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谄媚的新配方 | 舆论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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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2021年夏天的郑州水灾、南京疫情,固然在全程发展中聚焦的几个点,如地铁五号线、京广隧道、禄口机场破防、玄武湖开关园等,围绕这些具体事件的争论相当多。不知对不对,但感觉一个超越具体事件、具体城市的共性浮现出来。

这个共性就是,城市居民与城市主政者的关系,已经大不同往年,二者越来越难以区分。哪怕主政者有许多不是,市民在意的不是政务失职带来的阴影,而是十分敏感于加诸外界的批评,将针对主政者的意见主动认作对自己的不满,相当抗拒。

恐怕连主政者也会惊讶,当他们的某个职责没有尽到,导致社会危险的时候,尤其当舆论空间中的“外地批评”蔓延时,他们会发现自己受到了“保护”——市民们会冲上前,正面杠上舆论,同仇敌忾地捍卫“我城”荣誉,不许别人指指点点。

在这种局面下,你会发现,公共批评会面临困难,无法稳住焦点,跑焦是随时会发生的。比如,玄武湖的开园,成为南京以外的人责备南京防疫不力的证明,因为不够严肃紧张。可在相当对南京居民看来,这种批评是小题大做,甚至竖起“玄武湖不背防疫不力的锅”。

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观点,因为对玄武湖开园的不满,并未导致“玄武湖要背锅”的论点。批评者在意的是,南京防疫应当与它导致的一系列外溢相匹配的严肃态度,开园无法证明这个态度。尤其当玄武湖官微以挑衅姿态面对批评时,这种不满又更加强烈。

玄武湖确实不必为防疫背锅,但外界的批评也不该为关闭玄武湖这个决定背锅。无论是开园hai’shi还是闭园,这都不是外界能决定的,但外界批评的着力点,是希望与南京居民讨论亡羊补牢这回事,却被后者中一些人以为是干预“南京人”的生活权利。

作为在南京读过几年书的人,老实讲,我不知道“南京人”是个什么意思?但很有一些南京居民以此自居,由此迸发出拒斥说三道四的动力,确实是有意思的现象。当你认同并使用这个集合名词时,你就不再是你了,兴许会变成很让人厌恶的人。

有的意见言之凿凿,认为别骂南京,南京人有生活的权利。在这种说法中,是找不到论者的一丁点自尊在的。舆论中的批评声音,是对南京拖累全国防疫的不满,是希望南京迎头赶上,行政能力赶紧归位,这不是“骂”,这是一种唇亡齿寒的郁闷之情。

南京人生活的权利,从来不会因“批评”而消失,即使玄武湖关闭象征性地影响南京居民的生活方式,但这个影响一是暂时,二是轻微。根本上来说,关闭玄武湖或者说更多 社交隔离措施,甚至像1912那样的地方受影响,一切的源头难道是外界的批评吗?

公共生活作为一种公开议题的公共参与方式,先是在郑州那边无法展开,然后在南京这里遇到抵抗,更别说之前疫情的广州了——在对照南京疫情的同时,竟然有声音洋洋自得:怎么没人骂广州领导。较之南京居民对批评的抗拒,这种观点简直是谄媚到跪低。

流调追踪+社区防控+大规模核酸筛查这套有效组合,广州做得确实有力,但不代表没有批评声音。实际上,在荔湾封控的核心社区,因为转移隔离、物资供应等有过相当多的意见。当事人没有骂市领导,不代表市领导让人满意,这是非常简单的逻辑。

与广州疫情同时出现的,是广州居民反对砍伐大榕树一事,有许多隐忍的批评。可见,在广州不是没有人“骂”市领导,而是有许多批评。更何况,现在市民很可能不知道市领导姓氏名谁。对比张科长、六百帝那会,市领导“隐姓埋名”可谓明智。

