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方方：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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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

封城第56天。

大晴，太阳太明亮，一副直奔夏天的感觉。有阳光，而不潮湿，这是武汉很舒服的天气。其实我之喜欢武汉，气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武汉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个性。用武汉人的话说，夏天热起来热死，冬天冷起来冷死。春天有一段潮湿期，秋天则天高气爽，天天都是舒服日子。年轻时，我对武汉的气候还有点烦，毕竟怕热又怕冷。后来科技发达，生活质量提高，夏天有了空调，冬天有了暖气，春天可以油湿，而秋天则继续享受它的美好。这样一来，气候的所有缺点，都被人类的智慧所解决，而它的优点，也就更加突出。所以，我现在觉得武汉的四季相当好的。很多年前，我做纪录片，武汉热到四十度高温，但武汉的老人家说：必须得这么热！出大汗，排大毒，热透了，人才舒服。这话当时让我惊了一下。武汉的夏天，若哪年没到四十度，武汉人会有深深的失望：这哪像武汉的夏！

继续谈疫情吧。疫情自结束早期混乱而痛苦的阶段后，一天天向好，现在显然控制住了。走到今天，还有一个新增确诊。死亡人数尚有10个，疑似人数归零。武汉人急盼所有数字都是归零，那才是真正的结束。想来，这一天，应该不会太久。

下午与一位前线工作的医生朋友通了一个长电话。有些观点，我们不太一致，比方追责。医生朋友认为，现在谈追责恐怕就没人做事了。而我则觉得无论政府或是医院，都不至于这么脆弱。医院的能干人应该不少，政府中人才也多，可继任的也大有人在。现在抗疫已到扫尾阶段，大家对前期所发生的事，记忆犹新，这正是复盘的最好时间。而追责，也是必须要做的，否则，怎么对得起逝去的几千亡者，以及更多有着痛苦经历的武汉人？这次疫情，我之前也一直说，是合力造成。从上到下，各种因素都有。这些因素每样一点，加起来就装了一大锅。现在，这口锅，大家都想甩掉。而我们要做的事，就是监督：你们不能轻易甩锅。各自的责任，各自承担。

医生朋友讲到了两件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此记下，可供以后参考：一，医生朋友认为，医院的建筑有问题。通风条件不好，密闭空间，容易加重感染。据说这几年医院都盖有新大楼，为响应节能减排号召，在空间的处理上，并不适合医院。医生朋友说，记得SARS那年，深圳气候暖和，他的朋友在医院把窗子打开，空气流通可稀释病毒，感染人数减少很多。我没有查数据，不知道当年深圳是否如此，但我觉得他讲得也有些道理。只是今年的武汉，正是寒冬，好像也不太可能开窗，我也有点点疑惑。不过我想，医院的通风问题，尤其是急诊或是传染病科室，应该是很重要的问题。二，医生朋友认为，每年冬春交际，是传染病大流行时间。上一次SARS是，这一次新冠也是。那么，为什么不把开会的时间，改在别的季节呢？改在一个流行病少的季节？

医生朋友的这一想法真让我脑洞大开。不瞒说，我在湖北，从1993年开始参加两会。由省人大开到省政协，整整25年。我太知道两会前后各部门会处于什么状态。为保证两会顺利召开，所有负面信息媒体都不允许报道、而各部门到了那个时候，几乎也没什么人做事，因为领导都去开会了。这一次，同样如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市卫健委停报感染人数的时间，与省市两会时间几乎完全同步。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也不是故意而为，而是习惯性动作。这一习惯，甚至不是这几年养成，是多年就有。多少年来，各部门都会把相关事情压到两会之后再办，而媒体多少年来，为保证两会顺利召开，从来报喜不报忧。干部习惯了，记者习惯了，领导习惯了，百姓也习惯了。押后办理工作，压下负面消息，大多时间都没发生什么意外。毕竟，生活中琐事为多，没什么不能放几天的。如此这般，皆大欢喜，人人都有面子。但是，病毒却不客气，它会当场把这面子撕破。SARS撕了一次，新冠又撕一次，会不会还有第三次？我有点担心。所以，在这里顺着医生朋友的想法，也给个建议：如果改不了两会时间，就改掉这个陋习；改不掉这个陋习，就改一改两会时间：让它在一个温和的不太可能有流行病发生的时间召开。其实这两件改起来都不是难事。

