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一句简洁的话来形容斯大林时代(1936—1953)?
知乎用户 发表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形容,不要啰啰嗦嗦说一大堆。 知乎用户 Coldstream 发表 代价忒大。 知乎用户 李一哲思潮 发表 一句话只能看出立场和偏见,形容斯大林时代至少要一本书,,, 知乎用户 神乐妮可 发表 这个世界 …
我国全面免除农业税主要是基于什么原因呢?侧重于改善民生减轻农民负担,还是侧重于征收成本过高不如不征收?媒体报道是我国政府的民心之举,是落实工业反哺农业的具体措施。但最近看资料发现,其实早在2003年,我国很多地方就已经自主废除了农业税,原因是征收所产生的成本已经大于了实际征收到的税费总额,加之农民抵触情绪大,干脆就不征收了。当时真实的考虑是什么?
1999 年江西丰城事件:活埋乡长
1999 年 8 月,江西丰城一位周姓农民,自费收集整理了当时中央和江西省委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广为散发,鼓动农民抵制不合法不合理的上缴,被乡政府带走送到 “学习班”,两天后非正常死亡。家属 50 多人到乡政府 “闹事”,被乡政府以蛮横的态度驱散。乡政府恶劣的行径激怒了淳朴的农民,总共四个乡镇数万农民开始自发的带着农具冲向该乡,包围并捣毁了乡政府。乡长和一名乡干部被从二楼扔下,愤怒的农民当场在乡政府刨了一个大坑将此二人活埋。乡派出所长和一名民警被当场打死,派出所长的尸体被吊在树上示众。乡党委书记乘乡中学一教师的摩托侥幸逃脱跑到县城。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影响农村稳定的主要因素已由过去发生在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群体性事件,过渡为主要针对基层政府和组织的群体性事件。
以江西省为例,自 1980 年代初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实施后,江西农村的群体性械斗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至 90 年代初达到高峰,如:1990 年械斗数量达 749 起,参与人数 9 万人,死伤 2312 人;1991 年械斗数量 493 起,参与人数 7 万人,死伤 2216 人;1992 年械斗数量 103 起,参与人数 1.8 万人,死伤 682 人,1993 年械斗数量 35 起,参与人数 0.43 万人,死伤 79 人。自 1994 年起,每年农村械斗的数量一直维持在 20 起左右。这些械斗的突出特点是:械斗的主体均为农民,而起因多是对山林、土地、水面等资源的争夺,或是在家庭或宗族之间的日常纠纷。为预防并调处群体性纠纷、械斗,当时的江西省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政府近于成了 “救火队”,疲于奔命,省政府主要负责人甚至曾亲往械斗现场进行调处。
然而,自 1990 年中期始,在群体性械斗事件急剧下降的同时,另一种群体性事件却出现上升,即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1994 年,江西省抚州地区的数个乡镇发生了大规模围攻基层干部的事件。此后,该省每年皆要发生多起围攻基层干部,甚至冲击、打砸乡县政府的群体性事件,1999 年仅第一季度便发生了 32 起农民群体性事件。其中最典型、规模最大的为 “丰城‘8.16’事件”:
1999?/2000?年 8 月,有人把省农委编辑出版的《减负手册》拿到丰城市的袁渡镇政府门口销售,引起很多人前来翻看和购买,镇干部发现后阻止销售,引起争执。此后几天,有少数人组织串联,并发生小规模的聚集闹事。8 月 16 日上午,适逢该镇赶集,起先大约有 50 来人聚集在镇政府门口,与镇干部对话,造成数千群众围观、声援,接着砸开镇政府铁门,冲入院内砸碎办公室的玻璃,搬走各种办公用具,追打乡镇干部,与此同时,一些村干部的家也遭砸抢。这个镇的冲击波迅速蔓延到其他乡镇,当日,白土镇、小港镇、段潭镇被砸抢。还有一些人准备冲击石潭、张巷等镇,在半途被劝回。省主要领导亲自到该市,前来维持秩序。外电和网上做了报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是可以报道的部分)
江西农村群体性冲突的这种变化,特别是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干群冲突增多的现象,事实上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全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农村的稳定状况。如,1993 年全国因农民负担问题引发的重大恶性案件达 30 多起,死伤多人。在当年检查的 18 个省(市、区)中,有 11 个省发生了大规模干群冲突等恶性事件。此后,全国每年这种事件即不断发生。据中央政法委员会研究室的调查,近年来国内 “群体性事件的现状与特征” 表现为:“参与人数增多,规模扩大”:“涉及范围广泛,工人、农民参与突出”“行为激烈,对抗性加剧”“有组织倾向明显,波及力强”。另一项研究也表明,从 1997 年起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开始大幅度飙升,1993 年发生群体性事件 8700 多起,1995 年发生 1.1 万多起,1997 年则上升到 1.5 万多起,1999 年剧增 3.2 万多起,而 2000 年 1 月至 9 月就突破了 3 万起。
那么江西省农村究竟发生了啥呢?
据国家财政部派员的暗访:虽有很多原因,但 “主要有少数坏人利用了农民群众近年来收入少、负担重的不满情绪,煽动闹事;同时也反映出农村和农业工作中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事件主要发生地的袁渡镇有 4.3 万人,各种人头经费支出 600 多万元,而全镇实际税源仅 200 万元,收支缺口就要摊到人头地亩上去。加上该镇集资修公路又要向农民伸手,2000 年需要农民负担的税费达 852 万元,人均 200 元。该镇河垅村 1999 年 752 户 3023 人,税费负担 780694.9 元,总额比 1998 年增长 14.1%,人均负担 258.25 元,亩均负担 230.36 元,户均负担 1038.16 元。此外,还要缴纳一些名目不清的款项。农民在农业生产亏损的情况下再承担这么重的负担,容易造成矛盾激化。(关键词:“三提五统”“五乱” 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乱加码)
2001 年 10 月 26 日晚,在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一个有着 300 多户人家、1000 多口人、村里和附近有很多煤矿的村庄,发生了一起特大持枪恶性杀人致 14 人死亡案,9 户人家的 8 男 6 女被杀,3 人重伤。血案之残酷令人震惊。凶犯胡文海在作法庭陈述时交代:
“2001 年 1 月份,通过查帐,我看见这几年他们(村干部们与企业主)大致贪了 500 多万元,想通过正当渠道告他们。”
证据在手后,他就挨家挨户地跑,共征集到大峪口村 121 名党员、干部和村民的签名,然后开始了长达 8 个月的举报。最早找到的是镇负责纪检的崔副书记。崔副书记说过两天再去查,但却一直不查。于是,胡文海开始越级上访,从镇、区、市一直到省,他循着公安、纪委两条途径逐级举报。结果,8 个月过去,他告了个没结果。无论胡文海举报到哪里,那些举报材料最后都被批到两个部门处理:一是镇纪委,二是榆次区公安局经侦大队。镇主管纪检的崔副书记对他叫嚷:“你就是告到中纪委,我崔某不给你办手续,你也没办法!”而区公安局经侦大队的大队长则以 “没有办案经费” 搪塞胡文海。胡提出自己可垫支办案经费,该大队长又以 “人员也不够” 来敷衍。
在举报无门、屡屡 “碰灰” 后,胡文海决心要用一种最古老、最血腥、最恐怖的手段来了结一切恩怨和纠纷。“4 年来,我和村民多次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一些官老爷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我们到哪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 实际上我每年的(炒股)收入都有四五万,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
农业学者斯科特在研究东南亚农民的反叛中介绍了相似的事件演变过程:
东南亚农民表达意见和不满的行动,最初往往采取群众直接向当局陈述纳税苦情的形式。这些集会的形式和内容都是传统的,并在表面上显得平和。他们在得到将把他们的请求转报上级当局的许诺后就会散去。但由于农民的经济出境继续恶化,且由于减税似乎遥不可及,他们便转而诉诸直接的暴力行动,直接向村庄或地区公署进发,将公署及其所有记录一同摧毁。骚动从符合儒家传统的温和的情愿转变为无政府主义的暴动。这是一场绝望的造反,农民除了抵抗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1999 年 8 月 31 日,国务院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议,地方乡镇一级的两个正职全部参加,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会上通报了多起因农民负担死人而引发的重大群体事件。时任国务院总理和分管农业的副总理作重要讲话,此次会议强调了全国立即停止以强制手段征收上缴。(?)2000 年,江西省试点取消农业税。(?)2003 年,全国全面推开取消农业税。2006 年,农业税制工作基本完成。
“只有抗争才有希望,跪着永远不会乞求到自由。”
【辨析】
评论区有网友提出疑问,这是非常正常的。使用百度 / GOOGLE 等搜索引擎搜索 “丰城”,确实会得到 1999/2000 两个不同结果,对于事件的暴力性也是截然不同的说法,此外该特定事件与政策联动并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明,1999 年电话会议也没有“足够权威” 的来源。
具体的,“发生于 2000 年”这一说法出自 丁国光,《解决农民增收减负问题已刻不容缓——江西丰城 “8.16” 事件调查》,载张佑才主编《财税改革纵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版,第 433-436 页,事件的描述与上文一致,是群体性事件,没有关于伤亡的描述。
一般的网文,以及江西某党校、陕西某思想团体在大学所作交流会,无法确定是否是同一来源,但是均表示丰城事件发生于 1999 年,且烈度相比上文更高,并 “疑似” 与所谓电话会议直接相关。
关于税制改革问题,安徽于 2000 年率先开始农业税费改革试点,据此一般网文的相关江西说法应为故意与具体事件 “撮合” 写作而成。
然而在进一步的搜索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关于 “第二丰城事件” 的记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能在《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引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运动理论》邹孝亮于 2003 年记录的研究 “一个农民集体行为的个案研究:2000 年夏天江西丰城农民反抗乡村政府暴力征收税费的集体行为” 指出,“2000 年夏收季节发生在江西省丰城市 F 乡 L 村的农民集体抗税事件,最直接的导火索便是 F 乡税费征收小组(由乡政府干部、乡派出所民警、联防队员和村委会干部组成)采用暴力手段强行搬走农民的粮食、牲口和家具电器,并在拉扯过程中打死一位老农而引发的”。非常遗憾目前无法搜索到关于此社会理论研究的更多内容,但是此条记录显然与上文所刊载的丰城事件并不一致,究竟是同一事件的其他版本还是烈度较高的另一独立事件?目前无法查清。
虽然经过了这些目前还无法 100% 确证的材料分析过程,但是总的结论却并不会朝 “某某高瞻远瞩之德政” 方向变化。
以 “专家学者说法” 为例,武汉大学财经教授王德高认为,农业税改革原因主要是:
农业税负担全面提升,黄宗羲定律完全体现、农民负担有违公平公正、农业税征收成本有违效率、
农业税无益国际竞争、农业税平均数百亿不能与全国财政总收入两万多亿比较从而免征具备可行性。
中国社科院党国英认为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财政基础越来越不依靠农业税,农业税的征收成本过于高昂,以及其它种种弊端,使取消农业税成为必然”。
其次,免除农业税政策实施中的少部分得利被大头吃掉了:
同时,和物价上涨 “配套” 的是粮食收购价格的平稳:
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本文无法再多加探讨。如果质疑上文中的械斗与基层冲突、农民遭遇等,可以查阅《中国农民调查》等书刊。
政治上:
部分乡镇因为地方提留过高引发暴动,干部被活埋,群众反响强烈,北京担心基层政权不稳。
在九零年代有农村生活经验的朋友,应该很是清楚那时候农民生活是怎样的悲苦,三提五统,两工一车,负担是怎样的不合理。
而上级的死命令,又是如何把农村基层干部变成心狠手辣的暴徒。
当时的农村太苦了,中央没钱搞财政转移,只能默许地方自行找饭辙,当时乡镇教师和公务员拖欠工资都不算新闻,而不受控制的三公消费更是天文数字,这些只能在农民身上找补,各种杂费远远超过了正税!
(原来关于 “证明自己的统战价值” 等相关内容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已被修改,见谅!)
经济上:
农业税的征税成本远远超过收益,征税一元,成本两元,成了亏本买卖,而且当时国家已经入世,内爆的风险大大降低,我国的工业化也基本完成,农业税占国库收入的比例微乎其微,取消不会影响经济,这才是根本原因。
如果只算经济帐,86 年就可以大大降低农业税,94 年就可以基本取消,可当时取消了吗?这个问题虽然没法展开讨论,但我们绝不能忘记那些农民兄弟的牺牲!
农业税虽然只有三瓜两枣,但因征农业税而产生的乡村利益集团却尾大不掉,成了乡村压迫的毒瘤,上文已经说了,经历过九十年代基层溃败的农村朋友,对此应该深有体会。
取消农业税后,这些依附在农业税上的利益集团也被严重削弱,各种权力和收益都没了,极大缓解了农村的官民矛盾。
九十年代的中国,恍如昨日,真的很难想象,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因为你对真实世界的残酷一无所知
90 年生人
坐标豫中豫北,你猜我小时候见过什么
农民因为穷到生计困难的数月吃不起鸡蛋跟来收提留款,公粮的人打起来
全村老少齐上阵,流血事件层出不穷
那时候真的是一家有难,八方支援
包括后来的计划生育队伍
原始积累,工农业剪刀差,并不是书里简单的写的几个字
而是硬生生的从农民牙缝里扣那点粮食剩余
而是案上一滴墨,民间千点血
加入 WTO 之前,我国一度是粮食出口国和油气出口国
看看现在的印度,觉得眼熟不?
政权的合法性是有限度的,就如同改革是需要政治资本政治威望的
政治资本消耗到一定程度,威望就没有了,国本就会动摇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资源丰富地广人稀工业技术如苏联,政治手腕党内威望强如斯大林,你猜苏联原始积累,工农业剪刀差农民过得咋样?
我就不说欧美的殖民主义和种族灭绝了
但凡后发工业国,没有殖民地可供奴役剥削,基本都是奴役自己底层国民起家的
日韩皆是如此,只不过韩国人抛弃了那些 “汉江奇迹” 的燃料
为何免除?因为再不免除中国农村可能早就原地爆炸了,小时候在家全家五口人就十亩地不到,每年交完公粮剩下的粮食只够全家人和猪牛吃到来年午收季节,要是中间倒霉遇到个沟沟坎坎卖掉了一部分那就只能全村借粮食度过了。
我从出生一直到上初三姐姐辍学来浙江打工过年国家才给我穿上人生中的第一双买的鞋 “喜得龙” 不知道这个牌子现在还有没有,和人生中的第一件买的新衣服一件当时流行的带 流星花园 字符的丝绵夹克。
现在中国的商品粮主产区我的老家淮河流域大片的田地被抛荒,全家全家的宁愿去上海 杭州 南京捡破烂也不愿意待在老家被饿死,如果有这几个城市的知友可以留言下说说 03 年前后周围是不是突然大量涌入来自安徽的拾荒者。
要不是农业税取消我撑死高中读完就必须辍学,因为我不能做压死全家的那一根稻草。
没有在农村亲身经历过那一段烈火烹油时刻的人们根本不知道全家吃饱肚子就是最幸福的事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提供另一个角度。
查一查,知网从 1990 到 2000 年。关于 “公粮” 的论文研究。
无数专家学者,精英高层,学术期刊,都在商讨一件事。
如何让农民乖乖交公粮。
我每次看到这些论文都觉得是黑色幽默。
龙鸣!
很多人似乎有这样一种看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一搞,一夜之间就全国大增产了,农民就吃饱饭了,从此就……
但是,众多答主所提及的 “三农问题” 又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会出现?
所以,要回答题主的问题,先必须了解两个背景资料:
《1982 年 1 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的信(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这两个背景资料很好找,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文。
这个确定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纲领性文件出台的其它政治等因素姑且不论,就大的社会经济环境而言,可以明确的有这么几点:
1、1981 年
国家数据 ::从 1970 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开始超过第一产业增加值,到 1981 年已经有 12 年(事后推算、修订的 GDP 数据);农业税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则从解放初的 40% 下降到了 5.5%。当年生产了 1300 万吨化肥、48 万吨农药、3700 万吨钢、8000 万吨水泥、3300 亿度电…… 让 10 亿人口的国家接近或超过了最弱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二战时期的最高人均标准,工业体系基本成形。
同时,在 “政社合一” 的强力推动下,农田水利体系、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农民技术员)、农村基础教育体系(民办学校)、农村基础医疗体系(赤脚医生)、农村基础社保体系(五保户等)等一系列 “体系” 基本成形:中学毕业峰值人数达到 726.5 万人,是 1949 年的 120 倍;小学毕业峰值人数达到 1949 年 40 倍 + 各种“扫盲班”,文盲率从 80% 降到了 20%;人均寿命达到了 68 岁……
必须肯定的是,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无论是前 30 年还是后 30 年,农民都为之作出极大的牺牲和贡献。这些牺牲和贡献之中,除了众所周知的以农税、统购、征购、“剪刀差” 等方式提供的工业资金和原材料之外,还有: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镇居民无偿或低价享用的国家兴建的教育、医疗、供水、电力、文化、道路等社会服务,农村却必须自行兴建、兴办,而且这些也是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构成。所以这一系列 “体系”:农田水利体系、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农村基础社保体系等,同样是农民为国家工业化所作的贡献。
2、但另一方面,“政社合一” 的人民公社所暴露的问题也愈发严重。
首先,管理人员和社员文化素质过低,即使后期也鲜有高中以上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其次,制度不完善,科学性不足,监督管理奖惩机制不健全;再次,对于因工业建设而推行的重积累轻销费的长期政策,群众已愈发难以忍耐;最后,为工业建设而赋予公社的 “政社合一” 属性又让干部官僚化、管理僵化的情况和后果都更为严重。
在此背景下,维持 “政社合一” 的人民公社已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于是,“以农补工” 政策必须逐步放弃了——改革势在必行。
于是,在经数年的试点和酝酿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纲领性文件《1982 年 1 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出台了。
从这份文件所描绘的蓝图来看:当年农业农村改革的核心目标是试图在保住公社各 “体系” 和集体经济的同时,放开农民的手脚。
具体表现为:在强调实行形式多样的各种责任制的同时,也强调 “集体统一管理和使用……”;强调 “两不变”、“三兼顾”:“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公有制长期不变,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要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兼顾,不能只顾一头。集体提留、国家任务都必须保证完成”。
基本构想是:
1、农民在履行 “三提五统” 和“两工”责任之后,在大集体的框架之下拥有自主经营权。既满足了千年以来农民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成为自耕农的愿景,又维持了农村基层组织。
2、“通过整顿,健全财务管理制度,特别是民主监督的制度”,提高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水平,以集体经济利润分担农民负担。
3、以集体经济利润和农民缴纳的提留统筹资金等提供运行维护经费,维持并提升已经被证明是农业农村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要件——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等等。
从 “三提五统” 和“两工”的名称就能看出这个意图:
三提,即村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
五统,即乡统筹费,包括:教育统筹、计卫统筹、军烈属优抚统筹、民兵训练统筹、民办公助事业统筹。
“两工” 是指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修建维护水利、村道等)。
但是
现实是残酷的。
虽然 “三农问题” 到 2000 年才广被关注,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 80 年代后期 “包产到户” 就开始渐渐失去光环;进入 90 年代后农村更是一步步陷入了困境之中。
其原因在于前面 “基本构想” 的失败:
1、农村基层组织问题严重。
因自然经济、小农经济极为低效,在农业农村未完全工业化之前,仅凭农村自身的经济能力根本无法支撑起独立、完整、能管理到每一个人的行政体系。
所以,当年的农村行政管理通常只有两条路,即:是要,还是不要农村基层组织。
如果要,就只能是现在的做法,以工补农,由国家财政全额供养补贴农村基层组织;但这是当时的国家财力无法做到的。
如果不要,就是如封建、民国时期那样,皇权不下县,乡村全交给 “士绅” 们;但这样一倒退,谁也不知道农村会烂成什么样,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从 “士绅” 们手中把权力夺回来。
人民公社是走出了第三条路,即 “政社合一”,让行政机构“寄生” 于集体经济之中。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之后,一方面不敢倒退回 “皇权不下县”,并且希望能保住农业农村发展必不可少的各 “体系”,所以必须尽可能地保留基层组织,(至少是希望)让政权力量仍能下到基层;另一方面,因当年国家财力不足,所以只能让基层政府自己收税收费养自己,有了一定的财政自主权。这条新路虽然解了一时之急,但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
其一、税费征收成本高昂、效率低下、征收困难。不同于人民公社是行政机构 “寄生” 于集体经济之中,行政经费征收的成本低、效率高;现在却是让基层政府在事实上的小农经济中自己收税收费养自己,而“土地分割细碎的分散的小农经济造成农业剩余量少且过度分散…… 政府与分散的农民之间的交易费用过高”,税费征收成本高昂、效率低下。
