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香港第五波疫情，我们能学到什么？| 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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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五波疫情中最危急的时刻，在今年2月下旬和寒潮一起抵达。医疗系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据香港大学医学院根据数学模型推算，这波疫情带来的真实感染人数，可能达到440万人。这是香港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

但香港从未像上海那样实施非常严格的管控措施。根据我们的采访，香港疫情的转折点也许有两个。一个是快速抗原测试包，一个是口服药。到了5月，当我们行走在香港街头时，这个城市已逐渐开始恢复。

现在，我们试图回顾香港在今年的抗疫过程。香港政府、学界和市民如何一起讨论和思考接下来的抗疫之路？

撰文  党元悦

编辑  谢丁

失控

2022年2月7日，内科医生吴薇结束了两周的休假，回到香港东区医院上班。从家里到医院，街上一切如常，但她最熟悉的病房楼却变了模样。每一位同事都戴着N95口罩和透明面罩，穿着全套防护服。同事说，医院顶层的隔离病房不够用了。

情况非常严峻。她在门诊值班，给腹痛的病人测核酸，阳性，送去顶层隔离。给要分流去骨科的病人测核酸，还是阳性，也要送去顶层隔离。她后来简单统计过，整个2月，她接手的病人有一半都会检测出新冠阳性。

自2020年新冠病毒在全世界大流行以来，香港已经历了四波疫情。东区医院也形成了一套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流程：

医院会为每个门诊和住院患者做核酸检测，出结果之前照常收治，如果发现阳性，不论原本前往哪个科室求医，都会被送往顶层的隔离病房。新冠肺炎是呼吸系统疾病，归属内科范畴，新冠阳性患者由内科医生负责治疗，直至核酸结果转阴，才可以转到原有科室。

两年来，东区医院的这套流程一直行之有效，香港本地确诊新增最多的一天，也不到160例。但吴薇回到医院的2月7日这天，香港新增了607例确诊，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等待求医的患者坐满了急诊室。医院在停车场支起了帐篷，安置想要进入急诊室的病人。

2月9日下午，后来的确诊患者贰叁出现在了东区医院急诊室。那时贰叁已经发烧两天，嗓子疼痛嘶哑。因为可能与感染者的轨迹有重叠，她还收到了特区政府要求去做核酸检测的通知。她害怕给其他人带来感染风险，没去社区检测中心排队做核酸。然而，她找遍了住所附近的药店，也买不到一个抗原自测盒。当天下午3点，她只好打车去离家最近的东区医院求医。

39.3度。在急诊室的分流站里，护士看到贰叁的体温，听了她的症状描述，摇了摇头，直接带她去了户外的帐篷。那里的病人都是疑似新冠症状。她拍了X光，结果无异常。又做了核酸检测，但是护士也说不清楚什么时候才能出结果。

护士只告诉贰叁，她的X光结果没有异常，取了药就可以回家等待核酸结果了。医院病房早已满员，无法安排还没有正式确诊的轻症患者住院。

2月9号晚上8点多，贰叁离开了拥挤的医院，回家等待。直到四天后，她才从东区医院得知自己的核酸结果，而那时她已经通过自行抗原检测查出阳性。

然而此时，吴薇还无法直观地感受到医院已经爆满。她是住院医生，定时去门诊值班。无论病人有多少，东区医院都不会在走廊里增加床位，而是把现有的病房尽可能改为新冠病房。她也没有因为疫情加剧而整日驻守在医院，只是工作时间明显增加了。

2月中旬，东区医院那套老流程很快出现了问题。

比如，当一位骨折的病人因为新冠阳性被送往隔离病房，但他还没有呼吸道症状，内科医生要如何治疗？医院很快调整策略，在每个专科都开设了一间病房，专门收治新冠病人。

到了2月底，没有基础病而仅仅是新冠重症的患者也越来越多，各个专科的新冠病房都人满为患。医院把能改造的病房都改成了新冠病房。同时，医院也收到了医管局的指令，所有“非紧急”手术，都要暂停。比如疝气、换关节、子宫肌瘤，甚至一些可能会验出恶性肿瘤的疾病，和这些相关的手术，只要不是那种一两天内必须要做的手术，基本都暂停了。

在主楼9层的骨科病区，一个康复病房也改成了隔离病房，原有的六张病床和复建用的跑步机全都被抬走。进场的是十几张简易的担架床，躺着十几位新冠患者。一位疑似中风的病人也被送到了这里，因为内科实在没有病房了。吴薇走进这间病房时，能帮上忙的只有两位焦头烂额的护士。

