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振：一个病毒学家的编年史 | 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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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是很久前写的，已经一年多了，不，快两年了吧，断断续续修改了多次。上次我见到张永振是在北京。吃饭吧，我们上楼。那个湘菜馆的菜很好吃，不太辣。我记得他一直在擦汗。我们一起吃过好几次饭，我得出结论：他真的完全不在意吃饭这件事，就像文中说的，他真的只是在完成咀嚼的动作。他关心什么？看他说什么吧。他和我聊他研究的病毒，他的求学经历。他的生活挺残酷的，在新疆的生活和后来在上海的生活，都过于坚硬了。我会感到他这个人也是如此，直，是这个词，这样的人会很容易得罪人吧？这两天他给我发来那些已经上了新闻的消息，我好像觉得如果不和他坐在那坚硬的地板上，就会感到良心上的不安。

他去过很多艰险的地方寻找病毒，洞穴啊，野山啊，他摔断过自己的骨头。他的生日是1月1号，每年他会随着世界长一岁而老一岁。你知道科学家的生命有多久吗？你知道病毒的生命有多久吗？剩下的日子，那种生活，除了研究病毒之外，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像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样买菜锻炼身体然后吃饭吗？我说了他不热爱吃饭这件事。他只觉得世界上还有好多好多种病毒是人类没见过的。我们渺小。对世界一无所知。是，他就是过于关心病毒本身了。

—— 旁立

张永振

一个病毒学家的编年史

2022年北京的冬天几乎都有阳光，不像上海很多阴冷的天。张永振有一年多没有回北京了，这里也是他的家。这次回京是一个机构请他做演讲，主题是如何发现及认识病毒。

2023年1月6日我又见到了张永振，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刚好过去了一年。他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还是穿着那件深蓝色西装，眉头依然皱着。我们谈论的也还是那些让他付出很多代价的回忆，这些回忆从2020年1月开始，其中大部分让人心灰意冷。

2020年张永振带领团队鉴定出新冠肺炎的病原体——新冠病毒，并率先向全球公开分享基因组序列。新冠病毒的及时鉴定与病毒基因组序列的全球共享，让全球病毒检测试剂和疫苗的研发得以提前，用哈佛大学教授Sabeti的话来说，张永振的做法，间接挽救了无数生命。他因此被《自然，Nature》杂志评为2020年度十大科学人物之一，也入选了《时代，Time》2020年度最具影响力一百人，以及《海峡时报》2020亚洲风云人物榜等。

三年多了，新冠病毒已经变成了奥密克戎，人类研发出了多种新冠疫苗，绝大多数国家早已进入了新的阶段，而他的个人境遇却在这三年变得飘摇又沉重。

谈到2022年，张永振说，这一年又发生了很多事，但在年底终于有点让他高兴的事了。2022年12月6日，他在迪拜获得了第七届“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知识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华人科学家。

张永振说获得这个奖让他意外，因为在对方正式通知他之前，没有获奖的任何信息。

去迪拜是2022年12月4日，那时中国一些城市还处在管控中。他三年来第一次出国，正是迪拜最舒服的季节，不冷不热，穿一件薄长袖就很舒服，街上没有人戴口罩。

迪拜政府的文化顾问、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知识奖的秘书长Jamal bin Huwaireb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You save the world”。2020年的时候，他也收到了许多不相识的外国民众发来同样话的邮件。

在2022年获得“知识奖”的3人中，除了张永振，还有最先研究出抗新冠病毒mRNA疫苗的凯特琳•卡利蔻（Katalin Kariko）博士和德鲁•魏斯曼（Drew Weissman）博士。

在迪拜，张永振感受到了社会对为人类的知识与科学创新做出贡献者的尊重。这次获奖主要是表彰他与团队在病毒学上的成就及鉴定并向全球分享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这是国际上对他的再次认可。在这个时候，迪拜颁发的这个奖让他感到些许宽慰。

12月11日，张永振在核酸检测阴性后从迪拜回中国。在广州入境后佛山的一个隔离酒店里，他被发现感染了新冠。在哪里感染的？他不清楚。十二天后他从隔离点出来时，外面的世界已经大变了。

在张永振被隔离的那段时间，朱同玉每天都给他打电话，问他感染后的身体情况，吃了什么，心情如何，过得好不好。朱同玉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副院长，他和张永振的友情是在他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时建立的。他离开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时，送了张永振一块牌匾，原先挂在他自己的办公室，现在挂在张永振宿舍的沙发后面，上面写着：惠风和畅。

但张永振的人生并没有那么惠风和畅。他说自己的一生很曲折，很不顺。但他不后悔自己在一些重要时刻做出的决定，尽管这样的决定让他承受了很多很多。哪怕在人生的至暗时刻，他都始终保持着异于常人的乐观豁达、坚毅果敢。

2021年底，在上海的一个晚上，我和张永振以及他的学生正在吃晚饭，朱同玉也来了。朱同玉幽默温和，而张永振略显惆怅。朱同玉擅长用玩笑去化解张永振的忧思，他说，老张别去跳楼啊。张永振说，我才不跳楼呢，历史上很多人都挺悲惨，我要更沉静，让历史来评价我。我所遭遇的也可能是一个能留下点历史记忆的人所必须承受的。

2023年1月5号，张永振发了一条微博：3年前的今天早上所做的事（判断与建议）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张永振是为数不多有国际影响力的完全由中国本土培养出的病毒学家。他研究过免疫，也研究过细菌，最后转向研究病毒。他做过狂犬病与出血热等病毒性传染病的防治，参加过非典抗疫、汶川抗震救灾等。三年新冠疫情中经历的事更让他刻骨铭心。

张永振不是那种左右逢源的人，他性格耿直，说话很直接，不绕弯。他团队成员陈燕玫博士说，他对自己和学生都很严格，近乎“苛刻”。他自己每天七点多就到达办公室开始工作，晚上工作到很晚才睡觉，一周7天，也就是“8-10-7”工作模式。有些学生适应不了他的工作节奏，离开了。网上有匿名的评价说，在他那工作的日子“生不如死”。然而，张永振在实验室开组会时常说“做科研不拼命干，落后的我们怎么能赶上发达国家的同行们，科学上没有弯道超车”。

他58岁，但看着比实际年纪要大。他从来没有专门去旅游过。他吃东西似乎只是完成咀嚼这个动作，快！他说他不在乎这些，他的解释是“时间有限，要学习、要做科研”。全年有350天以上他都在工作，他的休息方式是在某个月的某一天选择睡大觉。他得过癌症，后来开始注意锻炼身体，每天走一万步。唯一的爱好是摄影，他拍各种动物，洞穴，病患，一些样本，里面都藏着他感兴趣的病毒。

接下来我们要叙述的，只是张永振个人故事的一些片段，跨度很大，有58年。在漫长又短暂的58年里，他从新疆到了广州，从广州到了昆明，又到了北京安家，2018年又到了上海。

如果你有耐心读完他人生的这些片段，也许会理解2020年1月张永振为何会做出那个举动，为何能做出那些正确的判断。

第一篇  

1968年

张永振得了脑炎，医生宣布他活不了多久了。这年他三岁。

他记得那个夏天，在江苏徐州沛县一个乡镇医院。他也模糊记得旋转的吊扇、有点冰凉的水泥地板。入院不久，病越来越严重。他妈妈后来告诉他，很快他就完全不能说话，四肢僵直，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40多天。医生劝说张永振的父母放弃，并说即便治愈，也会是个傻子。但他的父母坚持救治。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后，他奇迹般地好转了。病房里时不时进来新病人，有个年轻女孩也得了脑炎，扎针一直哭。

很多年后，张永振说他绝对不哭。小学二年级他得过急性黄疸性肝炎，初中得过疟疾，疾病很早就找上了他，但又像一种预示，让他这辈子都从事病毒研究与传染病防治。

1980年

初中未毕业，由于家庭原因，张永振跟随回家探亲的婶婶前往新疆。之后他就和叔叔婶婶一起生活。叔叔是兵团农五师八十四团团部的一名会计，婶婶是团部的医生。叔叔自己有三个儿子，都比张永振小。叔叔婶婶待他很好，像父母一样，但他心里清楚这不完全是自己的家。在叔叔家，他十分谦让，比如少吃点饭，多做点家务活，像个哥哥样。

