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琛｜石家庄警方领导亲自组织核查，未发现警察刑讯逼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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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立于尘

有些结论，像陈年的酒，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散发出独特的味道。

另一些结论，则像过期的罐头，放得越久，开罐时崩出来的东西就越惊人。

这串数字，他们已经拨打过无数次，听筒里大多是忙音。

但这一次，有人接了，并且带来了一个 “好消息”。

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同志，用沉稳的语调，口头宣读了一份迟到了六年的核查结论。

根据刘东林家属代理律师刘佳佳和王铁章公开发布的文章，这份结论的核心内容可以总结为：

2019 年 10 月，市局领导亲自组织，纪检组牵头，对刘东林之死进行了核查。

结论是：

程序合法，未发现刑讯逼供，初步判定为因病死亡的意外事件。

家属对此无异议，尸体随后火化。

这份由 “自己查自己” 得出的完美报告，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逻辑闭环。

唯一的瑕疵是，这份诞生于 2019 年 10 月的结论，直到 2025 年夏天，才通过电话线，第一次抵达它本应抵达的当事人——刘东林的家属和律师耳中。

这就产生了一个小小的时空悖论：一个在 2019 年就对结论 “无异议” 的家属，是如何在之后的六年里，坚持不懈地奔走、控告，又是如何在 2024 年底聘请律师介入此案的？

也许，在某些地方，时间是可以被折叠的。

刘东林，外号 “熊”，人如其名，是个壮硕的砂场工人。

根据律师文章中引述的案件简况，2019 年 9 月 30 日，他被带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8 天后的凌晨，他死了。

当年，家属接到的通知是，刘东林死于 “肺栓塞”，送医院抢救无效。

几年后，在石家庄警方监管下的暴钦瑞也是这个死因。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医学名词，频繁出现在各种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官方通报里，与 “躲猫猫”“喝开水” 一样，共同构成了当代非虚构写作的素材库。

但家属很快发现了剧本上的漏洞。

据律师文章披露，他们拿到的就诊记录显示，救护车抵达时，刘东林早已没有生命体征。

后续长达 7 个小时的 “抢救”，更像是一场不知给谁看的：

行为艺术。

更让他们无法理解的是，一个壮得像熊的人，怎么会突然肺栓塞？

在殡仪馆，他们终于见到了刘东林。

那具躯体无声地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律师在文章中这样描述家属看到的情景：

刘东林心脏处的胸口位置有圆形规则的淤青、背部（上半背）有不规则片状黄褐色的淤青、脚踝有伤口、双脚浮肿。

一位曾与刘东林一同被关押的工友后来透露，他自己遭受过电击、捆绑、殴打，他心脏处的圆形淤青，就是电击的痕迹。

家属想拍照，被陪同的民警制止了。

对于背部的淤青，民警同志给出了另一个专业解释：

尸斑。

至于胸口的圆形淤青，则无人解释。

或许，是 “熊” 自己不小心撞的。

最终，这份 “无异议” 的和解，是以人民币结算的。

刘东林的妻子收到百万元以上的现金，签了火化同意书；刘东林的父亲也在中间人的斡旋下，拿到了 45 万元，签了和解协议。

河北典民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海峰律师，作为当时帮助公安局与家属沟通的中间人，甚至向家属展示过电脑里的同步录音录像。

据律师文章记述，李律师表示可以看，但不能看全程，因为有些内容 “涉密”。

什么秘密，比一条人命还重要？

没人知道。

人们只看到，尸体被火化了，钱给到位了，一份 “无异议” 的结论，就此在档案柜里沉睡了六年。

本以为故事会就此结束。但刘东林的家人，尤其是他的父亲，显然没有完全理解 “无异议” 的深刻内涵。

2024 年，案件在最高检的关注下，启动了犯罪线索核查。

一潭死水，终于起了波澜。

然后，事情开始往一个更魔幻的方向发展。

2025 年 5 月 11 日，石家庄市公安局雷霆出击，成立了 “5.11” 专案组。打击目标不是六年前那些可能涉嫌违法的办案人员，而是另一些人。

根据刘东林代理律师的文章所称，这个专案组将 “帮助刘东林家属的人、代理律师和报道刘东林案的记者” 共 7 人，列为 “集团犯罪” 进行打击，采取了：

指居、监听、传唤等一系列措施。

你看，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如果还解决不了，就把帮助提出问题的人也一并解决了。

这个操作堪称经典。

于是，代理律师们开始向北京律协申请维权。

他们想知道，自己作为合法合规、公益援助的刑事律师，怎么就成了 “集团犯罪” 的嫌疑人？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正常工作、生活？

这些问题，连同那个迟到了六年的口头结论，一同飘荡在河北夏日的闷热空气里。

在刘东林案的平行时空里，还有甘肃的马龙案和石家庄的暴钦瑞案。

前者被狱警殴打致死，尸体火化，家属控告十年后，最高检督办，相关人员才获刑。

后者同样曾被以 “肺栓塞” 搪塞，最终 12 名公安人员成为“阶下囚”。

历史总在重复，但学费总要交足。

朗朗乾坤，天理昭昭。这些话语之所以被反复提及，正是因为它们在现实中常常缺席。

2025 年 7 月 16 日的那通电话，像一个宣告。

它宣告的不是一个调查结论，而是一种态度。六年前的卷宗已经封存，六年前的 “无异议” 已经记录在案，一切都应该翻篇了。

当律师们反复拨打那个固话，想要一份书面结论时，听筒里只剩下长久的寂静。

那份 2019 年就已写好的核查结论，也许就静静地躺在某个档案室里。

它是一张纸，一张很硬的纸。在石家庄，有时候，纸比人硬。

它永远也无法被送到家属和律师的手中，因为一旦送达，那个关于 “无异议” 的完美故事，就讲不下去了。

李宇琛

写于 2025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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