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专政和自由民主到底能不能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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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葱用户 kill_ccp 提问于 7/13/2020

先说明一下，标题里一党专政特指以法律规定某个政党长期执政，其他政党不存在（比如越南、纳粹德国）或者只能长期在野（比如中共的8个民主党派、北朝鲜的社会民主党、戒严时期台湾的国社党和青年党），像日本那种有竞争性的一党优势不在讨论范围。

历史上的一党专政国家似乎不是威权就是极权，那么到底能不能存在一党专政的民主国家呢？

或者这么问，一党专政和民主不相容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品葱用户 在习亡的田野上 评论于 2020-07-13

讲不通啊

“一党专政下的自由民主社会”这东西

等于在说“这顿难吃的饭十分美味” “这个丑女长得很漂亮” “这个病人的身体很健康”“这个贪腐的官员为人清廉”

品葱用户 HatredKiller 评论于 2020-07-13

主要是一个平衡问题 

一党专政实质上把人群分化成了党员和非党员两个群体 
党本身就是一群拥有同样价值观的同样立场的人组成的强势团体 
而剩下没有共同价值观的没有同样立场的非党员便是弱势的一团散沙了
所以可以看作一党VS散沙
或者一党VS散沙中的无数利益集团但一党拥有绝对优势 
所以最终没法形成一种权力平衡 
强势的只会越来越强势 弱势的只会越来越弱势
多党制配合完善的宪法 至少格局就不是这样了 整个人群被分为多个实力相当的集团互相制约 平衡就形成了

但有一个问题是 现实中发达民主国家的形成都有自己的轨迹 每个国家都是独特的 并不意味着照搬其中哪个国家就能民主了
同时不能忽略美国在秩序输出在世界民主化中的作用
比如现在如果没有美国继续维持秩序 你也难保现在的发达民主国家哪天不会突然就变成独裁暴政
说难听点 能不能民主 美国人的看法很重要 甚至对于贵支 美国是决定性因素 

我相信对于大多数地区 
在初期 民众还是要有枪才可能迎来民主 散沙只有拥有推翻独裁的能力才能制衡独裁的趋势
某些极度发达的地区 整个社会的大部分个体脑瓜心智都已经升级了 生活上人人平等且质量高 
那很难滋生出对权力的病态渴望 即使民众没法武力压制也不妨碍民主依然能健康的持续下去

品葱用户 青岛大学 评论于 2020-07-14

一党专政怎么行使监督？
打倒中共，清算沾血共产党员

品葱用户 随机预言家 评论于 2020-07-14

一个小区的居民，不能公投换个物业管理公司的时候，你说，谁来保证物业公司会好好为了居民经营小区建设？

品葱用户 sdp程序猿 评论于 2020-07-14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话语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啊在梦里
梦里梦里见过你
甜蜜笑得多甜蜜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啊在梦里

品葱用户 理念是刀槍不入的 评论于 2020-07-13

以你的條件"以法律規定某個政黨長期執政"是不可能的
但拿掉這個條件，理論上是有可能的
例如在野黨都爛到笑，執政黨做很好又沒有想要把國家改為帝制

品葱用户 四邑漁農牧工商總會 评论于 2020-07-14

黨內民主啊，毛妖人道：「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黨內不同派系競爭也是民主

品葱用户 雪克来提 评论于 2020-07-14

现在新加坡大概跟一党专政没区别吧?只要有成熟的反对派，形式是次要的。一党专政如果是一党的能力干出来的而不是枪逼出来的，就是说得过去的。

品葱用户 MasonQian 评论于 2020-07-13

以前的香港有自由有法治 沒民主
但自由跟法治是因為宗主國英國本身是民主國家
要考慮民意的影響…
而言論自由方面是基本沒有策劃反英行動或暴亂都可以 
所以當多數香港人都把焦點放在中國政治的時候
變成批評中共批評國民黨都可以   當時反而看起來是華人地區最自由
如果一國自發性的秩序感覺共存挺難的
我想至少一個黨裡面要有派系   派系掌權由民意決定
才會有民主

總覺得沒有反對組織
則專政的黨找到機會就會擴權
一有利益二方便統治
所以中共才要打壓各種社會組織

品葱用户 别说我没有提醒你 评论于 2020-07-14

还是谈谈如何走向共和 把权利放进笼子 问责效率比较实际

品葱用户 包将无包不负韭菜 评论于 2020-07-14

你这问题问的真牛逼。你自己就生活在你描述的问题的实验田里，实验结果还要问别人吗

品葱用户 青年 评论于 2020-07-14

只有一个政党的民主制，那这个政党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品葱用户 NZRdlClr5 评论于 2020-07-14