1981年

有一些他无法接受的事情发生了。父亲在这一年春天去世，他未能回家见父亲最后一面。

这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战胜日本女排夺得第三届女排世界杯冠军。第二天，《人民日报》用整个头版发出了“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号召。在张永振所在的新疆兵团农五师八十四团中学，老师鼓励大家学习女排精神，努力拼搏，考上大学，为建设四个现代化添砖加瓦。团部偶尔会放电影，《庐山恋》、《天云山传奇》等都有，张永振给自己立下规矩，不考上大学坚决不去看。

1982年

张永振选择了理科，在班上成绩排第一，但学校地处边境线上，教学质量一般，能考上大学就很不容易了，考上好学校的概率几乎为零。到农五师师部所在地博乐考试时，4个人睡一个房间，晚上他睡不好，发挥很差。

录取通知书发到了他叔叔的单位。师部有人打电话给他叔叔说，你侄子考上大学了。但张永振没有太兴奋，他的目标是浙江大学，而录取他的学校是新疆石河子农学院。

在石河子农学院，张永振学的是畜牧专业，他并不喜欢。但是多年后他判定，大学四年对他影响巨大。他喜欢用一种总结式的表述进行论证：第一，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第二，形成了做事的思维方法；第三，养成了刻苦的习惯，积累了知识；第四，学好了英语。

大学四年，张永振仅有的一次假期离校就是第一个寒假回叔叔家过年。上大学时，婶婶给他做了一套新衣服，蓝色的，底部有很长一段被折叠起来缝在最里面。几年下来，衣服洗了又洗，最外面的那层已经发白，他个子长高些后，拆掉线，折叠部分放了下来，衣服颜色分成了两截：上面一大截衣服旧得发白，下面一截是新鲜的蓝色。很多年后他还记得这件衣服。大学四年，他很节俭，从不主动向家里要钱，几乎没有买什么衣服，节衣缩食，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全部用来买了英语词典等参考书籍。以至于后来2019年石河子大学70年校庆，他被作为杰出校友应邀返校，学校领导问他本科四年的感受时，他的回答只有一个字“饿”！（节俭的品质一直保持到现在。学生说，每一张纸他都会双面打印。他的衣服大都穿了十几二十年，衬衫领子袖口破了，袜子、鞋子磨出了洞都舍不得扔。学生开玩笑说，他的每一双鞋都证明了陪他所走过的不平凡的路，平时走在路上没人会认为他是科学家，但做学术报告时他会把自己收拾得很得体。）

大学四年，张永振不看电影，没有娱乐活动，至今也不会跳舞。他知道如果要改变命运就只能学习。

学校很多老师是当年响应号召从内地大学来的，有些是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右派。有位叫王正的广东籍老师教遗传学。遗传学染色体观察的实验课一共做了两次。先做雏鸡的骨髓细胞染色体观察，然后做果蝇唾液腺巨染色体观察。两次实验的步骤大体相同，只是第二个实验缺少“低渗处理”的过程。张永振对此提出疑问。王正说，那你加上去，看看有什么不同。晚上，王正打开实验室，让张永振在里面做了一组对照实验：加低渗处理组与非低渗处理组。实验结果表明，低渗处理组的效果更好。王正又让张永振当着他的面重复实验，结果仍然相同。那时已经深夜了，王正没说什么。一周后，王正老师把张永振叫到他的房间说，你是一个有培养前途的人，你应该能在科学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他要求张永振从此在以下几个方面锻炼自己：对每一个知识点要问是什么、为什么、有什么用；锻炼总结问题的能力，每门课学完一章写摘要；锻炼正确的思维方法。为此他到当地的新华书店买了本《形式逻辑》，开始自学。

包括冯玉美、柳平均等很多老师都对张永振说过类似的话。大学四年唯一的一次度假回到叔叔家时，他从石河子买了柿饼等几袋东西去看望高中数学老师章忠倩。章老师是上海知青。老师说，你要有更高的目标，得考研究生，不要局限自己。

这些鼓励虽然很小，但能持续很久，最后变成了一种激情。他从教他们班英语的李琼芝老师那得到了一套《新概念》影印版教材，在暑假和寒假，他一个人在校园里生活，跑步、背书、学习、复习、吃饭、睡觉。到三年级结束时，自学完了《新概念》，而且做到能背下每一篇课文。他虽然不喜欢畜牧专业，但他喜欢遗传学与发育生物学，也一直努力自学综合性大学的基础生物学课程，如学习兰州大学郑国锠先生编写的《细胞生物学》、刘祖洞先生与江绍慧先生编著的《遗传学》等。由于遗传学学习优异，为他们班讲授《遗传学》的沈文津老师让张永振为全班同学讲授有关伴性遗传一章。

四年的大学生活，他自己也总结出了成才的五要素：目标、方法、毅力、环境、导师。

八十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年代。他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于科学研究，想当科学家，甚至在大学第四年的时候，还做起了在鸡蛋孵化期间能否用雌激素改变鸡胚性别的试验。

大四考研究生他报考的是生殖生物学。该方向往年基础课考的是有机化学，但那一年突然改考高等数学。他几乎来不及准备，考试只得了48分。这次的考研失败又让他意识到数学还学得不好，又开始自学南开大学编著的数学专业用的《微积分》、武汉大学编著的数学专业用的《线性代数》、同济大学王福保先生编著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教材。张永振认为，这些早期的高等数学学习不但进一步锻炼了他的逻辑思维，更为后来从事科学研究中如何做科学奠定了基础。

快毕业时，室友问他：“张永振，刚上学的前两年我们经常听见你晚上睡觉在哭，哭什么？”张永振并不知道自己哭过，他那时才意识到父亲去世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 

1986年

大学毕业后，张永振被分配到新疆建设兵团农五师。

他说当时新疆缺人才，为了确保他们到分配的单位工作，离校时学校没有发给他们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他的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都是到农五师报到上班后在师组织处领的。农五师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六军十六师，这支部队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长征、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和延安大生产运动。建国后，部队跟随王震到了新疆，创建了哈密垦区。1960年到1963年，农五师迁往博乐市，开始大规模开发建设博尔塔拉垦区。

那一年只有3位大学生分到兵团农五师工作，张永振的英语好，被分到农五师的外资项目管理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主要负责一些世界银行贷款在中国新疆的重大项目，帮助新疆农业进行综合开发。张永振也负责分管了一些项目，比如畜牧项目、卫生改水项目等，以及参加一些师里的对外经济与外事活动。

刚去时，他也犯过小错。譬如，有次在一份文件上将两个部门公章盖得有点重叠，领导看到后，当着所有人的面撕毁了文件。这件事对他教训很大，他开始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很细心。在农五师工作的六年间，每天早上，他至少提前20分钟到办公室，先打开水，再扫地擦桌子，为老同志倒上一杯水，下班时间延后半小时离开。一年后，有人说“外资办新来的小张真不错”。

1988年

前一年的下半年，张永振参加世界银行项目《新疆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扩初设计》，他和来自项目单位86团、89团、90团的三位畜牧师（都是六十年代毕业于重点农业院校的大学生）负责其中的畜牧业部分。随后，他又独自完成了整个项目的财务经济分析部分。该设计先后通过了兵团与国家两级组织的专家审核。扩初设计的出色表现，也让他得到了农五师当时主管外资项目工作师领导陈忠师长的欣赏与信任。

因为这个项目，张永振得到了一个出国机会。1988年5月，农牧渔业部组织了一个到澳大利亚考察澳洲畜牧业发展的考察团，张永振代表新疆农五师前往。组织给了他一笔置装费，是他好几个月的工资，说千万别穿太差了。出发前，陈忠师长把自己的一块表递给他戴着。这是他第一次出国。