通过踩南京疫情,来抬高广州市领导多么高明,兴许某些广州居民会感到与有荣焉。但这种借助所谓城市共有的荣光,来替领导擦鞋的举动,市领导若有谨守,恐怕也会觉得脸红。自媒体将媚众与媚俗搅拌混合的谄媚配方,除了无谓的粉饰就是实质的欺骗。

不管是南京居民在玄武湖闭园一事上的情绪,还是借南京疫情在广州媚上,都显露出一种在社交舆论上的新情况:一是主政者与市民出现了不可分割性,二是市民除了缴纳税金,还要不时进贡语言贿赂。一些自媒体在商言商,投机性地助长了这种氛围。

从前的广州某周刊,总结过爱广州的60个理由,现在看来无一成立。在旧的理由清单不复存在的时候,捏造新清单的机会降临了。有些自媒体跃跃欲试,比如将“离北京远”扭曲为“为国挡病毒”云云。爱的终极方式是悲伤,但不妨碍有人丧事喜办。

南京作为一个曾经有活跃大众化媒体的城市,也曾有过非常市民化的公共生活。电视的民生新闻加服务导报等早期市场化媒体的竞争,一度让南京成为可敬的古都。但就公共生活衰退的程度而言,南京与广州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从市民与主政者关系可见一斑。

南京不必承受额外的批评,就像广州无资格消受过度美化一样。现在的问题是,城市的居民心态已经逆转,善待公权与恶猜个人的认知框架已经固化,并且成为三观之源,向舆论空间输出言不由衷或无意识的赞美,机巧的伪装驱动群氓意识,别有所图。

主政者与市民不可分割,表现为不把自己当公权的“外人”,有着强烈的代入感,进而表现出高服从性。这在2009年广州垃圾场建设风波,诸多城市的公共事件时代不可想象的。一座城市的历史,行至眼下,全新的政、民关系实在是值得研究的。

市民意识中对行政权力的全新看法,不仅支配者主政者与市民的互动方式,也决定着城市中的危机形态,以及对危机的处置模式。郑州五号线地铁中,那些不安但仍静静等待的乘客,京广隧道中愿意呆在车里的遇难者,或多或少都显露了这方面的端倪。

五号线涉及到的行政指挥系统层层等待命令,证明这股系统有着强烈内化的动机,无需向“外”负责——因为这个“外”,着实是不见了,消失在市民与主政者高融洽性的关系中。先是市民在象征意义上泯灭于政务操作系统,而后才是突发灾难中市民的实际处境。

公共生活本可以作为区分主政者与市民的良好空间,为政、民互动提供更多的弹性和张力,这是政务自省的依据之一。可随着公共空间成建制地消退,这一反馈机制不复存在,主政者对市民意志的高度吸纳,政务自为的疏漏,很可能是致命的。

即使是一些平常对政务不满的人,也在为南京防疫辩护,这是一个很好理解的现象。因为全新的政民关系使然,市民有了一个优先级的排序,自动将政务权威置于头顶之上。在似乎是为公共发言的时候,继续论证政务的正确性,这种市民反馈有点糟糕。

从城市主政者的角度,新型的谄媚配方即使更怡人,也同样隐含着脆弱,饮下媚上这杯酒,很可能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公共空间的匮乏确实可以为施政扫清民意挑战,但这种匮乏意味着反馈机制的缺省,由此埋下的隐患,恐怕需要打起十倍自察的精神才行。

而那些无视公共生活举步维艰的现状,在权利话语上抱残守缺,甚至不能实事求是地看见上述变化,只可能得到一个结果,那就是看似的直言不过是怯懦地回避关键问题,仍是迎合或者被吸收到强势那边,在浮游流量之海的时候,沦为卖直之人。

大自然主宰农村居民的命运,城市本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自然本是市民的风景,而不是命运之手。但郑州、南京上演的这些磨难改写了这些既定的规律,这种很可能致命的改变,要说只是偶然与个案,而与城市行政与居民蜜月关系无关,是没有说服力的。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宋志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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