究竟是真的因病因灾的无力缴纳?还是亲友互护的狡言抗缴?还是…… 理论上的根据农户实际生产生活情况 “合理” 收税收费,因征收对象数量太大情况过于复杂而根本无法、无力去一一辨析,最后要么变成了统一划线,按亩(人)强行硬收;要么就是必须面对 “某某比我好多了…… 凭什么他不缴(少缴)我要缴(多缴)” 的灵魂质问…… 各地在联产承包后很快就因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原因、理由出现了大量税费拖欠。在历经多次减免之后的 2000 年初,我所在的一个万人小乡仍有 500 多万元提留统筹款拖欠,是常年提留统筹款的近两倍。
其二、“自己收费养自己”天然就具有增加自己收入的欲望。基层政府势必要想方设法加倍弥补拖欠、增加收入。方法也简单:一是提高标准,增加栏目,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二是增加收费人手,加强收缴力度减少拖欠逃费。但增加人手就会增加支出,再加上 “自己收费养自己” 必会出现的 “利益集团” 甚至 “藩镇化” 等痼症,机构愈发臃肿,搭车收费愈发繁多,腐败、挪用、截留问题愈发严重,基层财政很快就陷入了恶性循环…… 社队企业发展不佳的部分乡镇在 80 年代末就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开始了 “一税(农业税)轻,二税(三提五统)重,三税(集资摊派)是个无底洞” 的民谣序曲。1988 年即出现了河南民权县程庄乡蔡庄农民蔡发旺 “抗粮” 自尽事件。
2、社队企业消亡。
曾辉煌一时、分担了大量农民负担的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在 90 年代中后期纷纷大规模破产和私有化,其原因各有论述。但后果是明显的,一是乡镇乡村财务收支情况进一步恶化,甚至有陷于崩溃者;二是从农民手里收取,成了基层政府唯一的经费来源。“民谣” 从序曲进入高潮。
3、前述两条的必然后果——作为农业农村发展的必不可少基础要件的一系列 “体系” 不仅没有如《纪要》所构想的得到强化和提高,反因运行维护经费减少甚至断绝而纷纷瓦解、崩溃了,农业生产完全失去了提升动力。因此,在 80 年代后期及 90 年代、本世纪初,农业生产水平在经济、工业高速发展的强力拖动下依然提高不大,在农业科技及其推广方面更是进步迟缓。
以上因素再加上受限于从基层到上面各级人员的文化、素质、水平,及科技水平、工业水平、发展水平,顽固的小农意识,等等;让农业农村事实上退化到了《纪要》所极力避免的 “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虽然改革初衷不是搞小农经济,但因其半途而废却成了实质上 “半工业化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不仅是最为低效、最为阻碍技术进步的现存农业组织模式之一,并且极不适应市场经济。
如果仅就农业农村发展而言,“包产到户” 明显是失败的;但这个失败被国家整体改革的成功所掩盖了。
2000 年,时任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了封信,从此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广为人知。
但实际上,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三农问题就已经开始凸现。真正熟悉农村的人就应该知道 90 年代乡镇 “中心工作” 就是“催粮催款,刮宫引产”(乡镇全力以赴搞计划生育的实际动力也是为了收钱)却连工资也无法足额发放,经常工资打白条、拖欠数月数年的窘境,当时绝大多数乡镇政府的唯一职能就是维持自己的生存。甚至出现大量民办学校因发不出工资(补贴)导致教师流失、学校关闭,1984 年高中毕业生人数从峰值 726.5 万人暴跌到 189.8 万人,此后整个 80、90 年代徘徊在 200 多万,农村基础教育倒退回了 1972 年以前的水平。
一方面是真正适宜的人不愿当村组干部。1999 年我曾协助过一个村的选举(最失败的一次),当时己有 “财政转移支付” 解决了乡干部工资拖欠问题,但村组干部每月仍只有数十到百余元补贴。结果是全村 9 个组有 4 个无人当组长,最重要的 “三职干部” 支书坚决辞职,文书一再声明最多只干半年就要出去打工…… 全乡有近 1/3 村组干部缺额。
另一方面是 “劣币驱逐良币”,大族大姓包揽村务,直接操纵选举。如果不以“非民主” 手段强力干预选举的话,选举出来的村组干部基本是本地大族大姓或 “强力人士”。其后果就是:瞒上欺下,恃强凌弱,鱼肉乡里,却连乡镇政府对他们也没什么办法。扣工资?那点小钱无所谓;撤职?重新选举七八成还是他;因为远亲近友就是一大堆,再以团结(宗族、亲缘)的少数对分散的多数…… 不仅村级选举,甚至乡镇选举也多次出现被“搅黄” 的情况。在某些地方,宗族、宗教(邪教)势力重新抬头甚至一手遮天并不鲜见;如果搭上个保护伞或地处偏远,领头的胆子再肥点的话…… 那就是平远街、博社村了。
在 80 年代后期开始,乡镇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逐渐、普遍性的弱化、散化、劣化、甚至黑化。
在这种情况下干群关系不要说 “鱼水关系”,说是“油水关系” 都是好的了,有的地方纯粹是 “冰与火之歌” 了。
不同于网上所说的农村矛盾的引燃点通常是 “三税(集资摊派)”,我们县的引燃点通常是计生罚款。我个人下乡时因能为农民解决病虫害等一些现实农业问题很受欢迎,腊肉、鸡、鱼能有都有,甚至会专程上街买肉,高山新鲜菜更是吃不了兜着走。但在协助搞计划生育时,尤其大队人马一路时,就和进敌占区一样。因找不到地方吃饭曾多次是晚上回乡政府后才中午、下午饭一起吃;甚至曾亲眼目睹过因计生罚款问题群众围攻乡政府。
再加上小农经济本身就缺乏学习新技术积极性和土地零碎对农田水利体系的破坏等原因,农技推广工作自然无人问津,农田水利体系只能任其荒废……
如果说因 80 年代乡镇尚有点财力维持各 “体系”,让农技推广体系、农田水利体系等还能在惯性下继续运行,在 70 年代工作基础上推广了地膜育秧、小苗密植、杂交水稻、高厢垄作等等,基本还算延续了辉煌。但到了 90 年代就是一败涂地,“双低” 油菜、旱地改制、旱育秧等等技术推广完全失败,唯一成功的是在 80 年代工作基础上推广了杂交玉米,但推广速度也大大下降。
1994 年四川大旱,因水渠损毁、水库失修、坑塘废弃,就连紧急调来的上百台抽水机也因找不到水源成了摆设,县上组织的抗旱就成了 “看旱”。在旱情调查中曾到过真正意义上“家徒四壁” 的农户,5 口人只剩 200 多斤玉米;其时已 5 月底但因滴雨未下所有稻秧玉米苗都已干死,即使能马上补种最快也要 8 月初才有嫩玉米可吃…… 这种情况在那 10 余年里虽非普遍,但也并非某一年某一地某一人的个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农问题” 并非 1999 年或 2000 年才出现并恶化的。
正如 1981 年是放弃 “以农补工” 政策的时间节点,2003 年就是确立 “以工补农” 政策的时间节点。其间是 “工农业基本平等发展” 阶段;当然,因为农业的天然低效,这种 “平等” 实质是不平等的。
1981 年后虽然还有部分 “剪刀差”、农税提留等等,但其目的也是为了保住农业农村发展必不可少的各“体系”,维持基层组织;而且税费总和与农民所得之比,从公社时期平均 25.84% 降至 1981~2000 年平均 8.01%(农税 1.94% 提留 6.07%,不包括“三税”);财政支农投入总金额从低于税费总和逐年提高到了远高于税费总和。尤其在 1994 年实行分税制体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略有积余后进一步把“财政转移支付” 的概念明晰化并逐步增加补贴乡镇财政;只是受限于财政能力,初期所谓的补贴通常只是杯水车薪。90 年代末虽有所增长,在西部贫困地区 “财政转移支付” 普遍已占到了县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并在 2000 年把所有由乡统筹补贴的民办教师转为了领财政工资的公办教师,减轻了一些农民负担;2003 年的财政支农投入 2144 亿元,约当年农税的 6 倍,约历史最高农税收缴额的 1.5 倍。但是……
但是,在财政不能全额拨款完全承担乡镇村组所有行政、事业支出的情况下,在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农业税收就仍然是乡镇财政运转不可缺失的支柱。只要 “一税” 不彻底停收,“二税、三税”就仍有依附之处;只要地方仍有 “自己收费养自己” 的需求,“二税、三税”就仍有征收的需求和动力。最终就是虽三令五申也不能禁绝“二税、三税”,农民负担不但没有减轻甚至日趋恶化。
另:李昌平上书建议的解决方案:鼓励社会办学、社会办小农水,社会办试验场等等,原来的计生所、国土资源所、林业管理站等原属于事业单位的 “七站八所” 全部转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并不现实,甚至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农民负担。
2003 年
这一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至 21715.25 亿元,是 1981 年(1175.79 亿元)的 18 倍,是李昌平上书的 2000 年(13395.23 亿元)的 1.6 倍;中央财政增长至 11865.27 亿元,是 1981 年(311.07 亿元)的 38 倍,是 2000 年(6989.17 亿元)的 1.7 倍;农业税收下降到全国财政收入 1%。更重要的是,李昌平上书、丰城等等事件所反映出的民情…… 既然农业税收不再是支柱税收,反而成为集资摊派搭车收费的 “孽源”;既然同 20 多年前一样,延续旧政策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既然“工农业基本平等发展” 实质上的不平等在阻碍农业农村的发展;于是,“以工补农” 政策必须确立了——改革势在必行。
于是,同样经数年的试点和酝酿之后,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计划 5 年内取消农业税(后提前于 2006 年 1 月 1 日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了农业税)。
同年试点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着手解决 “赤脚医生” 消失后的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名存实亡的问题。
事实上
全面免除农业税只是个标志——国家工业建设已经达到一定成就,有能力反哺农业的标志。
全面免除农业税也只是个开端。作用更大的是在此之后,乡镇村组所有行政事业支出逐步改由财政全额拨款承担,村组干部工资从每年数百上千提高到每月上千数千元;在此基础上,“老虎苍蝇一齐打”全面清理整顿村组干部,扭转了之前 “劣币驱逐良币” 的局面。以及,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投入逐年大幅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农田水利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重新得到重视并开始复建、兴建…… 虽然 “三农问题” 依然严重,但有了农村尖锐对立情况在今天的基本改善,有了本次疫情中对农村基层的如臂使指。可以说,如果本次疫情发生在 90 年代,农村究竟会怎样?能比印度好多少?真的还未可知。
“以工补农” 政策是这一切的基础。
回到问题:
答:
工业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过去百年以至可以预见的未来,工业化不是国家发展和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人生活水平提高的充分条件,却肯定是基础条件、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
所以,“以农补工”、“工农业基本平等发展”和 “以工补农” 三个阶段对于一个庞大、人口众多、自主工业化的国家是必然历程。
2003 年工业已经有能力反哺农业;并且 “自己收费养自己” 的基层组织造成农村矛盾日益尖锐,三农问题日趋严重,旧的结构已经无法维系,必须转入 “以工补农” 阶段了。
当时,时间节点到了。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春过雪消: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春过雪消:1949 年,中国(大陆)的工业水平和规模在世界上能排到什么等级?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建国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体系?(近现代史之核心:国家工业化——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
春过雪消:就中国而言,近代到今最伟大的人是谁?
春过雪消: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国家一个政策或者法律,你会改变什么?
春过雪消:有哪些农业上的事实,没有一定农学知识的人不会相信?
春过雪消:中国整体的潜力有多大,尽头在哪里?
因为他快要动摇国本了。
不要以为只有计划生育才会扒房牵牛,征收公粮和三提五统同样会出现扒房牵牛的事。
三提五统是干嘛的?简单说,三提五统就是维持乡村自治的资金来源。公粮交给国家了,但是国家并没有承担多少乡村的治理成本,对于乡村的治理,直接的经济来源是农村再出一次钱。
公粮、统购粮、征购粮、三提五统是不一样的东西,这里就不解释了,如果不太理解可以自己查一下。
维持乡村自治,必然要下放给乡村管理层巨大的权力。我们知道,监督权力不是一个红头文件就能搞定的,说白了,当时的基层权力组织几乎和这个国家脱节。基层和基层权力组织的矛盾变得空前巨大。
我 08 年下半年上高二,我们政治老师是个非常儒雅也非常爱国的中年男人,在那个 “公知” 横行的年代,他是个爱国的异类,但就是这个异类,他跟我们闲谈三提五统的时候都是非常不屑和非常反感的态度。
我还记得当时他跟我们说千禧年前后,湖南还是湖北,有个镇长给时任总理朱镕基先生上了一份万言书。用他的话说,那份万言书简直就是泣血上奏,把农村存在的巨大问题一五一十的讲给了上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基层干部,直接反对基层当时的征税,那时的矛盾已经到了哪种地步。
征税成本已经远远大于征税总额,这固然是农业税取消的一个原因。但我们也知道,国家干过的赔本的事多了去了,赔本不赔本从来不是国家考虑问题的首要因素,国家考虑问题的首要因素是如何维持国家的稳定。
这样的政策大大激化了农村和政府的矛盾,甚至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农村针对公权力的暴力事件。到这种程度,这个事的性质已经脱离了征税本身的范畴,进一步变成了影响国家安定这种大问题。
没记错,也正是千禧年前后国家开始试点取消农业税,到 06 年全面取消。基层权力逐步收回,稳住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只要国家不出乱子,一切问题都还有回旋的余地。
有一点值得说一说,01 年我们加入世贸。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财政有了新的收入,并且这个收入还很大,那么就算取消农业税和三提五统国家也有能力负担基层治理的成本。
因为已经利用的差不多了,榨不出几滴油了,再这样敲骨吸髓就要出问题了,还不如留个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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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评论里那么多有过类似经历的回复,真的深刻感受到了什么是 潼关怀古。
我写这个也没啥目的,就是看到这个问题的前几天回了老家乡下,走过那家家户户门前,以前的记忆仿佛打开了,有感而发而已。我也不是什么 50 万,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也许有时候有些牢骚罢了。2016 年到 2018 年,我到国外工作,我还记得当时我一下飞机,买到当地电话卡后,就给我爸发了信息:“还是中国好,感谢 GCD。”
那段时间,我在尼日利亚跟黑人讲述 我们大禹治水的故事,在埃及跟 MSL 讲述 我党的立国历史。我也是很爱国的好吧。
“没有 GCD,就没有新中国” 这歌确实是真情实意,但是当年那些官贼,也真的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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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90 初的人,反正我现在只要走过老家集镇上的那个粮站,我都会呸一口。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土地上耕种了一辈子,交了一辈子公粮,到死也没拿回几粒粮食。我们这还算江淮地区水土很好的地方,产粮县。我爷爷的妹妹是饿死的,我外公是逃荒过来的家里都没了,我大姨的婆婆当年吃过 si· 孩子。。。
我是亲眼看到过,当年粮站人的不可一世;亲眼看到过老实巴交的邻居叔叔其实是没送东西,和婶子把满满两板车的粮食从镇上拉回来,只因为所谓的没晒干;亲眼看到同村的漂亮大姐姐,嫁给了一个残疾的粮站二代。在一包方便面调料泡汤喝都是享受的时候,眼瞅着那些粮站人家家户户门口挂的都是肉,连个看大门都吃的满嘴油。我姐姐读书时候成绩非常好,一条靠着巴结粮站做工的狗,他家儿子能威胁欺负我姐,吓得我姐不敢去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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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长大点,我父母到城里做生意开工厂,家里慢慢好起来,2010 年的时候,我爸到了我们市南边一个乡镇上,租了粮站两个大车间,这时候粮站已经不行开始改制了,但是一个个的还是狗改不了吃屎,小鬼难缠,连个看大门都能来我家蹭点。
这个粮站临街门口有个供销社倒闭很久了,找粮站里面的人买,也就十几万块钱,愣是没人接手,都知道是个坑不想进。然后就有人怂恿我爸买,正好当时占有这个供销社的人借了我爸好些钱,临跑路了被我爸把土地房产相关证件扣下来过户了。此后没几年这个区域拆迁建新城了,当年一个个看笑话的粮站人,跑出来又开始作妖,又是什么这是我们当年粮站的资产,又是跑去举报我家工厂,又是堵门闹事,简直垃圾。
这些败类粮站人,老家那个粮站,当年红火的不得了的家属区,现在破房破沟破菜园,一个个滚出来打工。后面办厂这个粮站,上面领导互相一谈合同一签直接拆迁,这些作妖的垃圾,不仅钱没拆到多少,还要掏钱买安置房,一个个如丧考妣。
报应!
一开始交实体粮食基本都能接受,种地交粮交了几千年都习惯了,实体粮食因为湿度、杂质给打个折勉强可以理解。
后来改成交现金农业税,很多离发达地区近的地方,靠卖副食品很轻松就交上这笔钱了,一亩水果蔬菜可以卖两千块,一亩粮食才几百块。
这种地区农民种粮食、卖粮食的都是惯性,认为工人没粮食就吃过不下去,然后就收一堆白条,后来直接不卖了,养猪,猪肉不值钱就宰了全村粮食换肉,农村各种粮食换 XX,再后来直接不种了,全都改水果蔬菜,买粮食吃。
离发达区、城区远的就麻烦了,整个地区完全没有现金流入,手里只有粮食,只能卖粮食,粮食收购直接打白条,白条不能交税,tmd 死结,对于这部分地区而言,这根本不是交税,就是要命。
八九十年代开始农业税占整体税收的比重逐年降低,但也是在那个时候,各处建设都需要花钱,尤其是地方,所以依托农业税而开设的 “加派”,名目越来越多而且成为了一项永远也不可能算清楚的账,这笔“加派” 是基于农业税之外的,如果说农业税还有一部《农业税条例》作为约束,那么这个加派是要命的,因为它是层层加码而且上级无权过问的,完全就是地方说了算,而且较之实物征收的农业税,“加派”是征收现金,再加上当时粮食购销的统筹制度,这种 “加派” 带来的负担有多重,恐怕是大部分没经历过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历史上这笔 “加派” 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三提五统”。
乡镇范围内的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兴办集体企业、五保户供养、特困户补助、合作医疗保健、其他集体福利事业、村干部报酬、村管理开支,以上这些钱,都是从农民那里加征的,征收多少完全地方说了算。
那么有人问了,原来这笔钱就不征吗?之前乡村这些费用怎么处理的?这就要说到八十年代的一个大变革,八十年代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革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的解散,之前这些钱都是集体所得中扣除的,现在集体生产单位已经没了,但是花钱的地方仍然存在,怎么办?那就只能继续从当初集体人员的身上去抽取,以维持这些东西的继续运转。
要知道当年很多(也可以说是绝大多数)生产资料都是公有的,比如集体企业,比如村里的水井、拖拉机、打麦机、农耕牲口等,这些集体物资在集体生产单位解散后并不是立马跟着解散的,它们的运行维护都需要经费,比如企业的生产资金、拖拉机的维护、牲口的草料等等,之前这些钱都是集体生产所得扣除,那么集体生产没了之后这些钱从哪儿来?只能是个人。可我们也知道,九十年代的集体企业大部分就是个笑话,能够盈利的百无一二,大部分企业也开始成为经理的家业,而牲口也基本上成为了村支书、队长们的私产,但这些资产毕竟账面上仍然是集体的,所以他们的亏空与花销,也只能继续让原来的集体成员分担——摊派。
也是在九十年代,那会儿东北在闹下岗潮,而关内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开始被村里豪强架空,村里兄弟人多、势力大、有官身背景的那部分人,开始借助自身的优势,以及政府政策的背书而把持话语权,而被拆解为一家一户的普通村民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村提留款就成为了一项绝对的害民之政,在当时农民需要缴纳的三项税收中,国家层面规定的农业税反而成为了最简单、最基础、最微不足道的款项,所谓一税(农业税)轻,二税(乡统筹款)重,三税(村提留)要亲命,即说的这个。
再者,当初集体经营时有一些基本建设活动是不计入集体劳动的,比如五六七十年代经常会发动对本地的一些水利等工程的维护,挖河筑堤,修桥补路,这些活动有的是当初学雷锋等活动演变而来的义工,在当初是一种光荣与使命。集体经营解散之后,这种义务劳动仍然神奇地留存了下来,每年少到十天,多到半个月甚至二十天左右,这个劳动已经名存实亡了,但是名义上仍然存在,于是干脆折算成了钱,由当初一户一丁改为了一人一份并入三提五统征收。
所以到这儿你就发现了,所谓的三提五统,带给农民的压力与负担是远超农业税的,这就像明末的时候朝廷正税一直是那一点儿,但是加征的三饷却是个逼死人的存在。而和三饷不同的是,三饷好歹还是中央征的钱,虽然挨骂的是中央,但毕竟征上来的钱也到了中央,而这个提留款就不一样了,它就是中央背锅、却饱了地方基层私囊的一个东西,而在提留款越来越高、农民负担越来越重的时候,农民将这一问题的怒气全部转嫁给了政府部门,官民冲突与日俱增。
进入本世纪,一些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发展已经很可观了,农业税在整体税收中的占比越来越小,几近于可有可无,但是附加于农业税基础上的提留统筹却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也让政府不得不拿出更多的经费去维持秩序弹压地面,更绝的是政府顶着压力弹压地面才得到的这笔款项却根本到不了政府,完全就成为了政府给豪强做义务工,但二十多年的征收已经造就了一个完整的利益体系,有的地方这笔钱已经是市县两级也染指其中了,想把这笔钱从农业税中剥离出来简直不可能,于是缓过神的几个富裕省份直接釜底抽薪,把整个农业税都给废了,如此则依附于农业税基础上的提留款统筹款也就没了存在的根基,一时百姓欢呼,大疏民困。而中央发现这样做的利害之后,干脆从整个国家层面宣布取消农业税,不仅延续两千余年的农业税没了,连这个 “暂累吾民二十年” 的摊派也没了,可以说是另开局面的千古佳话了。
综上,取消农业税一是因为国家经济发展,工业商业比重远远超过农业税比重,农业税占比已经微不足道,取消亦不会产生严重后果。二是因为依附于农业税基础上的苛捐杂税过重,且无法与农业税分离,只好一并废除。三是城乡贫富差距开始显著增大,农业农村经济急需休息与扶助,废除农业税即扶助三农整体政策中的一环。
题外话,目前有些地方仍然留有这种特殊情况的残余,比如我们村目前村里的一些费用比如说村里的卫生费之类的,还是在采取一种摊派的方式,而更有意思的是,这种摊派甚至还保留了一些明清的痕迹——比如人口数字并不具备实际意义,它代指的实际上是耕地数字。
如图所示,第一列写的是家庭户,第二列是家庭人口,第三列是摊派金额。所以你会发现,第二列的人口居然有 4.3 口、3.5 口这种情况,这当然不是说他们家有三口半人,这只是代表说他家的耕地是 4.3 人口份、3.5 人口份的——村里一人一亩一分七厘四的地,有的家庭母亲的地由兄弟二人分开种,就会出现这种 0.5 口人的情况。——所谓摊丁入亩,大概如此吧?