代表团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乘坐国航的波音747飞机经停广州，十多个小时后到达墨尔本，又从墨尔本飞去了悉尼。在澳洲考察的20多天，张永振感受到澳大利亚的地大物博，人均资源的丰富，畜牧业的现代化程度是他在国内难以想象的。另外他也感叹当地的物价太高了，一双皮鞋要60-80澳元，而在新疆，最好的一双皮鞋只要30多元人民币。张永振那时一个月的工资100元多一点，而澳大利亚牧场一位剪羊毛的女工告诉他，自己每天的薪资80多澳元。

一个星期天，考察团去了悉尼歌剧院，在歌剧院靠海湾方向的平台上，有一个乐队正在演奏。很多人坐在地上安静地听着音乐，也有人随着音乐起舞。他也席地而坐，静静地听了一会音乐，望着远方的大海。

回到新疆后，一位师领导问张永振：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差距有多大？张永振说：“中国与这些发达国家的差距至少50年吧。”

1989年

张永振常去北京出差。1986年他在北京参加农牧渔业部举办的的英语口语强化班学习时，班上有些同学来自江西和广东等地，他们说，要是将来能调来北京，拥有一份工作，再有辆车就好了，这就是他们当时的梦想。

这年4月，张永振经同事介绍，和同样毕业于石河子农学院的赵斌秀女士结婚了。

他们先从新疆回到张永振的家乡江苏徐州沛县，拜访了部分亲人后，坐火车北上去了北京。4月27号那天，他和妻子在街上散步，打算回住处时，突然发现地铁停运了。两天后，他们收拾行李回到了新疆。

世行项目的工作还在进行，一些进口农用机械陆续运到了新疆。美国的约翰迪尔大马力拖拉机和翻转犁最先到货，这家公司是美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农用机械制造公司，生产的设备很先进，团里的人都不知道这些机械该如何使用，美国公司派来了一位工程师专门讲解安装和使用方法。

美国工程师示范安装一架机械时，发现某些零件不见了，他怀疑是中方弄丢了。张永振记得他错误地使用了一个词“偷”，这把在场的人惹恼了。张永振据理力争，最后判定是美国公司漏发了零件。但毕竟是“外国友人”，吵架后的那个晚上，张永振请他们看了文艺演出。

在兵团农五师六年的各种工作历练，不但让他彻底成为了一名兵团人，而且开阔了眼界，拓宽了知识面，锻炼了管理与组织协调能力。张永振说，这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一直分管农五师外资项目工作的原农五师陈忠师长。到农五师不久，张永振就感觉到陈忠师长有战略眼光，有水平，他便暗暗地跟着陈忠师长学习如何提高自己的“观察力、总结力、洞察力”。

1992年

为了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也是想看看广东这片热土所发生的经济奇迹，这年秋天，他考上了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专业的研究生，去了广州。

冬天，他的女儿出生了。女儿和妻子依然生活在新疆。他们一年见一次面。报考研究生时，陈忠师长尽管开始没同意，最后还是放行了，但必须定向培养，要求他毕业后一定得回来。

在读研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张永振在第一军医大学（现南方医科大学）做免疫学研究，感到免疫学很有意思。1995年，他想继续读博士，学习免疫学。他报考了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直到现在，他还记得免疫学专业课考试题目包括20个名词解释，8道简答题（任选4道作答），但每题回答不得少于1000字。其中一道题目是：免疫学从开始到现在有多少人获得诺贝尔奖？这些人的成就是什么？

张永振说，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三年多的学习，让他对“什么是科学，如何做科学”有了认识。

1998年

这年10月，张永振博士研究生毕业。他本想再出国学习深造，但在准备申请国外实验室博士后前，有一次中午做完实验后，他正准备起身离开时突然昏倒了，完全失去了知觉。幸好有两个女工作人员上班赶到了实验室，要是没人在，他可能就没命了。医生判定，这是太过疲劳导致了大脑严重缺氧所致。他觉得命运总是捉弄他。

最后他到了北京，前往中国预防医学科学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跟随徐建国所长做博士后，从事感染免疫研究，也是第一次接触到了细菌。

**第二篇  **

2001年

在张永振的人生中，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年，至少，这是他未来事业的开端。

他本已决定离开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也已联系好了新单位，对方答应的条件也很好。但经不住徐建国所长长达半年多的思想工作，最后还是答应留下来。以前本科学习的是畜牧专业，毕业后做的是外资项目管理；研究生与博士后主要是学习免疫与从事包括抗感染在内的相关免疫学研究，而这一年他开始接触一个全新的领域——病毒学。

张永振后来用重要性来解释这个选择。人类发现了抗生素，他认为细菌已经有办法对付了，但是病毒还是太神秘，研究病毒更重要。刚好出血热室缺高学历的人，于是领导让他负责出血热实验室。但在这个机构中，张永振的位置有些尴尬——他在研究细菌的所里研究病毒，出血热实验室也是所里唯一从事病毒研究的实验室。另外，当时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内还有一个国内顶级的病毒学研究所，力量强大，人才济济。

有人开始表示怀疑。张永振在此之前从未接触过病毒，在很多人眼里，他也不是名校及医学科班出身，只是一个完全由中国本土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有人说，张永振是个外行，他行吗？

但张永振自己认为，自己经过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学习与锻炼，有了较为扎实的生命科学基础；在来北京前，自学了医学院基础医学专业的基础知识，也自学了病理学、传染病与流行病学等；病毒不就是生命科学中的一个部分，它肯定遵守生物学的基本规律，只是有其特殊的地方。同时他也给自己立下规矩，工作一个月内，若卫生部有出血热疫情分析等相关任务，自己如果不能独立完成，那就表明自己是个笨蛋，没有培养前途，不适合这项工作，赶快换单位走人。

实验室在昌平，离北京市区非常远。张永振干脆住在办公室，先用了一个月查出血热的历史背景、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主攻方向与存在的问题。他发现以往中国的研究都侧重在对出血热的普通流行病学研究上，对于其背后的生态学和遗传学规律并没有多少研究。他好奇的是，这个病毒和宿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传播规律又是什么？他认为不能简单地去认识理解病毒，要把病毒视为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合法存在，要尊重大自然，主动去理解认识病毒。只有这样，才能在人类和病毒之间建立一套预警机制，避免让一个未知的病毒引发传染病甚至带来大流行。

从那时开始，张永振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没有星期天与节假日休息日，有时长达2个多月不回家，每年大年初二就到办公室工作。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没有事情不要离开实验室；要有怨言也可以，愿者上钩，适应不了也可以离开。

他解释说：“每个人都是一个脑袋，两只手，我又不比别人聪明，拼的就是勤劳，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在知识这个问题上，它不像财富，可以从老爹那继承。科学上，我们又远远落后于西方，要想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可，在国际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他们不会因为你是中国人，你的英语差、科研底子薄而降低标准，反而会要求更严更高。因此，你只有不断积累信誉，做出一流的成绩，别无选择。”

没多久他似乎就得罪了一些人。他也有过反思，自己的性格喜欢挑战，比较较真，提问的科学问题比较尖锐，一针见血，这就会得罪一些人，但他改不了。

他说：“如果我事事顾及别人，我的生活会相对容易一些。但长此以往，若养成习惯，再碰到科学问题也会有所顾忌，就会不敢坚持，这样在科学上就很难有独到的见解想法及一流的科学发现了。”

虽然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曲折，但他至今仍然保持这样的风格。他想保持科研上的激情。后来，2020年11月，他在武汉第一次见到饶子和院士时，饶子和院士对他说：“到现在，张永振你仍是中科院的人”。

这一年，他也认识了实验室的老主任陈化新主任技师与中国工程院院士俞永新研究员。他说两位老先生都给予了他很多无私的帮助。直到现在，90多岁的俞永新院士还经常电话或微信联系他，询问他的工作进展，鼓励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都要坚持，同时保重身体等。

这一年，他还参加处理了北京市实验动物中出现的汉坦病毒疫情，带领团队完成了北京市所有实验老鼠的汉坦病毒检测任务。由此，他的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认可，获得了不小的科研经费支持。

2002年

这年1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中国疾控中心或中国CDC）正式成立。这个中心是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中国农村改水技术中心整合而成。它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健全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张永振随之也进入了中国疾控中心。他所在的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改变为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简称传染病所）。

