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演变的昨天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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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月以前翻译过The China Beat上的一篇文章，后来一直搁置，现在看来似乎又变得过气了。但后来我又看了一点关于1956年-1962年之间中国的内外政策/毛泽东的思想如何一点点激进化的材料，觉得”和平演变”仍然是个有意思的话题了。大部分分析集中于党内的路线斗争、党内特权阶层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中苏冲突这些方面，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当然很容易成为”阴谋论”的来源，而另外一个来源，则可能是换了策略的帝国主义。下面的资料来自薄一波的回忆录。
1953年，时任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核心是”使社会主义国家被奴役的人民得到解放，成为自由的人民”，而”解放”必须而且可能是用和平的方法来达到。他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要求自由化的力量”感到满意，并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说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如果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
毛当时就注意到这些言论，但直到1959年（发生了1956年的苏共20大、波匈事件、57年的反右、苏联方面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58年的中苏外交危机等事件之后），他才变得高度警惕起来。59年11月，在杭州的小型会议上（周、彭真、王稼祥、胡乔木等人参加的，当然也有薄一波），毛选择了三篇杜勒斯的演讲稿给所有到会者看，并且对这些演讲做了批注。
他在会议中说：
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杜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笑声）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他对”和平演变”的警惕和对”修正主义”的防范互相加强，因为”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从来都是”里应外合”。他防范到什么程度呢（也可以说是多疑臆想吧），不惜让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超越民族主义占上风。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时候说：”如果将来中国修正主义占了统治地位，你们就要举起反修的旗帜。日本和印尼党有这个资格，那时的希望就在日本和印尼党身上。”1965年，他又对某日共中央同志说：”要准备中国出修正主义。那时候，你们要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同人民群众反对这种修正主义”。
薄一波的评价也是很值得看的。首先，他当然是提到用力过度–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不成熟，实际工作中发生了失误，酿成了悲剧。其次，”并不是说不应该重视防止’和平演变’这个问题，更不是要否定警惕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事实证明，我党从来没有放松警惕过。只是现在，防止被”演变”的是什么？”社会主义”的部分早就不存在了，自我演变了，剩下的只有”中国特色”的这部分。
背景介绍完了，下面这篇文章是Geremie R. Barmé写的，他是ANU的中国研究学者，也参与导演、编剧过一些著名的纪录片，比如《八九点钟的太阳》（同时也有morning sun这个网站）和《天安门》。原文链接在这里，一个插图版的链接在这里。
中国的信息和谐演变
Geremie R. Barmé
随着google在中国的冲突性存在引发的种种麻烦逐渐展开，是时候回顾一下在2009年一个悄然经过而不为人知的纪念日了：即1959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毛泽东之间的一次倒置的冷战时代冲突。这个被忽略的纪念日如今值得回顾，因为它特别能够给希拉里·克林顿在2010年1月21日于华盛顿的Newseum发表的关于互联网自由和美国政策的评论以及中国对这些评论的回应提供具体的语境（这里可以阅读克林顿演讲的全文）。
在她的演讲中，这位国务卿也提到了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1年提出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埃莉诺·罗斯福在二战结束若干年后，为了将这些自由写入《世界人权宣言》所做出的努力。
不过，克林顿没有提到的，是另外一位国务卿曾在战后关键时期与冷战爆发初期给出的政策建议。这位国务卿就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当中国的政治人物与战略家审视希拉里2010年1月的演讲时，他们很快就联想到了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战略。
杜勒斯在1953年第一次提出了这项政策，旨在支持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一些更加可接受的政体，并且和西方民主国家保持一致；在1958年和69年他对此做了进一步阐释。杜勒斯将这项政策描述为一种在那些各自迥异的社会内部促进一种和平转变的方式，使它们摆脱暴力的权威主义、一党控制，繁荣政治和社会多元主义，更不用提市场经济了。杜勒斯认为，在意识形态冷战中，对社会主义国家中新生形式的反对派、文化颠覆和信息扩散的支持（以及一些其他的事情）都是很重要的。
在中国，当毛泽东越来越关心革命的将来，苏联的政治退步和革命接班人的问题时，他提出了一种对杜勒斯的回应。1959年11月，在杭州现在的大华饭店，毛在一个小型的党组织会议中概括了他的观点。老党员薄一波在他引人入胜的回忆录中引用了毛的杭州讲话：
