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纪录片导演的绝境和「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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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于合集 #魏晓涵 25个

文****丨魏晓涵

编辑****丨周航

人们大概很少如此近距离地见证衰老和死亡——褶皱丛生的皮肤，日复一日绵长的呻吟，病床前焦灼的儿女，在医院忙乱而颠倒的晨昏，还有潜伏在水面之下、突然爆发的家庭争端。躺在病床上的是魏丹的姥姥，他用手机的黑白镜头，克制地记录下姥姥的最后时刻，也记录下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这个山西封闭小城的家庭故事，构成了纪录片《方舟》。

两年过去，老人早已离世，这部影像在入围有纪录片届奥斯卡之称的IDFA的Luminous单元之后，却没能抵达更多的观众。同样陷入沉寂的还有独立电影导演魏丹的生活，找投资碰壁，维系生活的商业项目也因为疫情黄了，负债，从今年年初开始，至今没有任何收入。

他决定以一种近乎笨拙的方式出来求助——在网上公开《方舟》的资源，在豆瓣上给标记的每一个观众私信链接，找各种不认识的大v帮忙转发。此举对这位“内向怯懦、内心骄傲自负”的创作者来说并不容易，但没有什么比抵达观众更重要。

“影像大概是最适合我的一种表达方式，基于良心的自由，为自身的懦弱忏悔，为孤儿寡母祈祷，为蒙冤者发声，为失语者呐喊。这一切的前提（是），你的作品如何让人看见？”他在求助的自述信中写道。

电影在疫情之下的艰难不算新鲜事，独立电影人依旧更难被看见。魏丹也深知，这些并不那么明亮的影像，在当下并不能成为甜蜜的安慰剂，但他相信直面痛苦和灰暗能抵达深刻。我们和魏丹聊了聊他的《方舟》，以及这两年独立电影人的坎坷之路。

以下是他的讲述，部分内容引自公开资料。

●《方舟》海报。

方舟

2020年初的冬天，姥姥因为肠梗阻入院，我有预感这次可能挺不过了。我从北京刚回到山西朔州老家时，她的心率飙到两百，一直报警，无法排便，吃也不能吃，还有老年肺炎。很多老人最后都是被老年肺炎（折磨到去世的）。医生一直说，你们可以收拾东西回了，这个人随时可能没有了。

小医院也没有别的办法，给你输点液消消炎就完了，但家人肯定是不愿意放弃的。姥姥有五个子女，都从别的地方回来，聚在老人这儿。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时刻，我就想，要不要把姥姥最后的时光记录下来？

一开始没想做成公开的纪录片。我回家的时候不多，一年最多两次，就会拿手机随便拍一些家庭影像——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刻，聊天儿的时候，姥姥之前住在养老院的生活，发到群里。他们都习惯了，还会感慨一句时间都去哪儿了。 

那是我第一次直面人临死之前的状态，还是从小就非常依赖的姥姥。我和哥哥小时候就盼着放假回姥姥家，跟解放了一样，去田里种地、在河边捞鱼、在树下玩儿。我一直想要一辆红色的小自行车，当时家里比较贫困妈妈没有给买，姥姥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辆二手的、很小的成人自行车。

父母总是严厉地教训我们，姥姥的爱却是柔软的，她总是在父亲打我哥哥的时候护住他。我努力去回想种种她生活的（痕迹），却有些模糊。她就像影子一样，永远从早忙到晚，做完饭让大家先吃，等大家吃完了她就坐在边上，随便仓促吃两口又开始收拾了。

现在她躺在床上，没有一点儿生气，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像是受尽了一辈子生活苦难的一匹衰老的马。皮肤是松软的，也说不了话，每天早上她都会特别难受，疼起来咬着牙关，发出低沉的哀鸣。我只能拉着她的手，时不时叫她一声，其实给不了她任何帮助。她虽说没什么表情，但会用尽自己的力气攥一下我的手，用力眨一下眼睛，或者微微点头。她知道是我回来了。 

●剧照：姥姥在医院接受治疗。

我远远地用镜头对着她，一开始那几天内心是很别扭、很压抑的，源于摄影机的道德问题。什么样的镜头可以拍？什么样的要保持一些距离去拍？我都在反复琢磨。拍着拍着，一会儿还要叫大夫换药。

