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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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时，我对中国充满了希望。作为一名培训中共高干的著名党校的教授，我对历史有足够的了解，这让我认识到，中国早已到开放政治体制的时候了。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停滞之后，中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改革，而曾暗示具有变革倾向的习近平似乎是领导这场改革的不二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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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正在经历长达数十年的对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艰难探索，虽然我的职责所在恰恰是对中国官员进行意识形态灌输。我曾是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那时在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日益转向西方学术思想以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我曾是官方政策的骄傲捍卫者，但那时已开始为自由化辩护。我曾是中共的忠诚党员，但那时却心中怀疑中共信仰的真实性以及它对中国人民的承诺。

正因为此，当事实证明习近平并非改革者，我并不感到惊讶。在习的执政年代，中共政权进一步沦为政治寡头统治，以极其残酷无情的方式保持权力。它的压迫性与独裁与日俱增。习近平笼罩在个人崇拜的氛围中，进一步强化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消除了那一点点仅存的政治言论和公民社会空间。在过去的八年中，你如果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那就真的很难理解，这个政权变得有多么残酷，而它又制造了多少无声的悲剧。在公开反对这一制度之后，我得知住在中国不再安全。

一个共产党员的成长

我出生在一个中共军人家庭。1928年国共内战初期，我的外公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起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共停战，我的父母及我母亲一家好几个人都加入了中共领导的军队，投身于抗日战争。

1949年共产党胜利后，对于像我们这样的革命家庭而言，生活是美好的。我父亲担任南京附近地区一支军队的指挥官，我母亲则在父亲部队所在地城市政府的一个机构担任主管。我的父母不允许我和我的两个姐妹有半点特殊待遇，以免我们变成“资产阶级娇小姐”。父亲的公务车绝不允许我们乘坐，警卫员也不能替家里做家务活。尽管如此，我还是从父母的地位中获益，生活无忧，从未遭受过毛时代大多数中国人所经历的困苦，更不知道大跃进期间数千万人被活活饿死。

我眼中所见是一片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我家书架上摆满了马列书籍，如《斯大林选集》和《干部必读》等。记得十几岁的时候，我把这些书当作课外读物。每当打开它们时，我都会充满敬畏之情。尽管我不懂书中复杂的观点论述，但我的人生使命是很清楚的：我必须热爱祖国、继承父辈的革命传统、建设没有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我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在1969年我17岁参军入伍之后，我对共产主义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随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毛泽东要求所有人阅读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六本马列著作。书中有一段描述理想社会的文字给我留下持久印象：“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尽管我当时还不太理解自由概念的含义，但那些话萦绕在心。

正因为此，当事实证明习近平并非改革者，我并不感到惊讶。

部队分配我到军医大学工作，职责包括管理图书，其中不乏“反动”书籍，大多是西方文艺和政治理论的中译本。这些“灰皮书”仅限于体制内人士参阅，目的是让他们了解中国意识形态的敌对方。我私下里读了这些书。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美国记者威廉·希尔（William Shirer）所著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以及一些苏联的小说。我意识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思想世界，但我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真理。

1978年我离开军队，转业到苏州市郊的一家国营化肥厂，在其工会及党委任职。那时，毛泽东已去世，文革结束了。毛的继任者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而作为改革开放之一部分，邓招募年轻一代有改革意识的干部，以培养成未来党内接班的人（第三梯队）。每个地方党组织必须选择若干成员充当第三梯队，苏州党组织选择了我。我被送到苏州市委党校学习两年，在那里，我和同学们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我们还接受了一些古文经典的培训，由于文革期间教育的中断，我们错过了诸如此类文化知识的学习。

我两次通读《资本论》，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来龙去脉。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关于劳动和价值的理论，即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来积累财富。此外，马克思的哲学方法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马克思由此发现：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文化和道德体系是建立在经济剥削的基础之上的。

1986年我毕业时，学校人手短缺，我被邀请留在当地党校任教。我欣然接受，却让市领导感到失望，他们更看好我作为党工干部的前景。然而，我的新工作开启了我在中共意识形态灌输体系中的学术生涯。