农民阶级展示了自己的桶盏价值,并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说白了就是付出大,收益少。当时税收的大头已经不是农业税,农业税属于可有可无。免征收农业税也就不用养一大群基层干部,可以丢掉一个大包袱,征收农业税可是非常麻烦的。而且基层暴力征收,吃拿卡要,多征并不稀奇,农民的负担非常沉重。免了这些毛毛雨可以免受无数人的怨恨,收获无数的感激,好名声,太值了。当然,蚊子再小也是肉啊,没有英雄的丰城儿女的牺牲,指不定还会继续的。而且我不明着收,可以暗着收啊,通过控制粮食价格,农具等可以轻而易举的掏回来。唉,农民没有政治话语权,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组织力量,就永远逃不掉被剥削的命运。
农业税可不只收的那点税,地方政府吃啥,基层政府吃啥,反正我记得 2000 年左右,什么人头税乱七八糟的,我们家里几亩地一年税收已经达到惊人的 1 千多块,每年还有一定的传说中徭役,而与此对比的是,当时一碗素粉才 1 块钱,可想而知农民当时生活有多艰难,而全国农民有 8 亿,这基本上其实是就是传说中人血馒头,按照那样发展,农民迟早会放弃土地,不交农业税,全部外出打工,如果按照有些公知的想法,这样正好可以正大光明收回土地,搞现代农业,然而从现实来看,政府把土地收回去然后卖给那些富人搞现代农业,你觉得农民会心肝情愿吃这个闷亏,全国如果接连发生恶性事件,就算 8 亿农民迫于武力放弃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如果在城市因为经济失去工作,那么你觉得他们会做什么,黑人在美国 12.8% 都可以让美国闻黑色变,中国要是 8 亿人口都变成犯罪分子,那 5 亿城里人会怎么样。
国家在 2000 年前很早就不需要这部分占比很少的税了;
这个税不是一个税,在地方,还包括三水费、提留、人头费等等莫名其妙的税费;
1995 年湖北省监利县周老乡书记李昌平以书信告知朱总理,农民很苦,农村很穷,农业很危险;
与此同时,江西、湖北、湖南、山东、河南…… 几乎每一处农村都面临一个问题,中央和省里天天宣传着给农民减负,村里镇里却是天天逼迫着农民去交税交费,一年的收成还不够交税的,农民在基层政权和黑势力胁迫下,有含恨自杀的,有离家出走的,也有暴力抗税的,死死伤伤残残,但是上面没有人多看一眼农村…
直到 1999 年江西丰城的老表把派出所所长尸体吊在树上,把乡长活埋了,这才震动中央。同年 8 月全国范围农村严禁暴力征税,次年,江西成为第一批试点免征农业税省份。
中央在地方毒瘤基层政权和贫苦农民之间,站了农民,顺势铲除了困扰千年的农村吸血蛀虫利益阶层;
到 2007 年国家彻底废除农业税,与其说是废除了农业税,不如说是彻底掐灭了基层蛀虫借为国家收税之名巧立名目 盘剥农民的火苗。其实, 真正的农业税并不高,农民也并不抵触,毕竟种田纳粮几千年了。
时至今日,在城市化工业化中做出重大牺牲的农民,仍然没有得到应有尊重,我倒不是说法制层面和政治权利层面,我指的是现在的社会舆论与文化认知,仍旧将农民放在附属阶层的地位。分明是农民牺牲了巨大利益换来了今天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而刚刚温饱的农民在今天反倒是在接受一种看似慈悲的施舍。这种施舍式的救济是自上而下的。从中央的各种支农惠农政策,各种补贴的资金,到大中型企业各种的下乡捐助,能屈身下乡建厂创造几个就业岗位或者用卡车拉一车牛奶给学校就能获得民族企业家甚至慈善家的称号。
从家庭联产承包到废止农业税,到关注三农建设。近二十年光景,农村人才流失殆尽、精壮劳力在城市马路上工地上奔波。当年在学校里肩膀上背着三道杠的红领巾们 ,考入名校,考出国门,一部分不再回来,一部分化身公知 ,可能我们现在的 95 后,00 后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恨国党,一切皆有因果,即便现在恨国党们不再恨国了,但是在他们蹉跎了最风华正茂的年龄。而现在当我们回头想要真正的打造自己的农业农村,却发现农村的元气已经耗光了。
归根结底就是,国家不怎么需要这笔收入了,但是也没有去取消。基层蛀虫们抓紧盘剥,民变在即。中央看苗头不对,抓紧就给取消了。其实这个税也不重,农民吃得消,只是蛀虫们打着这个名义敛财,国家干脆釜底抽薪,同时,实打实的严打黑社会,一通操作彻底把基层毒瘤组织铲除了。
完事呢,国家也知道农民不容易,但是也没办法,不能完全放开农业,接轨国际农产品市场。理由很多,什么怕被外国大粮企干掉啦!所以我要保护农民利益啦!顺带还管控粮食价格。农民把一年的收入从年头就能看到年尾。怎么样,都进城打工吧!然后,城市化和工业化搞得飞起,甚至现在的互联网企业的外卖大军都在沾这个光。
要说三农问题也喊了又二十年了,除了几部机器外也没啥大改变 ,搞了一波社区化又被开发商钻了空子,一大堆多层楼房活像鬼宅,恰好赶上了金融危机,这波小开发商被坑的死死的。搞几年停几年,折腾来折腾去,农民也算是看明白了,看起来都是好政策,都是轮到自己头上就变味了。上面那个换房子的,有的地方先把房子拆了搭着窝棚等新房,新房快建成了又要你贴钱换住,都给老实巴交农民整哭了。那次没有闹出民变全赖网络发达了,村里通了网。
这几年,国运蒸蒸日上了,很多糟事儿小孩子都忘了。城市化快要成功了,回头看看农村,村民已经麻木了,不要再搞了,觉得还是老老实实打打工也不错。但是,这回换上面急了,亲眼看到过外国疫情带来的失业潮,幸亏我们这波疫情很快控住了,经济恢复还不错。但未来世界范围经济下行是大势所趋。如果疫情没有控制住,原地解体也不是没可能。你会问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有,这些流动的基层务工大军,规模有多大?农村有近 9 亿人,真正在农村的不到 1/3,有 6 到 7 亿人口是挂靠在城镇企业务工,而且他们很多都是临时工、派遣工、甚至什么合同也没有,他们从事可替代性很强的职业,他们是小幅度经济下行就被第一时间放弃的员工,这些人没有工作集中在一起,可不可怕,他们适应了城市,回不去农村,他们怎么办?以前他们反抗苛捐杂税活埋官员 ,现在会不会砸烂高管的脑袋取代他的位置?
你猜号称 “永不加赋” 的清朝是怎么实现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的?
只要给他们一点权力,就能从这一点中衍生出无数花样来。
花样一:什么贵受什么。粮食丰收了就收现钱,粮食歉收了就收粮食,乡下缺银子就收银子,反正你这儿缺什么就收什么。
花样二:严格检查。交多少都是分量不足,交什么都是质量不过关,谁来送都不给面子。只给钱面子。
花样三:临时加派。反正也是来一趟,皇上要打仗、总督要造船、知府要修园子、县令要娶小老婆,你就一块表示表示吧。
花样四:层层扒皮。凡是沾手的都得分一份儿,毕竟死工资发不了财,还是得多劳多得,经手的钱越多致富就越快。
除非直接把他们那一点点权力给掐了,昭告天下以后不用交了。
江西丰城事件是个导火索,如果再不取消农业税底盘不保
√我就是农村出来的,91 年出生,也算是完整的经历了收公粮交提留的时候。本来写了很多,删掉了,没有意义,讲几个真事吧。
先说结论,如果农业税按之前那样一直收下去,我们可能真的要学苏联了。你今天估计都没手机在比乎上问出这个问题。
98 年左右,我的小学同学,父亲生病,母亲一人在家种地,收成本来就不好,那年提留没交上,家里耕牛以及值钱的东西全部被拿走了,一家四口,冬天睡在铺稻草的地上。干部带着治安队硬是把他父亲逼成了精神病,晚上睡觉的时候但凡有一点亮光或者声响,他父亲就觉得治安队来抓他了,就会马上起身衣服都不穿往家后面的山里面跑,找地方躲起来。他家直到 2008 年还住的塌了一半的土坯房,他高中没毕业出去打工,跟着一个堂哥做模具,发家致富,开起了 Q7,才盖了新房子。
03 年 04 年的时候,暑假的时候房前屋后甚至靠河边的良田全是荒草,里面兔子跑。谁想种跟干部说一声就是谁的了,但是就是没有人种,因为种一年,可能你连提留都交不起。农村人都干什么呢?村里一大堆十几二十出头的男青年整天到处鬼混,女青年外出打工还容易点,男的据说当年无数工厂都是只要女的不要男的,我没进过工厂,这个只是听说。在家的人种三两亩口粮,弄两分田菜地就够了。收入纯靠春天夏天打鱼摸虾,冬天打野猪兔子,卖点钱过日子。现在我们村,种地多的几百亩,像我们家种地少了也有六七十亩,都是良田,地势中,不高不低,河流密布,水田基本上旱涝保收,旱地差一点。
村干部贪污严重,我有两个亲戚靠这个发家的。具体就不讲了,一个成了人民企业家,一个从监狱出来,一辈子没工作,两口子衣食无忧,女儿出嫁还能陪嫁一大笔。
以前我们村 300 多人,5 个大队,村长书记会计妇女主任联防主任各队队长乱七八糟的干部有二三十个,甚至村里的电工一年都能贪几万。现在村还是那么大,就只有书记会计妇女主任了。就那点农业税也只是苦了百姓,肥了基层那些干部。
因为继续征收农业税已经是弊大于利了
税收收入并不算高,但征收成本非常高,民怨也特别大
而且起因既不是 06 年也不是 03 年,而是 99 年和 00 年
99 年和 00 年各发生一件大事,都是关于农业税的
99 年江西丰城事件,因为乡政府征收农业税的手段过于粗暴强硬,农民联合抗税,活埋了乡长和一个乡政府工作人员,吊死了派出所所长和一个警员,这是改革开放后最大的一次暴力抗税事件,全国震动
00 年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写信,反映 “三农” 问题的严重性,信中有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次不止是农民暴力抗税了,甚至基层党组织都已经意识到了三农问题的紧迫性和危险性
然后 00 年 3 月中央就正式发布关于农业税费改革试点的通知,从这时起,各省市就陆续开始试点取消农业税
试点了三年后,发现取消农业税、费的政策的确可行,03 年又发布了要求 “全面推进” 农业税费改革的通知,然后各省市就开始全面推开,直到 06 年发布要求全国所有省市取消农业税了
这才是全部的进程,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任何政策都不会是突然而来,前面是必然有缘由有试点的
更新一下,这个政策其实后来都还有影响,后来的税务机关对于 “征收成本” 就会进行分析,小额税种征收比低的税目在实际操作中基本都是没有收的,我自己就有开公司,之前和税务局的朋友也聊过,他们现在除了在退税环节会不顾及收益比之外,在征税环节都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的
与题不相关,写一段经历。
最近在看《觉醒年代》,看见有警察闯入陈独秀家,他老婆和孩子都要哭一次。
小时候,也有很多人闯入我家,有壮汉,有穿着制服拿着家伙的,还有个领头的阿姨,他们穿着比我们周围人都整洁干净的衣服,特别是那个领头的阿姨。而且是开着大车到我家门口,那是我第一次见车。
他们人多,我们反抗不了,穿着制服拿着工具的来控制住我爷爷;壮汉们闯进我们家里装稻谷,运到车上;那个领头的阿姨来劝我奶奶不要哭。
壮汉们非常粗糙,一片狼藉,稻谷弄得到处都是。可能是稻谷没了,不够,然后经他们商量,壮汉们去我们家猪栏里去拉了一头猪,猪的叫声很大,淹没了人的哭声。猪蹄把地上的泥土弄得乱七八糟,导致稻谷更难捡了 (我在捡地上他们弄掉的稻谷)。
我奶奶一边哭,一边延着他们运输稻谷的路径,捡掉在地上的、泥土里的、缝里的稻谷,并且叫我也捡。奶奶平时很节约,断不会把米弄浪费掉,常告诉我,以前有个人,把掉在厕所缸上的饭粒都捡起来吃,后来他家就很有钱,再也没有挨过饿了。
后来,我知道这是在交农业税,口袋里实在没钱,只能这样偿还。我们村还有一家实在什么都没有,反抗得比较激烈,被抓去关了几天。回来和我们说坐牢真难受,一动不能动(他是被关在那种很小的铁笼运走的)。
嗯…..,我想说,陈独秀他老婆孩子就是矫情,像这种情况我都没哭。况且收粮人对待农民,是要远远恶于 警察对待陈独秀他们一家的。
原因有三个:
1,农民当时的身上背负的各种负担太重了,我记得小时候家里除了交公粮、农业税之外还有很多其它类的摊派和其他名目繁多的罚款,很多农村家庭一年的收入即使不吃不喝也不够。
基层乡镇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激烈,我们老家也一样。乡镇政府办理各种明目的学习班,抓人进去不交钱不放人,必要时候乡镇派出所也会配合行动,牵牲口,堵门、通知学校不让孩子去读书…… 等等;
老家的乡亲也是富有斗争精神,从扎车胎到晚上偷偷去乡镇政府门口泼屎尿,农村妇女举着农药瓶去乡政府门口示威;从一个人举镰刀扛铁楸对抗往往演变成一个村或者好几个村子集体行动,颇有当年与日本鬼子打游击战的风范。
每年因此都有好几例伤亡,当然以农民伤亡居多,有时也有个别基层政府人员的伤亡,有一年闹得最严重,老家县城北边的一个镇上的人组织起来,火烧政府大门,驱逐了镇上的派出所,轰动了全县,后来因此抓了好多人进去。但好多人都纷纷称赞那些被抓进去的人是英雄好汉,大家口口相传,不断夸大那些人的事迹,语气中满是佩服。
幸亏后来中央政府政策得力,要不然长此以往下去,肯定得出问题,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查一下江西省那个时间段的新闻。
2,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农业占 GDP 比重不断下降,在 2006 年时农业税收入占据中央财政收入不足 1%,再加上巨大的征收成本,征收农业税也没有多大意义。反而免除农业税意义重大,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降低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也为基层政府减负,同时斩断地方政府胡乱摊牌的双手,极大的缓和了地方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有利于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
3,城镇化逐渐兴起,这才是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的大头,也是导致如今房地产繁荣昌盛的根本原因。政府采取各种手段,开始劝说引导农民进城,相比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农业税,六个钱包都凑不够首付款的农民家庭也只能埋怨自己无能,要么去工地汗流浃背的搬砖,要么去一些黑工厂用健康和睡眠去换点房租和面包。
张养浩有词曰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不过我不同意,我觉得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只要努力奋斗,我们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加油!(加狗头)
这得感谢江西老表了。真的感谢,你们证明了,我们农民阶级还是比 b 乎上的小资有战斗力的!
很多地方不收了,不代表村干部不收,只是收了落自己口袋了。那些年,当村干部可是一桩好差事,很多人抢的。
取消农业税,一度严重打击了基层干部的选举积极性,很多人带着之前的收获与村人的诅咒转行从商。
直到新的谋利方式出现。
说的严重一点就是人民公社解散之后的余波未了。
1980 年浙江已经出现有自治村集体,1982 年村委会自治制度在人大通过并开始试点执行,直到 1998 年才正式立法。也就是说 80/90 年代大部分时间内村集体自治这一基本方针甚至没有得到正式承认,尤其是在 “村集体究竟是代表村民的一个自治实体还是一级政府部门” 的问题上来回拉锯,形成了政治上的某种缺位。
不幸的是,缺位就意味着有人要承担后果。80 年代初人民公社(可以说是在洋跃进带来的一片大好中)崩溃意味着县级以下政治秩序与经济格局的洗牌,公社消亡后新的镇 - 乡 - 村三级布局并未很好地解决 “前三十年” 的遗留问题:英明领袖—总设计师过渡时期由于化肥的普及和大快干上的基础设施更新 / 农业机械化,吃饭的问题至少是解决了,但没有了公社之后如何解决这些遗产则成了新的矛盾—有的选择分农机到户、有的选择把农机和仓储物资卖掉分钱、有的选择重新组织成乡办 / 村办企业搞钱,至于水利等基础设施则由上一级行政单位(一般是县里的派出机构)接管,更为重要的是,财务与行政班子在改制后被乡 - 镇一级完整接收,拥有了极大的处置权。
村集体的 “繁荣中无序”,与其之上的乡镇一级新秩序,加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怪圈:政治缺位 + 经济失衡 + 新基层政府的膨胀。怪圈持续运行,其结果也是必然的,农民要么选择冒着风险跳到圈外(农民工大潮),要么选择迎接高昂的固定甚至额外成本维持生活(应付各种税费与基层施加的税外负担)。
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们也都知道,农民日常被灌输的是这样子的东西:
那么出现以下这些情况也并不奇怪了:
如果不做任何改变的话会怎样呢?很简单,下面这个人大家都认识,他也是农民。
老家四川农村的,家里 4 口人 5 亩地。
大约 2000 年左右,每年农业税 600-800,每年父亲打工的钱除了开支都不不够农业税
农业税是没了,农资涨价了。
第一,农业税占财政比重很低了。
1950 年农业税占全国财政收入的 41%,到 2004 年农业税下降到占全国财政收入不到 1%。2004 年全国农业税收入 232 亿元,而到 2005 年全国农业税收入减少到 15 亿元,1949 年至 2005 年我国农业税总收入累计达到 4200 亿元。
第二,农业税取消不是一步到位,经历过一个调整期。毕竟牵扯到地方利益,1994 年还打算给农村加一个特产税,蚊子再小也是肉。
但是,现行的农村税费制度和征收办法还不尽合理,农民负担重、收取税费不规范的问题仍然存在。有些地方和部门不顾国家三令五申,随意向农民伸手;面向农民的各种收费、集资、罚款和摊派项目多,数额大;有些地方虚报农民收入,超标准提取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强迫农民以资代劳;有些地方违反国家规定,按田亩或人头平摊征收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有些部门要求基层进行的各种名目的达标升级活动屡禁不止,所需资金最后摊派到农民身上;有些地方基层干部采取非法手段强行向农民收钱收物,酿成恶性案件和群体性事件。这些问题,严重侵害了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伤害了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情,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对于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从根本上加以解诀。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产品供给出现了阶段性、结构性和地区性过剩。农产品卖难,价格下跌,对农民收入影响很大。由于整个国民经济正处在结构调整时期,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放慢,效益下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难度增大,农民从二、三产业得到的收入也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农民收入,关键是要适应农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开辟农民增收的新途径和新领域,但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为了保护农村生产力,实现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必须注意对农民多给予、少索取;整个国民收入分配要在较长的时间内向农民倾斜,并且要突出地抓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只有减轻农民负担,才有利于农民增收,使农民有能力和积极性进一步增加投入、发展生产;才能真正提高农村购买力,扩大农村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事关 9 亿农民的切身利益,是规范农村分配制度,遏制面向农民的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一项重大措施。积极稳妥地搞好这项改革,用规范的分配方式控制农民负担,体现农民应尽的义务,既可以把基层干部从收粮收款中解脱出来,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又有利于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促进农村基层政府转变职能,精简机构。各级党委、政府务必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重大意义。
(一)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
(二)取消屠宰税。
(三)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
(四)调整农业税政策。
(五)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
(六)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 2000 年 3 月 2 日发出,之后就决定在安徽省进行试点。当年家庭联产承包制也是从这里开始,也是很有趣了。
这个 2001 年的文件内容我就不放了,措施基本就是上一个文件的翻版,主要是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
但很明显是遇到阻力了,别忘了蚊子再小也是肉。2001 年 3 月发出,4 月就中止了。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既要积极,又要稳妥。从前一阶段试点的情况看,也反映出一些矛盾和问题,比如如何合理确定农民的计税面积、产量和价格;如何平衡不同从业农民的负担;如何保证农村义务教育和乡、村两级的基本经费需求;如何依法征收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如何发挥村级集体组织的作用;如何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等。这些都需要在安徽省全省和其他地区的部分县 (市) 的试点中进一步探索解决的措施和办法。在上述问题没有研究制定妥善的解决办法以前,不宜全面推开。要充分认识农村税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出现新的复杂情况下,更要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巩固国民经济发展来之不易的成果,维护社会稳定。
按照中央提出的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步实施的原则,根据 2002 年中央财政对扩大改革试点的财力安排和近年来各地的试点情况,国务院确定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16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为 2002 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试点省是进行全省试点还是局部试点,由有关省人民政府慎重决定。上海、浙江、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省 (直辖市),如果认为今年进行全面改革试点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地方财政能够安排相应的财力支持改革,可以自费进行扩大改革试点。其他省 (自治区、直辖市) 今年不再扩大试点范围,继续在 2001 年确定的试点县 (市) 搞好试点工作。
一直到 2003 年才能做到全面推开,这才为随后取消农业税奠定了基础,也为之后连续 18 年三农问题进入一号文件提供了依据。
(十八)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要巩固和发展税费改革的成果,进一步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为最终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创造条件。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2004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降低税率后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沿海发达地区原则上由自己消化,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地区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解决。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免征农业税。各地要严格按照减税比例调减到户,真正让农民得到实惠;确保各级转移支付资金专款专用,及时足额下拨到位。要据实核减合法征占耕地而减少的计税面积。要加快推进配套改革,继续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进一步精简乡镇机构和财政供养人员,积极稳妥地调整乡镇建制,有条件的可实行并村,提倡干部交叉任职。优化农村学校布局和教师队伍。进一步清理和规范涉农行政事业性收费。巩固治理利用职权发行报刊的成果。积极探索化解乡村债务的有效途径。尽快制定农业税的征管办法。
第三,农村糜烂衰败现象普遍,到处都是 “羊吃人”。
关于这个看看李昌平 2000 年初给朱镕基上书的内容就能知道,正好对应了试点内容,也真正让中央意识到农村问题的严峻紧迫。当然众所周知,三农这个词是温铁军提出的。
后来因我对农村资本交易表达不同意见,就 “靠边站” 了。把我调到国务院体改办下属的杂志社做主编期间,我根据多年调查发了许多内参,被当时的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汪道涵注意到了。他把我叫去上海深聊,得知 “三农问题” 的严峻,向江泽民建议召开 “三农问题” 座谈会,并举荐我直接向中央汇报。
2001 年末,中央开了两天的 “三农问题” 座谈会。我心想反正是 “一锤子买卖”,不但把农村的严峻情况如实汇报,发言还超时了,惹得江办主任抓我的袖子,说我讲得太过。但江泽民把我的话逐句记下来,并明确表示会把我反映的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 又说他快交班了,而“三农问题” 将作为下一届领导班子的重大问题提出; 最后还说:“我原来以为农村情况不错,没想到是这样。”
也正是有这么多机缘巧合和历史必然,才促成取消农业税。不仅如此,为了扶持三农,还有大量配套措施。
2002 年重建新农合,2005 年提出新农村建设,之后到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都有其明确的历史脉络。
每年农业税也就 300 亿,相对于当时几万亿的财政收入连屁都不是,其次农业税的征收成本已经超过了征收所得,当时因为抗税发生的恶性事件不少。干脆取消算了,还能吹一波。
因为肉食者开始理解市场经济了。
先说说什么是农业税。
农业税前身叫三提五统。【你知道 “三提五统” 是什么吗?】https://mq.mbd.baidu.com/r/pX7saWvGa4?f=cp&rs=3400555403&ruk=kXnqR79bA8jhuPU6qHDC3Q&u=5dc2bcb3d328cbab
这是什么概念呢?等于是在很多答主说的工农业剪刀差前提下把农民从大的经济体系中踢出去自生自灭。农民一边是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农产品(相对于工业品)来哺育工业。另一边是自己从为数不多的售粮款中拿出钱来修路、建学校、建卫生院、优抚军人、赡养五保户,还要负责乡村两级干部、行政人员、老师的工资、福利,以及支持乡村两级其他各项社会事业运行。可是在城市里这些都是由财政拨款支持的。并且农民被限制到城市打工。可以这么说吧,在大的经济体系层面,农村和城市分别在两个世界,农民已经被开除 * 籍自生自灭。就是靠农民这样的付出来完成最初的工业化积累。
然后 在世纪之交出了一个热词叫 “市场经济”。上位者能够提出这个口号,自然懂得人在经济中的意义。人要有钱才能消费、才能形成市场来刺激生产,不能再竭泽而渔。种葫芦的人终于明白要想多收获葫芦必须先让葫芦枝繁叶茂。改名叫税只是为了能够体面地退出。直接退出会引发合法性讨论和补偿要求。由此迎来廿年经济的大发展。这是扩大内需的前身 。
弹指一挥二十年。付酥运动、躺平运动风起云涌,现在似乎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路,希望上位者还有足够的智慧做出正确的抉择。
1978 年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政策,明面上是:对外开放,对内改革。暗面上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度的实施,生产工具的提升和化肥,农药、育种等技术的提升,在 1983 年,吃饱饭已经不是问题。于是我们调整了发展政策,运用行政手段,如通过强制性粮食统购统销和工农产品剪刀差,将农业剩余转化工业积累;另一方面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维持资本密集型城市大工业的发展。最终,造成了一个叫做城乡二元制的畸形怪物,城乡收入差距巨大,割裂严重。
一个最明显的就是养老金问题。国家有关文件规定:在**劳动者年老或丧失劳动能力后,根据他们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和所具备的享受养老保险资格或退休条件,按月或一次性以货币形式支付的保险待遇,是造福社会的需要,主要用于保障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养老金本着国家、集体、个人共同积累的原则积累、运作。当人们年富力强时,所创造财富的一部分被投资于养老金计划,以保证老有所养。
请注意,这里的劳动者是不包括农民的。都是劳动者,体力劳动最多的农民和工人,往往是养老金薄弱甚至没有的群体,体力劳动居中的企业工作人员,是养老金收入居中的群体;体力劳动几乎没有的体制内群体,是养老金最高的群体。这也是很多人都愿意考公务员的原因。
到了 2006 年,随着技术发展,国营农场的粮食产量,丰富的工业食品和稳定的进口农产品。已经让中国不再需要农民提供 “纳粮” 这一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产物。于是农业税被取消。
同年,无数学者达人,媒体和宣传渠道,纷纷上演 “中国完成了几千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农民不再纳粮,农业税没了。”“我国政府的民心之举”“侧重于改善民生减轻农民负担”。
果然,2021 年,大家已经忘了为什么。还要跑到知乎上来问。
公元 2021 年 8 月 26 日 下午 17 点 11 分
稳定压倒一切。
顺便说个有点关系的事情。知乎反 996 的时候,有些人喜欢举例 90 年代的调查,说百姓普遍支持五天工作制。
实际情况是什么?那份调查的调查对象是各大城市的国企,调查的是端着铁饭碗的工人。
农民去哪了,谁关心农民?跑到火车问谁没买到票,是你傻还是我傻?
