乎和中国制造业的历史严丝合缝扣在一起，她被时代裹着，从中年忙到晚年。

小羽绒服厂慢慢起步那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下海」和「个体户」一起，成为热词。后来，它被称之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

陈金英扩建厂房的2005年，一个叫何伟的美国人自驾到丽水，他看见这座「居民人均收入全省排名最低」的城市在发生变革：经济开发区正在完善，农田消失，工厂冒出来，创业者和打工者涌进城来……这些经历被他写在书中，名为《寻路中国》。

到2011年，陈金英卖厂还债。那一年，张小龙研发出了微信，雷军开了小米手机的第一场发布会，第三届「光棍节」交易额达到53亿元……传统的「中国制造」，正经历拐点。

这些，陈金英无从听说，她只知道，早些时候，钱好赚得很，但到后来，卖货越来越难，利息越欠越多，资金周转不开，80多张欠条，就这样积在了手里。

陈金英店铺的羽绒服

前半生被性别框着，后半生在时代里沉浮，到了晚年，别人清静，她来还债。提到这些过往，女儿美仙会忍不住替母亲难过，然后感慨一句：「都是大梦一场啊。」但陈金英还是老样子，没什么艰难，也没什么后悔，说那些都没用，还是得打起精神做事情。

做起事情来，陈金英生命力强，她总是风风火火，一个人在外面跑。因为工作的缘故，吴蓉蓉每年都要见到陈金英几次。从2007年到2013年，吴蓉蓉在莲都农商银行紫金支行担任行长，那几年正是办厂的高峰，但在她接触过的客户里，六十几岁还不退休的太罕见，陈金英是一个。

她那时每年都去续贷，前前后后，在农商银行借了近500万贷款。吴蓉蓉能感觉到，陈金英厂里的资金越来越紧张。偶尔几次，到了扣利息的日子，账户上没有钱，电话打过去，陈金英声音响亮：「我在绍兴呢，收到货款就打（进账户里）！」

那时她也去更远的城市，去广州买布料，路上就折腾进去两三天，七万元现金带在身上，白天提着，夜里放头下枕着。陈金英说，因为自己穿得素，没人知道她是个老板，也没人知道袋子里面是钱。到广州，旅馆挑便宜的住，前台问她：「你是过来打工的？」她就答：「是啊，你们这边打工多少钱啊？」

回忆起这些，她讲着讲着得意起来，抱着胳膊靠在椅子上，笑得露出每一颗假牙：「那个时候还年轻呢，胆大，随便什么地方都是一个人去跑去弄，没有关系。」我问：「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啊？」她说：「十几年前吧。」

直到大前年，陈金英88岁，她还是风风火火，在外面跑。

一个合作了几十年的代理商反馈，实体店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加上她的羽绒服款式老，尺码也不全，更加难卖了。陈金英没办法，只能自己出去找销路。她叫上儿子帮忙，儿子拉着大皮箱，里面装一箱羽绒服；陈金英拖一个手拉车，上面塞一大包羽绒服，去丽水周边的县市，看有没有合适的服装店可以帮她代售。

进车站的时候，要经过一节扶梯，儿子让陈金英在下面等，自己拉着皮箱先上去，再下来接她。一个路过的女孩看到陈金英独自站着，主动帮她把货拉上了扶梯，紧接着把她扶了上去。扶梯上行，圆滚滚的包裹一摇晃，手拉车挤倒了，砸在陈金英的肋骨上，连人带货，从几节楼梯上跌了下去。

陈金英说，自己一向「骨头硬」，她爬起来缓了缓，就继续去乘车了。母子俩去武义县找了两天代售点，和之前的很多次出差一样，几乎没有收获，除了被砸青了的肋骨，还有被磕破的腰。但回家后，也看不出沮丧，甚至不当回事儿，她还把那次经历当故事讲给旁人听，边笑边说：「那女孩怕我老太婆碰瓷，赶紧跑了！」

在家人记忆里，陈金英始终如此，她是坚强的、利落的、诚信的、实在的，但从来不是有缝隙的，旁人很难看到她的内里。

除了生意失利，生命的变故和家庭的破碎，也在她的掌控之外。起初，大儿子做生意失利，欠下十几万，爱人吵着离婚，陈金英怕儿子没了家，替他还债，但最后，儿媳妇还是走了；二儿子是司机，以拉货为营生，开厂后，陈金英给他提供足够的货源，但没过几年，二儿子酒精中毒去世。

即使是这些时刻，家人也没见过她的脆弱，忙完后事，她就一个人回房间，关上门，待上一整天，第二天，又开始卖她的羽绒服，「忙起来，就顾不上伤心了」。

但有一年春节，家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她掉眼泪。团圆饭正吃着，债主到家里来了，话越说越难听。起初，陈金英还忙着解释，但后来，她开始不说话，眼泪顺着密密匝匝的皱纹往下流。家人理解她，眼泪是积了几十年的眼泪，风风雨雨一辈子，尽是些徒劳无功的挣扎。