从学生到导师

位于北京的中央党校处于中共党校系统的金字塔尖。自1933年创建以来，中央党校培训了几代中共高级干部，后者管理着全国市级以上官僚机构。中央党校与党内精英关系密切，始终由一名政治局委员领导。 （2007年至2012年，校长是习近平。）

1989年6月，政府镇压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抗议者，造成数百人丧生。私下里我感到十分震惊：解放军竟然向大学生开枪，这与我从小接受的人民军队保护人民的观念背道而驰。只有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才会杀害人民。这些抗议活动以及东欧共产党垮台让中共高层大为惊慌，他们的结论是必须抵制意识形态上的懈怠。党中央要求地方党校派一些教师到中央党校学习以加强党的思想。我所在的苏州党校选派我入京。我在中央党校的短暂逗留激发我想在那里深造的愿望。我花了一年时间准备入学考试，后被中央党校理论系的硕士班录取。那时我如此热衷于中共党的路线，以至于在我背后，同学们戏称我为“马克思老太太”。 1998年，我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加入了学校的教职员工行列。

我的一些学生是正规研究生，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训练，参与中共历史等常规课程的学习。但是，其他学生则是中高级干部，包括一些省市领导和部级官员。我的一些学生还是中共中央委员，该委员会由数百人组成，是中共官僚体制的最高机构，负责批准重大决策。

我眼中所见是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在中央党校当老师并不容易。教室中的摄像机记录我们的讲课，讲课时会有教学主管人监看。我们必须让班上那些高级别、阅历丰富的学生觉得课程内容生动，但又不能太过灵活地解释党的思想理论，或引起人们对理论“软肋”的注意。一般而言，我们必须面对班上官员提出的棘手问题，并给出明智的答案。

他们的很多问题都跟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所引起的令人困惑不解有关，而中共意识形态恰恰是要为中共所实施的现实政策提供合理性解释。比如，2004年对中国宪法的修正案说，政府保护人权和私有财产，但又该怎么解释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制度应该废除私有制的观点？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激励人们并提高生产率，但这与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诺言相符吗？

不错，我仍然忠于中共，但我在质疑自己的信念。在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一些人从马克思强调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思想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即使在言论空间不断窄缩的情况下，仍有少数学者将这一讨论延续到了九十年代。我研读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该书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解放个体。我认同那些强调自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尤其是安东尼奥·葛兰西和赫伯特·马尔库塞。

在我的硕士论文中，我批评过这样的观点，即人们应该始终牺牲个人利益为党服务。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挑战传统中国“富国强兵”的观念，我认为只有在党允许中国普通平民富裕起来的前提下，中国才会强大。而现在，我再向前推进一步：在多篇论文和演讲中，我指出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太过主导，因此需要进一步改革以使私营企业参与竞争。我还认为，腐败不应被视为个别干部的道德败坏，而应被视为政府控制经济所导致的体制性问题。

理论与实践

我的观点恰好与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的思想一致。江泽民下决心发展中国的经济，寻求刺激私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并力图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然而，这些政策与中共长期倡导的计划经济和国家自给自足的理论相矛盾。由于马克思、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都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因此江泽民感到不得不提出新的东西。他称其为“三个代表”。

与其他人一样，我第一次听说这一新理论是在 2000年2月25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有关“三个代表”的报道。江泽民说，中共必须在中国做到三个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步文化，以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中央党校的教授，我马上意识到，这一理论预示着中共意识形态的重大转变。特别是“三个代表”中的第一个代表的提出，意味着江泽民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即资本家是一个剥削性的社会群体。取而代之的是，江泽民将党向他们那个阶层开放，我欢迎这一决定。

主管中共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机构是中宣部，该机构负有宣传江泽民新理论的责任，但他们有着一个麻烦问题：“三个代表”受到了极左派的抨击，他们认为江泽民示好于私营企业家走得太远了。为了避免争论，中宣部选择淡化稀释这一理论。 《人民日报》刊登了整页的文章，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文献进行交叉引用，论证了“三个代表”的正确性。

我发现这不能令人信服。如果只是重申现有的意识形态，那又何必要提出“三个代表”呢？我对党的宣传机构的字面化解释方法感到厌恶。我下定决心要揭示“三个代表”的真实含义，这一理论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的大胆探索。而它也将导致我与中共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发生冲突。