我认为有个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中国入世之后,国内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当时大家经常能听到的就是:稳定压倒一切、构建和谐社会。
可能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的农村出生的知乎 er 不是很多,对那个年代农村的悲惨生活不够了解
家徒四壁大家都听说过但很少见过吧,但这在当时是农村很多家庭的真实写照,更甚者有些家庭连下一顿吃饭的余粮都没地方去找。
在这个时期,农村的很多工作人员,尤其是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可以肆无忌惮的登门入户,将能搬走的一切东西通通拉走,甚至搬不走还会搞破坏,和抄家差不多,而这一切,农民只能默默忍受。
我生活在鲁西南的农村,讲两个我印象深刻的事情:
一个远房亲戚被关起来要去流产,她半夜从窗户钻出来了,跑到我家躲着。当时就哭着跟我妈说,和强盗一样,连洗脸盆都被拉走,反正家里什么也没有了,她准备去外地投奔另一个亲戚,等生完孩子再回来。
还有一个是跟着我爷爷交公粮,用化肥袋子装好,架到地板车上,人拉倒镇上去交公粮,去了得排队,没有大半天根本交不上,人家还会查水分,要是觉得水分大,会让再拉回来晒好再交。都是老农民,可不是被人吆五喝六的。我爷爷活了 80 多岁,没领过国家一分钱。
这是我经过的两个小事情,其实还有很多。
如果对历史了解的话,也能知道 2000 年前后是群体事件的高发期,像什么把镇政府给砸了,把警车给烧了这些事情全国各地都多的是,基层政府在当时基本上没有任何权威可言。
这个网上新闻非常多,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搜索。
二是征缴付出的成本和收益不成比例,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自然也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大家对一亩地的收益如果有认知的话,就知道对农民征收农业税所付出的人力物力成本远远不如从其他方面开刀,基层干部如果还在忙着征这三瓜俩枣,还怎么有精力去扶贫?时不时的再来个群体性事件,当地招商引资怕不是也大受影响,农民怕不是都撂荒跑路了,还怎么乡村振兴?还怎么实现两个百年目标?
**看了下有的评论,这里补充更新一下:**农村社会在千禧年之前还是很落后的,不要说什么机械化,几乎不存在,一是没有农具机械,二是也没钱雇佣不起。同一时期,农民开始外出打工,那时候南方系媒体还有 “百万盲流下广东” 这样歧视性的新闻报道,真正大规模外出打工发生在 2005 年前后,因为明显感受到家乡小镇上的集市已经没什么人了,也是在那几年,农民工跳楼讨薪的新闻屡见不鲜,2010 年之后农民工的权益才算稍微得到保障,那时候新闻上比较多的就是城市人嫌弃农民工脏,各种公共交通工具上嫌弃农民工。一直到现在,看看所在城市的工地上,大部分也是四五十岁甚至六十岁往上的农民工在搭脚手架,在工地搬砖,为的什么?为的是给夫妻俩存点养老钱,为的是不给儿女添负担,为的是给儿子娶媳妇。这些人身体有几个是健康的?
(这也没多少年,甚至 90 后都有记忆的事情,都已经有人罔顾事实了?)
举个前段时间凉凉的某女艺人,号称日薪 208 万,大概相当于 2080 亩地一年的净收益。一个农村家庭假如有五六亩地,这一家靠种地的年净收入还不够在外面打一个月的工。
这也是为什么平原地带农民工多的原因,实在是种地收入真的只能挣点口粮,孩子上学、家人看病想靠种地的这点收入来支撑?
众所周知,农村从医保到养老的这些个待遇,那都不能说,当然国家也越来也重视农村发展,这一块已经比前些年进步非常多了。农民干的都是体力活,会比城里人看起来更苍老,实际上身体健康更差。
如果再不取消,临界点之上会发生什么,谁都不敢说啊。
基于稳定的考虑,有官方说法是收税成本大于税收本身。
对于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或多或少对 “交公粮” 一词都不陌生,但是真实的交公粮这种情况跟想象中交农业税还不一样,在现实中,交公粮只是农民缴纳的一部分税费,还有 “三提五统”,还有各种摊牌,集资,这些很多都是地方性政策,依附于农业税,但对农民的负担之重,甚于农业税本身。“三提五统”实际上是中央对于乡村两级政府行政成本的甩锅,改革开放初期财政紧缺,而且政府机构臃肿,财政供养压力大,对于基层政府的行政支出,就给地方政府开了口子,让地方政府有了一定的收费自主权,显而易见的没有制度的制约,这种口子只会让某些人的胃口越来越大,这跟封建社会的 “火耗” 是一个东西,最终影响的政府在基层的执政基础。
随着国家经济的充裕,地方的行政支出也有中央统筹规划,地方机构和人事精简,还有一系列因为农村不合理收费造成的群体性事件的推动,农业税终于成为历史。农业税的取消不仅是农业税本身,还包括所有依附于农业税的不合理收费,真正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这里说句题外话,对于现在一些人说的农民没有缴纳养老保险不应该有养老金,现有的农村养老金是国家的恩赐,这种话是对我国建国后历史的不了解,不认可,是罔顾事实的行为。建国后城市工人阶级的地位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进了工厂当工人或者入仕当官就是公家人,生老病死一切有国家承担,到如今还有人怀念当时,连生活用品都是工厂发放,而农民种着粮食,白面都吃不上,实际上就是用农村供养城市,改革开放后国家搞经济建设,更是把农村的包袱甩给农民自己解决。建国后农村的基础建设基本上都是农村自己负责,改革开放后即使到 90 年代中后期农村还实行着类似于徭役性质的义务劳动,冬天修水利,修路,都是由农民自己负担,《人民的名义》中李达康在县里修路死人的情况正是那个时期的真实反映,90 年修公路父母都上工地修路,小学生放学也要去修路,而且每家都要集资,一家五十,不仅如此,而且每个学生 5 块,不交钱不让上课,我也曾因为此跟同学们站在教室外上课。正是由于几十年农村不断地向城市输血,才能建设成美丽的城市。正因为如此,农民完全有资格有权利享受养老金。
图片是帮扶村民申请补贴
写在进入体制,接触农村以后,2021 年回答这个问题:
1. 农民压力大,主要是亩产就那么多,那时农村人口多,进城的人少,再收等于要了农民的命,国家维稳会出大问题。(之前各层主的回来已经讲的很详细了)
2. 顺应时代潮流,推进城市化还不是城镇化,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年轻幼稚劳动力进城,城乡收入拉大,农业逐渐丧失吸引力,再收没人种田了。
3. 现在的扶贫很多政策都是普惠农民的,经过十几年的城市化城镇化,把乡村的年轻人,人才都掏空了,现在村里面虽然编户多,但基本都是老的老,小的小,中青年基本不见,现在得补贴也是吊着农民的一口命吧,不守住 18 亿亩红线,其他产业发展的再好都没有用。特别是后疫情时代,全球大放水的时代,说不定哪一天进口粮都没了。
最后再说一点,接触的农民真的惨,每年最高的奖补才有 3000 元,还要种植高标准农田才行。农民实在太苦了,就这样国家还在以小钱办大事,实在想不明白等 50-70 这一代的农民丧失劳动能力后,还会有人种地吗?年青一代基本都去打工,或者当老板,进单位了,真的对未来的农村悲观了。
再补充一下,产业奖补:优质稻 400 一亩,其他作物大于 400 不等最高 1000 一亩,最多补 3000 元,覆盖的人群是 2016 年脱贫的人,以前的人没有。田亩补贴:100-150 元一亩,要大于 15 亩才可以申请。 一年只能申一次,你们自己算下一年算最高才 3000 每个月 300 不到,国家统一收购粮价不到 2 元一斤。问了我们的村民,现在主要是除虫和化肥贵,小户农民种粮食纯自己吃,大户种多亏多(相比其他农作物),谁 tm 还去种地啊,不收农业税就以为不薅羊毛了,有调查才有发言权!
我小的时候,需要交三粮四税,这个名字你们都没听过的吧?合计 20 多种(当时一个大爷跟我算的是 23 种)税费。农村基本没有任何剩余,只是艰难的活着。
青壮劳动力,每年要修路、防洪,下完雨土路有车 (马车),路就毁了,都是大车辙,就得修路,修完路等下一场雨就得防洪。反反复复折腾。
每年上交粮食要经过检测,基本都是三等,有关系的能给 2 等。
时间太久远,记得不真切,唯一真切的就是饿和馋。
一到春天,粮食储备、白菜都吃光了,土豆都发芽了,把发芽的地方剜掉继续吃,新鲜的菜没下来,那几个月最是难熬。大家会问,为啥不多留点呢,是啊,为啥不多留点呢,因为你得上交一部分,卖了一部分换钱买种子化肥(不然第二年不能循环。。。),剩下一部分自己吃,哪部分少了都难受呀。
有一年,我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夏天连续下雨,家里揭不开锅,我妈拉不下脸,让我拿陶瓷盆去别人家借苞米茬子,红着脸去,红着脸回。
且不说粮食,就说电,经常停电不说,电价还贵,记得是 1 块钱 1°,成城里才几毛钱。30 年前的一块钱什么概念,当时小鲫鱼三斤一块钱。
家家户户都养猪,年底杀猪吃肉大概 3 个月,猪肉放在房子外面,直接泼水成冰,吃的时候拿镐刨开。小时候特别盼着过年,过了年能吃猪肉,能放个 100 响的鞭炮和几个二踢脚。后来搬到城里,看别人放花那个震撼,感叹城里人真有钱,鞭炮随便放不心疼。
我没想到的是: 减免农税没赶上,安排工作没赶上,就业分房没赶上,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全赶上了。教育改革赶上两次: 扩招和资本化。真日了狗了。
农民,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但国家这些年的变化也看在眼里,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更高。对他们好一些也是应该的。
当时的农业税占总税收比例很低了,我家所在的安徽省最早取消了农业税,省政府把取消农业税的提案提交的两会!当时我才十几岁,认为不太可能会取消。没想到居然批准了,最先在安徽省试点,试点后第二年全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对当时的农业影响很大,很多外出打工的人回来种地。后来又有了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粮食最低收购保护价政策!提升了农民种地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发展,提高了农民收入。缓解了社会矛盾,胡总书记更加得到了农民拥护!
农民进城打工了,土地抛荒越来越严重,粮食产量都下降了,99 00 01 02 03 连续五年粮食产量下降,取消农业税不是什么远见目光,是不得不如此
再收的话就真的没人种地了。
额,单纯的说就是不够本。这点钱不够折腾的,还惹不少麻烦,推荐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讲的是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的事
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江西丰城事件
不征收农业税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国家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 不差农业税这点钱了。财政这个大池子有了新的稳定税源了,才敢放弃老的税源。
初步统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239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8%。
全年农业增加值 5808 亿元,比上年增长 3.7%,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4.2%。[1]
在 1992 年,农业总产值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 24.2%。
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116694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9.1%,加快 1.1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7247 亿元,增长 2.5%,减慢 0.4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 61778 亿元,增长 12.5%,加快 2.7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37669 亿元,增长 6.7%,减慢 0.8 个百分点。在第三产业中,金融保险业增长 6.9%,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增长 6.6%,房地产业增长 5.3%。[2]
2003 年,农业产值占比 14.7%。
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136515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9.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0744 亿元,增长 6.3%;第二产业增加值 72387 亿元,增长 11.1%;第三产业增加值 43384 亿元,增长 8.3%。第一、第三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9.2% 和 29.0%,分别比上年提高 5.2 个百分点和 2.8 个百分点。[3]
在 2004 年,农业总产值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 15.2%。
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182321 亿元,比上年增长 9.9%(见图 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2718 亿元,增长 5.2%;第二产业增加值 86208 亿元,增长 11.4%;第三产业增加值 73395 亿元,增长 9.6%。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12.4%、47.3% 和 40.3%。[4]
2005 年,第一产业占比 12.4%。
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20940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4700 亿元,增长 5.0%;第二产业增加值 102004 亿元,增长 12.5%;第三产业增加值 82703 亿元,增长 10.3%。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11.8%、48.7% 和 39.5%。[5]
2006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11.8%
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300670 亿元,比上年增长 9.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34000 亿元,增长 5.5%;第二产业增加值 146183 亿元,增长 9.3%;第三产业增加值 120487 亿元,增长 9.5%。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1.3%,比上年上升 0.2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48.6%,上升 0.1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40.1%,下降 0.3 个百分点。[6]
在 2008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 11.3%。
而这个数字在 2016~2020 年是 8.1~7.0%。
2004 至 2005 年,农业产值在增幅 5% 的情况下,占 gdp 比重仍然下降了 3 个百分点,现在回头来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了。
终于可以放心的让新中国的工业挑起大梁了。
听我的一个朋友说:“可能是为了凑整。公元前 594 初税亩到 2006 开始废除,恰好 2600 年。”(确 信)
都是些单方面胡吹!
根本原因:为工厂提供大量劳力!特别是建筑行业!
另个原因:社会稳定,70 后兄弟姐妹多,像我老家靠那点种田钱估计过年的衣服都穿不起!还不如鼓励你们走出去!
最后一个原因:特么有人种啊!
征收成本高只是表象,核心问题其实是:2006 年之前、乃至现在 2021 年的农业生产严重受人力劳动和土地面积制约,劳动生产率低。以及从征收环节来看,农业税收的其实是生产税,而非流通税或者经营税这个逻辑问题。其背后依据的逻辑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这种古老的观念;以及这种古老观念和社会契约论结合的产物:国家或者政府提供了边境安全、内部治安的公共服务,就需要从国内的所有 “受益人” 身上收取“人头税”。
农业劳动的劳动生产率低勿需多加说明,征收成本高过实际税收收入、以及农业税占全部各种税收的比例占比不断降低就是明证。按现在的大盘估算,人均可以用于农业的土地是有限的,人口少点的省份人均一亩出头,人口大省可能连一亩都不到;普通家庭的人口规模无论是按一家三口计算,还是平均 5 口计算,总归平均到不了 10 亩地;种粮按水肥条件良好计算净收 1000 斤 / 亩计算,一年的收入上限也就万把块钱。够正常的一家人开销吗?如果过了义务教育阶段,够孩子上学吗?积攒若干年,够盖房子给全家住吗?很显然都不行,但中国又是个人口大国,不可能主粮大部分依赖进口,怎么办?
我小时候在农村住到 9 岁,很多东西也不懂。但也有很多印象就是,当时的农村经济按现在观点看肯定是非常不活跃的,大部分人立足于自给自足式的生活方式。我家所在地方是比较好的平原地区,吃饱饭、吃白面馒头都没有问题;农村最大的问题是 “活钱少”,也就是农村的产出可以当作商品卖出去换钱的东西太少!即便有些特色产品如果不改造成所谓的 “专业户”,其季节性的收益通常也只能是贴补家用无法当作主要收入,但是盐、油、电、农具和化肥等各种东西都需要花钱买,本身就导致了农村整体上资金外流,农村生活是整体的攒不下钱,难以依靠勤劳吃苦等传统美德获得比城市更快的发展速度。当然,整体上当时全体社会消费水平都低,少量农户如果真的改造成 “专业户”,一家年收入 “万元户”,其实是比城市里富裕的;但这样的家庭是极少数。
然后再说第二个特别的点:生产税和人头税的问题,现在用电方便且功率基本上管够,高性能的新工具也层出不穷,如果个人打造一个自己用来休闲娱乐的前三轮半躺式自行车(人力,非电动),在购买原材料和工具的过程中已经交了这些东西的税;自己的设计、动手能力和时间转化出的产品自己用,需要交税吗?或者自己会木匠手艺给自己家打造家具、自己会厨艺给自己家做一些正经的大餐大菜自家吃、甚至购买一些本来就是 DIY 的东西(无论实用或者娱乐用途),后期的工作量和增值部分需要交税吗?这个就是生产税和经营税的最大区别。也就是说,非经营性生产活动;或者经营性生产活动,在未销售进行流通的时候,不需要交税,否则就很容易变成重复交税。而且,通常情况下,这个所谓的不销售不交税并不会导致国家税收变少难以为继。比如几十人到几百人的公司的自建食堂,其餐饮部分不参与对外经营只是内部消费,就应该不交税;当然,具体操作模式又有很多种,很多环节其实又是需要交税的,比如雇佣厨师发工资有个人所得税。
关于美国农业发达的说法,其实已经延续了快 30 年热议了。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美国农业发达并不是美国农民更加勤奋聪明、或者美国水肥光照条件明显比同纬度其他国家高一等、或者美国的良种育种技术与众不同。最大的优势一是在于高度机械化,二是美国很早就开始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到了 2000 年左右,其实美国的工业技术也逐渐变得创新乏力,美国新的趋势是通过第三产业反哺工业,来保持工业的利润率以及通过合理利润间接保证对于业内人才的支持力度,来保持持续的领先能力和规模。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农业税早就该取消了,2006 年取消算是一个比较晚的时间节点。其他答主也说了,在国家正式统一取消之前,有些地区已经先按取消执行,或者不把收缴农业税、交税光荣、逃税等当作要紧事情。而且,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之后,农业特产税还是保留的。类似于计划生育 “一孩制” 的延续,总是拖拖拉拉,这个是政策的滞后性本身具备的属性。
从国家角度看,税收作为对于个人和细分行业的收入调节工具,以及产业政策的鼓励或者不鼓励的直接措施,是非常有力的。
BTW,通过对于税收工具属性的了解,中国要继续发展生产力,突破所谓的 “中等收入陷阱”,适当的补贴或者鼓励“先进制造业” 其实也很有必要。现在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之后,企业所得税实行税率从 25% 降低到 15% 就是明显的政策导向;疫情开始后,对于小微企业年收入小于 150 万、季度收入小于 45 万的进行降税;以及 VAT 从之前的 17% 降到 13%,都是积极的引导政策。
当然,美国的所谓服务业反哺工业,后来执行的情况也是虎头蛇尾,所以美国的民用工业基础在前 15~20 年还是不可阻挡的走向衰落。美国的军事工业因为资产把控力度集中,更容易影响产业政策反倒基本上没有衰落,只是发展速度变慢而已。同时,从收税方面比较中美差异,就会发现美国的房产税,其实也是变相的人头税。房产业涉及的工业技术,在全部工业技术门类里,其实技术水平根本算不上有多高,收税向这个方向倾斜是因为税基好:能收挺多、且征收成本低。国内类似的呼声是前 10 年范围内一直在学术界和媒体热议的 “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从国家税收收支的角度看,其实也是要多收“人头税” 的倾向。
但是,税收并非都是 “收入越多越好”,因为有些所谓的增收和社会保障的方向正好相反,收的多的同时,一定意味着支出同步增多;多收多支如果是从低收入群体收了更多,并不能提高社会运行效率和公平,只是多了一些 GDP 增量,以及和管理相关的机构、部门、从业人员而已。
我知道农业税是取消了,但是呢,农药化肥等各种农资的物价也是飞涨,农民的成本没有因为取消农业税而下降,反倒是上涨了很多……
既然都说税了,老农民交了一辈子农业税,特产税,集资等等等等…… 甚至交完自己吃不上饭,为什么老了就得自生自灭!?
