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按：崔永元自己造谣传谣，还却装得很无辜，居然还好意思教训科学家 要有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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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按：崔永元自己造谣传谣，还却装得很无辜，居然还好意思教训科学家要有做好科普的能力。转基因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乱局，很大程度上在于崔永元这样的名人在造谣传谣，以及《中国科学报》这样的媒体在造谣传谣。《中国科学报》这种宣扬反科学、伪科学的报纸居然是中科院的机关报，称得上是中国科学界的一大笑话。 】

崔永元：科学家要有做好科学普及的能力

中国科学报2015/4/2

3月31日，《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崔永元。崔永元对在复旦大学发生的舌战作了回应。

崔永元明确表示，转基因技术研究无可厚非。不过在监管方面，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管工作依旧未能赢得他的信任。同时，中国科学家在转基因科普方面的态度，不尽如人意。

转基因技术必须做到国际领先

《中国科学报》：在复旦大学的那一场争论，引发了又一轮的转基因“口水战”，你现在是怎样的态度？

崔永元：如果就事论事来谈，我并不同意卢大儒的观点。他的意见是，科学问题可以和程序合法性、科学伦理的问题分开说，可是，科学研究怎么会不讲程序、不讲科学伦理呢？所以，卢大儒的问题我到现在都没听懂，不谈伦理，不谈程序，只谈科学，我不知道怎么谈。

基础研究确实只关注科学问题，程序问题是后续延伸出来的，这个观点一点儿错都没有，我是赞成的。但是，如果说国外科学家不关心伦理问题，那是因为有专门关心伦理问题的程序步骤制约着他。其实，国外科学家绝对是关心伦理问题的，也正因如此，有些实验虽然在科学的理论模型上实验可能成立，但他们是不能做的。

我所讲的转基因在世界和中国的情况，就有针对伦理和程序问题。如果非要把程序和伦理拿掉了再谈，我觉得他是心虚。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这样的“口水战”对公众有什么影响？

崔永元：我觉得没有好的作用，这样公众会越来越恐惧。超市里转基因的标识越来越多，恰恰是一种证明。

《中国科学报》：那你觉得科学界该不该作转基因技术研究？

崔永元：当然该作了，必须要作，而且一定要做到国际领先。

转基因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包括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应用以及后期的产业化，必须所有的环节都要做好，才能保证转基因的完整性。

我对转基因后面的应用以及产业化环节提出质疑时，应答者却往往从第一个环节进行回复，即认为崔永元反对转基因技术，其实事实不是如此。当双方找不到一个平台，又都很激动，在两个赛道上进行赛跑，就不会有结果。不过，我认为中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解开转基因乱局要先赢得信任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转基因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困局里？

崔永元：转基因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乱局，很大程度上在于相关部门的公信力没有得到体现。我自己对转基因的反对其实是针对违规、乱种等方面的。如果国家层面加强监管，会是很好的一番景象。

政府部门要想赢得公众的信任，特别简单，就是农业部要真正地管起来。他们重视的话，我就会信任，他们要负起责任来。

转基因技术是双刃剑，考验着科学家的道德和良心，因此必须要监管起来。如果这些科学家承认前面操作中出现的问题，面对的问题，（困局）应该很快就可以解决。而且，现在转基因争论发展到这种程度，是宣传上有问题。

《中国科学报》：如果你来做宣传，会怎么做？

崔永元：我举个日本的例子，在对待转基因上，日本其实比我们还保守，但是他们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就不像我们这么混乱。日本也有人很排斥转基因，但是他们跟科学家对话还是没有问题的。

日本厚生省做得挺好。第一，你可以在厚生省查出来转基因有哪些品种，第二，他们的实验室是开放的，你只要预约，就可以去看，美国也是如此。第三，厚生省的网站上，有个窗口是可以投票的，如果有新的商品要推广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去投一次票。如果投票结果显示多数人不喜欢，就会终止。这个是民意，跟科学有关系吗？这恰恰体现的是对人的尊重和体贴。吃什么，不吃什么，没那么复杂，恰恰是科学的这些事淡化了以后，民众才不会那么紧张。

我曾经向一个农业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建议开放他们的转基因实验室，让公众去参观。应该打破公众对转基因的神秘性。公众有什么不懂的问题都可以提问，如果不懂，还有争议，依然可以继续谈，不过可以换个地方，到实验室外面去聊，毕竟做科研的地方应该是安静的。不过，他没有接受我的提议。

“文傻”最有资格被科普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我国的转基因科普应该是什么样子？

崔永元：我觉得不是所有中国科学家对科普都感兴趣。我跟中国作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作过深入的交流，他们本身对转基因的看法没有分歧，谈得好，但是，对于转基因的过程是怎么回事，什么叫表达基因，什么叫沉默基因，他们不愿跟我们谈。他们谈的是从学术角度怎么研究，国际的研究怎样，国内的研究怎样，受到哪些研究的阻力。

《中国科学报》：那你觉得科学家为什么做不好科普？

崔永元：第一，科学家没有耐心，也没有动力。这里所说的“动力”来自于科学家对科学的热爱，如果热爱科学，他们会希望周围的人都懂科学，希望周围的人知道科学。我们的科学家没有动力。

第二，他们缺乏作科普的能力。科普是非常难做的。专家和专家对话，特别容易。但专家和普通公众沟通，是不容易的，如果能沟通，那这位科学家是位大家。刚开始我们见到这些大家的时候会战战兢兢，但是一跟他们说话，就会觉得他们非常朴实，比方说潘文石，他是作野生熊猫的生存状态研究的，他的科普就做得非常好。

卢大儒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黄金大米”。我要是有“资格”还跟你谈？恰恰就是外行，才愿意找你谈，希望能谈清楚。在这个过程中，问的问题外行不沾边是再正常不过的。

我希望科学家能够与公众有更好地交流。此外，如果中国科学家的科研经费也可以让公众投票来决定，像我们这样的“文傻”都有投票权的话，你待在家里都会有科学家要来给你做科普。

（本报记者 潘希 倪思洁 王珊）

(XYS2015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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