不学无术的精英

2001年初的一个偶然机会，使我得以推动对“三个代表”的正确认识。当时中央电视台听说我对江泽民的新理论特别感兴趣，就邀请我为他们制作“三个代表”电视节目撰写脚本。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研究和编写纪录片解说文稿，并与电视台制作人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我在解说词中强调，只有政策创新才能应对新时代的挑战。我强调江泽民的说法：政府要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党的任务不再是制造暴力革命反对剥削的资本家，而是要鼓励创造财富，以及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

6月16日下午，中央电视台四位副台长聚集在该台总部的一间工作室中，审查每集30分钟的三集纪录片。看着看着，他们的脸色暗了下来。第一集放完时，其中一位副台长说：“让我们停一下。”

“蔡老师，请您来做“三个代表”片子，是为什么？您知道？”他问。

我回答说：“党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理论，我们需要把它宣传好啊。”

这位官员不为所动，他接着说：“您的研究创新尽可以在党校课堂里讲，但不能拿到电视里来讲。电视里要十分保险才是。”那时，没有人能完全确定“三个代表”的最终含义是什么，他担心我的解说词可能与宣传部的观点不一致。 “如果有任何出入，影响将会太大。”

另一位台领导附和说：“今年是中共党诞生八十周年，八十大寿啊！”他高声说道。这样的周年纪念日不需要讨论党所面临的挑战，而需要庆祝其英勇获胜的伟业。那一刻，我明白了：中央电视台的人对意识形态的真正含义毫无兴趣，他们只是想让党看起来光鲜亮丽，并吹捧上级。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2018年3月

Damir Sagolj /每日TPX图片/路透社

接下来的十天，我们为重新制作纪录片而忙活。我们删去敏感词汇，日以继夜地工作，我写的解说词经过党内各官僚团队的数次政治审查。终于这一天，十几名官员开会进行最后一轮审片，而这一回却让我见识了中共党的伪善。会中有个审查委员会的高官发言。在纪录片的第二集中，我引用了邓小平的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位官员质问：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是什么？”他继续斥责，声音越来越大。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两句话怎么能连得起来？你倒是说说看。”

我被震惊了。这些都是邓小平的原话，而这位国家广电总局的领导、负责监督所有广播媒体的强大机构的高官，竟然不知道？我立即想到毛泽东文革期间对官僚的批评：“不读书、不看报”。

空洞的思想

2001年期间，为宣传江泽民理论，中宣部着手为“三个代表”制定学习纲要，将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印发，以期学习贯彻。也许是因为我参与了央视节目，并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就“三个代表”发表看法，所以我被邀请提供帮助。

我被送至北京西山附近的中宣部培训中心，一起随行还有一位学者以及18名宣传部官员。中宣部已经确定了学习纲要的总体框架，我们的工作是在框架中填充内容。我的任务是撰写党建部分。

为中央委员会起草文件是高度机密的。我和我的同事被禁止离开我们写作居住的地方，也不能接待客人。中宣部所召集的会议，如未被邀请参与，就不能去询问。我们这些撰稿人可以在一起吃饭散步，但禁止讨论工作。我是组里唯一的女士。晚餐时，男人们闲聊讲笑话。此类酒精助兴的黄色八卦，我觉得极其庸俗，往往吃了几口饭就溜出来。后来，一位参与者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解释说，谈论公务只会给我们带来麻烦。所以将谈话范围限制在性议题上，更安全愉快。

我下定决心要揭示“三个代表”的真实含义，这一理论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的大胆创新。

帮助撰写“学习纲要”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写作任务，但也是最荒谬可笑的。我的工作是通读一堆记录江泽民思想的文献，包括机密讲话和内部文件。然后，我把相关的合适的引用语摘出来，放在各个小标题下，并注明来源。我不能添加或删减文本，但可以将句号更改为逗号，以及将一句引用语与另一句纠合在一起。这令我惊讶不已，在后毛时代中共正式解释的党最重要​​的一次意识形态变动，也只不过是剪刀加浆糊的活儿而已。