农民伯伯变成农民兄弟,农民兄弟又变成了臭农民工……
农民自古一言难尽…
农民没有自己的代表……
我看到有人说分地到户单干的时候就能吃饱了,我就忍不住了。你说的是江浙沪和二线城市周边,不是大部分农村,不具代表性!那会农村的问题是不仅仅是吃饱,有乱摊乱排,有腐败,有村霸土皇帝,为啥免了农业税之后村里选举改革了,中间很多问题。大姓欺负小姓能把人逼死。早些年农村人没有生活这一说,都是活着。
我 90 后,豫北地区,人均不到一亩地,小时候吃杂面馍,好的时候四分黄面,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六分黄面。那会村里交公粮,提留粮交不交不记得了,每年冬天挖河一户一个壮劳力,干的牛马活吃的白菜汤,一去好几天。到了夏天得去大堤上干活,修整大堤,栽树,大雨天抢险扛沙袋。学费除了村干部的孩子,一个村里没几家能按时交齐,都是一点一点给,交一点给一本书,最后几个交不上的都撵回家了,交齐了才能上课。种地养不活,我爸那会去纸厂挑麦秸,很大一个池子里面全是石灰水泡的麦秸,得有好几吨,乡镇纸厂没有机械,只能拿叉挑出去。一般人一天挑一个就累的不行了,我爸穿个靴子水池子干一天能挑俩,俩池子六十块钱。99 年我爸去陕北油田打捞队干活,刚去的时候工资八百,后来涨到一千二跑遍陕甘宁的油区,中间有两次差点把命扔那。03 年我妈死活不让我爸干了,回到家在我家附近找个厂上班,一个月工资四百块钱,06 年涨到一千。中间我妈在家开代销点,做熟食给井队送(中原油田钻井队)。那时候吃饭早上咸菜、糊涂,炒点豆什,中午自己院里摘点菜炒个菜,晚上和早上差不多。很少吃肉,偶尔炒俩鸡蛋一家人吃。05 年以前不怎么买衣服,都是扯几尺布自己做。每年夏天交公粮,几家人找个拖拉机给自己家的袋子做好记号,拉着粮食一块去粮所,拿个签子给袋子插个洞,带出点麦粒放嘴里嚼几口给你定级,没有一级粮,都是二级三级,标准全靠他的一张嘴,地上撒出来的还不能捡。最好的粮食交上去,剩下才是自家的口粮,遇到病虫害和自然灾害减产一家人就得勒紧裤腰带生活。公粮虽然不是死数,但每年都差不多,一家几口人交多少都是有数的,除非洪水绝产,不然定多少你得交多少,。我家还算好的,有的一年都不吃青菜,常年红薯干,熬着当饭,炒着当菜。现在大人教小孩都是有困难找警察叔叔,我们小时候大人吓唬小孩都说,保卫科的来了,公安来了。村里死气沉沉,出去打工的干一年活要不来工资,十四五岁的孩子初中没读完就去打工了,电子厂很少,女孩个别的去服装厂还有去干服务员的。男孩基本都去建筑工地上了,这些活都是虚报年龄才能干的,实话实说没人敢收。男孩干几年攒点钱,家里人拿出老底,可能还得再借点钱操持着婚结了。第二年生个孩子,俩十六七岁的大孩子带着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子,三个孩子鸡飞狗跳的在一起生活。饿不死,吃不饱,看不见希望,这就是 10 年以前豫北农村的样子,也可能是中部地区大部分农村的样子。
朝三暮四的把戏罢了
1. 通过化肥,农业机械涨价调控,变相的收,转移矛盾。
2。成功规避了七亿农民的养老问题,不收农业税就不用管农民的养老,每年失去了 300 亿,但是却省了上万亿,拿去买茅台岂不是美滋滋
农业税,是一个中国历史王朝时期的一个临时的产物。自从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均田制和租调庸崩溃,改用夏秋征收两次农业税的两税法,延续上千年。中间又有明朝的一条鞭法,不收农产品,必须用银子上缴,而且还有平库银火耗银子什么。等到了清朝又有摊丁入亩。
明朝有两本东西,一个是黄册,主要侧重管人口统计的。另一个是鱼鳞册,侧重管土地登记物权产权的,那块地是谁家的。等到了明朝一条鞭法,不从人口征税(英国一度征收人口税,甚至还征收窗户税,跟唐德宗的间架税似的)
古代的农民义务,从先秦到明清民国,并不是只要交钱,或者只要给国家交钱,还要给国家服役当兵,或者农村修桥补路捐款平摊。要么按人口摊派,要么按产权摊派。
共和国也有工农业剪刀差,有农民投票只算八分之一的时期。还要缴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改革开放以来,这个产权,联产承包,比如山林山头这块归林业部。还要农村会分宅基地、自留地,然后你可以承包公田。实际上农村并不全都是农民,还要匠人、赤脚医生等别的职业。土地也不都是私有产权的。很复杂也很混乱,实际上有租种集体的土地,有自己分的可以传给子孙的自留地,还有死了之后需要还给集体重新再分配的宅基地。至少有三种土地,也不连城一块。租种的可能每几年或者多久重新承包,自留地很小,分给你就给你了。房价那么贵,宅基地就很微妙了。
尤其是宅基地这块,这是农村房子不值钱的根源,2006 年之前,这块地不归你。你死了,房子就要像日本或美国那种,如果新主人觉得没有价值就要扒倒重改,也不给什么赔偿。因为没有产权,连小产权都不算。土地是国家的,上面房子建构物是你的,但是并不值钱。城里房子之前是地皮贵。
但是历朝历代,为什么旧的税收制度,土地分配制度崩溃呢。
因为你看,村集体的土地是有限的。农村的村里宅基地不够分了啊,还要限制女性不给分,户口迁走的不能分之类。理论上本来需要还回去的宅基地,老人死了,人家子女就直接住进去了,不会再还回去了,靠本事占的凭什么还要还。这个土地你怎么征收回村集体再重新流转发放给其他壮丁成年男子娶媳妇用?人家住的好好盖的房子,老汉死了,你怎么去征收?一传十,十传百,宅基地就成了既成事实。道德的力量不足以支撑需要高昂执法成本去完成的规矩。说白了,村官和法院怎么判是一回事,你家没几个壮丁,没有势力能拿回应属于你的东西吗?
2006 年只不过是对继承事实的修补和承认(小岗村以来传统)。过去占的,分过的什么村集体的土地,现在就归现在的所有人了,可以继承,只要你的孩子不把户口迁到城里去,你的这种村集体土地就可以传给你的子孙儿女。但是未来也没有什么新的宅基地去分了,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
不过也是工农业剪刀差完成了历史使命。农村早就在九十年代和千禧年、08 年之后进城打工了。过去国家不断减免让利,下乡啥的。可以看温铁军的《十次危机》。凡是工业产能过剩和城市经济困难,共和国都是靠农村和农民的基本盘在撑住的。所以自从三农成为一号文件,需要不断让利,让这部分人要么城市化,要么可以承受冲击、吸收失业人口返乡,要么变相拥有自己的土地让没有城市化的农村老年人靠这点土地产权来养老。
其实是工业发达了,城里的税收高了。就需要向农村扶贫来让农村也有消费力。
和进城打工相比,就算风餐露宿,农业种地本来就不挣钱。现在农副产品、经济作物等,更是沦为大宗商品交易期货商人炒作的题材。再不减免,农村就会大面积破产,谁也不愿意带上农民的帽子、守着不挣钱的负资产、每年夏秋两季还要交税。现在中国年轻人大面积的不愿意生孩子、晚婚晚育也是同样类似的经济考虑,这是负资产。种地不仅不挣钱,风险大,还经常赔钱。就像生孩子不仅不挣钱,压力大睡不好,还是吞金兽。
从经济模型上来设想,这就像是修建高速公路,收够了成本,将来也是要免费通行的对吧。农业本来就是为共和国资本原始积累服务的,现在中国经济到 2000 年入世之后高速增长,2006 年的时候中国经济也相当还可以,国家财政手头宽裕些。就像这两年的税改起征点提升到 5000 元,都是有好处的。
本人 80 后的尾巴。
惭愧,出身农村,居然现在才知道,免除农业税原来是 06 年的事。
不过也不奇怪,2001 年小学毕业以后我基本都是住校,很少参与农村生活,而且我上初中后父母就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去城里打工,所以之后的情况确实不大了解。我说说记忆里小学时的情况。我小学时,家里种地三亩多,基本是玉米大豆之类。收获主要有以下分配:一是自己吃;二是换粮食(比如用玉米买白面);三是交公粮。还有吗?或许第二点,有些人家会选择卖钱,不过本质没有区别,卖的那点钱也是满足温饱。
交公粮听上去好像是很久远的事,就像发生在旧社会,但的的确确是在我小时候发生的。那时大队(我们一直管村支部叫大队)院里两个磅秤,专门称粮食用。大麻袋装满粮食,要两个男子抬着。一袋袋的粮食都是农民的汗水浇出来的。大队不会上门去收粮食,而是要每家自己运过去,所以家里的小推车、毛驴就派上了用场。我爷爷在村里辈分特别大,所以我从来都没有从别人口中听过他的名字,我知道我爷爷的名字,就是有一次他在交公粮时自己说出来的。
我小时候感觉交公粮挺有意思的,一群人扛着、抬着、用毛驴拉着、用小推车推着大袋的粮食去大队院里,热热闹闹。但懂事之后就不觉得有意思了。交完公粮,家底又掉一层,穷啊。
我小学时,学校要收教育附加费,44 元。有一次,老师说,谁没交教育附加费谁就不用上学了,我问我妈要,我妈真的是翻箱倒柜也凑不出我和我弟弟的 88 块钱。我怕上不了学,气的把炕沿(土炕最外边用来固定的木头边沿)踹晃动了,下边的水泥掉了一大块,后来修补也没补好,现在我回老家看到炕下那块被我破坏的地方,还会感慨。这是 2000 年的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一年我一个表姐的女儿,也就是我外甥女出生,我妈去下奶(孩子满月时去看望)时送了十斤面粉,我误以为她还送去了一箱方便面,还气的质问她为什么不留钱交教育附加费。还有一次可乐的事,大概是在我小学 4 年级,我们班里十几个小伙伴罢课了,理由是老师催交教育附加费,大家都没钱,干脆罢课。
我家并不是在村里最穷的,起码还住着瓦房,看着 14 寸的黑白电视。村里有的孩子,比我家还穷。现在可能在不少人看来,农业税才几块钱,至于那么买惨吗?这是何不食肉糜。农业税,可以说是压在农民身上的重负,让人难以起身。
我不知道为什么 2006 年才免除农业税,我只知道,在我老家的村子,即便完全免除了农业税,农民一分钱都不用交了,现在农村也没有壮劳力种地了,不是很少有,是一个也没有。种地的全是老人。现在还种地,可能会比我小时候更惨。
农业是立国之本,不该这样。
唉!
从封建社会开始几千年来,农业一直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而现代社会,工商业取代农业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国家不再需要从农业收取大量税收来支持国家运行和工商体系建设,农业是国家的基石,要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农民这个群体富裕起来。
免除农业税是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拉动内需,加快城市工业化的步伐。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我老爹说老社员们穷啊,老农民们都活不下去,我妈说,两头猪还没养一点大,就要拿去卖。既要交税,又要交公粮,还要集资建学校,基层干部整天胡吃海喝,没钱了就卖公家的东西,公家的东西卖完了就找老农民们收钱……
曾经我对我妈说。妈,我挺怀念八九十年代的,我好喜欢那个时代风貌。我妈来一句 “有什么好怀念的,吃不上喝不上的年代”。
我只看到了城市人口光鲜亮丽的生活。
农业反哺工业,才有了工人阶级们怀念的国企工厂大院生活,才有了中国工人当时体面的生活。似乎有人被遗忘了。
可怜的中国农民
工人阶级有《钢的琴》,大院子弟有《阳光灿烂的日子》,那农民有什么,好像没人替农民发声。
那就叫《绑在历史车轮上的人》吧,逆来顺受一辈子,为谁辛苦为谁甜。
记得之前读小说,唐砖,这个小说咋样不评价,单说里面一件事情,男主实现了农无税
我爸是基层工作者,所以我就问他,咱们是不是也实现农无税了?
我爸说是的,2006 年全国范围取消农业税,农民种地所得全归自己了
那时候我还觉得挺骄傲的,真的非常骄傲,包括去年至今,国外丑态百出,一个个公知原形毕露,这是我们最自信最骄傲的时候
但是看了这个问题下的很多答案,我觉得我骄傲不起来了,我开始质疑一些东西
说不清到底是对是错,只是某些事可能不会那么坚定了
没在农村待过一年以上的永远不知道农村有多苦,看电视相信,那你智商负 250。
李总理都说了,至今 6 亿人月收入不足 1000 元!!!划重点。
30 年前粮食啥价钱,现在还是啥价钱!!!让你城里户口的还挣 30 年前的月工资一个月 80 块钱试试
每个地方情况都不一样,具体还是以当地实际情况为准。
以下内容节选自温铁军《八次危机》:
1960 年 第一次城市资本危机代价向 “三农” 转嫁。
本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先民族资本、后国家资本的两种原始积累代价造成的第一次危机大爆发——各级地方政府加快工业化形成财政巨额赤字的累积,反过来导致投资拉动型的、集中于大城市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难以为继。于是中央政府发起第一次城市失业青年 “上山下乡” 运动,靠农村的集体化承载了 1000 万以上的城市过剩劳动人口。
政府开始对苏联还账,虽然同期连续灾荒造成农产品短缺,但仍然主要用农产品还债。
1968 年 中国第二次赤字型经济危机爆发,代价仍向 “三农转嫁。
偿还外资转化的国家债务,以及三线投资和军事战备,都属于财政长期高投入,因而不可能对应民间消费需求发展生产,遂导致累积赤字危机第二次发生。于是,向农村转嫁上千万过剩城市劳动力的第二次 “上山下乡” 运动开始,城市危机再次 “软着陆”。
1974 年 中国第三次财政赤字危机爆发,代价仍向 “三农” 转嫁。
中国加大西方设备引进力度和国内配套投资都造成财政赤字增加,很快突破百亿大关,中央不得不治理整顿。同年启动最后一次 “上山下乡”,向农村集体化输送了约 1000 万过剩劳动力。
1978 年,中国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上山下乡转为知青回城。
1980 年 农村集体化趋于解体,第一次城市 “硬着陆” 触发的大调整被称为 “改革”。
乡土中国 30 年向国家工业化贡献了过多剩余,加之中央财政的赤字压力迫使政府减少财政支出投入也意味着 “政府退出” 最不经济的农业。于是,“财政甩包袱” 式的改革从农业起步。并且,恰因集体化解体才使这次城市资本经济 30 年来最严重的危机没有顺畅地向农村转嫁制度成本。农民终于得以 “休养生息”。
1988 年 中国第五次危机:物价闯关失败,诱发抢购挤兑和高通胀。
1990 年 中国城市资本危机代价转移,影响农村。
中国经济在滞账危机爆发后处于萧条阶段。农产品和乡镇企业产品全面滞销,使农民现金收入从此连续 3 年增速下降。但 1984 年财政甩包袱时期设立的县以下 “预算软约束”的农村上层建筑却呈现 “开支刚性”,导致农民必须以现金支付的负担加重,农民群众中广泛流传一句话:“头税轻,二税重,收费是个无底洞。” 已经显著缩小的城乡收入差别再次拉大。
1993 年 中国第六次危机:三大赤字同步爆发。
中央政府虽然强调了宏观调控,但货币化和三大 “投机性吸金市场”所推动的经济高涨难以逆转,随之而来的是财政、外汇、金融三大领域均发生严重赤字,国家综合性负债超过 GDP 的一倍以上。通货膨胀拉动粮价高攀,中央要求省长 “米袋子”,市长“菜篮子” 的地方补贴制度。四川仁寿县谢安乡农民张德安率群众抵制该县修公路摊派过重,这是改革以来农村第一起群体性事件。
1996 年 中国财政总收入 / GDP 下降到历史最低,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 “被产业化”。
中央政府遏制通胀的宏观调控措施显著加强。投资和内需双下降,经济对外依存度急升。同期,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负债都大幅度增加,基层干部向农民转嫁代价导致农村税费负担加重。城乡社会群体性事件迅速增加。
1997 年 中国第七次危机。主要特征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发生 “输入型通缩”。
政府总理刚宣布宏观经济实现 “软着陆〞就遭遇东南亚金融危机。这是中国第一次遭遇外部输入型危机。随之进入连续 4 年的通货紧缩。由于粮食产量突破 1 万亿斤的大丰收连带价格下降,加上大部分乡镇企业在完成私有化改制后普遍体现 “资本增密排斥劳动” 的规律,致使农民收入从此连续 4 年增速下降。
2003 年 中国提出 “三农问题重中之重”。
2004 年 中国提出 “和谐社会”。提出取消农业税。
2005 年 中国提出新农村建设国家战略。
2006 年 股市大跌销蚀 7000 亿社会投资。
国家十一五计划 8 个重大战略正式启动,其中以国债为主的 “三农” 投资大幅度增加。农村完成取消农业税的改革,基层累积公共负债问题暴露出来。重庆大旱凸显 “水利私有化”弊端。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
2009 年中国发生第八次危机。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中国政府 4 万亿巨资救市。
中国沿海数万企业因全球危机打击而倒闭,致 2500 万打工者失业。中国接受 10 年前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化危为机 “,借力调整经济增长结构:继续加大中西部和农村的基本建设投资,使失业农民工返乡得到创业和就业机会;把用于刺激出口的退税补贴中的 13% 转用做补贴农民,以扩大内需。
2010 年全球经济危机为西方现代化的综合性危机。中国保持高增长。
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中国外汇储备超过 3 万亿美元,成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国内为 “对冲” 增发货币成为通胀基础。依赖于稳定的中国对美债投资,美国遂行 “量化宽松” 对外转嫁代价,导致全球能源、粮食价格持续上涨。食品进口依存度过高的国家遭遇输入性通胀危机,演化为国外势力支持的社会、民族(部落)等不同背景的街头政治。
未完待续。
暂别。希望看到这个问题的同志能亲自去收集一些资料,我国目前的问题很严重,敢说真话愿说真话的人太少了。
愿还能再见。
简单说,就是收税成本远大于收税收益,取消农业税已经成为必然选择。
但农业税有起到维持乡镇、乡村行政开支的任务,所以解决农业税的核心不是是否征收农业税,而是用何种方式替代农业税,维持乡村基础组织的运转。
取消农业税的筹备工作是由朱镕基总理完成,在温家宝总理任期内得以彻底实现。
农业税的焦点不是头税(上缴国家部分),而是 “三提五统”。 也就是说乡镇、乡村的开支基本都由农民负担,而且征收税额不固定,乃至部分区域到了随机征收税款,收 “三提五统”,乡镇都要派驻工作组入村,再由村干部上门征收,村干部苦不堪言,农民也怨声载道,激化了乡村矛盾。
2000 年左右,农业税每年收税大约 1000 亿(上缴部分约 200-300 亿),但是为了维持基层税收机构却需要花费 2000 亿。从总量上计算,2004 年农业税占全国总体税收的比例不足 1%;从成本上核算,农业税已经是严重亏损。
其实,1998 年时,朱镕基已经开始酝酿农业税改革,但彼时国企下滑,国家财政困难,难以覆盖乡村行政经费,取消农业税面临较大的阻力。朱镕基总理在短短的几年间内先后进行解决了 “国企改革”、“房企改革”、“高等教育扩招”、亚洲金融危机等问题,随后准备着手彻底解决 “农业税问题”。
2000 年,朱总理借用李昌平上书事件,将 “农业税” 问题引入大众视野。随后经济发达地区试点取消农业税,并快速推广至全国,004 年就开始大范围减免农业税,2005 年基本取消,2006 年彻底取消农业税。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中国工业化与世界接轨,城市企业问题基本得以解决。随后,开始对农村问题进行改革,农业税不仅仅是农业税,核心是庞大的乡镇干部的运营经费的问题。
2002 年,朱镕基总理推动颁布《关于做好 2002 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通知》,这意味着基本已经从制度上奠定取消农业税的主要工作,全面取消农业税只是时间流程问题。
而朱镕基在离任前,已经对全面取消农业税抱有必定信心。他当时担忧的是另外两个问题:“农村就业问题,即农民工出路”,“房地产弊端,即防止防止房地产过热”。
而这两项问题,一直要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是重点关注的问题。
取消农业税以来,农村基层组织逐渐弱化,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看这本书大致就会明白
这本书和《中县干部》合起来
就是四线一下的社会现实。
苦是农人苦
福是衙门福
他们差不多是这世界最能吃苦的一群人,但是兔子急了还会咬人。
为什么免除农业税
因为
1、工业起来了
2、农业税越来越鸡肋,收不了多少钱,征税成本越来越高
3、人的忍耐是有极限的
现在农民的负担就很轻松吗(农民工、工厂、基层服务业等)。
现在农民的孩子们过得很惬意吗(农民工、工厂、基层服务业、996、房贷、彩礼等)。
现在农民的孙子外孙们过得很快乐吗(农民工、工厂、基层服务业、996、房贷、彩礼、被鸡娃等)。
谁能逃得过?