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杜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笑声）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在随后的年月中，毛频频提及和平演变的危险和中国的修正主义越来越迫切的威胁。这种双重威胁，以及他对于他的同僚们推行的有限的半市场化的政策改革的担忧，和对他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焦虑共同影响了他那些将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想法。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自从大约三十年前改革时代的开启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演变的政策已经有效地摒弃了它早期亲社会主义、亲激进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成分。保留下来的是最先由毛泽东、随后由邓小平认可的、对一种和权威主义一党政治相结合的民族主义（或者说中国特色）的理论正当化。如果我们忘了邓和他的同僚们很快就指责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操纵了1989学生运动，以利用中国的社会动荡将这个国家变成一个资本主义附庸国，或者一个完全依附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那将是不明智的。这种促进中国和平演化为一个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民主国家的阴谋论，可以视为中国共产党自从1950年代晚期就所做努力的延续。（参见我对Qiang Zhai 的”1959：防止和平演变”一文所作的编者按语）
可以认为，存在于中国的党国体制与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根本性的国家-意识形态差异和哲学差异，自1959年毛泽东明确表述了反-和平演变方针以来，发生的变化相对而言是微乎其微的。现任领导人可能并未读过很多关于共和国历史的充满争议的报告，但毫无疑问的是通过很有影响的中南海讲座，和阅读像薄一波那样的老党员的回忆录，现任（以及将来的）领导人们得以学习、重访1950年代尚不成熟的党-国所经历的努力与奋斗。我认识的一些战略家和政策顾问在提出他们自己的政策建议时，有时也会重读毛泽东的作品与战略。
希拉里·克林顿最近关于信息和互联网自由的演讲，是长期以来各种权威主义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修辞上、意识形态上的分裂的明确体现。其中一个这样的国家，中国，1959年的时候正在被一种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的狂热的新阶段所控制，这种狂热在1960年代和70年代将会带来悲剧性的后果。无独有偶地，1989年，对支持各种基本自由的美国政策的旧式毛主义式的回应既为了一个熟悉的、也为了一个新的目的。自那以后的种种努力精心设计的爱国主义教育，对半独立媒体越来越老练的利用，电视和广播中被引导的评论混合在一起，同时作为精心设计的结果和纯粹的偶然，以形成一种对西方试图看到中国演变成一个更加多元化的社会的努力与希望的持续回应。自2005年以来，共产党的胡温领导核心一直实行以创建和维持”和谐社会”的策略为支撑的政策。这是一种利用公开惩治的管制下的和谐。在这个创建一种权威主义和财阀政治可以在其中得以统治的、静态的社会-经济环境的过程中，那么多东西都被”和谐掉”了，以至于”和谐”成了汉语口语中表示”审查”、”削减”或”删除”的一个常见动词。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得以避开了和平演变(peaceful evolution)的旧战略以及其新近的升级版本：一种我将称之为”和谐演变”(harmonious evolution)的战略。
在她1月份的演讲中，希拉里·克林顿在罗斯福1941年四大自由的基础上又加了一种新的自由：联接的自由（the freedom to connect）, 或者如她自己所解释的：”联接的自由就像是人们在网络空间中集结的自由”。她宣布美国政府”正在促进那些通过绕开政治性审查，使公民能够实践他们表达自由的权利的新工具的研发”。她还明确了信息流动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指出：”历史上看，信息不对称一直是引发国家间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我们面临严重争议或危险事故的时候，争论的双方都能接触到同一套事实和观点是至关重要的。”克林顿总结道：”通过推进这个议题，我们将我们的原则、经济目标和我们的战略优先级协调起来。我们需要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联接网络和信息的可能性让人们更加接近，并且扩展了我们对共同体一词的定义”。
这样旨在通过新媒体，通过拥有自由而平等的信息入口的相互联接的社区这个媒介，来削弱专制政体的宣言，以及那些被明确表述和相应资助的策略，使得某些大陆的评论家表示：党-国维持其单边的撤资自由是很明智的。因此毫无意外地，中国媒体很快就将克林顿1月21日的演讲宣传为不过是美国”信息帝国主义”的最新表述，仅仅是后殖民时代霸权行为的一个例子而已。如果把这些陈词滥调视为仅仅是通常的煽情渲染，或者夸大其实的官方论调，那会是鲁莽而无益的。在我看来，这些回应反映了一些更为基本、更为持久的东西，而我们却，危险地，把这些说法降格为单纯的言辞，或者中国式大话的最新实例。
在1997年，中国宣称的”互联网之年”，WIRED杂志的编辑邀请口述史学家Sang Ye和我开展一项关于中国互联网的民间调查。最终结果发表在该杂志1997年6月号上，标题为”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据我所知，那是”the great firewall”这个表述的第一次应用(WIRED, vol.5, no.6)。因为我们的研究，我们采访了当时在北京的网络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一个我们称之为”X同志”的男人，他总结了对不断扩张的网络、信息霸权和线上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官方策略，用一句简明扼要的话来说：”你们给我们制造麻烦，我们就会给你们制造法律。”
同样在那篇文章中，我们采访了Xia Hong，一位”中国信息高速公路”公司的公关人员。他当时为我们提供的观点，在13年前就预见了像《环球时报》这样的信息出口回应Google事件和希拉里·克林顿的演讲时所采取的路线。夏对我们说：”一个允许个人做任何他高兴做的事情，让他们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的网络，是一个侵害他人权利的、霸权性的网络。”他做了如下预言：
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我们需要–而且我们完全正当地想要–挑战美国的统治地位。西方的先端技术和最古老的东方文化将结合起来创立下个世纪对话的基础。在21世纪，国境线将被重新划定。这个世界将不再是美国的精神殖民地。
互联网的最终审判日正在飞速降临。它最多还能持续三到五年。但是结束就在眼前了；太阳正在西方降落，过去的荣耀将一去不返。
在当前的语境下，我们在1997年调查的结论部分所做的观察也是值得回顾的。我们写道：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带来了许多重大的、常常是未曾考虑到的结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的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像我们。中国将继续像它自己–而且将会有足够的资本来这样做。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网络化，它将仍然为思想的狭隘和中国中心主义的偏见所限制。伴随其多元主义和思想开放–对以往强国们的世俗好奇和时常支持这种好奇的理想主义–现在只是远未到来。再者，它们根本不会被鼓励。
中国的领导者们还没有忘记1959和1989的教训：其他人凭什么忘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