他觉得命运再次开了一个玩笑。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体系内，尽管他在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只有他一个实验室做病毒学研究，但属于合理存在。然而在中国疾控中心体系下，传染病所的职能定位是细菌性疾病的防控及其相关科研工作，所内对病毒性传染病的防控与病毒学研究工作就不再支持。

对他来说，这是巨大的生存危机，徐建国所长等也劝他改做细菌或细菌的感染免疫。不过他还是坚持认为病毒更重要，他也喜欢上了做病毒研究。他克服了重重困难，想尽了所有的办法，非常艰难地维持实验室的存在，并给自己制定了科研上的三个目标：

1.一定要在SCI期刊上发表论文；

2.一定要在SCI期刊上发表一定量的论文；

3.一定要在高水平的SCI期刊上发表论文。

2003年

中国爆发“非典（SARS）”。当时疾控体系不健全、疫情上报系统不透明，成为初期疫情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

4月，张永振作为专家加入国务院督察组，前往湖南湖北两省调查真实的“非典”疫情与督促疫情防控工作。

他们这个组负责的是湖南湖北两省。督察组把重点放在湖南省。当时的一个疑问是，广东病例很多，为何与其紧密相连的湖南却很少？湖南是否有隐瞒？为了获得真实情况，在长沙，督察组晚上坐出租车向司机打听当地疫情。当时的规定是，如果在市区打了120电话，救护车20分钟内到场才算合格。张永振和另外一位督察组成员跑到街上拨通了急救电话，称自己从北京来，这两天咳嗽很厉害，还在发烧。半小时过去，救护车始终没有到来。

4月22日，督察组去了湖南省疾控中心，在听完了湖南省领导的汇报后，督察组的负责人问疾控中心负责人：“你们的疫情数字是怎么来的？可不可靠？原始资料还在不在？能不能提供原始数据？能不能提供密切接触者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并让张永振与另一位成员去核实这些数据。

调查完长沙后，督察组按计划准备去岳阳。4月25号中午，大家正准备坐下来吃午饭，突然收到一条消息：一列从广东开来的火车上有个SARS病人，该车已进入湖南省内。车次是5303次，在24日晚8点从深圳发车至怀化。上午11点，列车长发现17号车厢有一名女乘客一直在咳嗽，对方说，自己可能在深圳感染了“SARS”，便与男友回家乡湖南。

湖南省政府与督察组马上和铁道部商议让列车停了下来，停靠地点为溆浦县低庄车站。张永振对领导说，督察组得有人去往现场才行，他申请过去，他是做公共卫生的，从卫生口出来的，应该去一线。下午，张永振和专家组另一位成员坐上车，在山路上绕了十多个小时后，第二天凌晨一点多到达溆浦县。

两个疑似SARS病人被隔离在医院。张永振要去医院对病人做流行病学调查，他必须判断他们到底是不是SARS。这个判断将影响其他乘客的去留。从中午1点到晚上11点多，两个车厢里的270多人接受了检查，到了深夜，他们只能睡在当地提供的简易房屋里休息。

没有防护服，张永振戴上口罩，穿了一件工作服进了病房。这对情侣分别隔离在两间病房。省里派去的临床专家判断，两人应该不是SARS，就是个普通的感冒，但最终需要督察组的人下结论。张永振发现两人没有与SARS病人的相关接触史等。他说，我也相信省里医生的诊断。回到宾馆后，他与另一位同事决定，两人问题不大，可以让其他乘客离开，这两位病人留下来观察即可。

5月9日，在SARS恐慌达到顶点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颁布。其中第二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突发事件，不得隐瞒、缓报、谎报。

也正是这次国务院督察工作，他认识了对他影响很大的原国家人事部戴光前副部长。张永振说：“戴部长不但是长辈，更像忘年交，从那以后给了我许多的关怀、指导，支持与帮助。哪怕在《参考消息》上看到有关传染病防治相关的新闻，他都问我看到了没有，最好查查英文原文”。张永振说，过去二十年，戴部长一直在关心与鼓励着他。

2004年

这一年，国内狂犬病疫情开始上升。由于狂犬病是老病，很难争取到经费，没人愿意研究这个病毒。

张永振意识到，做出血热研究在科学上可能会有所建树，但做狂犬病主要是防治，能够吸引大众对动物源性疾病的关注。他接受了卫生部疾控司领导肖东楼副司长的安排，除出血热外，同时开始研究狂犬病毒及做狂犬病的防治工作，由此认识了美国佐治亚大学的华裔病毒学家傅振芳教授，并成为好朋友。

世界卫生组织的几个狂犬病专家在这一年先后来到了中国。他们在中国各地疾控中心宣讲狂犬病防治知识，张永振对他们说的“十日观察法”、“健康犬不传播狂犬病”等观点产生怀疑。张永振要做一场实验，用实验结果去论证“健康犬是否传播狂犬病毒”。当时已对狂犬病毒颇有研究的严家新教授认为他是一个“敢于挑战权威的勇士”，并且不是通过口头进行挑战，而是通过科学研究。

他去了贵州的安龙县，这是狂犬病疫区。县里在这一年报告了十多起狂犬病病例。一个35岁的男性被确诊为狂犬病，这位患者还有两个孩子和一对年迈的父母。当时，这个得了狂犬病的患者还很清醒，他睡在床上，话不多，出现典型的狂犬病症状，问一句答一句，四肢都被绑在床的四个角上。这个场景一直冲击着张永振，但他无能为力。他在离开这家人时，给他们留下600元钱。

这一年的冬季，他们在安龙县找到了100多只流浪狗，用当时的国产诊断试剂从中筛查出了15只检测狂犬病毒抗原阳性疑似患有狂犬病的狗，在一个农户的猪圈里将每条狗单独圈养着。半年间，张永振的合作伙伴——贵州省疾控中心的老主任王昭孝带着人每月到现场观察采样一次，他自己从北京多次到现场观察采样。最后一次，张永振、王昭孝、傅振芳教授、美国CDC狂犬病研究室的主任Rupprecht CE博士等一同来到现场进行现场观察、取样检测验证，再加上回到北京后的实验室验证。最后结果显示，这些长期存活狗的唾液腺中并没有狂犬病毒。这次实验证明，健康的狗不传播狂犬病毒，张永振也认可了“十日观察法”适用于中国，并与美国专家Rupprecht CE、傅振芳等联名在国际专业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与评价。

这一年，张永振的实验室因疾控中心内部机构改革差点被关闭。

他自己想了很多办法，无法解决时，张永振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找到了戴光前部长，向部长汇报了相关情况。戴部长了解到全面情况后，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保留下这个实验室更重要，更有利于工作，同卫生部分管疾控工作的部领导沟通协商。这样，张永振实验室得以保留。当张永振对戴部长说，因这些小事找您给您添麻烦，实在不好意思。戴部长说：“你是为了工作找我，又不是为了想当官找我，你不找我你还能找谁”。谈话结束后，戴部长还把张永振送到人事部大门。

另外，俞永新院士与陈化新主任技师也多次通过各种渠道向卫生部领导、疾控中心与传染病所领导反映问题，建议保留张永振在传染病所的实验室并支持他的工作。

2005年

这年底，他实现了在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目标。有关“中国人狂犬病”的短篇论文在美国CDC办的期刊《新发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上发表。

2006年

他在《病毒研究，Virus Research》上发表有关中国狂犬病分子流行病学的论文，这也是中国发表的第一篇有关中国狂犬病的分子流行病学论文。

这一年，张永振邀请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授Alexander Plyusnin博士来中国访问，并一起到了中国肾综合征出血热高发地区之一的内蒙古牙克石实地调查。他认为，赫尔辛基大学Alexander Plyusnin教授是当时国际上在汉坦病毒遗传进化研究上做得最好的病毒学家。也由此开始了他们两人在汉坦病毒研究上的合作，并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