今天还有一件事我无法回避，估计很多人都在等着看我的回复。就是有一个自称十六岁的高中生，给我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有很多漏洞，以致无数朋友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十六岁学生所写，更像一个五十来岁的抠脚大汉的作品。不过，无论是也不是，我还是准备按十六岁学生的信来作回应。

我要说，孩子，你写得不错，充满着你那个年龄人的疑惑。你的想法很合适你，你的疑惑是教育你的人给的。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我无法解答你的疑惑。看到你的文字，倒让我想起很多年前我读过的一首诗。这首诗是白桦写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他：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和剧作家哦。我读这首诗的年龄大约是12岁，这是在1967年的“文革”中。那时，整个武汉的夏天，都在武斗。就在这年，我这个小学五年级学生，得到了白桦的一本诗集，诗集名为：《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其中第一首诗是《我也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诗的第一句：“我也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我读这首诗时，非常激动，并且永远记下了。

孩子，你说你16岁。我16岁时，是1971年。那时候，如果有人跟我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我一定会豁出去跟他争个头破血流，而且他就是说三天三夜道理也说服不了我。因为我从11岁起，接受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教育，到我16岁时，这教育已经进行了五年。用三天三夜的道理来说服我，远远不够。同理，我也不可能解答你的疑惑。我就是说三年，写八本书，恐怕你也不会相信，因为你也有至少像我当年一样的五年。

但是我要告诉你，孩子，你的疑惑迟早会得到解答。而那个答案，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十年，或是二十年后，有一天，你会想起来，哦，我那时好幼稚好下作呀。因为那时的你，可能已是一个全新的你。当然，如果你走的是一帮极左人士指引的路，你或许就永远没有答案，并且终身挣扎在人生的深渊。

孩子，我还要告诉你：我的16岁时代，比你差远了。我连“独立思考”这样的词都没有听说过。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需要独立思考，我的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学校说什么就是什么，报纸说什么就是什么，收音机说什么就是什么。11岁开始“文革”，到21岁“文革”结束，这十年，我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我从来没有过自己。因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只是一台机器上的螺丝钉。随着机器运转，机器停，我停，机器动，我动。这状态，大约也像今天的你（而不是你们，因为现今16岁孩子中很多人相当有独立思考能力）。幸运的是，我的父亲说：他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全都能上大学。父亲说那番话的样子我还记得。所以我在当搬运工的时候，一心想实现父亲的遗愿，于是我考上了大学：中国最美丽的武汉大学。

孩子，我经常为自己感到庆幸。虽然我的少年时代接受的尽是愚蠢的教育，但我却在青年时代得以进入大学。我在那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和阅读，与同学们一起讨论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并且开始了我的写作，终于有一天我知道了要独立思考。我还有幸地遇上了改革开放，更有幸参与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全程。我看到结束“文革”浩劫的中国，从那样落后的状态，一步步强大。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几乎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包括我写这份公开的日记以及你给我写这封公开信的权利。这一点，我们都要庆幸。

孩子，你知道吗？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几乎是我自己和自己斗争的十年。我要把过去挤压进我脑子里的垃圾和毒素一点点清理出去。我要装入新的东西，我要尝试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我要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当然，学会这些，是建立在自己的成长经历、阅读、观察和努力的基础上。

孩子，我一直以为这种自己与自己的斗争，自己给自己清除垃圾和解毒的事，只会在我这一代人中进行。意想不到的是：你和你的一些同伴，将来也会有这样的日子。那就是，自己与自己斗争，把少年时代脑子里被灌入的垃圾和毒素，清理出去。这个过程，倒是不痛苦，每清理一次，就是一次解放。一次次的解放，会把一个僵化麻木带着锈迹的螺丝钉，变成一个真正的人。

孩子，你听得懂吗？现在，我要把这一句诗送给你：“我也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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