因为任务是如此简单，所以我花很多时间无聊地等待我干的活儿被审核。有一天，我试探着问一位参与编写工作的人大教授：“我们这么编，不就是搞变相的毛主席语录吗？（指类似于文革期间广泛流行的摘录毛警句的红色口袋小书）” 他朝周边看看，诡诘地笑笑说：“别操那么多心。这么好的风景地儿，好吃好喝好散步，享受这么好的疗养，哪里找去？找本书来看，只要不耽误叫你开会就行。”

2003年6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高调举行，所有参写人员被邀请出席。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刘云山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看着这些官员犹如上台表演似的空谈阔论，我有一种不断地往下沉沦的感觉。我所理解的，作为党的意识形态三个代表思想中的重要关键点，已经被完全从文件中挤牙膏似的挤出去了，而代之以一些陈词滥调来拼凑。想到每天晚上饭桌上的黄段子情景，我第一次感到，那个长期以来被我奉为神圣的体系实在是太荒谬到令人无法忍受。

销售理念

我起草“学习纲要”的经历告诉我，中共所倡导的所谓神圣理论其实是用来欺骗中国人民的自私工具。我很快了解到，它也是一种牟利赚钱的手段。我认识的一位在新闻出版总署工作的官员，该署具有出版书籍和杂志的审批权，这位官员告诉我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涉及中共内部为获得出版收入而进行的争夺战。

多年来，红旗出版社一直是负责出版中共党内教育书籍的三个机构之一。 2005年，该社正着手出版一本党内教育的常规读物，当时遭到来自中央组织部（负责中共人事决定的权力机构）的一位官员干预，并坚持认为只有中组部才有权出版该书。该官员要求新闻出版总署阻止这本书的出版。但是，红旗出版社的主要工作恰恰是出版有关意识形态的书籍。为了摆脱困境，新闻出版总署对这本书进行审查，希望找到可以阻止该书出版的借口，但令人尴尬的是，居然挑不出毛病。

为什么中组部如此视出版读物的权力为自己的领地地盘？一切都归结为金钱。许多部门各自有小金库，这些资金用于高级官员的奢侈享受，并给部门内部的员工分配“福利补贴”。补充这些小金库最简单方法是出版书籍。当时，中共有超过360万个草根组织，每个组织都被要求购买新的出版物。如果这本书的定价是每本十元，就意味着至少有3600万元的销售额，相当于今天的500万美元以上。由于这笔钱来自地方党支部的公款预算，因此该计划实质上是强迫地方党政用公款买书，为该党的高层机构带来暴利。难怪中组部每年都会推动一个新的政治教育主题。难怪中共党内几乎所有机构都有自己的出版部门。几乎每个部门都在发明新的赚钱方式，贪腐渗透中共体制。

我虽然越来越失望，但并没有完全弃绝这个党。与许多体制内的学者一样，我仍然希望中共能够接受改革，朝着某种民主的方向发展。在江泽民时代的后期，中共开始容忍党内对敏感问题的相对宽松的讨论，只要这些讨论永不对外公开。在中央党校，我和我的同事——我们自己之间可以自由讨论中国政治制度中深层次的问题。我们讨论过在政府行政事务中让行政官员当家，减少党务官员的作用。我们讨论过司法独立想法，该思想已写入宪法，但从未真正付诸实践。

令我们高兴的是，中共实际上在自己内部和基层社会中尝试民主。我把所有这些视之为进步的充满希望的标志。但随后发生的事件却加剧了我的幻灭感。

另一条道路

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2008年，当时我去西班牙做短期的却似乎是命中注定的访问旅行。作为访问西班牙学术交流的一部分，我得以深入了解到，在1975年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去世后，西班牙是如何从专制政体过渡到民主制的。我不禁将西班牙的经验与中国进行比较。毛在佛朗哥逝世仅十个月后去世，在随后的三十年中，两国都经历了巨大变化。但是，西班牙迅速和平地完成民主转型，并实现了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而中国仅实现了部分转型，从计划经济过渡到混合经济，却没有实现政治自由。西班牙能教给中国什么呢？