2007年

这时，张永振最感兴趣的病毒是汉坦病毒。他认为汉坦病毒与其宿主（主要是老鼠）是从进化生态上研究新发传染病非常好的一个自然模型。

早在2001年，他就申请到了国家社会公益重点项目，开始中国汉坦病毒的分子流行病研究。2002年，他在吉林珲春林区野外的大林姬鼠中检测到汉坦病毒阳性，对病毒基因序列进行分析，发现这些老鼠携带的病毒与黑线姬鼠携带的汉坦病毒高度同源，均为汉滩病毒（国内又称I型病毒），并认为大林姬鼠也是汉滩病毒的自然宿主，这无疑不符合当时国际上流行的汉坦病毒与宿主间一对一关系的观点。

这一年，在知名期刊《普通病毒学杂志，Journal of General Virology》上，张永振发表了团队第一篇有关汉坦病毒的SCI论文，提出大林姬鼠也是汉滩病毒的自然宿主，地理生态因素对汉坦病毒的播散起重要作用。

另外，他还与王昭孝等在贵州发现了褐家鼠携带的汉滩病毒与汉城病毒发生基因片段重排的汉坦病毒。研究结果发表在《医学病毒学杂志，Journal of Medical Virology》上。

也是这一年，在杭州举办的一次狂犬病学术会议上，张永振认识了温州市CDC的林献丹。自此，温州及其周边地区成为张永振研究最重要的一个研究现场。林献丹加入研究团队后，为团队采集到了最多的从海洋到陆地的各类生物样本，为张永振团队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2008年

张永振带领几名由朋友支援他的外单位硕士研究生，在SCI收录的病毒学主流期刊上发表了5篇有关汉坦病毒与狂犬病毒的科研论文。其中有关健康犬不传播狂犬病的论文被牛津大学的病毒学家 Mary J Warrell等在《医学1000》上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年5月，四川汶川等地发生大地震，他第一时间随队到茂县最偏远的维城乡参加抗震救灾与灾后防病。

2009年

这年9月，张永振在北京协和医院体检中心进行例行体检。医生摸了摸他的脖子后，建议他去做一个B超。做完B超后医生发现情况不妙，说需要做一个穿刺，从病理切片判断是否是肿瘤。随后他被告知自己患上了甲状腺癌。

下午接到检查结果后，他立即打了一辆车从市区赶往昌平的办公室。到了实验室，张永振把学生与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安排好每个人的工作。到了晚上，张永振说，我和你们一块吃顿饭， 我生病了，需要住院治疗，后面再见。

那场手术做了近8个小时。后来有个去看他的老朋友问张永振：老张，全麻是什么感觉？会做梦吗？

张永振说：没感觉，什么都不知道，应该和死去是一样的。

手术做完一个礼拜后，张永振回到了实验室。脖子是肿的，不能扭头。至今他那侧的脖子与肩膀仍没有知觉，还是麻木的。

这一年，他带领团队在美国CDC办的《新发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杂志上发表两篇有关出血热的长篇研究论文。

2010年

前一年的春天，中国疾控中心接到报告，淮阳山地区（位于湖北、河南、安徽的三省交界处地区，由桐柏山、大别山、张八岭组成，地理上合称淮阳山）的多名农民被蜱咬伤后出现了发热、出血等症状，严重的出现死亡，感染源不明，很长时间内都无法查找到致病的病原。

3月26号晚上，传染病所领导徐建国所长让张永振负责找出病原体。张永振答应了下来，并提了几个要求。第一，让他独立做实验与分析，不要有任何干扰。第二，必须给他临床样本。第三，得配备高等级的实验室设备与条件（注：张永振实验室当时连一台像样的PCR仪都没有）。

张永振团队一直很小，2001-2020年间他在传染病所招的研究生总共也就9位，朋友支援送来及他在新疆石河子大学招的研究生是他科研的主力军。

承担这一任务时，他只有3个学生，其中两位是他在石河子大学招的硕士研究生。他先让学生整理出两张表，第一张表为新出现疾病病例的临床特征、血常规指标、生化指标。另一张表为国际上已知的和有相似症状的疾病的临床特征、血常规指标、生化指标。没有人知道新发的传染病是由病毒还是细菌引起。张永振习惯了兵团人领兵打仗的思维模式，首先明确战役的战略方向是什么，这就要首先判断引起这种新发传染病的病原体最有可能是什么，细菌还是病毒？然后再解决战术问题寻找突破口，怎么找。

他首先排除了细菌，但还有四个科的病毒能引起出血热：

1、黄病毒科（乙脑病毒、登革病毒等）；

2、布尼亚病毒科（包括汉坦病毒，能引起肾综合征出血热（中国称流行性出血热），中国也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危害最严重的国家）；

3、沙粒病毒科（在中国少见，会引起脑膜炎与出血热）；

4、丝状病毒科（其中的埃博拉病毒与马尔堡病毒，能引起严重出血热）。

他认为这种新发的传染病最有可能是由布尼亚病毒或沙粒病毒引起的，在设计PCR引物时，他要求学生要采取简并原则，设计的引物要以属为单位，每一个检测体系要能覆盖检测到属内所有已知的病毒，这样才有可能发现未知的新病毒。

这年4月，张永振团队前后仅用了两周就确认了病原体是一种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白蛉病毒属（现为布尼亚病毒目）的新病毒。依据研究结果与其最先流行与发现的地理地点，并按照当时的国际病毒分类命名规则，张永振将其命名为“淮阳山病毒”。

在4月20日上午中国疾控中心的内部会议上，张永振与另一位“千人计划”教授（鉴定工作主要在美国完成）同时报告了湖北与河南交界地区出血热类疫情由新布尼亚病毒引起。

张永振团队立即又从武汉新洲区2009年的一位农民患者家狗窝里采集到的长角血蜱中发现了该病毒。随后，张永振亲自带领团队前往湖北的麻城、随州、孝感，河南的信阳等地开展了长达半年艰苦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证明了长角血蜱是该病毒的储存宿主与媒介。

经过新布尼亚病毒（淮阳山病毒）生态与流行病学现场调查与研究的历炼，这一年已加入团队多年的武汉市CDC的田俊华，成长为如温州市CDC林献丹那样的现场研究人员，他与林献丹成了张永振现场研究的左膀右臂。后来张永振对他们两人的评价是：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克服一切困难，想尽一切办法超额完成任务。

这一年，他在美国CDC办的《新发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期刊的第八期上发表当期的首篇论文——《中国人与动物中汉坦病毒的感染》，这也是一篇综述性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后，张永振的邻居，传染病所的老教授范明远先生还专门到他家祝贺，并语重心长地说：“小张，不简单，好好干！”

2011年

春天，他带领两名团队成员，回到他曾工作过的新疆兵团农五师与农九师，开展节肢动物病原学调查。在老朋友与老同学的帮助下，不到20天的时间里在新疆的博乐与塔城两地采集到2万多只蜱。随后他又带着学生到温州、盐城、武汉、济源、内乡等更广泛的地区采集各种节肢动物，为后面研究RNA病毒的遗传进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这一年秋天，张永振的妻子赵斌秀被确诊为肺癌。

他妻子是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消毒室的一名主任技师，从事消毒相关的疾控与科研工作。他妻子先后做过3次手术。随后8年里，为了让张永振能更好地工作，到医院看病大多是她一人去，甚至在节假日还随同张永振一起到昌平的实验室，并住在那里。

2012年

这是张永振在病毒学科研上实现转折的一年。他带着几名硕士研究生，在国际最权威的病毒学期刊《病毒学杂志，Journal of Virology》上连续发表了3篇论文。

第一篇论文，提出了褐家鼠迁徙导致了当今汉城病毒的世界性分布，这篇论文也是该期刊当期的亮点论文。

第二篇是他们在温州发现，当地的社鼠携带的汉坦病毒是完全独立的新种，取名为“大别山病毒”。但在研究这个病毒时他们发现，在汉坦病毒种的形成过程中至少发生了9次跨种间传播事件。他们提出了“跨种间传播在汉坦病毒种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

第三篇是有关淮阳山病毒的生态、多样性及其进化的研究，提出了中国湖北河南交界地区生态因素的改变是淮阳山病毒感染人并引起淮阳山血热新发传染病疫情的主要因素。

张永振在汉坦病毒研究上取得国际学术界认可后，当时已是国际顶尖病毒学家的悉尼大学教授（澳洲科学院院士与英国皇家学会会士）爱德华·霍尔姆斯博士开始和张永振合作，后来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在张永振走向大病毒领域的研究上，他提供了不少帮助。