医院是混乱的，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大部分是贫苦的、底层的人，还有一些让人不适的画面，我大多用黑白的、1:1画幅来展现。黑白像一层滤镜，灰暗，气质庄严肃穆，但你又能感受到它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镜头记录下许多生命的痛苦和脆弱。整个过程姥姥时好时坏，当时只能用物理疗法去处理她的肠道堵塞。如果某天冲出一小部分排泄物，就会觉得特别高兴，全家人就觉得好像又有希望了。第二天可能又不好了，连续几天心率不稳定，疼起来，一家人又陷入绝望。

反复权衡风险之后，我们还是决定给姥姥做手术，取出她肠道里的结石。我拍到了卡在姥姥肠道里的那个石头。在那个黑白的世界里，只有那个东西是彩色的，闪着金光。它太重要了，一家人所有的困惑、经济上的矛盾都牵绊于它，就把它做成彩色的了。 

那也是我最纠结、最难过的时候。我看到刚手术完姥姥那么痛苦，眼泪控制不住，拍的手都在抖，又帮不上她，好几次放下手机不想拍了。但你又知道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也知道在一场公共危机下，记录下这个小小的家庭是有价值的。

疫情突然说来就来，一下整个（世界）就好像乱了。新闻上报道武汉的情况很严重，医院也有一点紧张，但朔州这个封闭的小城还没有病例，我觉得又遥远，又好像在身边，很魔幻，更多的是茫然。我在想人类可能又要进入一个大流感那样严峻的时刻吧？就把这些新闻作为背景穿插其中。 

一大家子人轮班照顾姥姥，比如白天是别的亲人，晚上就是我和大舅。那阵我拍了许多窗外的景象，路灯、紫色的夕阳，有时是凌晨，有时候是夜晚。 

剪片的时候回看这些窗户，像是从方舟里向外看——外面的世界发生着瘟疫、饥荒、蝗灾，末日一般的景象。医院里，一家人围在老人身边，保护着她，像是构成了一座避难的方舟。 

●剧照：大舅在医院里。

孤岛

我们家亲戚特别多，平时（父母辈的）兄弟姐妹几个都是很亲的，关系也近，大家经常在一起吃饭，今天在这个姨家吃，明天在那个舅舅家吃。

只有大舅在外地。他是家里的老三，以前在社会上混，后来家人把他安排到陕西一个国企去上班，就在那边定居了，每年回来一次。之前没有太多深入了解，在医院晚上趁我姥姥睡着了，我们会躲到外面去，抽根烟聊一聊。 

他一直属于那种浪子的感觉，离得很远，身不由己的，但又很重情。为了姥姥的病情，他每天都在不停地琢磨，自己上网查这个查那个，帮姥姥冲洗肠道。他的生活也很艰难，但他总是积极的，躁郁症的哥哥来医院看姥姥，也是大舅和他聊一聊、安慰他。顺理成章的，大舅就成了故事里的主要人物。

我们聊工作，聊到生老病死，他总感慨自己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我格外能认同和理解他的难处。我当时包括现在一直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失败者”，我一直在特别偏执地坚持写自己想表达的剧本，没有在意它的商业价值，找资金就很难。

大舅面对镜头很坦然。他在医院对我说，挺好的，你就记录下来，咱们十年以后再看，是一个宝贵的回忆。 

拍摄之初，我就有预感会有一些冲突发生，因为亲人之间观念的不同、经济方面的问题，但不知道会是怎么一种形式。就在准备给姥姥做手术的时候，因为谁家要往出拿钱，开始产生一些纷争，谁也不让步。 

大舅着急了。他以为大家都不出钱，姥姥没钱治了，要回家，就赶紧去借钱。那天下午，他就坐在医院的椅子上一个一个给以前的兄弟打电话，一边抽烟一边流泪。我拍的时候心里头翻江倒海，借钱是很难开口的，人家也很为难，不借给你，对大舅来说也好像是没有尊严的事情。 

最后其实是二姨（老二）和二舅（老四）出了大头。二姨家里比较有钱，二舅虽然戏份不多，但他是一个默默做事儿的人。在医院待了二十多天，姥姥出院回了家养着，因为待在医院也没有什么用。我也就回北京，把那些零碎的素材剪出一版，放在那儿，也没有再弄。

