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不结婚，78岁的红娘比谁都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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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合过两千多对情侣，却在当代青年身上屡屡碰壁

走进一栋窄窄的居民楼，电梯按下9层，门一开，正对着的白墙挂了块“朱芳婚介”的红色塑料牌。这是朱芳工作、生活的地方，和任何一户普通人家没有什么分别。

朱芳婚介所，其实就是朱芳家的客厅。一进屋，相亲者的照片贴了满墙，有些已褪色看不清模样，有些还是崭新的。不大的空间挤满了人，布沙发上坐不下，又搬了板凳围在茶几边。16开的信息档案册堆放得到处都是——这是做红娘的重要资本，来访者们掏出眼镜，拿好笔纸，一页一页仔细翻阅。此刻，朱芳正坐在书桌前打电话，帮相亲者细致地约好见面时间地点。

没有互联网，没有大数据，这里依旧沿用着最原始的婚介方式：带一张照片，填一张表格，交一百元，留一个手机号。好了，现在你可以去资料册里翻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人，或者，静静等待朱芳给你打电话。这样的办法，朱芳用了五十二年，撮合成了两千多对情侣。

几十年来，媒体乐于把他写成热心、善良、精力充沛的样子，一辈子坚持做一件事，不求回报。大多数时候，也确实是这样的。只有在来访者都逐一退场的时刻，或在老伴口中，他才显露出一些疲态。这是个78岁的老人了。

世纪佳缘、百合网在他看来是洪水猛兽，想要向我展示抖音账号时，他在手机上茫然地滑动了两分钟也没调出界面。他对这个时代有许多困惑，最主要的一点，也是大多数来访者的困惑，“现在的孩子怎么都不着急（结婚）呢？”

来到朱芳婚介所的人们，年龄鲜少在45岁以下：少部分人离过婚，为自己寻找新的伴侣，而更多的是因为子女迟迟不结婚而焦急的父母。

在更年轻的世界，“结婚是否是人生的必要选项”尚且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辩题。然而在这里，这是没有讨论空间的事，“当然要成家，没有家你谈不上幸福谈不上和谐。”

一些更直接的观点劈头盖脸砸向我。例如女孩儿过了四十就“没人要了”，因为不好生孩子了；例如现在的男的，条件稍微好点的十个里挑不出一个；例如谁谁谁也该降点儿标准了，别高不成低不就。

或许可以将这些想法归结为老旧、落后、被世俗绑架吧。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非常容易。可具体的生活永远是另一回事。横亘在我们中间的几十年光阴无法跨越，但人确实可以尝试着理解彼此。

一

审视

朱芳挂下电话，向屋子里的人介绍我，“这是电视台来的”（互联网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东西，我便默认了这个称呼）。打量的目光朝我袭来，从头开始，衣服、背包、鞋子，怀里的平板电脑和手腕上的卡片相机，被依次扫过。随后，屋里的人开始询问我的年龄、工作、户口，老家是哪里的，有没有车房。这些问题共同指向，在婚恋市场中，我是一个拥有多少资本的女性；或者更具体一点，我是否能成为与某个人条件匹配的“对象”。

坐在门边的阿姨，听到我只有20岁出头后，眼神瞬间暗了下去，“那不行，那太小了。”她的意思是，比她36岁的儿子小太多。紧接着出击的是一位穿碎花裙，戴无框眼镜的姐姐，“那你们部门有没有什么单身的……大哥哥？”

在这个场合，直接了当的出击与拒绝都谈不上冒犯。把条件摆上明面是对相亲的基本尊重，至少这规避了不必要的浪费，人们能尽快找到条件匹配的对象，进入下一个环节。

贴在冰箱上的年龄属相表

年龄，几乎是所有前来这里的人的痛处。客厅角落的冰箱上贴着两张表格，方便人们将出身年份、年龄、生肖三者一一对应。常见的规则是男方比女方大上几岁，再不济一样大也可以，如果还找不到，那男方也最好不要比女方小太多。

沙发上坐着位东北赶来的父亲，他说女儿在北京工作多年，职位已经做到了运营总监 ，自个租套月租8000的房子也毫不手软，可就是一直没结婚。旁人问起女儿的年龄，父亲说，“39岁。”客厅安静了几秒，才有一位头发花白的阿姨接话，“哎哟，那可真不好找，人都喜欢年轻的。”

当面说出的话，已经是温柔的版本。傍晚，这位父亲离开以后，方才接话的阿姨才接着解释，他想让自己帮忙介绍一位四十出头的男士给他女儿，她没答应，“人家男的要三十岁以下的，这事没谱啊。”阿姨皱起眉，又摆了摆手。