一位医生什么时候才会感到恐惧？对吴薇来说，是2月下旬穿行在这些隔离病房的时刻。

这些普通病房如今尽是重症的新冠病人，身边的同事接连因为确诊而缺勤。虽然吴薇已经与病毒交手过多次，但她在这时却看到了完全没有预料过的混乱景象。一种对未知的恐惧蔓延开来。

在医院之外，市民的恐惧和不断刷新的确诊数字一起膨胀。人们惊诧地发现，全港至少10家公立医院都把病人安排在室外等待就医。

2月19日开始，一场强烈的寒潮掠过香港，阴雨连绵不绝。病人们脸色煞白，往往要在低温中等候几小时才能进入急诊室。在遍布全港的社区检测中心，市民们冒着冷雨排队等待核酸检测。

香港第五波疫情中最危急的时刻，就这样在2月下旬和寒潮一起到来。

医疗系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从2021年12月31日开始计算，到今天，这波疫情造成了120万人确诊，其中死亡9405人。香港大学医学院根据数学模型推算，这波疫情带来的真实感染人数，可能达到440万人。这是香港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

奥密克戎

病毒学家看到的病毒轨迹，远比医生和市民更长更远。2022年春节假期之后，当香港的每日确诊数字像火箭一样攀升时，引发这场空前疫情的奥密克戎变异株，其实已经在城市里横冲直撞快两个月了。

香港大学医学院的病毒学教授金冬雁研究病毒已二十多年，冠状病毒一直是他研究里很重要的一部分。2020年，当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后，他开始频繁接受媒体采访，希望能让公众听到一些专业的意见，降低对病毒的恐惧。那年1月，金冬雁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说，要把“最坏的情况”跟公众交个底。他说：“其实，最坏也没坏到什么程度，也不会比季节性流感更坏。季节性流感死的人更多，毒性、传播力更大，而且造成的损失也更大。”

但香港第五波疫情来临时，金冬雁相信，这一最坏的情况几乎已经到来了。

这一波疫情从2021年12月底开始在城市的不同角落里冒头。金冬雁说，在2022年2月之前，这波疫情共有4个源头，其中3个都被扑灭了。唯一疏忽的一个源头来自“检疫酒店群组”。

这一群组疫情走入社区，在金冬雁眼中是一种偶然。而疫情没能迅速控制住，则是一种必然。

起因是一位巴基斯坦裔的女子，她在酒店隔离了21天，期间被同楼层隔离的确诊患者传染。然而，一直到离开酒店之前的最后一次检测，她都是阴性。直到2022年1月15日，她结束隔离后的核酸检测中，阳性结果出现了。这时，她的同住家人，以及同一栋楼的邻居，已有多人感染。而这位患者的丈夫在葵涌邨拾荒时，奥密克戎进入了这个社区。

1月19日，葵涌邨逸葵楼出现了一例确诊病例。港府按照往常的做法，将这栋楼围封起来，做强制检测，第二天又检出了零星几个病例。此时，已有多条传播链条指向逸葵楼。

专家学者与政府商议时，有人认为，逸葵楼的通风管道或许出了问题，应该把全楼送去强制隔离。也有人认为，逸葵楼的疫情就是因为一位已经成为超级传播者的清洁工，只要把传播链条找到，就不必将所有人都送去隔离。后一种声音占了主导。而病毒正是从1月19日开始在逸葵楼内猖狂传播，1月21日，确诊数字增加到20。

特区政府这时才决定，从1月22日起将逸葵楼封楼五天，做强制检测，希望能尽快找出所有感染者。

在跟病毒的赛跑中，港府开始全面处于下风。在金冬雁看来，这次疫情的必然性也在于此，特区政府原本行之有效的防疫措施，被奥密克戎一一击穿了。

事实证明，在奥密克戎变异株面前，无论怎样严厉的防疫措施，只要有一丝缝隙，就会被撕咬开。不仅在香港，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天，在上海，在北京，在吉林，奥密克戎已经向所有人展示了它的传播力。

疫苗

医院正在集中精力和新冠重症缠斗。当2月下旬急诊室爆满时，原本有严重基础病的老年患者，进入病房时往往只剩了半条命。到了3月，死亡的气息在病房楼里弥漫。

在东区医院，不再有病人需要在帐篷里候诊。每个科室只保留了一个普通病房，用来收治新冠阴性而有其他基础病的重症病人。病房中原有的患者，如果病情不危重，都被亲属接回了家，其余的病房都改为了新冠隔离病房。