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工农联盟。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人民的拥护比钱重要。
困难像弹簧,看你强不强。
你强他就弱,你弱它就强。
先给最后结论【人口红利的变现使得统治摆脱对农业税的依赖】
农业税是统治者对农民财富的汲取,
但是会有一个矛盾在于汲取越重反抗越重,
这就是题主所说的收税成本原因,
也是历朝历代常见的情况。
但是考虑的原因不在于民心,
免农业税得民心,收农业税失民心,
这么简单的道理谁都可以明白,
这是意愿却不是能力。
在免除农业税之前,无论这个时间点是 06 年还是 03 年,
都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也卡在了美国发动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之后。
加入世贸令中国深入参与世界经济循环,资源加速商品化进程,
衬衫换飞机往往被作为落后的例子,但是实质对于中国却是进步,
可以通过将积累的劳动力变现补充财政资源,而且不是侨汇是本地的工厂,
这个财富的控制力也相当出色。
取消农业税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城市化进程的果实,
彰显着中国统治基础、统治形式的变化,可以通过对于劳动力资源的控制在国际市场上换取维持统治的财政资源。
美国陷入两场战争也提供了较为友好的合作环境,令中国的换轨成为可能。
农业税不仅仅废止的是事件,也是打倒依附其体系的人,是改革开放的彰显。
有必要改变,现在又有能力改变,03-06 的时间点正是资源成功变现后调整统治模式的成功。
知道冒烟税不?你家冒烟就收税。这种奇葩的税都收的,还是人均耕地面积很高的吉林。更不要说河南山东这些人均耕地极少的地方,农民那真是穷啊,变着法子搜刮农民啊。
不取消农业税,农民真的很苦的。
不取消农业税,小康社会这个承诺根本不可能的。
90 年代,集资修路,做义务工修路,集资建学校,一个叔叔家婶婶那时候不能生小孩,抱养了一个妹妹,然后变成了超生,没钱交罚款,家里的耕牛被计生的人牵走了,杀人诛心也不过如此吧。
90 年代,我爸爸没地方打工,我舅舅给我家几棵木头,做木工器具卖,被林管站上门罚款,家里没钱交,把工具收走,后来家里卖粮食托人送礼,才把这事了结。
现在生活好了点,是从苦日子过来的,忘记就是背叛。
离我们不到 20 年。
开个玩笑,免除之前,比大部分封建王朝收的都多。
改革开放后农业税地位的下降与终结
(一)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末的农业税
1978 年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取得很大成功,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大幅度增加,为农业税税基的扩大提供了可能。1983 年,我国扩大了农业税的征收范围。然而,虽然农业税的税收收入在逐年上升,但其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却是逐年减少的,农业税的地位呈下降趋势。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农民税费负担都处在较高水平,一是因为受市场因素影响,农民收入增长滞缓甚至出现负增长;二是因为地方政府机构冗杂,所需机构运行费用也多来自农民,农村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的现象普遍存在,由此导致农民负担过重。从 1990 年起,国家就对减轻农民税费负担问题十分重视,针对农村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等现象出台了相关政策进行治理,以确定农民合理的税费负担,但总的实施效果还不是很理想。
(二)2000 年农业税费改革到终结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农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农业税为国家建设及经济运行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但由于农业是社会效益高的弱质产业,农民要生产粮食维持国家所需,还要再缴税,如若再加上各种摊派和收费,负担着实不轻。为此,以安徽省为试点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拉开序幕。此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有:调整农业税政策,完善农业特产税的征管办法,规定农业附加税的征收比例最高不能超过正税的 20%。因试点的税费改革效果很好,农民的税费负担下降,农业税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随着农业税收入在我国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减少农业税收入对国家的财力影响有限,为了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2004 年 3 月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在五年内取消农业税。2005 年温家宝总理承诺次年全面取消农业税。2006 年 1 月 1 日我国正式废除《条例》,至此,农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农业税发展演变对我国税制改革的启示
(一)税制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视民生民情
综观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农业税的演变历史,改革的初衷均是减轻农民负担,但是改革一段时间后农民负担便会反弹,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农业税的征收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利益,而没有考虑农民的利益。当统治者有加税需求时,农民的税收负担也就随之上升。也正是因为如此,封建制度最终走向灭亡。相比之下,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及解放战争的胜利,彻底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制度,改土地归农民所有,同时将农业税的税收收入用之于民。从农业税的演变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任何税制改革都要立足于人民,不能损害人民的利益。我国当前正处于深化税制改革的关键期,所要面临的困难和阻碍很多,因此政策制定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视民生民情。
(二)合理设置税制的同时注重规范政府性收费
我国古代农业税改革如 “两税法” 将田、户、口和杂税并为两税以资产为对象征收;“一条鞭法”将赋役合并一起,按亩征收,以银缴纳;摊丁入亩将丁银总额摊入田亩对田地征税。这些改革都在制度上简化了征缴手续,旨在减轻赋税。只是后期在统治者有更多的税收需求时,便会衍生出各种名目的杂税或附加税,导致农民负担比改革前更重。进入近现代社会,国家的大部分税收要偿还外债,因此会在农民缴纳农业税之外,以其他名义向农民征税,加重农民负担。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税得到统一,税制不断调整,农业税带给农民的负担已经趋于合理,但各种名目的杂税和杂费却使得农民税费负担过重。因此,在当今的税制改革中,合理的税制设计固然十分重要,因合理的税制可以起到调节税负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要规范政府性收费,充分考虑收费的合理性,做到税费负担公平合理。
(三)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助推税制改革顺利推进
我国取消农业税的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为了确保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不会反弹,在取消农业税的同时,我国推进了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减轻农民在教育费用上的过重负担;推进了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推进了合作医疗和社会保险及增加对农村的补贴;等等。税制改革关系着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一个新政策的实施必然会涉及多方利益,这就需要在政策制定时根据现实情况,充分考虑各方的利益,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做到整体把握。同时,也需要加强稽征及掌握所得来源情况,助推税制改革顺利推进。
**主要意义可以参考税务研究的文章:**中国农业税的演变、终结与启示
农民没有养老金哈,可笑不!
当年的公粮可比上班交社保的残酷多了
这么说吧。
2010 年以前,基层干部在我父母眼中,基本和电视里的还乡团没什么区别,就是换了一层皮,继续盘剥农民
2010 年以后,社会风气慢慢变好了,种地有补贴了,虽然补贴金的信封金额和实际金额不一致,但最起码是有希望了。
出于我们半只脚踏进了现代文明。
未来的马车迟到了,染了脓,而过去的骑士却追得太急。
精神核弹对天启四骑士毫无意义,只有跑赢了拐角的死神,才有谈论马尔萨斯的资格。
我们可以在撞过大过滤器后,回首往昔曾经的头破血流,如履薄冰,不堪回首。
多少人付出了 “代价”?
多少发黄的旧照片触目惊心?
我们又要用什么方式,捍卫我们的现代生活?
而今,这些都可尽情发问,尽情痛骂。
然而,审视岁月的选择,并非从超市中长出。
半个世纪前,已经证明了,红高粱做成玛娜,也是不可能的。
那些跃门未成,被历史无情碾过的 “四小虎”,须臾前的埃塞俄比亚,他们的确拥有了正确的 Old Golden Age。
谁又知道缅甸人 “再这样下去连老挝都不如了” 的绝望背后,又是多少人在泥沼中挣扎?
选择遗忘和不遗忘的权利,何尝不是奢侈的幸福?
说句题外话,我们国家的制度在鼓励不守规矩的人。
我们小时候要交公、购粮,家里再难也按时足额交,结果到免交的时候,之前没交齐的人不用再交了,老实人吃大亏。
今年,社会抚养费取消,没交完的不用再交,老实人再次受伤。
至今没弄明白,为什么受伤的都是老实人?为什么钱欠着欠着就不用还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这边是一年两熟种两季稻,早稻是用来交公粮,都是直接在晒谷场收了就去交,交完基本没有了,留下一点得撑到晚稻出来;后来是得卖粮换钱交税。我爸爸妈妈当时对我说是早稻不好吃,就不多留给我吃了。一家四口一年全靠晚稻活着,每年到开春都不够,都是靠红薯之类的煮的粥撑过去的,我想吃饭,爸妈还说是应季,红薯粥甜。但是自从没有公粮,我家基本不吃红薯粥了,我爸才说以前吃太多红薯,闻到味都想吐。后来,过了好几年,那种厌恶感没有了,爸才偶尔吃一点。
现在谁愿意种田?
我 90 后,二胎,女孩,来这世上真的是历劫飞升。
因为提溜已经高到很多农民无法承受了,欠的钱好几年都还不上,还有雪球越滚越大的趋势。剪刀差都快把农村剪到没有生机了,这也是工业党童年和少年过得舒服的原因之一。
不过后面,提溜还是又强制要求补缴纳了,不要把他们想的那么好。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反之。
人类社会大多数情况下最大的问题是上层对下层的剥削压迫。这种剥削压迫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总是自动在各个方面使用各种方法起作用。
所以人类社会一定要有一些机制来控制人类这种本能,不然很快就会有人出来替天行道,即 “损有余而补不足”,通俗点说就是劫富济贫了。
对农民如何收税,收多少可以即满足上层统治者的需要,又不让农民起来造反,这是个很大的学问,简直可以说在古代是顶级学问,怕是没有之一。研究这个没研究好的都被推翻掉了。幸好在古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比较稳定,对农民的剥削主要通过租税来进行,附加盐、铁、劳役、高利贷等方式,这些搞起来比较容易些。
到了今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动很快,对底层民众的剥削方式和方法比古代丰富了无数倍,最重要的变化应该就是资本家参与了进来,成为剥削的主力。资本家可以很轻松通过种子、化肥、农药以及销售渠道完成对农民的所有剥削工作而且更厉害。古代正常年景,风调雨顺的时候农民是可以正常养活一家老小的,而今天,不进城打个工多接受点资本家的剥削怕是不行了,毕竟丰收的年头资本家都能轻松让你种田的收益是负值。
所以为什么要免除农业税?从好的一面来讲那是人民的政府为人民利益出发,做了一件千百年历代统治者都做不到的事情。从不好的一面来讲,再不免除农业税怕是不行了。
因为当时不但很难收上来, 农村也快进不去了~
很多答主都说了答案, 但还是太委婉太客套了, 我来说点我们当地当时的情况;
如果是农业税也就罢了,关键是当时当地各部门政府开始自立名目乱收费, 还有各种徭役;在经历了各种举报上访被安排以后 各村镇农民开始自己报团抵抗。 那时起, 一旦开始收税当天一定有流血事件,根本收不到而且还会进医院; 第二年让 jc 陪同,结果矛盾激化,连隔壁村子几百人把十几个 jc 一起关在村子里不准走, 逼得局长出去赔钱赎人
这事闹大以后其他村寨知道还可以这样立马有样学样全部报团组织, 但凡敢下来收税的立马集体轰走; 这事儿造成的负面影响就是村寨自治, 政府下达的各种政令到达村镇除非是送好处的否则根本执行不下去, 政府已经没有统治基础——你敢信村支书指着乡长鼻子叫他滚出去的情景? 据我的长辈回忆当时在村口上百人的面前直接叫人滚
新添:
当然,村长叫乡长滚的那是极端例子, 当时也就这一例; 更多的是不说话,不合作,不反抗,但也不会执行;
例如上面让村委会带头帮收税, 收不上来就下台, 然后两年多多少少是收上来了,结果底层干部的民心也没了, 毕竟别人村干部在村子里,家属被排挤,小孩被欺负,晚上被人打,被砸窗子的又不是城里的上等人; 玩了两年别人也不干了, 不合作不反抗不执行, 下台换人? 都一样,上台了照旧, 没人是傻子为了那么点工资和人玩命
80 年后,农村孩子。全年的收成交完公粮后只够吃半年。交公粮的时候被各种刁难。这里面可以写几万字的血泪史。有钱有关系的一遍就过。剩下的就不停的在那里翻、选、晒。80.90 年代,大米 6 毛钱一斤,人家一包烟就可以买几十斤大米。请允许我说一句粗话,× 你 mei。
合田一人的回答把丰城八一六事件的时间写错了,应为 2000 年。那么 1999 年 8 月 31 日的国务院紧急电视电话会议是否存在呢?反正我查不到可靠来源说存在。而且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既然 1999 年 8 月什么也没发生,为什么要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议呢?那么试点取消农业税是 2000 年从江西开始的吗?其实是 2000 年从安徽开始的。当然,所谓安徽的试点实际上是对农业税的调整,后于 2003 年全国铺开。而真正免征农业税是 2004 年从黑龙江和吉林开始的。[1]
总之:制造 1999 年丰城事件这一谣言的人将事件与取消农业税联系起来,实属无稽之谈。取消农业税不是因为农民兄弟的铁拳,也不是因为收税成本高于税收。取消农业税真正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了建设和谐社会、为了以工补农而作出的一项综合性的重大决策,企图从中捞什么稻草的人还是改悔罢。
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只能说感谢江西老表
多做点社会调查。
我二姑家,每年都得跟我父亲借钱买农药化肥,然后秋收后送一百斤大米还账。
什么时候开始不借钱的呢?我表姐初中毕业以后。
当农民辛苦一年,所得的收入还不足以支撑一家四口人一年的开销,再不改革,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这有句话叫牛过去看不到,虱子过去扯条腿。这句话形容那些鼠目寸光,大事大方面顾不到,可以忽略的小事那是面面俱到!我说两个当时的情形吧。
比如我们镇每三天有一集,就有很多人拿着农产品去卖,可能就是 10 来斤豆角,几十颗鸡蛋,一只鸡,几把青菜。但是请注意啊,这些都是要交税的,工商局的两男两女就拿着本子收,两元起价。农村人那时候穷人,就说卖了交,或者人家看上你的菜给点就不交税了,甚至就三四把韭菜,买完也不到 2 元啊。所以临时菜市场就又吼又骂的,好不热闹。至于收的税能不能给这四个人发够工资,大家一致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自繁小猪一直是很多家庭供孩子的收入来源,但是卖小猪要收税,4 元一头,也可以讲价的。如果小猪上一百,被收税还是没多大意见。但是有一年闹猪病,没有人来收猪仔,价格低到 10 元左右一头。于是在一个人 15 元出售两头猪仔后(他家猪不咋滴),一个畜牧站的小年轻追着要 8 元,然后那人回头就要打架,幸亏大伙拉住了!
那时间农民担子很重啊,打工要不上工资的很多。东南沿海不要年龄大的农民工。小学中学学杂费又多。我和我姐上初中,一个学期就要报名费接近 600,2000 年的 600,那时间,一大头牛都很难卖上 1000,有个 1500,都特么够结婚娶媳妇了。。。
交 nmb 公粮,村长儿子打交不起公粮的女人,老子亲眼看到的,我是 93 年的,公知是怎么流行起来的?我很认同一句话,公知是那个年代唯一的良知
出于社会稳定
1999 年江西丰城事件:活埋乡长
1999 年 8 月,江西丰城一位周姓农民,自费收集整理了当时中央和江西省委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广为散发,鼓动农民抵制不合法不合理的上缴,被乡政府带走送到 “学习班”,两天后非正常死亡。家属 50 多人到乡政府 “闹事”,被乡政府以蛮横的态度驱散。乡政府恶劣的行径激怒了淳朴的农民,总共四个乡镇数万农民开始自发的带着农具冲向该乡,包围并捣毁了乡政府。乡长和一名乡干部被从二楼扔下,愤怒的农民当场在乡政府刨了一个大坑将此二人活埋。乡派出所长和一名民警被当场打死,派出所长的尸体被吊在树上示众。乡党委书记乘乡中学一教师的摩托侥幸逃脱跑到县城。
出于什么考虑不知道,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但是我有一个发小,人家妈妈是我们村里面粮所,也就是粮站里面的人,到了收粮的时候,总有人递红包,人家一年级的时候,粮所还组织到海南旅游,捡了贝壳还送了我一个,要知道那可是零几年啊,那时候我连市里面都没去过几回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取消了估计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吧!
知道中国崩溃论怎么来的么?
房地产就是变相的农业税,都征到几十年后了,农民要进城房子是必不可少的。
房价再这么涨下去迟早也会出大事情的,虽然我有房,但也希望房价能降下去。
从那段日子一个个体的角度谈谈农业税。
我是 86 年出生的农村人,经历了农业税蹂躏农村的那段黑暗日子。
农民很苦,辛苦一年种的粮食,收成不好的时候得拿出三成乃至更多上交。念小学的我们也必须上交小麦给学校。我们上交学校的这部分是什么明目我现在也不知道。家里舍不得再从家里不多的存粮里再拿出这部分,我们只能暑假每天去地里捡遗留的麦穗。但是农民都宝贝自家粮食,丢的麦穗几乎没有。我们一般都是捡散落的麦粒。最后肯定是凑不齐的,从家里拿小麦的时刻一直是我的心理阴影。
变成单亲家庭以后,收入全靠我妈种地,农业税就成了我们家的阴影,每年收完粮食,就是我们有家不能回的时候。天天拿着干粮在外边躲着收公粮的村干部们。开始可以拖一拖,后来就没用了。村干部们直接把锁撬开把粮食拉走。我永远忘不了我妈哭着追着村干部骂的情形。当时觉得国家除了收公粮收费用时想到我们农民,别的时候就把我们农民丢一边不管不问,我当时不懂为什么要这么对农民。
现在,呵呵。
据统计:从 1949 年到 2005 年的 57 年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约 4200 亿元。中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发展和城市繁荣做出了巨大历史性贡献。这份功劳不应该被埋没和遗忘。
种田的农民都清楚,现在的农资几乎是一年一个价,特别是种子、化肥、农药简直贵的离谱。以前的杂交水稻 icon 种最贵的好品种卖 20—30 元 / 斤,现在在 90 至 100 元以上。化肥也是如此,50 公斤的复合肥 icon 以前 40、50 元一袋,现在基本上上百元。农药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说到农药更是来气。以前的农药都是 500 亳升一瓶的大瓶,价格在几元到 10 多元一瓶。现在的农药却都是 50 至 250 毫升不等的小瓶,小也罢,价格却是以前的几倍,农民有苦难言。
相信在未来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下,会为农民提高基础养老金水平,在以后农民的养老问题能够得到一定改善,让农民也能像城市里一样,可以老有所依。
高中政治老师,我很佩服很喜欢的政治老师,国家级示范高中备课长水平,高一嘛,上课爱吹牛,讲经济生活,谈到国家给学生减负,她说:
“国家最近一直在给学生减负,没有用,教材上的内容越删越少,考的东西却越出越歪(就是更爱考偏的和超纲的知识点),越出越难。减的作业和课堂都得在补习班补回来,我小孩学到晚上几点才能睡觉吧啦吧啦…… 所以国家为什么之前要免除农业税?农业税在免除之前一直在减,一直在改革,没有用,中国历史的经验就是农业税越减越多,越改革越复杂(此处好像举了个史实,我忘了,好像是王安石?),最后干脆直接免除,一了百了。所以要么不改,要么就全部删掉。”
农村二蛋来答一番吧。
因为我国已由原来的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
我国的农业模式以前学的是苏联,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了自己的特色,但似乎和苏联走了一样的路。
那就是要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就不得不让原本的农业遭受一些损失。也就是说从农业抽血,来贴补工业发展。
最直观的就是国家控制粮价,这就很有意思。农民辛苦一年还没有工人两个月的工资高。因为你粮食卖不上价钱,工人可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充足的粮食。当然这个工人是泛指……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傻子再傻也知道要吃饱。特别是一些小农受到的损害更大。
再有就是工业化的发展,大量的吸收了农村优质劳动力。也就是大量的农村青年进城务工。或者是工业园直接修在家门口。一方面工业用地,房地产用地在不断侵蚀耕地,另一方面是种地的人在减少且老龄化。这也就是农业发展更加的艰难。现在的 2021 年农村,以前种满粮食作物有许多闲置,大多的是种上果树,或者其他树。
不是农民变懒了,而是我们现有的制度对农民太……
在这样的制度下,还要缴农业税,我也只能呵呵了。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粮食安全,现在我国早就大量的进口粮食作物。虽然现在还没有爆发危机,就算有,可能也化解掉了。但我想如果中国的农业再这么继续下去,这样的危机迟早要来。
1999 年丰城事件伴随着的,是 97、98、99 连续三年粮食产量向下波动,并且成为中国 2000 年加入关贸总协定的重要国内因素之一,加入关贸总协定之后,中国一方面大量的依靠出口加工行业换取外汇,另外一方面通过从国际上进口粮食来弥补国内粮食产量缺口。
在这个循环建立起来之后,才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
现在城市里的小粉红是想象不到当年农村基层治理是什么样的乱象。就这么说吧,跟你电视剧里看到的民国乃至封建社会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那么为啥后来中央不收了呢,很简单,不合算了呗。农业税金额小,征收成本高,税收痛感强,是最不科学的税种。
其实 2001 年 1 月 春节讲话 就讲要争取五年内逐步减免农业税,现在有财力的省可以先试点起来。
补充一些吧。
中国作为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你要做外向型经济,就意味着,你用国内非常短缺的资源向外面出口,那出口的是什么呢?出口的是资源环境的租,本来应该向你的资源环境去做补偿性投入,却不仅不投入,反而把它剥夺了,把资源环境过度开发了,造成你国内环境严重的污染,然后你去出口,出口换得的是什么呢?换得的是你还得送回去的投资。
发展中国家要竞争,大家竞争着向西方出口,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当时(20 世纪初)仅中国一国向美国出口的衬衣,够每个美国人平均每年穿 12 件,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鞋,够每个美国人平均每年穿 7 双,那你换回来的是绿纸啊。你在国内竞争着向它出口这么多低附加值的产品,还得压低劳动力价格,于是乎在中国当时是什么呢?代工制。各种各样的劳务派遣公司大行其道,而真正跟企业长期签劳动合同,并且得到社会保障的这种劳工少之又少,那就意味着你欠了一大块社会租,因为劳动力需要你支付一份工资,另外再支付一份社保,干嘛呢?用于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他总要娶妻生子,总要受教育,总要养老,但这套东西基本不支付,于是乎你出口出的是什么?是社会租,或者叫做劳动者租,劳动力租。
这两个被称为租的东西非常要命,意味着这种外向型经济造成严重的国内负债,负的是环境债和社会债。当时就有很多人讨论了中国政府不行(现在也一样),为什么不行呢,你们的社会保障是个亏损账户。他们怎么算的呢,说你 13 亿人吧(现在近 15 亿),如果按照现在的国际通行标准(西方),你要给这些人建立完整意义的社会保护伞(福利)(social umbrella),你如果是要给他们都要用社会伞都给覆盖了,那对不起,你欠多少钱?有人算过没有?