朱芳帮来访者翻找条件匹配的档案册

每个踏入婚介所的相亲者，连带着他的身高、体重、户口、是否离过婚，甚至父母性格如何，可以被拆解成许多细致又琐碎的条件。有些条件是加分项，比如月收入过万，或学历在研究生以上，个人信息表的背面，便会被写上一个“优”字，但减分项只能藏在人们心里，暗自评价。

党女士前来给39岁的女儿寻觅对象。见门口走进一位大姐，她的脸色微变。大姐的儿子41岁，按说他俩年龄相仿，应该认识一下。但党女士压低声音打断了我，说大姐的儿子离异，还带着一孩子，大姐自己又强势，和她女儿不合适。

事情在大姐口中是另一个样子：她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还看不上她们家呢。大姐翻出了党女士女儿的信息，指着身高体重，155的个子120斤，她在白纸上写了一遍“这不胖吗？”另一个劣势是户口，“他们家是农村的。”

在朱芳的助手小玲看来，如此直白的评价也是一种坦诚。“其他地方是交友，我们这儿都是奔着结婚来的。”既然要结婚，把这些信息开诚布公地摆上桌面，是最基础的诚意。

至于爱情？他们很少谈论这个词语。这群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人告诉我，结婚就是一起过日子，为的是回家有口热饭，老来有人照顾。爱情在过日子面前，有什么重要的呢？

二

在世的最后一个任务

来自东北的父亲今年67岁，身材壮实，卷曲粗硬的络腮胡溢出口罩。他是同龄人中少有的精通互联网的人。爱好登山摄影，发在西瓜视频上的作品有17万获赞。主页最新的动态是张风景照，“昨天在亮马河拍的。”往下滑，是一张佛像木雕的特写。过去我看过一些讨论，说父母要有自己的生活，才不至于过多地操心儿女。可就是这样一位爱好广泛，生活有滋有味的父亲，提起女儿的婚姻大事，仍止不住地叹气。

七年前他就开始愁了。他看到央视给朱芳做的访谈节目，立马上网查到了地址和联系方式，拜托朱芳帮忙留意着。同时，他进出各个北京红娘的抖音直播间，刘姐蔡姐，如数家珍。也接到过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向他承诺，两千八，包成功，他觉得像骗人的，没答应。

这一切都在背地里进行，他没敢告诉女儿，怕又吵起来。女儿不乐意父亲掺和她的感情生活，觉得单身也没什么。

到女儿39岁这年，父亲实在按耐不住了。他试探性地给女儿发微信“给我发几张你的照片”，女儿没说什么，给他发来一张。他没敢挑明照片的用途是找对象，但“我这就懂了，她这是妥协了的意思”。

时常有人催朱芳让他帮忙询问情况

忧虑的父母不止他一个。头发花白的阿姨住在20公里外的芍药居，腿摔坏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可还是每周都来。上周她急得哭了出来，“36了，怎么不急啊？”哭完又骂，“我都不想管他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真他妈气人。”

前几天朱芳给她儿子介绍了个女生，她旁敲侧击，想知道他俩怎么样了，儿子只敷衍了她一句。这是又没成的意思？阿姨放不下心，找来朱芳这儿，催着朱芳向女方打探情况。电话拨通，阿姨目不转睛地盯着，紧张得直扣指甲。好在女孩表示他们聊得不错，阿姨这才放下心来。

屋里的人们都提醒她要注意身体，阿姨却满不在乎，“我都奔73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叫自己去啊。”她佝偻着身体起身，朝门口走了两步，又回过头说，“这事完了我就找一养老院待着，以后我也管不着了。”

朱芳的电话簿

像这样的父母朱芳见了太多，过去还来过一个85岁的奶奶，女儿45岁，老伴去世了，家里仅有的亲戚关系都远。她担心自己哪天走了，单身的女儿要怎么办呢？到时候留下女儿一个人，不就更孤独了吗？不帮女儿找着对象，她“死了都不放心”。

聚集在朱芳婚介的父母，把儿女结婚当作自己在世的最后一个任务。我本能问出的那句“为什么必须要结婚”，悬浮在空中落不了地。“每代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么，”最后朱芳开了口，“成了家，一人生病了有另一人照顾，出了事能一起商量，人活着不就这样嘛。”

后来，来自东北的父亲告诉我，他女儿谈过一个前男友，在广东，俩人在一起很多年，最后因为男方吸毒分开了。他理解女儿受伤，于是从来不在明面上催婚。可背地里仍旧放不下，想着无论如何也要帮女儿找到值得托付的伴侣。“什么都不重要，”父亲看向我的眼睛，“男人重要的就俩字，责任”。像在感慨女儿的遭遇，也像在嘱咐我。