有关过去的讲述里，陈金英周旋在庞大而热闹的关系网。在家中，她有长辈，有兄弟姐妹，有儿孙；当医生，天南海北的病人找她开方子；生意场上，她去谈合作，做公益，上百个员工靠她发工资；欠债后，每一张欠条又都连接着每一个具体的人。到生命的暮年，陈金英显得孤独。

陈金英

女儿定居到石家庄，孙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她一个人住。前几年，老房拆迁，新房还在建，她只能租房住。找房花了很长时间，没人愿意把房子租给一个80多岁的独居老人，万一出什么事，危险，也麻烦。四处打听，最后是一个比陈金英还要年长两岁的老人接纳了她，对方也是独居，年纪大了，有个室友，也算有个照应，两个人总算好过一个人。

一进门，两个卧室并排，租给陈金英的那一间在里面，看上去算不上温馨：房间被分成两半，一半放货架，一半放床；床也被分成两半，一半放货，一半住人——为了省笔仓库钱，陈金英把一部分羽绒服存货塞到了出租屋里。台灯摆在床头，底下是她的药瓶和纸笔；柜子里塞着书，还有半个快要发霉的苹果。人间闯荡八九十年，陈金英的全部家当，就这半个房间。

客厅的一角，她放了把椅子，平时靠在那里休息。她驼背，缩在椅子上睡着，就像溺在水里，嘴巴微张着，两颊的肌肉凹陷下去，皱纹向眉尖和嘴尖聚拢。她老了。

陈金英和同屋的老人

七八十岁的时候，陈金英觉得自己还年轻；但是过了90岁，她开始自称老太婆了。早上去开店时，要花些力气才能将手里的钥匙对准锁眼；心脏不太好，楼梯爬快了，胸口闷得慌，要停下来休息；腿脚也不如从前了，关节用不上力，从椅子上站起来，总需要手臂支撑一下。

2020年，债还完了，铺子她没关，请了位年轻的店员小叶一起帮忙照看。每一天，她几乎都守在铺子里，除了春节。春节时，她也只给自己放了三天假：花15块钱剪完头发，去孙子家吃了个团圆饭，然后回到出租屋里，足足看了三天电视。

去年年初，陈金英从厨房出来，被沙发角绊了一跤，摔在地上，腿肿得老高，肩膀也青了。她自己爬起来，拖着腿进屋敷药，肩膀的药，一只手敷不上去，这才给店员小叶打电话，叫她过来帮帮忙。小叶问她用不用去医院拍片看看，她说不用，敷几天药就好了；问她用不用给孩子们打电话，也说不用，「给他们知道了，老是打电话问来问去，麻烦」。

她心里有笔账：这里的房租每月800块，女儿和两个孙子共同承担；店铺和仓库租金每月5500块，店员小叶的工资每月3500块，从店铺的收入里拿，如果赶上生意差劲、入不敷出的时候，陈金英要用自己的退休金垫。

可就算这样，她还是要坚持把店开下去。现在，家人不在身边，小叶几乎是陈金英最亲密的人，债还完了，两个人依然继续卖羽绒服，小叶理解陈金英的坚持：「这是她的精神寄托，忙起来，有事情做，就不觉得孤单了。」

去年3月，一个中年男人来找陈金英，他也是个体老板，见过陈金英气派的厂房，如今，虽然厂子没了，他还是叫她「陈总」。两个人闲聊，聊丽水最早生产羽绒服的龙头企业，又聊共同认识的老板：厂子破产，人「消失」了。陈金英坐在那把椅子上，身体前倾，和平时缩在椅子里犯困时的神情相比，显得矍铄了不少。

还完债后，孙子想接陈金英过去一起生活，她不肯，年轻人爱吃的饭太硬了，她喜欢煮软些，自己住，想吃什么吃什么，更自在；女儿要接她去石家庄养老，也被拒绝了，她的店在丽水，在丽水，她觉得自己「有用」。

今年年初，同住的老人搬去了儿女家里，陈金英的弟媳搬了过来。弟媳今年70岁，有些智力缺陷，很多事情办不来，但可以帮着扫扫地、洗洗衣。更主要的是，陈金英的5000块退休金要用作日常的开支，偶尔还要贴补店铺租金，不足以支撑她请一个保姆了——在丽水，这需要每月花3000块。远在石家庄的女儿每年寒假回来照顾她，因为疫情的缘故，今年恐怕也回不来过年了。

之前，她的店铺时开时关，捐给养老院的一千多条裤子至今也依然在店里存着，只能等疫情缓和些再去。但最近，寒潮来了，陈金英又开始营业了，库存还剩一千多件上衣，四千多条裤子，她打算能卖多少就卖多少，剩下的捐赠出去，到那时，这家小店也算完成了它的使命。

清晨，隔壁的手机店、服装店甚至小餐馆都还垂着卷帘，陈金英就开始营业了。她照例弓着背，穿过黑黢黢的楼道、挂着警示牌的危房还有南方潮湿的空气，几分钟后走到店门口。小店塞在巷子里，孤零零的，不起眼，但它有块霓虹招牌，一按开关，灯就五颜六色地闪，让自己看上去热闹些。

陈金英打开店门，点亮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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