●剧照：一家人围在姥姥的病床前。

4月，得知姥姥去世的那个夜晚，我还在北京写剧本。家人们都聚在了姥姥生前的那个房子里。在开车赶回去的路上，01年出生的妹妹跟我说，他们吵起来了，她可能看傻了。

我没想到，在这个夜晚，家人之间的对峙达到了最激烈的时刻。冲突的起因是如何送姥姥下葬？有人觉得就按照世俗的方式送葬，我妈妈坚持尊重姥姥的信仰。她是老大又是老师，性格比较强势，总想要说服别人听她的，有时候就太着急了，站在了争吵的漩涡中心。

这一次的争吵似乎比平时要强烈好多倍，感觉像压抑在心里的情绪集中爆发。我让妹妹帮我拍下了冲突的场景。她完全没有拍摄的经验，我就大概教了一下，不用拍特写，用全景把所有人都框进去就可以了。一家人吵来吵去，突然陷入沉默的状态，那个时候画幅也从1:1展开，从旁观者的角度上讲，会有一种奇特的氛围，好像进入到更深的对立。

我很珍惜这个大家庭，但到最后你也会发现，家庭本质上还是一个一个人组成的，虽然聚在一起，但心里头的悲欢、所想的并不相通，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争吵完大家都走了，大舅留在姥姥的遗体旁，我也想留下来。因为等到早晨五六点的时候，就有人要开车把姥姥拉走了。我们俩都极度悲伤，不舍得那个时间过去，我在流泪，他也哭着，亲吻姥姥的额头，我特别被那个画面打动，就拿着手机拍了下来。

挣扎

朋友看了之后建议说，你这拍得不错，为什么不试一下电影节呢，让更多人看到一个普通家庭真实的挣扎？没想到入围了三个国际电影节，原本以为能在国内绕一圈儿就不错了。

公开《方舟》的片源也是被逼无奈。从今年年初到上个月，我一直没有工作，还欠着一些外债。原本有好几个项目都黄了。一个是银行的宣传片，但是因为疫情总部进不去，只能取消了。还有一个是商业纪录片，需要去几个城市，也是因为疫情去不了，也就耽搁了。

对大部分的独立导演来说，孤独和穷困是一种常态。要一边创作，本来拍出来的东西抵达观众就很困难，还要一边兼顾生活，去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工作。 

我之前主要靠接一些商业的短片、广告，或者企业类的宣传片维持生活的开销。最近一两年疫情，以前的关系和一些工作越来越少了，就会更加艰难。我一直埋头写剧本，第一次感受到行业变化是发现许多电影节延期或者取消的消息——上海、海南、平遥都有过，《方舟》入围的三个电影节所在地——全州、慕尼黑和阿姆斯特丹我都没能去，在线上参加的。

当然独立电影不如商业片受到冲击大，船太大了不好调头。小成本电影有没有疫情都很难，更多就是去各地取景会增加很多不便。但电影节的取消就一下感觉，你更没有机会认识投资人、制片方，让别人看到你的剧本，找到投资了。 

没有工作的日子，我回老家住了一个月，每天都在琢磨我到底要干嘛？一大家子人也知道我工作停摆，你一言我一语的，给了我很多建议。他们一直都不让我拍这种，说这种东西没有人看，非让我去拍一些商业片，或者能赚钱的。

我一般是主动避开，他们不能理解你在做什么，不愿意跟他们多聊。这次我多少有点儿左右摇摆，因为周围有很多以前的朋友也是迷茫，没有方向。有几个导演转型去拍抖音短剧了，有演员转行回家上班了，还有一些人是犹豫要不要（继续）做，一直没有展开（项目）。

在家的那一个月，我每天都在刷抖音短剧。快餐式的，特别多那种霸道总裁的爱情脚本，碎片式的信息让我越刷越烦躁。你可能需要在一分多钟的时间为观众提供一种情绪价值，提供短时间的刺激，跟我现在做的独立电影还是不太一样。 

我大学时候就喜欢严肃的影像，想成为贾樟柯那样拍底层人们的导演。毕业之后先做了工作室（接商业项目）养活自己，做着做着就反思，感觉再过十年、二十年以我这种比较弱智的商业头脑，也不擅长营销自己，2015、16年前后就把工作室解散了。