也就是说中国的潜在负债,他们叫做动态负债,绝对不是现在公布的这个数,大大高于 GDP,别说西方负债对 GDP 的比例超过 100%,中国负债也是,甚至 200% 以上,现在中国动态负债世界最高。西方为什么唱衰中国,就是这个道理,你是高负债,因为你十五亿人其中大多数都没有基本的社会福利!
中国当时的出口呢,基本叫做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微笑曲线表明,出口的收益两端在外边,两头在外其实就是高收益都在外边(原材料和美元),你只能在下巴颏上,下巴颏往往贴近于零值,也就是你的出口其实是没有收益的。 那你出的是什么呢?对不起,国家拿财政给出口企业的 13% 的出口退税率,意味着你即使毛利润为零,也能有 13% 的收益。那外商为了压低你,明明知道你能拿 13%,所以跟你分这块补贴,你不仅是零利润出口,你还得亏损,让你亏 10% 的利润出口,你照样能赢回来 3%。所以我们的出口竞争力,取决于国家以全民的当期税收,或者以未来的预期税收来补贴了外国消费者。
我们只不过是愿意更多的计算我获得了多少资本,不愿意计算和资本几乎等量的那个代价,也不愿意深究这个代价哪去了。大家只会喊,那个什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就苦了呢?它怎么就在当时那会儿就又苦又穷又危险了呢?是因为它承载了过量的产业资本的发展代价。把三农问题和我们在自然常识所形成的认识统一起来了,有多大的作用力就有多大的反作用力了嘛,有多大的收益就有多大的成本嘛,很简单的道理。
提到了 “三提五统”,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们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有过严重的财政亏损时期,甚至长达十年,经常发不出工资,不还得照样“五加二白加黑” 嘛,敢歇吗?财政这里不发工资了,难道学校就不上班了,医生就不上班了,政府公务员也不上班了?不行,照样得干。所以,中国的政府叫做无限责任政府,知道吗?如果你们想搞政治改革,先得搞搞清楚中国的政府性质和美国的政府性质,或者中国与西方政府基本性质相比到底差别是什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对应的,西方经济中的主要主体是有限责任公司,对应的上层建筑叫有限责任政府。
不仅中央没钱,地方上更没钱,看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的地方政府,那真是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每个地方政府拼命地在加快本地的 GDP 增长。所以当沿海地方政府把国家工业化形成的这部分实质资产货币化的时候,资本增量显然比内地大得多。于是沿海按 GDP 统计就发展起来了,内地就跌下去了,出现了非常大的区域差别。同期,农民收入的低下尤为凸显出来,因为农业属于自然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在 20 世纪 90 年代农民货币化低的时候,城乡差别也就拉的更大了。
农业税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废除了乡镇收税的权利,8.90 年代乡镇基层围绕这个税有很大的权利,几个干部碰个头,就你能拍板,今天收个捐款,明天收个摊派。
中央免除后,等于抹灭了乡镇收钱的合法性。
我家四川西部农民。
从小留守儿童,父母从 90 年代就在深圳玩具厂。
那时候每年农业税款全家大概要交 600-900 元。如果不出去打工,是无论如何也挣不出这么多钱的。!
我就纳闷了
中国怎么还有农业户口?城市户口,各种户口
你看国外哪有户口制度?
城市不都是农民们建设的吗?
却限制进入,这到底是哪门子道理?
考学还不一样,大家看,考学不同地区还不一样
大学是全民资源,怎么成地方财产了?
大学被批准建设到某地,就是对其他地方的不公了,怎么还成当地的私有财产了?他们可以随意在各地区分配名额,这谁给他们的权力?
1999 年江西丰城事件:活埋乡长
1999 年 8 月,江西丰城一位周姓农民,自费收集整理了当时中央和江西省委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广为散发,鼓动农民抵制不合法不合理的上缴,被乡政府带走送到 “学习班”,两天后非正常死亡。家属 50 多人到乡政府 “闹事”,被乡政府以蛮横的态度驱散。乡政府恶劣的行径激怒了淳朴的农民,总共四个乡镇数万农民开始自发的带着农具冲向该乡,包围并捣毁了乡政府。乡长和一名乡干部被从二楼扔下,愤怒的农民当场在乡政府刨了一个大坑将此二人活埋。乡派出所长和一名民警被当场打死,派出所长的尸体被吊在树上示众。乡党委书记乘乡中学一教师的摩托侥幸逃脱跑到县城。
看了各位楼主的回答,本人 95 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看打仗片的时候常常很愤怒的说一句话:要是再打仗,我第一个带敌人去找村主任。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带路党了,我一直觉得不可以理喻,我的父亲怎么那么不爱国。现在我们明白了,他并不是不爱国,只是。。。。。总算,现在一切都在变好,希望过去的就永远过去吧,永远不要再发生了。
我记得我家十几亩地,打了不到一百袋麦交公粮交了 30 多袋。按古代说法是多少税一来着
好像是某个镇收农业税的干部被农民活埋了, 后来就不收农业税了
给这些说是江西事件逼迫的人,看点证据吧。98 年,中央决定进行农村税费改革,成立三人小组专班进行研究,结论是重点是治理农村三乱。
江西的事件一年后才发生。难道是一年后江西事件逼得吗?
2000 年,农村税费改革正式开始实行。第一个省不是江西,而是安徽。第二个省也不是江西,而是江苏。第三批的 20 个省里面,才有江西。
注意,2000 年开始执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不是取消农业税,而是提高农业税!!!把三提五统算进农业税里,三提五统取消,堵住农村三乱的源头。三提五统一般是农业税的四到五倍。
因为农业税税率提高了,所以农村减负在 20% 到 30% 左右。
随着三提五统费改税,农村三乱的口子被完全堵住,农民负担完全透明化标准化,再也没有地方可以核定的费了。
按照某些人的稳定说,这时候稳定的呀,负担减轻了,三乱基本解决了。
然而,2004 年,才开始取消农业税。农民剩余的 80% 全部取消。
怎么?是 03 年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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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又在这里胡咧咧。原因就一个:经济发展了,国家有钱了。
什么群体事件,什么社会稳定。好笑…………
三提五统时代,农民整体负担是 20% 到 30%。改开前,农民负担是 50%。
75 年,农民人均消费粮食不到 190 公斤粮食,肉禽蛋七八公斤。90 年代,农民人均 250 公斤粮食,20 公民肉禽蛋。
50% 负担,只吃 380 斤粮食,15 斤肉禽蛋,社会稳定。
20% 到 30% 负担,吃 500 斤粮食,40 斤肉禽蛋,反而社会不稳定了?
为了社会稳定,所以取消农业税。
那么为什么要给农民发钱?是不发社会不稳定?有群体事件?
为什么要给农民搞新农合?是不搞社会不稳定?有群体事件?
为什么要给农村搞村村通?是不搞社会不稳定?有群体事件?
为什么水泥路修到农村每一个角落?是不修社会不稳定吗?有群体事件?
我算发现了,知乎这群憨憨,攻击我们社会主义优越性特别有一套。
把国家一项主动的,惠民,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政策,歪曲攻击成是被迫的无奈之举。
2003 年总理为农民工讨薪
2004 年郎顾之争,停止国企大规模私有化
2006 年取消农业税
2009 年整顿煤矿
2010 年颁布劳动合同法
这些都是在清理上个时代的混乱,为开启新时代准备钥匙
自干五在 2008 年才登上网络舆论舞台,2013 年以后才受到官方注意和重视
盛世从来都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降临的,如果没有以上这些政策,那么既不会有基建狂魔,也不会有科技腾飞,也不会有自干五
向上个时代的执政者致敬!
希望这个时代的我们也能正视并清理这个时代的问题,为开启新的未来准备新的钥匙
我是江西丰城人,关于所谓 “周姓农民上访被打死引发农民暴动活埋乡干部” 的故事我十几年前就在网上看到过,初读心中十分震撼,期间也问过一些长辈,希望得到更多故事细节。没想到他们全都表示没听说过。要知道,丰城拢共也就那么大点地方,如果发生这种通天的大事,不可能不疯传全县。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
今年 7 月初,我得到一本《丰城县志》,其中确实纪录了一些性质类似的群体事件,但却没有任何关于此事的只言片语。也就是说,此事在丰城民间、官方的记忆中都不存在,在网络世界,倒是以一个人云亦云的小故事的方式广为流传。这真让人哭笑不得。
当然,无论这个故事真实与否,中国农民的勤奋与勇气都是毋庸置疑的,并且,此类群体事件也发生过很多次,不足为奇。例如,莫言那部描写当代农民围攻县政府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便是根据发生在山东的真实故事创作而成的。那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表现了上个世纪末山东天堂县农民的苦难生活,读来让人忍不住掩卷痛哭,堪称中国版《愤怒的葡萄》。
农业税竟然收到了 2006 年,这才是使我最震惊的。
提留加免费护堤也是经历过的,后来因为一直上学以为早就没有了,没想到 06 年才取消。敲骨吸髓不为过。
农民只是统战对象,尽管最穷,也没被划到无产阶级,就因为有两亩地。
60 年代的工人们是自己人,退休之后潇洒的风生水起。农民们想要退休金还得再单独交社保。大于 70 岁的奶奶一年不到 200 块。
农民负担过重导致乡村治理危机周期性爆发,表现为农村群体性事件频发,导致基层治理成本增加。
“撤社建乡,撤队建村” 的农村改革中,政府向基层农村政府妥协向下收费权力,从而甩掉维持基层政权运行的财政负担。但,自包产到户以来,政府对村社集体和农民做出让步以摆脱财政危机,客观上令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农村经济得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尚能支付这种交易成本。
1988 年 “价格闯关” 失败后,城市经济危机波及农村使得农民收入连续三年降低,但基层政权运行仍需维持。并且,由于内部人员膨胀,运行成本有增无减。成本如何转移?只能继续索取农民剩余。遂出现了农民暴力反抗征收税费的事件。在随后 90 年代爆发的经济萧条中,乡镇企业私有化改革使得乡镇企业退出农村福利开支,导致农民进一步承担了基层财政供给责任。因此,干群矛盾进一步激化,2005 年全社会群体性治安事件增加到 86000 多起,将近 1993 年 8709 起的 10 倍。
为缓和基层干群矛盾,中央政府于 2004-2006 年正式取消农业税。这是第一层。
90 年代开放股票、期货和房地产市场后,经济过热导致财政、金融、外汇三大赤字同步发生。1994 年实行三大宏观改革,地方政府纷纷以 “改革” 之名进行的土地交易大行其道,导致地方政府与民间关系进一步紧张。
在城市工人方面。1994 年国企改革后,大量国企工人被迫下岗。经由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失业情况愈演愈烈,城镇居民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意程度加大,冲 / 突事件频发。
时值换 / 届 / 选 / 举之际,为保证 Power 平稳过渡,故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安抚占总人口数 63.91% 的农民是必行之势。这是第二层。
90 年代初因农产品市场供大于求而于 1992 年取消 “粮票” 后,越来越多的农业就业人口从农业领域流出继而涌向城市。经 1998 年东亚危机后,中国经济于 2003 年进入高涨期后,农村劳动力再次大量流入城市,小农经济遭受重创。
对应于 1998 年 - 2003 年这段时期,粮食却连年减产,粮食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播种面积减少(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 “以地生财” 弥补财政收入不足),单产水平也有所降低(农业就业人数减少)。
到 2003 年,全国粮食产量为 8613 亿斤。
因此,为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保证农业就业人数稳定,恢复小农经济,中央推出一系列惠农政策。并且,在逐级放松后,于 2006 年取消农业税。这是第三层。
改革开放前,发生在城市的三次内生性危机皆因农村发挥蓄水池作用而得以化解。但是,自第一代领导人猝然长逝,其在民众间的影响力渐次减小,因此,后续生成于城市的经济危机碍难依靠积极动员再向农村转嫁成本。并且,随着农业就业人员大量脱离农业领域,农村资源大量流向资本市场,三农领域逐渐丧失其 “蓄水池” 功能。
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际,国内迎来过剩。中央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规模发行国债用于基本建设,以防止经济回落。1999 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2005 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战略,一方面为政府提供追加投资、促进经济的正当理由;另一方面,在客观上起到了恢复三农领域蓄水池功能的作用。
因此,为重建城市向农村转嫁危机的基础,中央推出一系列惠农政策。这是第四层。
但是,无论多少层,最底层的逻辑却是维持 ZQ 的稳定统治和权力机构的平稳运行。
征收成本高于征收所得。
收税成本超过税收所得本身。
忍耐都是有极限的
感动,江西人和湖南人是中国的脊梁
出于什么考虑?出于国家稳定,长治久安考虑。取消农业税之前,据说江西那边都已经因为粮食税发生暴动了,按照古代的说法就是农民已经揭竿而起了,所以不取消还能咋办。农业税那会有多少我也不清楚,我当时只知道,我爷爷交完农业税就会说,一年忙到头,就赚了几个化肥袋(一年收入扣除农业税和一家人口粮以及明年的种子就一毛不剩,就多出来几个施肥后剩下的化肥袋)。其实在国家层面都是一样的,只要不出问题,即便制度不合理,也没人会去理会。因为改变了之后结果的好坏无法确定,好了还行,万一更糟,责任谁都担不起。像国内的改革开放,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以及最近的开放三胎政策。都是一样的,就是天下苦 *** 久已,不得不改。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去查找过去的资料,对农民苦难感到无力。
几块钱牵扯到的就足以是一条人命。
2003 年之前,工业发展主要是依靠工农业剪刀差,农业税等农业剩余,是国家的主要财源。
2003 年,国家提出了 “房地产支柱产业”,意味着国家主要财源方向的变更,从依靠农民的农业生产剩余,换到依靠新城市居民的二三产业生产剩余。新城市居民的生产剩余,主要依靠商品房提取。商品房利润主要流向政府部门,土地出让金给地方政府,银行利润给中央政府。政府部门又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利润反馈出去,以农村居民进城的方式,培养更多的新城市居民,形成正向循环。
之所以要换赛道,主要原因就是农业生产剩余,在 2003 年,已经不足以支撑国家工业发展需要了。
现在是 2021 年,以国税地税合并为代表的种种政策,已经是开了转向灯,准备换到下一条赛道了。通过房地产收取一次性 “进城税”,用以支撑工业发展的国策即将成为历史。
以国内消费为支撑的 “美国模式”,以出口贸易为支撑的 “日本模式”——国内国际双循环,再辅以房地产租赁的 “德国模式”,国家资本管理的 “新加坡模式”,很有可能将成为未来国家财源的四柱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 00 年江西赣州定南打死 JHSY 工作人员的事
弟弟超生 打工跑了 JHSY 就年年来罚他哥
00 年的时候又来 结果被妻子一棍当场把搬电视的给打死了
判了无期 后来改判 15 年
15 年出狱 跟村里人说怕因为坐过牢会被村里人看不起
我妈一句话 大家不会看不起你 大家反而会感谢你
因为从你的事情发生之后 就再也没有 JHSY 的人敢那么野蛮暴力了
2000 年之前,每年农闲农民还要组织起来去劳动,包括且不限修筑水坝,公路,甚至市政工程之类。还要自带干粮被褥,如果没有劳动力就交钱。换个角度看看,是不是就是徭役?
所有问题归根结底就是 “钱(财政)” 的问题
当中央财政吃紧的时候,所作出的应急政策可能短期内解决了一定问题
但是长期来看必然会产生更大的问题,然后后续如果无法协调调整
就变成了帝国或者是王朝的覆灭
1994 年至 2002 年,中县实行改革,把人财物权利下放给乡镇,等于是甩包袱,同时给予乡镇发展的自主权。实践证明,这是一次极其失败的改革,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乡镇机关和乡镇事业单位的人员严重超编和膨胀。这是因为乡镇党委书记一般干几年就要调整,所以谁也没有长远打算,不太考虑进人后的负担问题。而且进人本身就是一种利益获得方式。8 年间,我原来所在的西城乡机关人员就从 60 多人膨胀到近 200 人。一位干部讲,当时交给乡里 1 万元就可以上班,进人的随意性很大,不少企业下岗职工都进来了,甚至有一个当时在集镇上卖肉的,后来大家发现也到乡里来上班了。机关膨胀的结果就是工资发不下来,工资全靠收取农业税和农业提留。对于当时的情况,一位干部讲:
‚我们春节后上班,几个月不发工资,就等夏季收取农业税和提留,补发上半年的工资。然后又是几个月不发,等秋季收取农业税后,再补发下半年的工资。好几年都是如此。‛(访谈,2009) 这就极其真实地道出了那几年干群矛盾尖锐的原因所在,干部的工资来自于收取农民的农业税,不收取农业税,干部就无法生活,从而进入可怕的官民 “生存博弈”。对于干部来说,当然希望多收一些,这样工资和福利就可以多发一些;对于农民来说,当然希望少收一些,因为这关系到口粮问题。当干部和农民都为生存而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也是一个政权最危险的时候。很多干部讲,那几年形势确实严峻,冲突不断,时有流血事件发生,当时农民就缺一个东西:枪,现在想想都后怕。
在这些血淋淋的事实面前,2003 年,中县重新上收乡镇人财物权力,2005 年河南省乡镇机构改革,精简分流,把乡镇编制和进人权上收到省,几年内只减不增。同时进行转移支付,保证干部工资的发放,加上 2005 年农业税的取消,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官民 “生存博弈” 的困境。
如果你们查阅一些县志
新中国成立后的某个阶段或者说某几个阶段,会有震惊整个县的群体自杀事件
经济危机,员工下岗可能年轻人听到觉得遥不可及
可能你爸妈要更能了解一点相关知识,也可能你爸妈当时也是迷糊糊,其实他们也没咋感觉到
实际上完全不是如此
当然,最近几年的 p2p 爆雷,今年的教育机构改革
也给年轻人上了几课了
历史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但是也一定是在重复
如果前几年没有这些乡村振兴计划,也就是你们看到的农家乐呀
生态旅游园的呀,估计又乱套了
还是那句话
一切都是钱的问题,由此产生了人的问题
面对九十年代农村的一些反应,已经不值得用五十年代的方式来处理了。因为一方面不需要储存多少战备粮了,另一方面工商业也已经起来了。看其它帖,改开后的事情还是有人知道的。五十年代的事情么,还是不知道的好。
我说两件事儿。第一件事是小时候我常去区公所玩儿,有一天下午,看见一个农民,大约四十多岁,被太阳晒得黑红黑红的,手就被铐在区公所办公的平房低矮窗户上。旁边有人问他犯了啥事,他说交不起农税,就被干部带这儿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还记得当时他那个别扭的样子,站也站不起来,蹲也蹲不下去。第二件事,我们这里有个领导,大家都说他官运不好,老遇见事儿所以升不上去。其中就讲到他在任某乡镇书记的时候,镇上有个老农交不上农税,他就带人去,嗯,把羊牵走了。那老人气不过,就喝了农药。于是挨了处分。
我出生在 90 年代湖南西南部的一个小山村,父辈是老实本分的种地人。我小时候经常喜欢跟着父亲出门,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要将收成的谷子通过肩挑,坐船送到一个我现在想不起来的地方交公粮。后来好像是不用交谷子变成了交钱,直到取消了农业税。
山区耕地面积本来就小,每年队上的人种田都会因为水资源起各种争执,我们家还会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没有饭吃,会去找人借粮食不一定有借的。我小时候和小伙伴都只有一个纯朴的梦想,那就是像我们班村长家(后来是村长)那样,能开一家商铺,因为可以有吃不完的东西。我喜欢跟着父亲出去的原因大概是出去的话,从早上不吃东西挨到下午,可能会买吃的,不然就是饿一天。我小时候也很瘦弱,以至于我后来去城市读书,当同学看到我小学照片笑我像猴子一样瘦(当然我对此并不介意)。
农民有多苦,真的无法想象:砍掉自家种的几棵树去卖会被人追究责任;辛苦种粮食的人倒是可能吃不上饭的人;每年各种自然灾害崩田、虫害、甚至会遇到眼看水稻成熟老天下一场大雨……
农民真苦。然而上升到国家来说,国家有集体的考虑,每年也会有很多好政策,到了基层是什么样就是那句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我觉得一个国家无论哪个方面都是逐步完善的,循序渐进的。我们国家很大,大国难治。
关于不合理的地方摊派,我想起小学时候经历过的吃派饭。我在农村上过两年半小学,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一年学校老师中午会组成几个团轮着去学生家吃午饭 (学校处在五村交汇的一个小镇上,按学校规模应该有三个团,一般是班主任当团长领着老师们吃自己学生家,一家吃一次。吃完一村换一村。通常教师会提前两三天通知学生明天是你家),再穷的家庭也会尽自己最大力量招待好他们,都是一个村的谁都不想被同村的人看低,就算不怕落个不尊师重道的评价,也怕孩子在学校遭闲话或是被老师特别对待,大鱼大肉肯定少不了,听说个别家庭还借此给老师红包请求能特别对待自己的孩子。
我只在农村上过两年小学,只招待过一次教师团,后面到底实行了多久不清楚。我就搜了一下新闻看到 2008 年了渭北还存在吃派饭。至于说教师给学生家饭钱的事从没听说过,反倒家长给教师塞红包的事挺多。我觉得可能 10 年之前吃派饭的事都还有。
https://xian.qq.com/a/20081016/000029.htmxian.qq.com/a/20081016/000029.htm
我作为农民的儿子,看城市工薪阶级的 996 运动,一方面是佩服,另一方面是嫉妒
佩服在你们的勇气,当一个勇士站起来时,其他人们便会在其引领下抨击资本家的所作所为,资本家限流删帖你们便更努力的发声,即使阻力很大但你们依然没有放弃,直到现在 996 问题成了全社会关切的问题
嫉妒在你们的素质,从小便受了更好的教育,具备更高的文化素养和知识,使得你们能认真分析矛盾,能轻松学习运用法律等知识表达自己的诉求,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嫉妒你们的条件,作为城里人所拥有社会资源让一个农村人想都想不到;嫉妒你们在城乡二元结构中的 “生态位”,从农民身上出的资源最终相当的部分显性或隐性地流到了你们手中……
这勇气和嫉妒,最终导致的是深深的挫败感和无力感,说实话我真的很感谢我们 d 从世纪初以来一直把三农问题看的那么重,出了那么多好政策,农民的生活也的的确确提升了。但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还是在以肉眼可见的程度拉大呀!都拿收入增速说话,可一个普通农民的年收入可能都没有给留学生那十万多!再加上山东强制合村并居等个别不合理的政策,这难免会给流畅的旋律带来些杂音!