爱德华时常怀疑张永振是不是不睡觉，因为张永振在夜里回复他的邮件总是很快。

2013年

2011年底，张永振团队认为蝙蝠可能在汉坦病毒的遗传进化中发挥作用。随后的一两年内，他们在浙江龙泉、湖北武汉等地采集的蝙蝠与其他动物样本中发现了以下病毒：

在浙江龙泉地区的中华菊头蝠中发现了龙泉病毒；

在湖北黄陂地区的普通伏翼蝠中发现了黄陂病毒；

在内蒙古牙克石地区的东北鼩鼱中发现了牙克石病毒；

在云南梁河的四川短尾鼩中发现梁河病毒。

借助新发现的汉坦病毒，他们对全世界发现的汉坦病毒进行了系统的进化生物学研究，研究结果以封面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国际权威的病原学杂志《美国公共图书馆—病原学，PLoS Pathogens》上，封面上的评论是“在中国新发现的汉坦病毒挑战了其来源于啮齿类动物的传统观念”。

鉴于他短时间内在汉坦病毒遗传进化上的这些研究，赫尔辛基大学的Alexander Plyusnin教授对该校的中国留学生常说：张永振的进步太快，在汉坦病毒遗传进化研究上他已经超越了我。

张永振认为，他们研究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仅为发现新病毒，而是要查清病毒在自然界中的本底，揭示它们的遗传进化、生态，以及播散规律，希望有朝一日能对它们进行天气预报式的预测预报预警，为新发传染病的主动防治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撑。

也在这一年，张永振对他的学生说：在汉坦病毒的遗传进化研究上，目前我们已经站到这个领域的山顶上，但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山头上，我们一定要跳到更大更高的山头上。

这一年三月，爱德华应张永振邀请来到中国CDC传染病所，与张永振团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非常仔细地参观了实验室的所有工作，察看与询问每一实验细节。张永振又带着爱德华到了温州与龙泉，实地察看林献丹带领的温州等地的现场工作是如何进行的。他在中国CDC与温州市CDC也分别做了学术报告。这次访问更加坚定了他对张永振的信任及与张永振的合作。后来他安排他的学生来中国参加张永振团队的研究工作。他的学生说，爱德华回澳洲后说发现新病毒与进行病毒进化研究，张永振能抓住重要科学问题，其现场合作伙伴太好啦，必须与张永振合作。

这一年的六月，赫尔辛基大学Alexander Plyusnin教授第三次来访张永振实验室。他住在中国CDC的专家公寓，由于时差原因，他早上不到6点就到了张永振的实验室。到了实验室，他看到了正在办公室折叠床上睡觉的张永振。这令他很意外。然而这对于张永振来说，睡办公室早已习以为常。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所的20多年间，他就是这么过来的。

2014年

四年前（2010年）在研究淮阳山病毒时，在湖北荆门地区采集的微小牛蜱样品中，张永振团队发现了两条与黄病毒科病毒的NS3和NS5基因同源全新基因片段，按照当时黄病毒科的分类标准，这两个基因片段应该代表一个新的病毒属，根据发现地的地名和宿主，张永振将这个病毒命名为“荆门蜱病毒”。

依据经典黄病毒的基因组结构，NS3和NS5这两个基因片段应该在同一条RNA链上，中间与两边还有其他的基因序列。但张永振团队始终无法将两个片段连接上，也扩增不到其他的病毒序列。在后来近四年的时间里，这个问题一直没人能解开。

2013年夏天，张永振突然想到，获得的NS3和NS5这两个片段会不会本身就不在同一条RNA核苷酸链上？

这个未知的病毒是否是一种分节段的病毒？7月21日下午，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两位博士生，他们在那天晚上反复分析验证后，证明了这个大胆的猜想。随后又找到了另外两条编码结构蛋白基因片段。令人惊奇的是，后找到的两个片段与当时已知的所有病毒序列无同源性。

判断这四个基因片段代表一个前所未知的崭新病毒，风险巨大，张永振认为这是他科研生涯中遇到的最大挑战。

张永振说，关于基因组分节段和不分节段病毒的起源问题是病毒遗传进化领域的重大课题，涉及到病毒的生物学定位，一直是困扰科学家们的难题。

一些实验室里的模拟实验结果提示，在病毒的进化过程中，基因组分节段与不分节段的两类病毒间应该有着进化上的关联。然而在当时，基因组分节段和不分节段的两类病毒之间看似没有任何联系，也未能在自然界找到一个能明确证明两者之间有遗传进化关联的病毒。直到荆门病毒的发现，这个病毒建立了基因组分节段病毒和不分节段两类病毒间进化的桥梁。荆门病毒的发现不但挑战了原有病毒分类规则，同时为研究基因组的进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鉴于荆门病毒的特殊生物学意义，论文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发表后，剑桥大学的生物学家Hayley M. Bennett博士立即以 “新发现的蜱病毒拨开了迷雾”为题在顶尖的自然子刊《自然微生物评论，Nature Review Microbiology》上发表了评论文章。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编著的经典病毒学教材《病毒学原理》第四版（2015）与第五版（2020）图文重点讲述了荆门病毒的故事及其生物学意义。

鉴于在节肢动物中发现了具有重要生物学意义的荆门病毒，张永振认为找到了金矿，带领团队开展了节肢动物中病毒多样性与进化的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

这一年，做海洋生物研究的陈骁加入了张永振团队，是张永振从事海洋病毒研究最有力的助手。

爱德华第二次来到张永振实验室，讨论进一步加强病毒进化的合作研究。张永振带着他到了武汉市CDC，看了武汉周边地区地理生态、湖泊与河流，也去了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2015年

这一年，在70种节肢动物中，张永振团队发现了112种全新RNA病毒，其中包括基因组最复杂多样的RNA病毒——楚病毒。包括楚病毒在内的这些新病毒的发现，充分证明了所有负链RNA病毒具有共同的祖先。另外，他们还发现了缺少编码糖蛋白基因或核蛋白基因的病毒，以及节肢动物在病毒的进化与播散中起重要作用。

长达26页的文章发表在《eLife》上。当时期刊的主编是Randy W. Schekman，他在201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又在同期安排了由来自爱丁堡大学的国际著名病毒学家撰写的3页评论文章：《节肢动物是病毒进化的心脏吗？》。同时，剑桥大学的生物学家Astrid Gall博士以 “充满病毒的昆虫”为题在顶尖的自然子刊《自然微生物评论，Nature Review Microbiology》上也发表了评论文章。两篇文章均高度评价张永振团队有关节肢动物中病毒多样性及其进化的科学意义。

也是在这一年，张永振与武汉市CDC的主任周敦金及余滨主任医师、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科的赵苏主任等，联合在武汉的医院中开始开展不明原因呼吸道感染病原体监测及肺炎病原谱的研究。

2016年

动物分为脊椎动物与无脊椎动物两个大类。过去研究动物携带的病毒主要集中于哺乳动物与鸟类脊椎动物。脊椎动物占整个动物种类不到4%，而无脊椎动物则占整个动物种类的96%以上。无疑，张永振认为解析了无脊椎动物中的病毒则能更好地理解认识整个病毒圈的全貌。

2016年，张永振团队在《自然，Nature》上发表《无脊椎动物RNA病毒圈的重新界定》的研究论文，报道了1445种全新的病毒。这篇论文充分证明了自然界RNA病毒的高度多样性与进化上的连续性，所有的RNA病毒具有共同的祖先，并且系统揭示了RNA病毒的遗传进化规律及RAN病毒与DNA病毒、细胞生物之间的遗传进化关联，提出了RNA病毒基因组进化的模型。在无脊椎动物中发现了仅编码RNA依赖的聚合酶基因病毒，加上2015年在节肢动物中

Maja Stanojević

发现的缺少编码糖蛋白基因或核蛋白基因的病毒，这些特殊新病毒的发现也对现有病毒的概念提出了挑战：什么是“病毒”？

一位负责审稿的科学家说，这些新病毒的多样性和基因结构毫无疑问地颠覆了人类对病毒世界的认识，是一项革命性的研究。同时他认为这篇论文是他审过的最令人激动的论文，甚至是他读过的最令人激动的论文。