所有的新冠轻症患者，回家自行隔离，或是等待政府分流至集中隔离设施。

吴薇2018年从医学院毕业，已做了四年住院医生。四年来，她常在值班的夜晚见到寿终正寝的老人，如果平均下来，或许每晚都会有一个人离世。但在2月下旬和3月初，她每晚可以见证十几次死亡。

死者多是8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或是没有打过疫苗，或是身患基础疾病。老人病危时，家人也只能隔着玻璃远远望着。

根据香港医院管理局的要求，新冠病人如果去世前核酸检测为阳性，后事从简。比如，家属无法瞻仰遗容，遗体也不能化妆。到了医院的殓房，遗体也要用不同颜色的袋子包裹，旁边立满了警示标志。

医生们有时看不下去，会特意在老人弥留之际再测一次核酸，希望能在最后时刻转阴。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

在3月，香港的公立医院几乎成为了死亡的代名词。许多家属不敢送病人进去。吴薇收治过一个中风的病人，已经在床上躺了一天一夜，但家人以为他只是特别困，害怕送去医院会感染新冠肺炎。直到第二天晚上，病人实在吃不下东西时，家人才将他送到了医院，此时病人已奄奄一息。

吴薇至今会为一些差点延误治疗的时刻而心惊。一位50多岁的急性心肌梗塞病人，因为新冠阳性无法住进心脏重症监护室（CCU），所以无法立即做心脏支架，只能接受药物治疗。幸运的是病人的病情没有恶化，在转阴之后接受了手术。

而最严重的病人，早已被收进了ICU。进入ICU的标准也远远高于前四波疫情。东区医院采购了很多高流速氧气，以前只能在ICU使用，2月时普通的隔离病房也可以用了。一些重症病人需要的并不是呼吸机，而是这些高浓度氧气。

在前四波疫情里，香港特区卫生署常以感染者群组来区分不同地区的聚集性疫情。但到了第五波疫情后期，已经没有任何群组了，整个香港变成了一个大群组。

在这个大群组里，风暴眼的中心，是遍布港九新界的500多家老人院。这些老人院多开在居民楼里，环境封闭，很容易形成聚集性感染。

在第五波疫情里去世的9000多名患者中，超过九成是65岁以上老人，其中又有六成住在老人院里。在东区医院去世的老人，多数也来自区内的老人院。

在今年2月以前，香港的疫苗接种率很低。自2021年起，这就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如果事后回看，第五波疫情几乎是一场事先张扬的灾难。

在2021年底，第五波疫情爆发之前，香港60到69岁、70到79岁和80岁以上年龄段的老人，分别有35%、50%和80%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2021年4月底，香港第四波疫情结束后，许多专家学者已经提出，第五波疫情一定会到来，因此要尽快提高疫苗接种率。

香港的疫苗接种计划从2021年2月就开始启动。当时，特区政府花费了50亿港元，向药厂采购了两种疫苗各750万剂，包括德国BioNTech与美国辉瑞合作研发，由中国复星代理的“复必泰”mRNA疫苗和中国科兴生产的灭活疫苗。香港市民可以在其中自行选择。

特区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后来在接受财新采访时说，香港死亡率高企的核心原因，是错失了9个月的疫苗黄金接种期。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保证下次疫情来临时香港社会不会再遭受巨大冲击，整体疫苗接种率必须达到95%以上，最好能够达到99%。

如果以此为镜鉴，内地的情况也不容乐观。2022年3月，国家卫健委曾经公布数字：在中国的2.64亿60岁以上人口中，还有5200万人未能打完两针疫苗。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只有50.7%打过两针疫苗，19.7%打过加强针。

5月底，《财新周刊》在封面报道《保卫老人》中提到，在香港和内地，老人都更容易受到疫苗负面信息的影响，而来自医生、家人和政府的支持却不足够。不同的是，在内地，疫苗犹豫的另一个原因是，卫生部门对疫苗禁忌人群没有做出明确的划分，也没有公布详细的疫苗不良反应信息。

在中国内地，人们可以得到的疫苗由国药控股和科兴生物生产，这两家制药商不使用mRNA技术。尽管中国已在5月公布了“复必泰”疫苗在内地的二期临床结果，但没人知道“复必泰”何时能够在内地上市。