我相信 d 和 gj,最终这些问题一定会被解决!
最大的原因是年轻人不种地了。
2006 年,年轻人大多进城打工了,可以搞房地产卖地了。还搞啥农业税?
这玩意儿效率比农业税强多了。
年轻人口红利在哪,就从哪获取财政收入。
这个问题下和我在历史书上学到的怎么不一样啊?
不是说包产到户后大家都勤劳致富了吗
怎么会为了一点粮食要死要活的?
当初拆公社拖拉机的时候不都挺积极吗?
抢到一个方向盘比过年还高兴
靠床头挂着的方向盘粮食产量翻几十倍不是挺轻松的吗?
国家免除农业税,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虽然取消了农业税,导致了地方政府财税来源的缩减,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地方债务的压力,但取消农业税让广大农民得以休养生息。
取消农业税,改变了中国政府几千年的管理思维。农民不在是国家经济命脉的主体,相反的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下,政府通过市场服务获得维护政府日常运作的财税收入。市场经济越发达,地方政府财税收入越丰富。对于那些故步自封的地方政府,如果不积极寻求发展,则会非常艰难。农业已经进入被反哺的时代,这是工业商业发展的成果。变不变,改不改革,怎么改革,就是不再是中央政府考虑的事,更是地方自己的事。
最后补一句,我老家农村的亲朋,无时无刻不感念中国共产党及中央政府作为这个取消农业税的决策。
看了这么多,我明确了
绝不能忘了自己祖上的血史
我绝不爱国,否则就是忘记了血史
农业税可以收,房产税不能收。
大师,我悟了。
这个卢某应该还健在吧!截图来源于知网
我爸九十年代初考入城里的师范学校的。
其实本可以考上更好的市重点高中。那时候,高中的录取成绩已经普遍超过中专了。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考上师范,算事业干部 ,就是城里人了。学校管饭,能吃饱。”
而城里人的我妈,当时还在为午饭后吃豆沙冰棍还是奶油冰棍还是奶砖而选择困难综合症。
后来他们一起分到市区内某学校,然后就有了我。
这是后话。
因为我们用二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明朝两百多年才能走完的路。
明朝大家都知道吧?明朝末年,闯王来了!
参考阅读《我向总理说实话》
农村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地步,除了规定的农业税,还要逐级加上的各种统筹提留,农民辛苦一年可能还不如出去打工不种地,基层干部群众严重对立,亲身经历村干部来收税费时家家户户闭门,和某些电影里的敌我矛盾宛如复刻,以致威胁到统治合法性,动摇国本。
翻翻史书不能糜烂个三州十县的我大唐宋元明清都不带记的。你们竟然觉得是因为怕了 (๑❛ᴗ❛๑)
那时候种地不但不赚钱,还得打工凑齐提留款(后面改成农业税),后面又开征 “外出务工费”。在沿海打工必须办『暂任证』,一张半年期暂住证要 100 多块钱,抓住哪个没办的就送到《收容所》遣返原籍(就是湖北大学生孙志刚被打死在里面的那种收容所),有的地方查的时候直接把街两头一封捱个查。就这还不是谁想打工就能打工的。
没工作只能务农的人你觉得会怎么干?提留款佂收的成本越来越高,不放弃就要投入更大的成本征收,所以……
这种问题是一般人能够回答的吗??
控制人力的核心就是廉价粮食,然后人地分离。
和拿食物养宠物一样,想怎么训就怎么训。
任何雇佣制或者叫列制的组织,最核心的东西只有一个,就是廉价粮食。
粮食是否廉价决定组织是否稳定。
很多人别忘了一件事,如果一个几千万人的地方,人均粮食产量很低,没有廉价粮食,你只能硬收,一般来讲要出事,至少会导致基层很可怕。
但是另外一个三亿多人的地方,人均粮食产量高的地方,可以收到很多廉价粮食,这就好办了。
拿着这个富地方的粮食来养人,然后去控制穷地方,这就好办了。。所以有些地方很穷,你会发现还是能长期控制住,那是因为富地方出钱。
那么这个廉价粮食在不同的时期是由谁提供的呢?由哪提供的呢??
在古代就是江南,除了江南就是关中别的地方都不可靠。
第一山民,你收得到吗??不怕被砍死?不被砍死也要被累死。明末陕北这种地方就不要想了。
第二,中原,收是好收,问题是周期性灾害,天天饥荒你受得了??问灾民要粮?
第三,边地,粮还没运到,马以累死。
三种主要考虑:
改善农民生活.
振兴农业发展.
实现农村和谐.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其实单就农业税本身来说问题不大,早期农民交农业税也是很积极的,虽然后期有抵触情绪但绝大部分也是能收的上来的。
关键问题是当时收各种费有各种罚款,而且是村里收镇里收县里收是每一级都收,这些钱收的不明不白就给你个手写的收条收据。今天收抗旱费下个月就收排涝费,明天收河道清淤下个月就集资修路,反正就是乱七八糟各种名目的收费,这一个个费搞的农民不胜其扰外也是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
理客中现在一查资料农业税不重,交公粮交的起。但农村出来的交过公粮的一说就是农业税很重负担不起。主要是没把税和费分清楚,税是比较正规的肯定留下数据留下文件,但是各种费都是基层各级巧立名目收的不清不楚花的也不清不楚现在想查也差不到。
作为九零年代初出生的我对排涝费和抗旱费是有印象的,毕竟当初我是想不明白明明风调雨顺的一年怎么就要收抗旱费了,收抗旱费了怎么也没见电灌站机器开起来,河里的水大起来。没过多久又收起了排涝费,想想这一年也没下过连续暴雨搞到沟满河平排的什么涝。又一想难道是虚空抗旱抗成了内涝,所以需要排涝。
我们来用四则运算计算器算一笔简单的账。
我并不是非常了解其他地区的农业情况,试以华北地区为例:
华北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是小麦,小麦在华北的大部分地区每年只能种一季,即冬小麦。以晋冀鲁豫地区典型的冬小麦种品冀麦 325 为例,年景正常的情况下亩产量大概在 360~450 公斤之间,此处取近似中位数 400 公斤也就是 800 市斤。
今年小麦收购价格最高在 1.34 元 / 市斤,但是主要粮食产区的收购价在回调,此处以 1.2 元为近似均价,一亩地 800 市斤小麦的收购价格大概是 960 元,去掉种子,化肥,农机农药以及运输等耗费,一亩地纯收入可以视作 800 元。
华北地区粮田一般采取小麦 / 玉米轮作,即在冬小麦收货后播种前轮种一茬玉米,玉米的亩产量在 800-1200 市斤左右,取中位数 1000。自然干玉米的收购价格大约在 1.4 元 / 市斤,一亩地的玉米收入就是 1400 元,纯收入大概在 1000 元。
这就是华北地区普普通通的一亩地一年能够带给农民的经济收入,而河北农村的统计农田有 23886.8 万亩,承载了 5683.1 万农民,平均每人 4.2 亩地,种植粮食的人均年收入是 7560 元。
你觉得这种情况下免除农业税需要什么理由尽可以说出来,反正这些地区的农民只会摇摇头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
豫南,家里那时候都种烟叶,镇上和乡里垄断烟叶收购,不准出乡镇卖,再好的烤烟都是二等三等。后来都不种了,烟炕也捣了。
最讽刺的是当年的贪官污吏现在个个拿着养老保险,子女都安排事业单位,一生无优。
穷人就只能把希望寄托给佛祖修来生!
这不光是取消农业税那么简单。农业税占的比例很小,要上交财政,伴随着农业税一起收的,还有三提五统。
三提五统是指村级三项提留和五项乡统筹。
所谓 “三提”,是指农户上交给村级行政单位的三种提留费用,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行管费
“五统” 是指农民上交给乡镇一级政府的五项统筹。包括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
这些征收的税费,与农民的农业收入占比来讲太大了,直接影响了农民生活,才有了一些正义的基层干部群众向中央反映,也有一些地方发生了抵制征收的暴力事件。
农民活不下去。江西农民,活埋了政府工作人员
交过公粮,收过白条,服过徭役;看过拆房,见过牵牛,干部带头。
征收成本超过了征收所得。
《》之后,不论你是无产者还是有产者都不再能求助于人的历史权利。
《》标志着现代国家的治理实践借助于政治经济学的 “真理” 揭示而走向了成熟的序幕,而不是继续“对什么是最好的治理技艺的反思,引入历史之不统一连续的真实断裂”。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根本上否定了 WCJJZZ 这一过渡时期,WCJJZZ 的过渡在于它是不可逾越、危急、不受时效限制且外在于现代国家,可又先于、同时于现代国家的出现,甚至其不同现象的互相联系在今天是由 “前现代” 的蒙皮获得它的可理解性的——君主的智慧、个性化自我论证。
现代国家的治理实践的成熟,是它把对治理的限制作为最好治理的方法。是它把治理行为的自然和治理对象的自然作为对治理行为的内在限制的遵循。而这种方法与遵循通过人民的不在场,通过君主与臣民的和解,考虑的不再是对错与历史。他只关心要做什么,治理行为的负面结果是什么。
但自由主义与政治经济学向现代国家的治理实践揭示的 “真理” 又绝不是质疑乃至全面否定国家理由。
“下不为例” 这种话语的传播,就是一种 “最后一次篡权和非法性的暴露”。正是从这时开始,政治经济学作为如下一种知识工具重新发挥效用。它对接治理实践,帮助治理实践在现实中切割出不存在的真和假,在关于好与坏的提议中区别好与坏——真理体制的逐渐完善。
由于《》的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使得它可以消耗历史,也必然性地消耗历史以推动自身——非法性的早期赎买 - 赎买引发经济混乱 - 暂停于暴力制止 - 代价隐藏在暴力使用的水面下 - 再获得犹如增生般的合法性——发展。
最近 CCTV 在伊拉克的街头采访:“我相信军队能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治安”。
说回到 “免除农业税”,三提五统恰恰是 1991 年的规范性文件《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颁布后开始征收的。
“无论正杂羡余…… 将地方必需公费,分晰款项,立定章程,报部核明汇奏存案…….
造册咨送户部核销”。
“议者尤訾征耗羡为加赋,而不知昔之公项皆出此而有余,今则日见其不足则动正帑矣。是以徒被加赋之名,而公与私交受其困而已矣。将天下之事原不可以至清乎!
抑是言者率出于官吏欲复耗羡者之口乎”
乾隆五年上谕,乾隆七年廷试策题。
“然则耗成正项,耗外加耗之弊,虽峻防之,其流有所不能止也”。
乾隆十年,孙嘉淦。
“若将耗羡银两具比照正项钱粮具题报销,相沿日久,或有不肖官员指耗羡为正项。
而于耗羡之外又事苛求,以致贻累小民”。
雍正四年上谕。[1]
现金收入就是农民悲惨处境的象征表达,无论所处是不是农业社会。
不如说由农业社会向 “前” 发展会带来把农民置入历史磨碎机中的极大痛苦是肯定的。
尤其城乡经济交换其形式本身不再被当作焦点关注,弹性劳动人口的保障,物价的稳定和对财政最低限度的支持吸引了全部注意的时候。
而试图扬弃这一点的又遇到了与行政化反行政化不可分离的路线分歧和宗派斗争,然后在以后的得到统一的历史叙述中成为非理性和野蛮的符号。
只不过排除不了的总是这样一点。
非理性和野蛮又有什么问题?
话语的模糊性在不同的年代发挥着同样的作用——所欲不得。[2]
要记住一点,三提五统倍于税,农民负担取决于非农业的现金收入,而现金收入少的农民往往却要承担更重的负担。
当我们曾经想把农民与经济的自然性,与经济过程的错综复杂相关联,把他们认成个体的集合,以 “人口” 的统计学知识加以管理的时候,今天看到的只能是“治理行为的负面结果,篡夺历史的基层悬浮”。
那时农民们说 “现在什么都要自己修,自己建”。过去不也是吗?
村集体到底是什么?
全部 Come Back,Come Back。
当我们说非理性压制人的时候不要忘记,理性也是完全压制人的。
最后结束回答。为什么要引入治理内部的限制性原则?
因为治理的内部限制没有 “非法、不合法” 一说,只有糟糕、笨拙、不适当。
假设你要问我,这就行了吗?这就管用吗?
不管用,所以奥特曼不能是脱下皮套的。脱下皮套就叫做演员。
人间体?
没有人间体了,什么 “前现代” 的东西。
一句话概括: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
国家意志任何人不能阻挡,但是我们不能忘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用血汗为共和国挣来的外汇和中期工业积累。
喝水不忘挖井人。
我最厌恶那些地域歧视和所谓城市傲慢综合征的孤儿。
饮水要思源!吃奶骂娘的配为人否?
在一国工业化推进到一定时候,工业反哺农业是大趋势。
在工业化国家,没有政策扶持的农业,是比较效益最差的行业。分散作业的农户,在所有中高收入工业化国家,都是产业弱势群体,不仅不能征税,还是需要补助的。
为保持一定规模的农业从业人员,也为维持本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竞争力,发达国家普遍对农业、农民支付高额补贴。
随着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农业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已经微乎其微。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如果中国还继续向农民征收农业税,对不住农民,也没有必要。
在废除农业税之后,现在我国对有的农业生产活动,也开始支付补助补贴了,但其补助力度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差距明显。
有人说,国家发达了,不在乎农业税那点三瓜俩枣了。
我说,小伙子,你这是不讲武德,那可不是仨瓜俩枣,那是农民一半的收入。我们当地农村是两季庄稼,其中一季的收入刚够上交的。遇到年成不好的,一季还不够。
1999 年,中国人均 GDP 是 870 美元,2006 年是 2000 美元,就是印度今天的水平。
为什么取消农业税?本来就不该收这个税。中国农民是不拥有土地的,是租种国家的土地,现在叫承包。
95 后,苏北农村人。我们那个地方计划生育执行并不彻底,几乎每家每户都是两个小孩或者更多,而我偏偏是那种环境下的独生子女,因此我本身就比同龄孩子得到更多的宠爱和物质上的满足。那时候吃肉的确是一种奢侈,而我又属于比较馋的,因此那时候特别期盼村里有什么红白事。我们的村子都同一个姓氏,三代以上是一家,人口多,红白事也多,吃席成了我小时候对美食最深刻的记忆。还不是因为穷么。时至今日,我们家仍然保留着一次只吃一道菜,一道菜吃一天的习惯,幸运的是已经经常可以吃到肉了,但也只有我在家的时候才能每顿都吃肉。我爸妈他们仍然是舍不得吃肉的,虽然经济条件改善了很多,但是多年的习惯不是那么好改的。
我仍记得 06 年左右,我还在小学的时候,我妈没有农活的时候就会去买那种半成品的衣服回家加工,就是往衣服的图案上串小珠子,一件才几毛钱。还有那种长长的一串一串的霓虹灯,自己从外地人开的小作坊里厂里拿回家用锡条焊,大约一个星期能挣 50 元。锡条融化了的气味散发在空气中很呛人。每次我妈妈做完交货,拿到钱之后,都会在镇上的卤菜店给我买一整个大鸡腿,8 元,还有很多便宜的汽水。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种地有农业税一说,只是我爸每次农忙时候回家,总会抱怨自己回家误工少挣的钱比粮食收入高,还不如不种了。
辛辛苦苦一辈子的我的爸爸,作为农民工的一员,为城市建设高速发展挥洒汗水,我的妈妈为小商品经济繁荣付出了劳动,但他们从来没有双休年假五险一金这些本就该有的,而他们也习惯了这样。
所以你觉得这是恩赐么?
你知道鸡蛋能当硬通货吗?
在小卖部三个鸡蛋可以换一条红领巾。
二姨舍不得吃鸡蛋放的太久都坏了,小卖部的老板摇了下里面有晃荡的声音。
而第二天六一儿童节要戴新的红领巾,我的以货易物在众人的嘲笑声中结束,
屈辱感作祟迫使我出门就把鸡蛋砸了,好大一股臭味。
后来不知道从哪里找了条卷曲的旧红领巾准备戴,好在在外地打工的爸妈托朋友转交给我给过六一儿童节的 “节日费” 和新衣服。
在儿童节的当天早上,别的小朋友都是换好新衣服新鞋在外面炫耀,我却冲进小卖部。
这是 2004 年发生的事,历历在目。
因为农民证明了自身统战价值。
拆窗,揭瓦,牵牛,搬粮,抓人,挨揍,孕妇被流产,地下水使用税,村提留,强行集资翻修公办学校,强征劳力修河道,这些事儿,都被《中国农民调查》文中的一位县长全部带头实践,他只是一个缩影,在那个工业不发达,城乡剪刀差✂️巨大的年代,在那个 “大清律例” 对老农民滥用的年代,在那个村支书和乡镇工作人员肥头大耳多的年代,在那个粮管所看大门的都嚣张跋扈的年代,如果继续下去,全国会不止一次发生像江西那样活埋乡镇领导的事件,继而引发星星之火之势,好在我们从那以后取消农业税,后来两免一补,红头文件剑指三农问题,培养出天价化肥,从另一个角度继续。很多吃皇粮的闲人特别怀念 2005 年之前的年代。很多纳粮者一年当中只有逢年过节才可以吃肉,皇粮君家里的冰箱里一年四季不断荤
看看当时新闻就行了,当时部分基层为了完成任务,层层加码到疯狂的程度,不少地区已经出现农民因为完不成指标任务,家里大大小小的鸡鸭鹅狗,牛羊马骡子都被抓走的局面了。而且少数地区已经出现暴力事件,问题十分严峻,再不改肯定要出大事
基本就是这么回事
那种收税成本太高了!
所以,换成隐形税模式:把税摊平到农药,化肥,种子里面去了,参考汽油里面的税。
我还以为是因为上面的人发慈悲 原来还有丰城人民义士们的付出。 感恩
武力是一切权利的基础,分配不取决于你创造多少价值,而在于你能造成多少损失。
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民国农民起义都是从抗税开始的
历史的循环
上个回答被删除了。
背后中了八枪而死啊!
真的是说不得某些群体的问题。
在某些些群体眼里从来没有农民。
经济账亏本,要是算上政治账更是亏到姥姥家去了,这么晚才废除农业税只能说靠着三农吃饭的漕工太多了。
明朝崇祯时期,崇祯加税 500 两,到底层变成一万五千两
最早是在江西试点的
感谢江西的乡长为了农民所做出的无私奉献
92 年暑假我第一次去江西外婆家,当时刚好夏收,我第一次亲眼见收水稻,记得是中午太阳最大的时候,水田里还有个七八十岁的老爷爷戴个草帽,打着赤膊,抱着一束束水稻往一个大木斗的木沿敲打,把一粒粒水稻打下来落到斗里。我十分好奇,问老爷爷在干嘛。老爷爷就说了句:“凑公粮!”
中国农民真不容易。。。
因为农村的日子真的没法过,我 94 年生,小时候吃饭多夹点菜都需要挨骂的。[赞同]
菜根本不够吃,我多吃了家里大人就少吃,大人是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
很多人根本没法想象这样的日子。
因为县中闪电般归来图了几次
江西农民康粱,把存之书 埋了。
税收收入远小于征税成本
丰城有人被拿来祭天
再收真就没人种地了,就现在没有农业税农村年轻一代也没几个会种地了,基本上都从事二三产业了。种地不赚钱是真的,幸好是农业机械化支撑的。当时农村已经兴起外出打工的风潮了,只要是劳动力基本上都跑出去打工了,种地不挣钱了,再收也收不到什么了。其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让农村人口从事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就没打算让农村人继续种地。
………… 不是出于什么考虑
这是要玩命了还考虑啥
自然是感谢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没必要了
这是 2006 年财政收入
这是 1978 年财政收入
百亿级别上下的农业税在 1978 年是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在 2006 年是……
原因上就这么简单,“没必要收”
如果没有丰城市农民做的贡献,还有就是习主席真的很英明。
农业税占整个税收比例很小,小到忽略不计。
对农民农村也是个变相补偿,长期以来农民都是牺牲的对象,交公粮、为城市提供劳动力
老规矩,先看有没有,再看是不是
农业税不是丰城老百姓免得么?
跟国家啥关系?
这个不能回答。
国家有些政策实行属于倒逼,不过是正常操作。
如果清楚退役军人事务所的成立的原因,那么免除农业税的原因是一个性质的。
应该问为什么到了 2006 年才免了农业税
西边国家相当于当时中国经济状况时,都早早地免除了农业税,而且还要拿钱辅助农业,咱做的实在是落后于人。就因为咱在这事上故意压住不公布人家的真相,才赚取了万千感动,四两拨得千斤重。
他们免除农业税,让农民有资格买社保,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是因为江西老表来过
是不是全世界只有几个国家向农民收税?
家是农村的,说一下我们这边对农业税的看法,中国的收税,一直是附加在某一物品上征收,不会额外征收,农业税本身又不多,征收核算还麻烦,索性就不收了,从化肥、农药方面收税更好,于是乎,农业税取消了,化肥更贵了,农药更贵了,挣的比以前还少了……
中国近代史上,有两份关于农民和农村的巨著。
第一份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另一份叫《中国农民调查》。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揭示了中国农村蕴含的伟大力量,《中国农民调查》则反映了中国农村的残酷现实。
《中国农民调查》的内容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这本书的内容今天看起来残酷的近乎魔幻,完全可以用 “字字血泪” 来形容,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可见当时农村的状况到了何等的地步。
想了解这个问题话,读《中国农民调查》就够了。
交了那么多公粮还有各种税,到头来还是没有城里人的保障,农民最容易满足了,每月发 100 都高兴的不行。
每年一号文件都是三农,大力发展农村。农村才是咱们国家的根!
希望农村越来越好,年轻人回去能够生活,不必寄居大城市人的篱下,做 “臭要饭的”。
考虑什么,哈哈,这个我们老师都说过,真的以为拿着按量的粮食就行了,什么米水分大,不够分量;米质不好要加粮,古代有的问题,一个没跑掉,国家一看如此不如那些农业税也收不了多少,人心这种东西千百年了何曾变过,但有一说没了百姓也确实受益了,自己种的自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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