我的悲观结论是，中共不太可能在政治上进行改革。一方面，西班牙的转型是由后弗朗哥政权内的改良主义势力发起的，如胡安·卡洛斯一世国王，他们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中共在1949年以暴力夺取政权，迷恋于对政治权力具有永久垄断的执念。从中共的历史看，特别是其对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镇压，在在表明它不会和平放弃垄断权力。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没有一个有勇气推动政治改革，他们只是简单地想把这个责任推卸给未来的领导者。

我还了解到，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迅速为改革创造了有利环境，巩固了司法独立并扩大了新闻自由，乃至将反对派力量纳入转型过程。相比之下，中共把社会和经济正义的诉求视为对其权力的威胁，他们压制公民社会，严厉限制人民的自​​由。数十年来，中共政权和人民始终处于对抗之中，很难想象有和解的可能。

对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新认识，加上我对前苏联统治集团的研究了解，使我从根本上抛弃了我曾矢志不渝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我意识到，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的理论既被他的个人才智所局限，也被他所处时代的历史环境所局限。此外，我还意识到，中共所倡导的高度集权化、压迫性的马克思主义更多来自于斯大林，而不是马克思本人。它是彻头彻尾服务于自私自利的独裁专制的意识形态。于是我开始在发表文章和讲座中暗示，马克思主义不应被视为绝对真理，中国必须开启民主之路。 2010年，当一些自由派学者出版《走向宪政》的专辑时，我为其撰写了一篇讨论西班牙经验的文章。

我与其他自由派学者的共同愿景是，中国先从党内民主开始，经过长时间努力，最终导向宪政民主。中国将拥有一个议会，甚至一个真正的反对党。我内心担心，中共可能会粗暴猛烈地抵制这种转型，但我一直把这种担心留给自己。相反，在与同事和学生交谈时，我强调这种转型对中国乃至党本身都是有益的，党可以通过使自己对人民负责来巩固其合法性。我教过的许多官员都承认中共所面临问题，但他们本人却不能说。他们谨慎地敦促我说服上面。

对习近平的失望

问题在于，在那个时候，江的继任者胡锦涛正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2003年，胡锦涛仍在接班掌权的过程中，便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取代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的这个理论是另一种尝试，即试图用薄薄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证明中国混合发展模式的合法性，它回避了中国所面临的的根本问题。事实上，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正在引发社会冲突，诸如农民的土地被抢占开发，工厂挤榨工人以获取更多利润。寻求政府补救的请愿人数量急剧增加，在全国范围内，群体事件每年超过10万起。在我看来，这些不满表明，在政治自由缺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困难。

但是，胡锦涛不这样认为。2008年，他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一个庆典上说“不折腾”。我的理解是，胡的这番话意味着中共迄今为止所进行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改革可得以维持，但不会被推进。胡锦涛其实在为自己辩护，以规避来自两个方向的指责：保守派认为改革走得太远，而自由派认为改革走得不够远。因此，在胡的守护下，中国进入了一个政治停滞期，一个类似于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所经历的衰退过程。

因此，当习近平将掌权的趋向于明朗化时，我满怀乐观地指望习。轻松容易的改革30年以来该改的都改了，现在是攻坚的时候了。鉴于习近平父亲在老一代领导人中素有自由主义倾向，以及习近平本人在先前职位上表现出一定的灵活度，我和其他改革倡导者都希望这位新的领导人有勇气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对习近平抱有这样的信心。我所认识的怀疑者分为两类，而他们都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

第一类怀疑者是太子党中不认同习的人——中共党的创建者的后代。当然，习近平是太子党，而极有活力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也是。习近平和薄熙来几乎同时升至省部级高位，预计他们都将进入中共最高政治机构政治局常委，并被视为最高领导人大位的强有力的竞争者。但是，薄熙来在2012年初退出了领导人位置的竞争，当时他卷入了妻子谋杀一名英国商人的案件，而中共政治老人支持稳重的习近平。我认识的一些太子党深谙习近平的残酷无情，他们预言习薄之争不会到此为止。果不出所料，在习近平上台后，薄熙来被判贪污罪，被剥夺全部资产，并被判处无期徒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012年11月在北京

