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大荀｜举报性骚扰只能靠网络，是社会系统的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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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朋友圈，被一条消息刷了屏。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王贵元教授被一名在读博士生指控强制猥亵。据该博士生称，她拒绝与王贵元发生性关系后，王贵元对其进行打击报复，以毕业为威胁。

看到这条消息，我感受到深深的无力。

想起来我某一次接受采访，采访者觉得，国内的性别工作已经做得够好了。

我：“够好了？如果一个女性遭到性骚扰，她要怎么维护自己的权利？”

她：“她可以通过微博曝光啊。”

我：“在一个保护受害者权益的社会，受害者根本不需要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伤疤。

当微博变成了受害者求助的唯一途径，恰恰说明了社会系统的失能。”

01 高校反性骚扰制度的现状

高校反性骚扰并不是一个 “新鲜” 的议题。2018 年的 “陈小武” 事件（同样是博士生导师对学生的性骚扰）之后，全国六十多所高校的同学都曾致信自己的母校要求建立反性骚扰制度，我也曾是该运动中的一员。

这些年的进步是，2020 年通过的《民法典》中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新《妇女权益保障法》针对广义性骚扰、校园性骚扰和职场性骚扰做出了规定。

但，这些之后，现状如何呢？

我引用一条 2020 年 7 月的微博吧。小组【一些力量】致电全国多所 211 大学的招生办，询问反性骚扰制度建立情况。接通的 55 通电话中，得到的答复大部分是：

“我们学校师德好，没有性骚扰” 

“这个主要靠学生自我保护” 

“校内安保措施做得好，很安全”

明确有反性骚扰培训教育、申诉渠道或调查处理机制的学校为零，许多工作人员也不认为学校有这些责任。

哦，对了，我还搜到一篇文章。一位同学经历了两次性骚扰，骚扰者分别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每一次她都选择通过学校的流程维护自己的权益，结果是：

人大基本没有任何反应，乔治城大学按照流程为其处理。

虽然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即使是在相关制度健全的海外高校，性骚扰相关事件的处理，也会受到流程漫长、证据不足等相关因素的制约，结果可能依旧不尽如人意。

但，最起码得先有这个制度。

02 报警会遇到什么困难

高校的反性骚扰制度之外，还要依靠司法制度对加害者进行进一步惩戒。

但从受害者报警流程的角度，会发现，他们依旧面临着层层阻碍。****

1. 缺乏相关的证据

由于性骚扰发生的隐蔽性，很多性骚扰行为发生时，受害者并没有办法保留相关的证据。

证据包括：监控、体液、第三人的目击等。如果侵害行为发生在无监控的密闭空间、未留存体液、无第三人在场，受害者面临着极大的举证困难。大家可以想想，这样的情况有多么的常见。

2. 二次伤害

由于要回忆、复述自己受到伤害的情景，许多受害者不愿意、甚至不敢进行报案。而部分基层派出所民警由于未受过相关的训练，其提问方式也很容易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

实际上，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地区，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相关社会力量的辅助性工作、针对性暴力事件的处理流程的相应调整都尤为重要。

比如，香港公益机构风雨兰的网页中，会提前写明报警可能遭遇的情况和注意事项，帮助当事人判断自己是否要报警。

香港公益机构风雨兰对于性侵害受害者的报警指引

此外，在香港 / 台湾等地区，受害者可寻求专业社工机构等陪同到医院 / 警局完成医疗 / 司法程序。台湾亦设有 “妇幼警察队”，由女警察专门跟进相关个案。

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的反性骚扰资源平台

而我们这里，无论是社工资源还是民警办理性暴力相关案件的情况（比如，受害者遭遇什么样的行为才会得到立案），都极大取决于地区和个体。

3. 即使完成法律程序，赢得诉讼

即使受害人克服心理障碍，保留所有证据并且赢得司法上的胜利，她能够获得什么？

有时候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比如 “明星社工” 刘猛性骚扰案，成都市武侯区法院认定其构成性骚扰，并判令其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结果，受害人经历了 860 天的煎熬，两次离职；刘猛还能到处当专家给别人讲课。

2020.12.8 法院公告

2023.6.21 某地民政局聘请刘猛作为专家开培训

03 社会公益机构的支持

上文也提到，在香港、台湾等地，受害者可以寻求社工帮助陪同其到警局、医院等进行相关程序。公益机构亦会向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 / 心理咨询等服务。

而我们这里呢？

我曾经写过一篇汇总文章，汇总了国内在做性别暴力相关支持工作的公益机构。

但是，这些机构中，能够陪同受害者报警的，几乎没有；而这些仅有的机构应付全国的巨大需求，完全是超负荷运转。而我们许多受害者在受到伤害的时候，也根本不知道这些机构的存在，更何谈寻求帮助。

而这些机构中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呢？我自己的观察来看，大多数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还是极其依靠机构中工作范式的规定和其他人的经验传授；而一个标准的专业工作流程，并不存在。

04 我们还能做什么

那说了这么多，我们还能做什么？继续习得性无助吗？

在相关制度的建立还不完善，社会支持系统尚为薄弱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补齐社会支持这一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一些小事托举其他人。

1. 传播相关求助途径

这篇文章里，我汇总了国内比较专业的做性暴力援助的相关公益机构。她们会为受害者提供较为专业的支持及法律援助，希望这些途径能够让更多人知道。

如果你或孩子遭遇了家暴 / 性暴力，这些机构可以帮助你

2. 如果当事人在身边

你可能会觉得压力很大，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

其实说起来都很简单，但需要大家真的开始去做：

倾听，支持，观察，阻止。

以上内容来自绘本《这不是没关系》

3. 督促你的所在单位 / 高校建立反性骚扰制度

查询你的所在单位 / 高校是否有建立相关制度，过往是否有相关性骚扰事件发生。

如果没有，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督促他们。如果你担任 HR 或者管理相关工作，更加建议你推动相关制度的建立。

制度的细节及范本可以参考：

4. 不放弃对相关事件的关注

作为行动者，以及女性议题的关注者，我发现，其实大家很容易对这些事件感到疲惫。尤其是当看到，一次又一次的愤怒和抗争过后，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改变。当太多的同类型事件发生之后，好像大家已经脱敏了。

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关注，保持愤怒。越是现状没有改变，越是要继续质问，怎么会这样？相关的社会支持系统为何不在场，为什么需要一名又一名受害者在聚光灯下撕开自己的伤疤才能受到关注。

在这次事件中，举报王贵元的博士生的讲述相当理性克制，甚至制作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视频展示相关证据和事件经过。但是，每个受害者都有这样的讲述 / 保留证据 / 制作视频 / 传播事件的能力吗？

我们不应该期待一个受害者十八项全能全然证明自己的无辜。我们应该，努力让每一名受害者都能受到托举。

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支持系统里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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