转折点：快速抗原测试包

5月，当我行走在香港的街头，突然担心自己在某一个瞬间被病毒选中了。于是我在便利店里买了一支抗原自测盒。

我拆开自测盒，详细阅读了操作指南。然后我陷入了纠结：既然鼻腔和口腔都可以采集，选哪个？我拿出棉棒，伸进了自己的口腔，像一名核酸检测员那样采集自己的样本。指南上说，棉棒要在提取管内转动并挤压五次，随后停留一分钟，再向测试卡上滴4滴样本提取液。这样真的准吗？于是我挤压了六次，停留了一分半钟，向测试卡上滴了5滴。

紫色的液体在测试卡里氤氲开，平稳地经过T字，最后在C字旁染下了一道横杠。阴性。我暂时放下了悬着的心。

后来每当我感到些许不适，都会购买一个抗原自测盒。在香港，第五波疫情之后，这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习惯。

6月，在港大医学院可以眺望海景的办公室里，我向金冬雁表达了我的疑虑。为什么核酸检测要等待数小时才出结果，而自己随手操作的抗原检测，只需要十分钟？抗原检测真的准确吗？

他向我解释，抗原检测的准确性不如核酸，但在大规模疫情爆发时，抗原检测可以迅速识别出感染者，帮助公共卫生部门判断传播链条。因为如果病毒载量高，抗原检测很快就可以检测出来。相比来说，核酸检测需时更久，对实验室和操作人员的要求更高，成本也更高。

金冬雁告诉我，核酸检测有一个“天然的问题”，就是“传染性和核酸阳性的关联度是很差的，核酸阳性很久的人，可能并没有传染性”。他认为，常态化核酸检测是乱弹琴。

他把电脑屏幕转向我，指向一个又一个表格，去证明他的结论。

金冬雁调出一张统计图，是香港第五波疫情中的病毒有效繁殖率。“你看，病毒有效繁殖率R0，从2月26日开始迅速下降，到了3月4日就低于1了。”

有效繁殖率低于1，意味着病毒的传播已经得到了遏制。

2月26日，正是港府宣布改变病毒检测策略的第二天。这次的改变是，港府不再要求原有的高危地区居民去社区检测中心接受强制核酸检测，而是向这一部分居民以及高风险行业的从业者派发快速抗原测试包。如果快速测试阳性，不再进行核酸检测，可以直接在政府推出的网上系统申报，从而提高检测效率。不过，这也意味着，或许有市民自检阳性后没有向政府申报。

在金冬雁看来，这次政策改变是第五波疫情的转折点。

2月20日，金冬雁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建议港府尽快用抗原检测取代核酸检测。很快，黎毅敏找到了他，询问具体情况。

黎毅敏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重症医学中心主任教授，是援港中央专家组的成员，和港府沟通频密。类似的建议也从多个渠道被反馈给港府，包括香港的专家组。5天之后，特区政府改变了态度。这让金冬雁觉得，或许他的建议也起到了作用。

金冬雁所在的港大医学院，是研究新冠病毒的重要基地。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和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都是特区政府专家顾问。内科学系教授孔繁毅则是政府的疫苗顾问。

每当有社区出现聚集感染，袁国勇都会出现在现场，为政府决策提供帮助。其他学者也会经常接受媒体采访，讲解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公众解释病毒的发展。金冬雁说，这两年来，在特区政府做出决策时，这些专家学者的意见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推行居家抗原自测之前，香港的核酸检测能力早已捉襟见肘。

特区政府曾在2月22日提出，希望在3月进行全民核酸检测。但这一计划最终被推迟。4月，港府以派发全民快测包的方式，取代了原计划进行的核酸检测。

而在医院里，核酸检测早就就赶不上趟了。

吴薇所在的东区医院，与同在港岛东的律敦治医院共用一个核酸检测实验室，而这个实验室早在2月初就已经超负荷运转。在医院的实际运作中，需等待数小时甚至一整天才出结果的核酸检测，在确诊数字攀升时，严重影响了医院的收治效率。

