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提议再造“新西南联大”，真的不是玩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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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云南网报道，2020云南省“两会”期间，省政协委员周昌新建议恢复西南联合大学名号；由中国42所世界一流大学联合组建新的“西南联合大学”；选聘世界一流专家、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院士以上世界一流教育家担任校长；中国42所世界一流大学每所大学推举几位世界一流学科带头人，同时聘请每一个学科的中国教育界前十名的专家、学者联合执教，担任导师；大学机制采用董事会制度，以国有为主，吸收民间资本投资，国有民营混合体制，双轮驱动，双轨并行；传承西南联大的办学精神，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

现在这政协委员感情都是热血来潮，随便来个提议就是“复兴教育”“打造中国大学航母”的宏大叙事，这都哪跟哪啊？

这位委员建议从全国42所世界一流大学抽调学科带头人专家导师组建“新西南联大”，还要传承西南联大的办学精神，可是现在的大学都什么样了他不知道吗？

仅仅2017年以来就有近二十位高校教师因“言论不当”被学生网友朋友举报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而今年仅仅前四个月就有一位高校教师因“言论不当”已被校方通报处理，四位高校教师被校方通报调查当中，处理结果可能很快会被公布。

当一个号称学术自由，办学独立的高校保护不住教师教授们的独立教学，那么就无从谈论“复兴教育”“打造中国大学航母”等浮云泛谈了。

这个提议组建“新西南联大”的议案，在20多年前也曾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过。曾经任云南省教委主任的杨崇龙撰文称：“省委、省政府领导曾要我们作些论证。我当时曾请过一些大学和省级部门的专家和实际工作者座谈过。大家认为，建议的初衷可嘉，但不可行。”

杨崇龙还说，无论全国还是云南，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再是规模、数量问题，而是如何深化改革、提高质量的问题。 

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哪怕你从全国所有高校集中精英组建“新西南联大”也还是在规模和数量上作文章，而不是在提高教学质量上做功课。

那么既然要传承西南联大的精神，就有必要说一下它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抗战爆发，华北沦陷，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庆日）。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从1937年8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决定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组建开始，到1946年7月3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停止办学，西南联大前后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

(2018年，中秋节前夕本人在原西南联大旧址即今“云南师范大学”所拍摄之照片。)

以上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简明历史，在抗战大局的时势下，一切以战时机制来应对，国民政府在教育部长陈立夫和最高军事统帅蒋中正的倡议下提出了“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最高指导方针。

1939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要求其必须遵守教育部规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

这要求在今天看来似乎并不过分，但当时却遭到了西南联大的拒绝。

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公推冯友兰写了一封“抗辩书”。冯友兰在信中，不卑不亢地表示，对于部里的规定，“同人不敏，窃有未喻”。

冯友兰共说了五点“未喻”之处：第一点，世界著名大学课程表均没有千篇一律者；第二点，教育部管课程设置，有违孙中山倡导的权、能分立之说；第三点，教育政策宜稳定，不能受政府当局进退影响。最能表现出当时文人风骨和尊严的，是第四第五点，也最具现实意义。

“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此同人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智周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冯友兰这番话令教育部收回成命，所谓“师严而后道尊”，也就是说“跪着的老师不可能教出站着的学生。”

国民政府在教育方面耗费心血，陈立夫晚年回首往事，感慨抗战八年，政府在教育方面之投入，“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自问7年教育部长任上对得起国人：

“我自民国27年1月7日在重庆就任教育部长，到民国33年12月去职，主持战时教育行政将近7年。在此7年之中，扶辑流亡，重振后方弦歌，扩展各级教育，改革并建立制度，发扬民族文化，训练并征调学生直接参加抗战，实在做了不少的事。”时局危殆，弦歌不绝。

今人回首往事，应该承认，陈立夫的这个自我评价，是中肯的！

(2018年，中秋节前夕本人在原西南联大旧址即今“云南师范大学”所拍摄之照片。)

为西南联大呕心沥血的梅贻琦曾说过一句名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句话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拥有重要的地位，根据史料记载，这句话出自梅贻琦先生在1931年12月3日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的就职演说。

我想西南联大是当得起“大学”之称谓。

200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在《科学时报》上刊文，“为了我国教育事业的继续辉煌，有必要重建西南联大。” 邹承鲁提出，西南联大的成就源于其浓厚的学术民主、学术自由风气。当年的西南联大是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对各种学派的教授兼容并包，贯彻的是百家争鸣的办学方针。 

现在某些高校校章也改了。

现在，不仅把大学搞成了大楼之大学，还搞成了大资本大企业的大学，而大学里的大师们已经被“言论不当”处理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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