為什麼不能？很簡單啊
自由民主，撇開民主不談，就談自由好了
自由包括『選擇的自由』，在討論政治話題時自然包括『選擇自己喜歡的政見/政客/政黨的自由』那一黨專政就和國民自由相衝突了

品葱用户 新垣结衣的老公 评论于 2020-07-15

关键是一党专政如何实行民主，让人民投票选胡锦涛还是习近平？之前香港的假普选就有这种感觉，党给你画一个圈，你只能在圈里面选党钦定的候选人，这种假民主虽然已经比现在赤清帝制好很多，但本质上和人民代表大会这种橡皮图章没什么区别，就是给你做个样子而已。说到底，一党专政就意味着党掌握了所有的权力，没有三权分立这种对权力的制衡，谈什么民主都是空中楼阁，不切实际。

品葱用户 peacefulwaters 评论于 2020-07-14

这个是数学问题，只要当局不限制退党组党竞选，执政党就算初始有100%票，那么党内的少数派也会分裂组党，就算执政党搞umbrella政策，尽可能宽容不同派系，最理想的情况只会形成主从政党制，即原有的优势党占有相当的议席，每届政府都有它的份。

另外就是政体，总统制在这个逻辑下最后都是专制，因为总统来自主要执政党，其他党肯定逐渐泡沫化，因为反对无效。但是议会制下主从政党制是完全可行的民主体系，比如日本的55体制。议会制又专制的，也可以走新加坡路线–新加坡路线可以看成是强化威权之后的55体制。

一党占优势可以民主，一党专政是不可能民主的，一党独大又民主的自然会发生分裂（例如美国杰弗逊的民主共和党最后独大之后分裂）。

品葱用户 ehrman 评论于 2020-07-14

很简单，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所以要强行一致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不可能一致。

再说这个世界达到民主有那么多条阳关大道，你为何要去考虑搭上钢丝蒙上眼睛牵上脚链这个最凶险的走法？

品葱用户 aabbcc 评论于 2020-07-14

宪政民主：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石

── 为《历史的先声》而作

何家栋

　　收集在《历史的先声》书中的文字，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向国民政府统治合法性发出了挑战，要求实行宪政民主制度。一时举国响应，声势浩大。这本书就是当时报刊有关宪政民主论的一部份文章的结集。

　　《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权来说，“祀”的重要性排在“戎”的前面。垄断有组织的暴力，抵御外来侵扰，维持国内治安，是政权得以存在、统治得以施行的现实基础。而祀天拜祖，神道设教，则为政权提供了一种不可缺少的合法性基础。合法性就是对统治权的认可。没有获得某种普遍性的认可，单纯凭借直接暴力和强制的统治，会使整个社会处于持续的紧张之中。

　　卢梭说，“最强者也不能总是强大得足以永远作主人，除非他能把力量转化为权利和服从的义务”。

　　在近代以前，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各种形式的“天命论”或者说“君权神授论”。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一般也就是维持两百年左右，其间伴随着“洪水将出，灾火且起，荡涤民人”的战乱，可见“天命论”不能提供国家长治久安的合法性基础，因为在它的观念结构中，内在地包涵着“受命改制”，“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而在重新“受命”的转折关头，玉石俱焚就不仅是难免的，而且是“改天换地”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取代“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的是社会契约论和宪政民主论。在市场的启示下，人们逐渐把政治统治的领域与神圣的领域区分开，将其还原为一种世俗的交易行为。**纳税人出钱养活政府，政府则为纳税人提供公共安全，以后政府又增加了若干项社会福利，但纳税人必须拿出更多的钱。“消费者是上帝”，哪个政府及其领导人能够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纳税人就选择谁。把政权（主权）和治权分开，主权属于人民，治权委托给政府，用定期选举领导人的宪政程序来代替不可预测的“改朝换代”，给现代社会带来一种政治稳定与政治创新的动态平衡。**英国作为宪政民主制度的开创者却至今没有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的基本结构和多数条文二百年来保持不变，说明宪政民主的合法性根基不是纸面上的漂亮许诺，而是公众对于保障基本人权和限制政府行为的程序性的共识。