东区医院在2月中旬就改变了分流方式，转而用抗原快速测试为病人分流，再进行核酸检测。

2月27日，特区政府再次更新了确诊患者的出院标准。如果家居条件许可，在入院七天后如果连续两次抗原检测为阴性，便可以出院居家隔离。

简要抗疫之路

3月中下旬，香港政府、学界和市民，都在讨论和思考接下来的抗疫之路应该怎么走。我们在这里列举一二。

3月17日，袁国勇在《明报》发表文章，指出第五波疫情的增长在放缓，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仍有可能每天保持四位数的新增确诊。他说，港府应该尽快制定城市复常的计划和路线图，争取让香港社会在2022年夏天恢复正常，给市民一个指望。

同一天，时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她感到市民对防疫措施的容忍力在下降，金融机构也在失去耐心，香港的防疫政策有继续检讨的空间。

3月20日，袁国勇在商业电台的节目里说，大规模核酸检测在香港已经不再重要，部分患者甚至可能连续半年核酸检测都呈阳性。他说此时更重要的是死亡和入院人数。

3月21日，林郑月娥宣布，根据香港及内地专家的意见，衡量香港实际情况后，全民检测将暂缓进行。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感到失望，他说全民检测是“国策”，如果香港不实施全民检测，就“永远不能与内地通关”。

3月22日，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数字模型，推算香港已有440万人感染过新冠病毒。他说社会应该做出决定，是采取“清零”策略，还是“走向风土病”。

林郑月娥对此回应说，抗疫不是路线之争，香港没有“躺平”，但手段可以变化，比如以前核酸检测是“金标准”，现在已经接受抗原检测。

3月23日，政府宣布，将从4月21日起，分三个阶段放宽社交隔离措施，以恢复正常生活。

3月29日，金冬雁等三位学者发表论文，总结香港第五波疫情的经验教训，包括：

奥密克戎BA.2亚型与过往新冠病毒区别明显，传染性强而致病性弱；

大批未接种疫苗的老人死亡；

BA.2亚型感染儿童较多见，但致病性没有明显增强；

快速抗原检测和居家抗疫起到重要作用；

香港的医疗系统受到严重冲击，但没有崩溃。

也是在这个时候，上海的“分区封控”和“全域静态管理”开始了。

另一个转折点：口服药

整个3月，吴薇都在适应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对她来说，这次疫情和以往的工作相比，只是加班更多了一些。医管局要求，医护人员每天上班前要自行做抗原检测，如果阳性，要像其他轻症患者一样自行隔离一周，再回到医院。

东区医院不断有医护人员确诊，尤其是频繁和病人近距离接触的护士们，由于人手严重不足，医院返聘了一些退休人员。吴薇和留下来的同事也要分担那些空下来的工作。

3月21日起，吴薇去肿瘤科的隔离病房值班，和三位肿瘤科医生一起负责一个病房。在那里，每个病人都比以前更难处理。

安抚病人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吴薇把X光和验血报告一一指给病人看，说这些指标都没有大问题，或许前三天会比较辛苦，到了第四天就会好转很快。

她说，隔离病房里的医生，不仅要处理身体上的问题，也要处理心理和社会的问题。在送老人出院之前，医生要搞清楚病人家里的情况。比如老人是否独居？家里是否还有其他老人？能不能自己照顾自己？只有完成了这些流程，一位老人才能被批准出院。

吴薇眼中，第五波疫情的另一个转折点是新冠口服药。3月11日，香港医管局接纳了专家建议，开始引进辉瑞和默沙东的两款新冠新冠口服药。一些本身有慢性病的老人，比如糖尿病、中风、心脏病，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核酸仍然为阳性。对于这一类病人，吴薇第一时间开具了口服药，效果立竿见影，很多人一周之内就转阴出院了。

比较而言，吴薇觉得辉瑞的口服药在临床上效果更好。不过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款药物。由于药片体积较大，一些老人无法吞咽，因此选择了默沙东的胶囊。

这两款药的疗程都是五天，价格都要数千港元。吴薇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如果病人不使用口服药，一直住在医院里，或许病房费、医药费和护理耗材费，会远远高于数千元。因此，无论从经济还是时间上考虑，口服药都是缓解医院压力的重要手段。

而更重要的老年人疫苗接种率，终于从4月起有所提升。港府提出，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可以上门帮他们打针。

6月中旬的一天，吴薇又回到医院值班。这天，她收治了二三十位病人，其中4位检测出新冠阳性。这些病人无一人重症，都是或多或少有一些感冒症状，而多是经由家人传染。她如今很少能在医院看到被担架抬进去的新冠病人了。