你去参加电影节，好像很光鲜亮丽，里面的心酸只有自己知道。一些电影人的聚会交流我都婉拒了，去了坐在那儿也很别扭，不知道该说什么。正儿八经跟投资人聊（推荐自己的作品），又羞于表达，去了也很狼狈。

疫情之前，我第一部剧情片《母腹之外》在2018年的NEW ERA青年电影季上获评委会特别提及奖。第二个剧本在2019年入选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青年计划，走了红毯，主办方把这些青年导演叫到一起面对资方去阐述。当时的氛围是很好的，没想过接下来的几年会如此艰难。 

●魏丹带着处女作《母腹之外》参加2019年的华语青年电影周（右一为魏丹）。

待在家里的压力比较大，有时候不愿意听妈妈（说教）。他们都有工作忙，还要给我做饭，我就不是很愿意待了。后来去了我妻子父母在秦皇岛的家，岳父岳母就没有我们家那么复杂的关系，住了快一两个月了。

现在拍新片子很难找到投资了，如果我要坚持走这条路的话，是不是要打开自己？在那个百感交集的晚上，我一口气写下了那篇《方舟》的导演自述，其中引用了我很喜欢的摄影师也是导演布列松的一句台词——“为了遇见你，我走了一条多么崎岖的路。” 

我承认自己确实是一个很无力、很软弱、很普通的创作纪录片的人。那些以前的自负和傲气，完全打到最低点。但我觉得必须要迈出这一步，让更多人看到这个片子，不至于又一部砸手里，也让更多人认识我，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机遇。

“礼物”

发这个声明其实最大的障碍也是来自于家人，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这么难，但后来也已经无所谓了。我在豆瓣上给每一个标记电影的人发电影链接，也给电影圈的一些导演或大V留言，请他们帮忙转发。

其中收获了许多善意，包括《爱情神话》的导演邵艺辉在豆瓣上转发了，“应该让更多人看到”。自从她转了之后，豆瓣好像发酵了一样，很多人来关注，其实还蛮受感动的。也有同行或学生来加我表达支持的，大家都在吐槽现在环境很难，彼此劝勉，相互帮助吧。

全国各地多了七八个放映，招募观众来看，可能五百一千的版权费给到我。因为本身他们还要负担场地的费用，我不会计较多少，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看见。现在豆瓣上有三千多人标记了想看，但我觉得还是挺少的，还在努力发布在各个平台，让更多人看到。

这些给了我信心和坚持下去的动力。我也不能肯定以后会发生什么，但至少确定这条路能坚持走下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应该会从剧情片转向拍纪录片，成本低，然后又可控，一两个人就能拍，像写作一样自由。

最近我每天忙着推《方舟》，厚着脸皮在岳母家“混吃混喝”，当然也会给他们买个新抽油烟机、请他们吃饭啥的。每天对着电脑在那儿捣鼓，他们其实也不理解我做什么，以为我在搞直播带货，她把映后交流理解为直播了。

当电影抵达大众，也越来越发现它对一些人来说不太友好，他们受不了这种直接的、残酷的冲击。有观众看到一半的时候，说不敢往下看了；还有人会站在道德的层面来审视这部片子——老人躺在那儿了，你还拍她，他们认为这样的东西应该回避。

●《方舟》入围了IDFA（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的luminous单元。

可能大家经历了疫情比较脆弱吧，像这样直面一个人死亡的经过，觉得太残酷了。但我觉得回避不代表你能给她尊严，要有勇气去面对生命本身残酷的真相。

当我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视角去看待的时候，姥姥临终的状态让我挺触动的。生命从生下来吃着母乳，成长到衰老了，好像又回到了孩童时代，她像是一个婴儿需要被照顾，像是一个轮回。

家里人都看过这部片子，他们都挺支持我的。因为之前在电影节上获得过一些奖，我会经常把一些相关的报道链接发到家里的群。大舅说，这是你姥姥送给你的礼物吧。虽然这份礼物很残酷。

姥姥去世后，我们又回了一趟姥姥住过的老房子，放在了影片的结尾。房子已经空了，墙皮脱落，还有姥姥生活过的痕迹——她年轻时的照片，遗落的鞋，还有记忆中小时候的气味，而生活在其中的人就像一缕烟，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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