　　马克思主义作为“理性时代”巅峰期的产物，用人的“理性”置换了上帝的“神性”，通过科学主义的“真理观”，滑向了天命论的新变种──历史决定论。天命论和历史决定论所面对的共同挑战是，如何客观地做出评判：谁能够奉天行道？谁是历史的真正代言人？马克思对自己的理论很有信心，因为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代言人不是一两个先知，而是整个工人阶级。他并不想否定宪政民主，而是想用“科学真理”这一新的合法性依据来补充和增强前者。既然工人阶级正在上升，即将成为人口的大多数，那么政治民主正是工人阶级解放自己乃至解放全人类的必由之路。

　　宪政民主论与科学真理论并存的格局没有持续很久。1918年1月5日，是俄国立宪会议开幕的日子。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全民普选产生的立宪会议，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在内的俄国民主派为这一天已经奋斗了近一个世纪。但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没能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取得多数。在4440万二十岁以上的选民投票后，布尔什维克得票率只有24％，远远低于社会革命党的40％，在715个议席中只占了175个。列宁当即发表文章说：“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的口号。他亲自坐镇立宪会议开幕的会场，指挥配备大炮和机枪的武装力量驱散了出席立宪会议的代表。从此，“人民代表”被“代表人民”所取代，科学真理论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执政的唯一合法性依据。

　　中共的处境要复杂得多。在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和《论联合政府》的一段时间里，“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天命论被国民党、蒋介石所垄断，科学真理论的宣传也受到“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自我承诺的约束，聚集在中共旗帜下的青年知识分子就成为宪政民主论的热心鼓吹者。1945年2月17日《新华日报》社论《民主的才是合法的》中说：民主主义和合法主义应当是一致的，因为国家一切的法都应当是经由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议决的，所谓合法，就是要合乎民主的决定，合乎人民的意志。社论支持克里米亚会议《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所阐述的观点：“用民主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欧洲秩序的确立，以及国民经济生活的再建，必须凭借足以使被解放的各国人民能够消灭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最后形迹，并创造自己抉择的民主制度的程序来达成”。对于民主答7b序的强调，乃是得宪政民主真谛之论。

　　“运用美国影响的另一个方式是美国人多谈论美国的理想，每一个在中国或在美国与任何中国官员会晤的美国官员都可以谈谈民主。……每一个在华的美国士兵都应该是民主的活广告。他应该向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说到底，我们中国人把你们美国人当做民主的典范。”“中国人民懂得民主，并且需要民主。民主并不需要很长的经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很精明，并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如果上述言论不是由官方刊物《党史通讯》披露出来，很难想象是当年毛泽东对美国人亲口所说。既然有党的领袖作榜样，《新华日报》发表《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这样热情洋溢的社论也就不会令人吃惊了：“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环。……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值来计算的。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　1949年以后的历史再一次证明，科学真理论与宪政民主论无论在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是不能两全的。对“民主自由的中国”的背叛正是始于不诚实。**毛泽东本来对于“大民主”具有相当的自信，但是当知识分子在他的鼓励下真正起来参政议政时，他马上变成了好龙的“叶公”，搞起了“引蛇出洞”的“阳谋”。“科学真理”也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当几千万中国人饿死于“三面红旗”──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之下，“科学真理”便很难继续作为执政的合法性依据。于是，就需要编造神话，煽动个人崇拜和个人
迷信，退而乞灵于传统的“天命论”。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破除了执政党及其领袖永远是“科学真理”化身的迷思，通过民主方式重建政治合法性是八十年代中共党内外改革派的共同要求。邓小平在1980年和1986年两次推动政治改革，都因党内“理论权威”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游说阻挠半途而废。“猫论”、“摸论”和“政绩论”本来可以成为向宪政民主论过渡的中介，但是如果试图以它们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石，“一百年不动摇”，就变成了浅薄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指出，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会随着国家官僚体制的僵化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加剧而衰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还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并使该政权靠经济表现的基础来使自身合法化的能力遭受挫折**。**这样，在共产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初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但是，当这种合法性受到削弱之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就不可能再发展出建立在经济表现之上的合法性。“威权政权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迫去把政绩当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来源的话”。为了换取民众的支持，威权政权的领袖们往往被迫作出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承诺，而且他们还要反复强调这种经济增长是在其他政权领导下根本无法实现的。

　　民主国家也讲政绩，但只是用政绩来衡量和取舍政治领导人，而不是用来为政治制度辩护。对于威权政权来说，则存在着亨廷顿所谓“政绩的困局”。他指出：在民主国家，统治者的合法性通常依赖于他们满足一些关键选民对他们政绩的期望。但是这一制度的合法性却建立在程序之上，建立在其选民通过选举选择其统治者的能力之上。那些在职的统治者不可避免会作不出政绩，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合法性，也就会在选举中被击败。一群新的统治者会接替他们。因此，**统治者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导致了这个体制重新肯定其程序的合法性。但是在威权体制下，政绩平平既瓦解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状态，城市工人阶级的失业现象急剧增加，社会两极分化日益明显，虽然知识分子的民主呼吁和民主运动没有八十年代曾具有的声势，政权的合法性与稳定感却比那个时候大大下降了。