卡洛斯·巴里亚（Carlos Barria）/路透社

另一类怀疑者是体制内的一些学者。在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一个多月前，习近平即将正式出任中共总书记，我陪一位中国大牌杂志的资深记者，采访我校一位担任领导职务的著名教授，后者对习的职业生涯观察有年。他们的访谈进行的很轻松愉快，采访结束即将离开前，那个记者看似不经意地随兴抛出一个问题：“听说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大院住过一段时间，他很快要当党总书记了，你觉得他怎么样？”教授的嘴角撇了一下，口气不屑地说，习近平的“知识不够”。记者和我对这个直率的回答感到震惊。

尽管有这些消极看法，我还是愿意搁置怀疑，将希望寄托于习近平。但在习近平上位后不久，我开始产生疑问。他在2012年12月发表的演讲中暗示了一种改革和进步的心态，但他的其他言论却又暗示要搞倒退，指向改革前的时代。习近平是左还是右？我刚从中央党校退休，但仍与以前的同事保持联系。有一次，我们议论起习近平的某些计划，其中一位说：“习不是向左还是向右的问题，而是他缺乏基本判断力，说话没有逻辑。”此话一出，大家静默下来，一股寒意袭入我的背脊一阵阵发冷。习有着像上面所说的这些缺陷，我们怎能指望他能领导推进政治改革呢？

我很快得出结论，我们大概不能指望他。习近平于2013年底发布全面改革计划后，商界和学术界兴奋地预测，他将推进重大改革。我的感觉正好相反。该计划避开了政治改革的所有关键问题。中国长期存在的腐败，债务过多以及国有企业亏损，问题的根源在于党的官员有权干预经济决策而没有公众监督。试图一方面实现经济自由化，而另一方面更收紧政治控制，两者是相互矛盾的。尽管如此，习近平发动了毛泽东去世以来最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以复兴毛式统治。他的计划要求加强社会监控，打压言论自由。厚颜无耻地打着“治理、管理、服务和法律”的旗子，禁止任何关于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的讨论。

2014年通过的一揽子法律改革使这一趋势得以继续，进一步暴露了中共以法律为工具维持极权统治的意图。到了这个时候，习近平的偏执和中共的政治倒退都已昭然若揭。如果曾几何时我还对习近平和党抱有一点模糊的希望，那么此时此刻我的幻想终于破灭了。随后的事件只能证实，就改革本身而言，习近平把停滞的中国推向倒退。2015年，中共逮捕了数百名人权律师。第二年，它发起了一场文革式的运动，批判一位直言不讳的房地产大亨。我对那场闹剧的反应使我陷入困境。

最后一根稻草

大亨任志强与习近平的冲突日益加剧，他批评习近平审查中国媒体。 2016年2月，中共网站给任志强贴上“反党”的标签。我本人并不认识任，但他的案子令人非常不安，因为长期以来，我一直信奉这样的原则：在中共内部，我们被允许甚至被鼓励自由发言，以帮助中共纠正自己的错误。一个老党员正因为这样做而被妖魔化。在经历了文革之后，我知道贴有“反党”标签的人会被剥夺权利，并遭受严酷迫害。由于决不允许为任辩护的文章发表在被审查的媒体上，于是我写的文章发给一个微信群，希望我的朋友们分享给和他们联系的人。我的文章很快就四下传开了。

尽管我的文章大多只是引用党的章程和行为守则等，但中央党校纪律检查委员会却指控我犯了严重错误。我面临一系列令人生畏的约谈，讯问者施加心理压力并设置言语陷阱，以期诱使我对所谓不法行为认罪。这让人很不舒服，但我意识到这是一场心理较量。如果我不恐惧他们，他们就先输掉了一半。于是事情陷入僵局：我不断发文章，而当局不断叫我进去问话。不久我断定，安全机构正在窃听我的电话，阅读我的数字通信，跟踪我去哪里以及与谁见面。中央党校的退休教授通常只需要获得学校的许可就可以去香港或国外旅行，但现在学校暗示我，必须先有国家安全机关的批准，我才能出国旅行。