三

怀念旧时代

朱芳想不通，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光让父母操心，自己不着急呢？他猜测年轻人嫌婚介所寒碜，不愿意来。他也不明白如今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怎么一有问题就离婚，不知道好好珍惜家呢。”

这些年，亲自上门的年轻人越来越少，40岁都已经算得上岁数小的。大多数时候，他在电话里接触年轻人，对方只言片语便挂断了。他试过喊年轻人参加联谊会，结果电话那头的男孩说要去打篮球，让我妈去吧。他不解，“是你找对象还是你妈找对象？”

他听过一些年轻的说法，结婚要为另一个人做出妥协，不结也罢。可“人哪有十全十美的”，为了拥有一个家，做出点妥协让步，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大多数时候，朱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如果分歧太大，他也就不劝了，“到时候你别怨你妈就行，你只能怨你自己。”

贴满空调、书柜和墙壁的照片，和书桌上的档案册

在他们恋爱、成长的年代，事情不会如此发展。

1970年，朱芳26岁，退伍转业，被分配去北京重型机械厂当翻砂工人。车间里的男青年把他当大哥，生活上的困惑都和他说。工厂女孩少，有小伙向他抱怨自己找不着对象，想让他帮忙张罗。朱芳应了下来，这是他当红娘的开端。

他寻思着售票员、售货员这些职位，女孩应该比较多，便每次坐公交、去商场都留意着。瞅见一个售货员觉得合适，就经常去她那儿买东西，在意见留言薄上夸她工作做的好，“那会儿大家都看重这个。”如此熟络起来。

熟悉之后，表明自己的来意，女孩只要是单身，都乐意认识一下。甚至出门散步时迎面走来的陌生女孩，朱芳上前一问，女孩也愿意让他牵线搭桥。往往是朱芳两边联系着，找个周末，把两人约出来在公园见上一面，这事便成了。

朱芳和爱人的相识也是靠人介绍。爱人想找个当兵的，“觉得特光荣。”正好朱芳就在军队，他的七爷上厕所时，认识了爱人哥哥的同事，便将两人联系到了一起。朱芳觉得自己是农民，又不是党员，没什么可以挑剔的资本，见爱人人品好，就在一起了。

真正到了结婚的时候，要求也不多。家里有个“三转一体”，花几十块就把婚结了。不像现在有了房还要有车，有了车又要彩礼，“得好几十万吧。”

来访者给朱芳送来的锦旗

朱芳怀念那个年代的简单，年轻人都主动上门找他，最小的才十八九岁。“特大方，特爽快”，最重要的是，“都知道要早点结婚，让父母安心”。

后来，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收入变了。90年代以前，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车间工人，或是服务员、收银员，工资水平差不多，没人会把钱看得太重。那时，朱芳每天拿一本小本子，只要记下姓名、年龄和电话，便开始配对了。再然后，收入变成了最首要的考量因素，要求也越来越多，填满了一整页纸。朱芳站起来指着墙上一张照片，“这姑娘，海南的，一年赚一百万。得找跟她匹配的，现在还没找着呢，上哪找那么多赚一百万的。”

人心也好像变了。二十年前，朱芳出一趟门能做不少事。扶腿脚不便的老太太下楼梯，路上碰见一手牵孩子一手提东西的母亲，帮忙把孩子抱起来。如今，邻居口中的朱芳依旧是个热心肠，每年冬天都替大家把楼前的雪扫干净，可过去那些事，“我现在是不敢做了。”

“现在你去扶一下，人回头讹你怎么办？”朱芳叹口气，转头开始叮嘱我，“像你这包啊，回头得背前面，不然别人拿一小刀一划拉，”他把手举起来在空中比划，“你有裤袋没有？你把钱放裤袋里，安全。”

我点头应了下来。没告诉老人，在移动支付盛行的今天，我全身上下没有一点现金。时代的车轮，早已经又往前滚了一轮。

四

联结

很多时候，朱芳开始力不从心。老伴对他的红娘事业偶有微词，为的不是别的，就是担心他的身体。前阵子朱芳给大伙组织联谊会，下一出租车，脚软没站住，跪在地上。

但他还想坚持做下去，做到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了的那一天。对他来说，做红娘的乐趣有二，一是结交新朋友，二是成全一段姻缘，好事一桩。“看见别人幸福，我就开心。”时代再怎么变，这点总也不会变的。

朱芳希望所有人得到幸福，但不包括那些他觉得不正派、不正直的人。这些年，他遇到的人成千上万，对人也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判断。十多年前，他只收50元的会费，有小伙说自己先交25元，另一半下个月再缴。“也一直没给”，朱芳记到现在。或许他真的有什么苦衷，但朱芳觉得他人品不行，也不愿意特别上心地帮他介绍。