同时，顶尖的自然子刊《自然微生物评论，Nature Review Microbiology》的编辑Ashley York博士在《自然微生物评论，Nature Review Microbiology》上发表题目为《揭开病毒圈的秘密》的评论文章。高度评价张永振团队有关无脊椎动物中病毒多样性及其进化的科学意义。

在中国疾控中心的官网上，我们依然能看到对这一发现的评价：“此次张永振团队研究发现的新病毒数量很多，不仅充实了病毒的‘数据库’，还填补了病毒进化上的主要空缺。同时也改变了病毒学的传统观念，为认识生命的起源进化提供了新的基础。”

简单来说，这些病毒的发现让人类重新认识了病毒本身。爱德华·霍尔姆斯常常对张永振说：张，你改变了病毒学。

2017年

这一年3月，张永振接受赫尔辛基大学Alexander Plyusnin教授的邀请赴赫尔辛基大学讲授病毒的遗传进化。5月，受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Maja Stanojević博士的邀请赴贝尔格莱德大学讲学，并被医学院聘为客座教授。11月，应俄罗斯国家病毒与生物技术中心研究员Liudmila N. Yashina博士邀请，赴俄罗斯新西伯利亚访问，讲学、参观考察，商讨双方合作事宜。

7月起，他带领团队成员先后赴新疆、河南、江苏、浙江等地现场调查采样。9月在浙江温州文成山上采样时，张永振掉到5米多的深坑，摔断3根肋骨、一节脊椎骨骨裂。事后学生们调侃说，他是用生命在采样。

这一年年底，鉴于团队在病毒多样性、遗传进化等所取得的成绩，国际顶尖期刊《细胞，Cell》与《病毒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Virology》先后联系张永振，约请他撰写相关评论文章。

7月，张永振与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联合招的博士后陈燕玫博士进入张永振团队，她原本是中山医学院党委书记吴忠道教授为吸引张永振到中山医学院工作提前为他招的博士后。

10月底，爱德华.霍尔姆斯教授到深圳参加一个遗传学会议。会后，他与张永振应邀先后到广州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与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讲学并探讨科研合作事宜。

……

2018年

3月底，张永振团队与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达成科研合作协议，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建设实验室与研究团队，开展病原学研究。（特别要指出的是：除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外，张永振在2018年前没有在任何单位领取过兼职劳务费。）

这一年，张永振团队在《自然，Nature》上发表了第二篇研究论文——《脊椎动物RNA病毒的进化历史》。他们在海洋与陆地采集的186种低等脊椎动物中发现了214种全新病毒，尤其是在海洋鱼类中发现了埃博拉类、沙粒类、汉坦类等RNA病毒。

该研究表明，自第一个脊椎动物出现后就一直有病毒存在，提示病毒随着脊椎动物从海洋到陆地，论证了RNA病毒具有漫长的进化历史。这篇论文与2014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2015年发表在《eLife》、2016年发表在《自然，Nature》上论文的研究结果，对确立病毒的生物学属性及其进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鉴于这篇文章的科学意义， 《自然，Nature》杂志同期配发美国科学家Zeller和Andersen撰写的题目为 “Backbone of RNA viruses uncovered”的评论文章。同时，自然子刊《自然微生物评论，Nature Review Microbiology》的编辑Ashley York博士再次在《自然微生物评论，Nature Review Microbiology》上发表题目为《走了同一条路》评论文章。南京师范大学韩管助教授等在《微生物进展，Trends in Microbiology》上发表题目为《脊椎动物RNA病毒扩大的多样性》的评论文章，以及TWiV邀请美国两位病毒学家对该研究结果进行了长达10分钟的评论。高度评价张永振团队有关低等脊椎动物中病毒多样性及其进化研究结果的科学意义。

张永振等在《细胞，Cell》上发表特邀评论文章。在这篇评论文章中，他提出：宏基因组（尤其是宏转录组）是发现新病毒的一个强有力工具，正在改变我们对病毒圈的认识。重新界定的病毒圈完全不同于我们原来所认识的病毒圈，总结梳理了病毒的进化机制，同时也指出我们在病毒的认识上每前进一步，都会更加意识到我们真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是我们未知的。

这一年3月，应德国病毒学会的邀请，张永振在德国当年的病毒学年会上作有关病毒的多样性与遗传进化的大会主旨报告。10月，日本冈山大学的铃木教授邀请他先后在冈山大学、京都大学讲学，以及在当年的日本病毒学年会上作大会主旨报告。

鉴于张永振团队已开始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开展科研工作，爱德华.霍尔姆斯也是复旦大学与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客座教授，这一年7月，他来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工作一周。

值得一提的是，霍尔姆斯自与张永振合作，不管他自己来中国还是送他的学生到张永振实验室工作的旅费都是由他自己在澳洲的科研经费中支付，更没有从中国疾控中心、复旦大学、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获得任何劳务费。他对朱同玉说，他来中国与张永振合作，就是为了科学与公共卫生。两个病毒家对于科学的热爱、执着，对个人品质的相互欣赏，让国际合作变得纯粹而愉快。

2019年

这一年，张永振应邀在《病毒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Virology》发表评论文章。这篇综述系统评价了宏基因组学带给我们在病毒圈认识上的巨大突破、病毒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及可能遇到的挑战。

同年，张永振与欧美其他5位病毒学家应《自然，Nature》的邀请，发表评论文章，明确提出，病毒的分类规则是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以及如何改变。

这一年5月，爱德华.霍尔姆斯教授来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并与张永振、陈燕玫等一起到云南考察，准备在云南开展新病毒发现及遗传进化研究。

到这一年，张永振的妻子赵斌秀已患病8年。

他们一起生活了30年。张永振陪伴家庭的时间很少，他对妻子和女儿一直觉得很亏欠。有时出差回来，他会给妻子带点礼物。他曾从南非带回一条项链，从芬兰带回一块表，妻子都非常喜欢。2017年，他们一起去了贝尔格莱德，那几天妻子特别高兴，天气也很好，他们喜欢晚饭后在校园和当地的街道散步。

9月11日张永振从上海出差回北京，12日在实验室工作一天到深夜回家。13日是中秋节，早上妻子的身体有点撑不住了，张永振立即将妻子送到地坛医院治疗。她在地坛医院住院期间，还催促他赶紧回去做研究。病情恶化后，任何药物对她都不再有效。

10月13日早上，妻子去世。他说：“在一起生活30多年，都是她在操持着家，带着女儿。她不在了，很多话，我没有地方可以说了，似乎家也没有啦。”

**第三篇  **

2020年

1月1日

张永振过生日，吃了两口学生买的蛋糕，收到了一些问候和祝福，女儿给他打了一个越洋电话。

1月3日

张永振收到了武汉CDC的田俊华常规采集的生物样本，其中还包括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科赵苏主任、武汉市CDC余滨主任医师等于2019年12月26日采集的一份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灌洗液样本。 

按照国家生物安全条例，不明原因临床样本可以直接在P2实验室处理与检测。但当时张永振团队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P2实验室正在装修，实验室没有启用，P3实验室刚好有空档期。下午一点半，张永振的在职博士生宋志刚与另一位副研究员吴凡开始在P3实验室做样本处理与核酸提取。随后其他学生建文库与进行高通量侧序。

在他们开始进行武汉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病原体筛查前，刚刚帮上海一家医院完成临床不明原因严重腹泻病例的病原体诊断。

1月4日

张永振在办公室忙碌了一天，晚上很晚回到宿舍，刚脱下衣服准备睡觉时（1月5日的凌晨两点多），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他团队的陈燕玫博士打来的，她在北京实验室负责此次高通量病原体筛查病毒数据分析工作。陈燕玫告诉张永振，她在转录组的数据中发现了SARS类冠状病毒的序列。

张永振让陈燕玫别睡了，熬夜把全基因序列做出来。随后他立即回到办公室，并给他团队中一个最熟悉冠状病毒的学生王文博士（注：也是张永振的学生，传染病所的职工）打电话，让她立即从回龙观的家赶到昌平的实验室协助陈燕玫分析病毒序列。

