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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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于合集 #史海沉钩 50个

很多年前，笔者所在的城市曾将各种中小学分为两类：一类是直属学校，一类是地方学校。

其中，直属学校又有市教体局直属和区/县市教体局直属之分，它们位于“学校链”的上游和中游。

与城区不同，地方学校分布在广大的乡镇和农村里。

当一个镇同时拥有好几所中小学的情况下，地方学校会被进一步区别为镇中心校和村中/村小，即下游和末游。

直属学校和地方学校最大的区别在哪呢？

财政拨款问题。

直属学校的经费由市/区财政全额拨款；地方学校则不同，市/区财政只给一部分，剩下的需要由乡镇政府出钱。

比如学校修个厕所，得去找当地的镇长、镇党委书记请示，求镇里拨个三万五万。

更早些时候（九十年代），甚至连教师的工资都有区别——直属学校工资高且不拖欠，地方学校需要看镇里的财政情况吃饭，拖欠两三个月很正常。

此处插播一句，人得往高处走啊！

回顾历史，乡镇/农村与城区的体制内人员工资统筹问题，也就才二十年的光景；一旦财政不景气，重新回归地方自筹不是不可能的。

话题回来。

既然教育系统需要频繁的同乡镇政府打交道，这时候便出现了一个机构，名字叫镇教育委员会，作用类似于市/县里的教育局。

镇教委主任的一个重要差使，就是去和镇长、镇党委书记要钱——手下这么多人嗷嗷待哺呢。

在笔者的回忆里，曾听过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位乡镇的教委主任去给镇党委书记汇报工作，从中学、小学、幼儿园一直汇报到农机校，千头百绪。

搞到最后领导不耐烦了，蹦出来一句：

“你们教育也就占5分，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江宁知府的读者朋友们有不少在体制内工作，估计也有个别是在组织部、办公室等核心部门当差的。

他们或许更清楚，地方官员们是有KPI的，而且是非常严格的KPI。

虽然类似的评价体系市面上没有见到过，但猜测起来或许是教育5分、卫生5分、安全10分、公共事件10分、GDP 30分等等。

上级会给地方官们设计好各种考核指标，以此作为晋升的依据。

想要重点抓哪块工作，随时调整KPI份额便可以。

比如将环境保护和大气污染防治从5分提到15分，下面自然会重视起来。

蓝天白云的天数慢慢增加，雾霾逐渐变少。

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间，GDP毫无疑问是众多考核指标里分量最重的那一个。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绝不是一句空话或者口号，它最直观的作用体现在干部人事任命上。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搞好经济是考核升职的第一KPI，也是份内最重要的事情。

以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开篇时的小故事为例。

在丁义珍案件汇报会上，汉东省委常委、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非常激动，希望由省纪委而不是最高检来侦办丁义珍案，以尽可能控制住影响。

当确认无法争夺到办案权后，李达康立即联系市纪委书记和光明区区长孙连成开会，当场任命孙连成为“光明峰项目”总指挥，并叮嘱他迅速走访稳住项目的开发商们。

为什么李达康如此谨慎敏感呢？

根据剧中背景介绍，原来八年前李达康干林城市委书记时，一位副市长兼开发区主任因受贿被抓。

那到底是收了谁的贿赂呢？

还没来得及查清楚，一夜之间投资商们跑个精光，大批项目烂尾搁浅。

由于任内林城GDP出现明显下滑，使得李达康仕途受挫，比高育良晚一届进的省委常委。

尽管电视剧只是艺术作品，但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GDP指标对地方官的仕途影响非常大，用李达康自己的话说：

“京州六百八十万老百姓要生存、要发展、要就业、要吃饭，我是第一责任人。”

站在普通人的角度，了解并判断领导们重视什么、不重视什么，是一件十分关键的事情。

你认为A事件是天大的事，可能它在领导的KPI中只占了很小一部分，这便会产生认知上的明显误差。

另一方面，假如B事件对领导至关重要，而你没什么感觉，同样会造成步调上的不一致。

那么政治人物到底在乎什么呢？

通常来讲，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竞选连任、职位晋升等涉及人事的问题，都是他们最最重视的。

相较而言，GDP在其中只是手段。

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人事绑定，才有了达康书记的GDP执念。

与中国长期以来对经济工作的重视不同，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领袖都将外交、安全等议题视为工作重心，乐此不疲。

最典型的，普京和埃尔多安。

普京只要一露面基本就是跟国防部长绍伊古等军头在一起，背景要么战略轰炸机，要么导弹。

给外界的整体感觉，俄罗斯政府经济工作的KPI份额很低，经济官员的地位也不高。

土耳其与之类似。

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埃尔多安纵横捭阖，还在德黑兰晾了普京两分钟，一时间风光无限。

可回头一看，土国国内的社会经济问题似乎非常严重，其CPI同期上涨超过七成（一说真实通胀率为160%），远超欧美各国。

据说高通胀之下的土耳其人炒起了二手车，诞生了一大批“二手车专家”。

经济、贸易、发展议题逐渐被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等议题所取代，这绝不仅仅是俄罗斯和土耳其一两个国家的境况。

欧美同样如此。

一旦涉及到军事安全，哪怕是再小的事都会被无限放大，牺牲社会经济利益来满足国安已经成为绝对的政治正确。

仿佛国安的KPI份额是70分，而经济只有30分。

回顾拜登上任的近两年，白宫将大量精力投入到阿富汗、乌克兰、中国台湾等热点地缘问题上，外加搞了一堆“民主峰会”、AUKUS、Chip 4、I2U2等形形色色的小圈子。

与在地缘问题上的迅速响应不同，特朗普时代遗留下来的贸易战问题被拜登政府一拖再拖，始终摆不上桌面处理。

从中大家不难发现，西方政客们其实已经将意识形态斗争上升到了高于经济贸易的地位。

那个大家和和气气一起赚钱的年代，正渐行渐远。

中国是一个“惯性”很大的国家，尽管KPI一直在做着调整，但GDP作为一项重要指标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中国的老百姓们非常关心GDP，以前是每年出份省/城市排名，现在是每半年就会出一版。

谁上谁下，谁多谁少，街头巷尾热议纷纷。

按照笔者个人的理解，在当下社会分歧日益增大的情况下，经济工作其实是最能形成广泛共识的一项工作。

因为无论是持何种立场的群体，都希望自己兜里有钱。

不同群体争论的点无非是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这句话的理解与侧重。

一部分人强调前半句，一部分人强调后半句。

而根据历史的经验，当其他领域难以形成共识时，将已有的共识做大，便成为一件非常客观理性的事情。

实际上，早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小平同志就曾指出过这一点：

不要争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要抓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

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当大家都玩下大棋的时候，正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好时机。

一百年前的美国，就是在欧洲列强们醉心纵横捭阖的那段时间里，一步步走上了世界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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