2016年4月发生了一件事：我几个月前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稿，其中我有说如果“主义”悖离常识，就会变成谎言，这篇演讲稿在香港有影响力的网站上发表了。时机非常不好，因为习近平刚刚宣称发生在中央党校的一些自由探讨走得太远，他敦促对教授进行更多的监督。结果5月初，学校纪律检查委员会再次约谈我，并指控我反对习近平。从那时起，中共就禁止我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的媒体上，包括纸质媒体、所有网站和音像视屏，连我的名字都被封杀。7月的一个晚上，我再次被叫到中央党校开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放了约30公分高的一堆资料。他说：“您已经有了这么多材料了。你自己掂量掂量吧。”很明显，他们警告我要保持沉默，而如果我再在网上说话，我将受到纪律处分，包括降低退休待遇等。我对自己被如此对待而感到愤慨，尽管我知道别人受到更为严厉的对待。

作为中共党员的这些年中，我从未违法乱纪，也从未有过被约谈训斥的经验，但是现在，我经常受到党的官员的讯问。中央党校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一再威胁我，说有可能举行当众羞辱的大型公开会议并正式宣布给我惩罚。在每次约谈结束时，他们都要求我保密。一切都是黑社会的做派，见不得光。

然后是警察暴行的掩盖，触发了我与习近平和中共党的最后决裂。早在2016年5月，环境科学家雷洋在前往机场接岳母的路上，因不明原因被北京警方拘留而去世。为了逃避罪责，警察对雷进行了构陷，指控他在招妓。他的大学校友们对这种诽谤行为感到愤怒，组织起来帮助雷的家人讨回公道，事件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为了平息愤怒，中共最高领导层下令进行调查。检方同意进行独立的尸体解剖，并计划进行庭审，对簿公堂。

我对自己被如此对待而感到愤慨，尽管我知道别人受到更为严厉的对待。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雷洋家乡的地方政府出面，将雷洋的父母妻儿近乎于“软禁”，向他们提供了约100万美元的巨额赔偿，要求他们放弃对真相的追求。当雷的家人拒绝时，赔偿增加到了300万美元，甚至后来又加进一栋价值300万美元的房子。即使如此，雷的妻子仍坚持要还已故丈夫的清白。政府然后向雷的父母施压，雷的父母在儿媳面前跪下，恳求她放弃此案。是年12月，检察官宣布他们不会为雷洋之死而起诉任何人，雷洋家人的律师透露他被迫停止介入。

当我得知这一结果时，我整夜坐在书桌前，充满悲伤和愤怒。显而易见，雷之死是警察不法行为所致，上司并没有惩罚肇事警察，而是用人民辛苦赚来的巨额税款在庭外寻求和解。官员们不服务于人民，而是沆瀣一气。我于是问自己：如果中共官员有能力采取这种卑鄙的行动，这个党你还能信吗？最重要的是，我还能继续与这个政权为伍吗？

经过20年的犹豫、困惑和痛苦后，我决定走出黑暗，与中共彻底决裂。习近平的大倒退也很快让我别无选择。习近平于2018年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使新斯大林主义的无限统治成为可能，而我必须在其下生活。第二年夏天，我得以持旅游签证前往美国。在那里，我收到一个朋友的短信告诉我：中国当局指责我从事“反华”活动，如果我返回北京，我将可能被逮捕。我决定延长访问时间，直到一切平静下来。随后爆发了新冠病毒大流行，飞往中国的航班被取消，所以我不得不继续等待。与此同时，我对习近平处理疫情不当很是反感，我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支持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他因向朋友们发新冠疾病警报而被警察骚扰，并最终死于这种疾病。我收到中央党校有关部门急迫的电话，要求我回家。

但是中国的气氛越来越黑暗。持有政治异议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在三月份失踪，不久被开除党籍，并被判处18年徒刑。同时，我跟当局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因为我与一小群朋友进行的一次私下谈话录音，未经我同意就被泄漏在网上发表，在这次私下谈话中，我称中共是“政治僵尸”，并说习近平应该下台等。我发给朋友们的一篇简短文字，文中谴责习近平在香港实施压制性新国家安全法，也有人把它泄漏了出去。

我知道我有麻烦了。很快我被开除党籍，学校取消了我的退休待遇，我的银行帐户被冻结。我要求中央党校当局保证我回国后的人身安全，但官员在电话那头避而不回答这个问题，反而制造模糊的威胁针对我在中国的女儿和她年幼的儿子。正是在这点上我被迫接受这个严酷的真相：我没有回去的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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