吴薇的期待是，新冠口服药能最终让新冠变得像流感一样。她举例说，流感本身对老年人也可以致命，正是因为流感疫苗和特效药“特敏福”的广泛应用，流感在老年群体中也变得不再可怕。

但目前，她还没有看到真正的曙光。以她从医的经验来看，流感仍是一个局限在呼吸系统的疾病，而新冠肺炎更为复杂，在一些患者身上会引发其他系统的问题。

恢复

我是在5月从北京抵达香港的，一头扎入到“正常”的城市生活中。没有隔离，我刚出闸就在机场的餐厅吃了碗面。这是我当时最迫切想做的事。在这家小小的日本拉面店里，我拿出自己的疫苗接种证明，小心翼翼地摘下了口罩。可以堂食。我兴奋地拍下照片，发给北京的室友。

在当时的北京，餐饮堂食已经暂停半个多月。在我住的区域，地铁、公交都暂时停运。我的小区虽然没有封控，但基本只能待在家里。我飞往香港的前几天，朝阳区南部的出租车和网约车也已暂停接单。为了前往机场，我只能租一辆车开过去，在机场还车。如果不会开车，或是家里没有私家车，那段时间便寸步难行。为了保证我的北京健康宝不会弹窗，我每天下午都下楼排队做核酸。

而此时，香港的社交距离措施已经恢复到第五波疫情之前的状态。堂食恢复正常，海滩和公园重新开放。但政府规定，除了郊野公园之外，在城市的其他地方，人们还不能摘下自己的口罩。疫情后的这三年，口罩在香港早已成为一种时尚单品。在旺角，在铜锣湾，新开的店铺兜售着精心设计的口罩，上面印着：香港制造。

在香港，除了脸上的口罩，人们已经很难感受到疫情的气息。尽管从数字上看，香港5月每天仍有几百例新增确诊，到了6月中旬，这一数字变成了四位数，并一直维持到现在。

第五波疫情时的艰难度日，仍然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在金融业工作的朋友说，中资背景的企业对奥密克戎依然紧张，要求员工每天做抗原自测，也尽量不办大型活动。大学里的朋友提及，第五波疫情时，由于确诊人数众多，宿舍被分为“阴层”和“阳层”，他们直到现在还会这样称呼不同的楼层。春节之后，大学里的内地生曾经爆发了严重的争执。有人希望学校尽快宣布春季学期全部网课，这样便可以早日返回内地躲避疫情。但也有同学坚持，无论疫情怎样严重，线下上课，才能够维持真实的校园生活。

5月底，在歌手张敬轩的演唱会上，人们戴着口罩坐满了红馆。张敬轩说，这场延迟了四个多月的演唱会开始前，他想起了这座城市在过去几个月里经历过的困难，有人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也有人永远离开了这座城市。话音未落，全场发出了心领神会的欢呼。

与曾经的日子相比，最大的不同或许在于，疫苗接种证明成了新的通行证。

从5月31日开始，一位没有感染过新冠病毒的成年人，必须打满三针疫苗，才可以去餐厅吃饭，去酒吧聚会，或是去健身房、游泳馆。

我在这一规定生效前两天去打了第三针，选择了复必泰疫苗。第二天，我高烧了一整天，浑身乏力。这是复必泰疫苗常见的副作用，接种剂次越多，反应就越大。朋友开玩笑说，这或许比感染奥密克戎更难受。

5月底，新的疫苗通行证要求生效之前，每天突然多了很多人申报抗原自测阳性，或是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卫生署的卫生防护中心觉得事有蹊跷，重新调查，发现有人并未感染病毒，而是为了逃避打第三针，因为如果取得康复证明，也可以正常进入公共场合。

不过，拒绝疫苗的人终归是少数。特区政府疫苗接种计划的网页每天都在更新。到7月5日，香港完成了两针疫苗接种的比例来到了88.8%，正缓慢地接近袁国勇所说的95%目标。

在北京，新的政策又来了。7月6日，北京市卫健委通报，北京将从7月11日起实施一系列疫情防控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疫苗管控。老年人要尽快实现应接尽接。如果要进入线下培训机构、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美术馆、文化馆、体育场馆、健身场所、演出娱乐场所、网吧等人群聚集场所的人员须接种疫苗（不适宜接种人员除外），其他限流、预约场所优先安排已接种疫苗人员。

朋友问我，你打的第三针复必泰在北京能用吗？

没用，我说，不在一个系统。

图片由作者和采访对象提供

应采访对象要求，吴薇、贰叁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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