如果碰上更加过分的，譬如过去有位女士一上门就口出狂言，觉得屋里所有人都配不上她，非要嫁给外国人。朱芳干脆连劝也不劝，讥讽一番让人家自己走了。

朱芳翻出电话簿，让人记下电话自己联系

大多数时候，朱芳还是愿意真心待人。“各人有各人的苦，这你没法说。”既然来到这里，找他讲述，他便静静地听，适时给出建议和安慰。

过去有一个姑娘，刚离了婚便来找他，一进门就开始哭。她的丈夫是首钢工人，孩子刚出生没多久，死活要闹离婚，她当然不同意。于是丈夫拿孩子逼她，如果不签字，就把孩子摔死。无奈之下，她只能同意。才离婚没多久，她的父亲又去世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忽然只剩下了她和母亲。

朱芳只能安抚她，那男的不是东西 ，离了也好，我再给你找嘛。他不会真把孩子摔了的，还有法律呢，他这不是犯法吗。

听她讲述自己的经历，一屋的人也都哭了。一位50岁的女人，哭着说她爱人去市里开会时，在公交车上睡着，坐到终点站才被人喊醒。猛地起来脑子还不清醒，下车时从台阶踩空，整个人载倒，脑袋磕在马路牙子上，当场去世。那是半年前的事，“我也安慰她，我说人已经走了，你得好好活着。”

这么多年来往的人中，有些在他这找到对象，又成为他的助手；有些没有找到，后来放弃了，却和他成为关系极好的朋友。

朱芳像是忽然想起什么来，一拍大腿，起身去阳台翻找。两分钟后，他抱来一大本资料册，翻开，每一页塑料膜里都夹着信件。这是一个名叫郭婷婷的女孩给他写的，从1989年到1994年，他们通了五年多的信。女孩的地址从江苏徐州，到广东佛山，又到法国里昂。

郭婷婷写来的第一份信

我们把册子从头翻到尾翻了二十多页，找出了第一封信。因为“朱芳”这个女名，郭婷婷开头便写“朱芳姐”。朱芳咧开嘴笑，“后来她就管我叫朱芳兄了”。那时郭婷婷22岁，大学刚刚毕业，在报纸上看到朱芳的新闻，便写信来，想让朱芳帮忙觅位男友。

男友没找着，但俩人成了笔友。每换一份工作，每搬一次家，郭婷婷都首先把这件事告诉朱芳。后来她去了法国工作，还寄来里昂的风景照，和自己公司的名片。名片是英文的，她把信息用中文写在背面。

去法国前，郭婷婷坐飞机来了一次北京，想要上门拜访朱芳。可朱芳那天恰好外出举办联谊会，家里没人。那个年代没有手机，郭婷婷无功而返，只能回到家再给朱芳写信，不久她便出国了。错过了北京那一面，他们再也没见过。朱芳现在想起来，依旧觉得那是一辈子的遗憾。

朱芳是如何回信的，我无从得知。但从郭婷婷的回信看来，他们确有十分深厚的情谊。一个女孩从22岁到28岁，从大学毕业到嫁人出国的整段青春，在这一沓信件中徐徐展开。

翻着翻着，一张叠成方块的临摹纸从信封中掉了出来。轻轻摊开，里头竟包着一小张精美的窗花。那是女孩自己刻的，某年过年时，随信件寄来。朱芳打算把它贴起来。他搬来另一本厚厚的相册，找到贴着郭婷婷照片的那一页，“贴这里好不好看你说”他把窗花放在照片下方比划，让我帮忙摁住一角，从书桌上扯过胶带，小心翼翼地贴了上去。

朱芳和郭婷婷寄来的窗花

诚实地说，我和朱芳有很深的代沟。五十多年的光阴像流水，奔流不回一覆难收，而我们分列在河的两岸。可是读面前的这些信件，他们聊的内容又是如此具体而生活化：贪吃荔枝嘴起泡了，最近看电视剧《爱你没商量》深受感动……我想观念、理论，在具体的人与人的互动面前，也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离开时已是傍晚，夕阳光从窄窄的阳台照进室内，映得一墙照片金灿灿的。朱芳从书桌上的柜子里摸出一个小葫芦摆件，塞到我的手里，也是金灿灿的，说拿回家送给我爷爷。走到门口，我又想起某封郭婷婷给朱芳的回信，信的末尾这样写，“朱芳兄，请继续做我的朋友。爱人者，人必爱之。”

作者 铃铛 ** |  内容编辑 ** 何晓山** |  微信编辑 ** 菠萝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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