　　“政绩合法性”不可能长命百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不是凹点的稳定而是凸点的稳定，它不是向“宪政民主合法性”前进，就是向“科学真理合法性”和“天命论”倒退。但是人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历史关键时刻在思想舞台上“闪亮登场”的，却是一些乔装打扮的老演员。

　　所谓“三个代表”，如果按照原《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的解释，是为了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通过修改党章，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那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共产党的老祖宗恩格斯就是个工厂主。如果是要用它奠定合法性的新基础，则是从“政绩合法性”倒退之举。宪政民主论的精髓是基本人权观与权力制衡机制。如果不能切实保障每一个人的宪法权利和自由，不论是“一个代表”（工人阶级）、“两个代表”（工农联盟）、“三个代表”（工、农、劳动知识分子）、“四个代表”（五星红旗上的四颗小星，即加上民族资产阶级），乃至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全都是换汤不换药。**宪政民主论并不十分关心政府代表谁（哪个或哪些阶级），而是关注它怎样代表，以及公民通过怎样的程序来制约自己选出的代表。不能说一个政权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社会代表性，就可以为所欲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政治学的一条公理。如果没有权力制衡机制，私营企业家加入统治集团，只会加剧权钱交易，黑白道结合，使腐败现象愈发不可收拾。

　　按照宪政民主论的观点，在“先进的价值观”、“阶级的根本利益”等与执政合法性之间不能建立刚性的联系，上述种种都需要在公正、公开的全民普选程序中来表达和验证自己。韦伯认为，现代国家的决议只要符合法程序，就足以体现政治的合法性而没有必要考虑价值观。被认为是合法性一种形式的正式法定性在政治学中所起的作用相当于客观事实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所起的作用。由于不可能证实价值体系的真实性和存在于这些结果中的冲突关系，所以在缺乏更好的方法证实时使用了正式的法定性。为履行统治者的理性的和法定的制度，最适合的组织形式就是官僚机构，它避免了把政治陷入无休止的多种对抗势力的争斗之中。法律不再是一个基本规范原则的表述，而是一种能够根据实际需要转变的机制，以正式而独立的方式在对抗的价值和利益中找到妥协方案。精英的先进思想通过全民选举机制和官僚机构的淬火、钝化可能会影响一点时效性，但从总体上说这种延缓还是有好处的。根据波普的“试错论”，任何人都无法掌握终极真理，精英也不例外，由于大多数选民和官僚机构天生就有保守的倾向，让他们来给政治改革家们把把关，可以减少社会渐进改造工程中不必要的损失。

　　所谓“德治”，如果是用来规范执政者与官员的个人行为，不失为一剂温补之药。如果用它来补充法治，试图以二者的混合物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新基础，由于药性的相克，弄不好就会成为一剂虎狼之药。朱(金)容基以做“清官”自勉，说明现在做一个清官并不容易。新时代的清官起码要做到“四不”：不说谎、不苟且、不贪财、不好色。说假话，掩盖事实真相，口是心非，是一切政治腐败的源头。不能从这个源头上反腐败，所谓“德政”、“德治”都是画饼充饥而已。

　　“德”的概念在中国始于商周更替之际。“德政”一说虽然常常用于君臣之间的互勉，但更多地被用来论证改朝换代的合理性，即从“失德”这个反面意义上来理解，所谓“五德终始”、“五德更王”。董仲舒认为：失德之君，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有道伐无道，易姓更王，“此天理也”。孔子曾感慨：“知德者鲜矣”，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可见从人性论的角度来说，把希望寄托于“德治”是何等的不智。现代政治的运行机制不能依赖于执政者皆为“有德君子”的假设。从政治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德”的旗帜从来都与反对党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而很少能够给执政党增添光彩。依托宪政合法性，莱温斯基丑闻还不至于严重干扰克林顿政府的运转；如果把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德治的基础上，类似的败德丑闻就会动摇国本。