1月5日

凌晨2点，张永振团队通过高通量测序获得了该病毒的基因组序列，早上6点前他们不但获得了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而且对测序数据进行了全面分析，同时绘制出了基因组图谱，以及构建了进化树，分析结果表明该病毒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人上发现。

早上7点，张永振给武汉中心医院呼吸内科赵苏主任打了一个电话，询问与讨论了该病患的相关情况。8点前，张永振做出了几个判断：

1、武汉出现的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体是SARS类冠状病毒；

2、该病毒在病毒学分类上是一个新型冠状病毒；

3、该病毒经呼吸道传播；

4、该病毒的致病性与公共卫生风险一定高于高致病性禽流感。

8点，张永振让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朱同玉主任赶快来到他的办公室。他说，结果出来了，这肯定是个大事！要赶紧用最重要的渠道报上去。朱同玉说，你敢肯定吗？如果报错了，意味着什么？

“我敢肯定！”张永振回答。

据《财新网》报道，“上海公卫临床中心当日立即向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报告，并抄送上海市卫健委和上海市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一份1月5日的内部报告提到，由于该病毒与造成SARS疫情的冠状病毒同源性高，应该会经呼吸道传播，报告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相应防控措施，并在临床救治时采取抗病毒治疗等。

5日下午，张永振团队将病毒基因序列注册到GenBank。

……

1月6日

中国疾控中心内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1月7日

张永振回到北京为逝去的妻子选墓地。

晚上，张永振把总结好的有关新冠病毒的论文投到《自然，Nature》上。

1月8日

下午，张永振乘飞机到达武汉。华中农业大学邀请他前去做一个有关传染病与病毒遗传进化的讲座。当天晚上，他和武汉中心医院呼吸科的赵苏主任、武汉市CDC的余滨主任医师、田俊华副主任技师等几位医生一起吃了晚饭，进一步了解武汉疫情的实际情况，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并特别要求田俊华抓紧开展病毒溯源的现场调查与样品采集等。

1月9日

在华中农业大学做完报告后晚上回到上海。深夜，《自然，Nature》杂志的一位编辑发邮件给张永振，建议他可以发论文的预印版及把病毒基因序列释放出去。张永振说：关于发论文的预印版，他回邮件时直接回绝了编辑，并告诉编辑，如这时发，别人会说他抢发论文，还是按《自然，Nature》杂志的正常流程吧；释放公开序列，你让我考虑下。

1月11日

张永振早上8点30分的飞机回北京。6点从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出发去机场。8点25分，张永振收到新邮件提醒，是他的合作伙伴爱德华·霍尔姆斯教授发来的。

“香港等其他地方开始出现疑似病例，我建议你把病毒基因序列释放出去，但是否释放，完全由你决定。”

张永振立即打电话给爱德华·霍尔姆斯：“你给我一分钟的时间思考一下。”

不到一分钟，张永振又给爱德华打了电话：“爱德华，我授权你代表我把基因序列释放出去。”

据《财新网》报道：“张永振研究团队将该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共享到‘病毒学组织’的Virologic.org网站和GenBank上，系全球最早公布该病毒序列的团队。”

哈佛大学的教授、Broad研究所的成员、对埃博拉病毒进行测序的团队领导者Sabeti博士对此评价：

“COVID-19大流行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张永振领导的团队在第一波病例出现后的几天内就公布了第一个SARS-CoV-2基因组，这些数据让全世界的科学家能够尽早地开始开发检测病毒的测试方法；使得全球医疗界稳步压缩了感染和诊断之间的时间，帮助拉平了曲线，并在这个过程中挽救了无数生命。”

……

2月

张永振与国际上其他6位病毒学家应邀在《细胞，Cell》上发表评论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张永振指出：SARS-CoV-2的出现进一步说明了新病原体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出现的不确定性；我们还不知道新冠病毒来自何处及在第一个地点是如何传给人的；这个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播能力；同最初鉴定出的病毒相比，我们还不知道它是否已发生了变异、哪些变异、如何变异的，以及这些变异对流行的影响。 

（省略）

3月

张永振去见曾经的一位领导，他没忍住眼泪。领导问，你是不是最近过得太不容易了？张永振说，我不是为自己流泪，武汉那边那么悲惨，我忍不住。

张永振与爱德华·霍尔姆斯教授应邀在《细胞，Cell》发表评论文章。

他们在这篇论文里指出：

1、可能有人有意或无意将感染性材料带到华南海鲜市场，武汉只是新冠病毒的暴发点，但不是源头；

2、新冠病毒不是来自于武汉实验室；

3、新冠病毒可能已经在人间经过了20多年的传播与进化，到去年（2019）发生了关键突变，成为极具传染性的病毒；

4、长期以来，科学家们注意了云南的蝙蝠，其实很可能在其他地方已有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

5、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已经不可能再追踪到中间宿主；

6、将来应扩大研究范围，调查更多的动物，研究冠状病毒家族的组成，以期对冠状病毒有更多认识；

7、就新冠状病毒而言，可能人类只能与之长期共存。

这篇论文刊出后24个小时内的阅读量超过了2.5亿。 

（省略）

4月

（省略）

5月

（省略）

6月

张永振回到北京，把妻子的骨灰带到墓地安葬了。

7月

（省略）

8月

（省略）

9月

（省略）

10月

张永振不得不离开了他从事公共卫生与病毒学研究工作了20多年的中国疾控中心。

然而……

12月

这个月，张永振被《自然，Nature》杂志评为2020年度十大科学人物。

12月15日下午，张永振开通了新浪微博，ID是“张永振2001”，他是从2001年开始研究病毒的，在短时间内粉丝达到15万。

合作伙伴林献丹说，很意外！一向忙碌的张永振教授为何突然有“闲心”玩微博了，而早前的他却是很晚启用QQ和微信的用户，他觉得那很浪费时间。回首过往，他觉得或许是该写回忆录了。人生充满太多的不确定性，试着把人生中重要节点发生的故事写下来，也算是对自己和科学有个交代。而对读者来说，他的微博是活生生的励志片、深奥的研究论文、很“硬”的科普，也是感知一位科学家作为普通人的一面镜子。尤其是对青年科研工作者来说，能从中获得知识、汲取力量，科研的道路充满艰辛，但总有坚毅的脚步指引前进的方向。这对后来人而言也许是一笔精神财富。

（省略）

2021年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张永振断断续续发了一些微博：

1月9日微博：

“发？还是不发？”

6月17日微博：

“很长时间没有发微博啦，许许多多的事，形形色色的人！！！”

（省略）

2022年

1月5日微博：

两年了…………………….

（省略）

2023年

1月5日微博：

3年前的今天早上所做的事（判断与建议）经得住了历史的检验。

1月11日微博：

做正确的事

病毒引起的传染病是不会区分种族与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只有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公开透明，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世界才能更好地应对威胁人类生命的传染病，打赢与它们的战争，才有可能更好地保护好每一个人与自己。

附：

问：如果要对您的职业生涯做个阶段性小结，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张永振：感谢我还活着！从小时候得过严重的传染病，到上大学立志当科学家，再到从事病毒学研究与传染病防控工作，冥冥之中与科学和公共卫生有不解之缘。既便本科毕业后也曾做了6年机关行政工作，但我还是想做科学研究。科学的道路确实非常曲折与艰辛，没有什么弯道超车，更不能急功近利。与许多人相比，我又不聪明，起点底，也没有留学经历，只有踏踏实实，比别人付出更多，在科学上才有可能留下一点历史的印迹，展现出中国人在病毒学上的科学贡献。

毫无疑问，我是有不少缺点的人，个性强，性子急；说话做事过于较真，对学生要求过于严格，批评人非常严厉，有些人接受不了；有时也经常会无意间冒犯人。这样的个性不大适合做行政，可能相对较适合做科研吧。人一辈子很短暂，一路走来虽然很累，但如果有可能，仍然希望能为科学与公共卫生再做点事，仅此而已！

感谢张永振团队成员接受我们的采访

摇摆编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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