　　重塑合法性，这是中国政治改革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否则，革命的情绪便会在地下蔓延滋长，执政者惶惶不可终日，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各项公民的宪法权利也不可能真正兑现。毛泽东曾说，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美国所有的报纸、电视几乎天天报忧不报喜，专门和政府对着干，可是美国存在了两百多年，至今还没有垮台。近年来颇有人论证说，中国经济必须保持8％以上的高增长，否则就会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可是在其他民主国家就从来没有这么一说。这就是“科学真理合法性”、“政绩合法性”与“宪政民主合法性”的区别。

　　“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管他什么合法性不合法性，老子“打天下，坐天下”，“枪杆子保江山”，行不行？历史证明，秦始皇不行，马克思加秦始皇也不行。秦始皇还有个儿子接班，“马秦始皇”到二世便已“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在城乡差别“九无九地”的时候，让穿军装的农民向城里人开枪还有可能，但是苏联东欧的经验证明，一旦城市化基本实现，人民子弟兵朝着自己的父老姊妹抠动扳机就下不了手了。

　　亨廷顿指出：面对政绩合法性的剥落，威权主义领袖们可以而且确实是以下列五种方式中的一种或数种来作出反应。

　　首先，他们可以直接拒绝承认他们的合法性日益受到削弱，同时希望或相信他们能够把权力保持下去。于是，他们便像捞救命稻草那样大肆渲染民主转型的失败案例以及民主政权的种种弊端，企图由此获得某种“负面合法性”。

　　其次，威权政权可以试图通过用强制的服从来取代日益涣散的义务而生存下来。如果政权的领导人能够就这一过程达成一致意见，他们也许能够推迟其不断衰落的合法性所造成的后果。

　　第三种选择是挑起外部冲突，并试图通过诉诸民族主义来恢复合法性。但是，挑起一场战争是一项风险很高的策略。

　　第四种选择是为他们的政权涂上一些民主合法性的外表。现存的多数威权政权宣称，他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实行民主。随着他们的政绩合法性的下降，他们将面临越来越重的压力，要求他们兑现上述许诺。

　　第五，威权政权的领导人们可以毅然绝然、因势利导地主动结束威权统治，引人民主体制。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但总是先要求有威权体制下的领导阶层内部的人事变动。

　　我们希望，中国的前途将是上述第五种选择，通过宪政民主体制来重塑政治合法性。

　　这既是改革创新，也是传统复归──兑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作者原系«人民日报»记者。现已退休。)

根本原因见上

品葱用户 反动学术权威 评论于 2020-07-14

tg肯定想回答你，看苏联啊，一党专政搞了点自由化的改革，这个专政就没了，我们就是因为一看苗头不对，立即刹车，所以活到了现在，所以我们是再也不会允许搞了。

品葱用户 nira 评论于 2020-07-15

自由民主，意味着国家内各方势力能把矛盾摆到台面上说，来讨论，来争辩，来各自拉帮结派争取民众支持。能表达某个理念的最有效手段，便是组建一个政党。

而法律规定一党专政的国家，通常会有严格的舆论管控，不允许党核心以外的人对社会矛盾进行深刻讨论，因为这很容易就变成对执政党核心的舆论攻击。而群众既然连把矛盾放到台面上讨论的资格都没有，那还谈何自由民主。

“法律规定一党专政” = “党可以通过暴力机关阻止群众发表不利于党的舆论”。党外没有了反对声音，党内再规定不得“妄议中央”，那国家基本是走上了独裁道路。

品葱用户 中国没有人 评论于 2020-07-13

 我个人认为其实是可以的，但是要有法治意识，公民意识兼备的大量国民才行，一个民族整体性的高素质，无论实行何种政治体制，都是可以自由民主的，反观一个民族个个都是下跪磕头，恃强凌弱，利益至上，公私不分，那就算是多党制，这个国家一样的腐败，黑暗，邪恶
     我个人一直认为，体制事实上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个族群素质和思想的整体进步，才是一个先进文明先进国家，先进体制的能够运作和维持的重要基石
     包括现在中国的体制，很多人说有问题，其实仔细想一想，这里面是人的问题多，还是体制的问题多？如果现在换作是民主的体制，那中国人会不会依然和现在一样堕落？值得思考

品葱用户 CHIDEY 评论于 2020-07-14

名義和法律上的一個黨（都是共產黨）
實際與執行上的多個「派系」（實際是獨立運作的政黨）
如此即可做到共產黨專制執政的同時實現民主（都是名義上的黨內派系 所以是一黨專政）

品葱用户 Acca0429 评论于 2020-07-14

長期在野⋯⋯大概是以後的台灣？事實上我真的很擔心，因為民進黨這次上台後有幾個真的太過強硬，而且台灣多家媒體都變得越來越奇怪

希望時力趕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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