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出世 – Ne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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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法典编纂，终于在初夏时节开花结果。

2020 年 5 月 28 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闭幕。出席会议的 2886 名全国人大代表摁下表决器，以 2879 票赞成、2 票反对、5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民法典。这是中国 1949 年后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象征生命、自由、财产的私权立法迎来高光时刻。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民法典问世比原计划晚了两个半月，但并未脱离 2020 年完成制定的时间表。今年 63 岁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孙宪忠以民法学者、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三重身份，全程参与此次民法典编纂。5 月 27 日清晨，他在朋友圈写下「昨夜签下完工书，晨起推窗艳阳天」的句子，抒发胸臆。

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商品交易，民法典写尽个体权利密码，润物无声，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市场经济的基本法、社会学意义上的宪法。

「民法典绝不是政治口号，而是实实在在作用于每个民事主体。」孙宪忠极为看重民法典的现实功能，认为它的问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的标志。参与民法典编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民法室主任谢鸿飞等学者，也从限制公权的高度评价其社会价值——民法典对民事权利的保障必然要求公权力尊重民事权利，任何对民事权利的干预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且经过合法程序，否则将构成违法。

新鲜出炉的中国民法典共七编 1260 个条文，依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则。总则编「提取公因式」，将民事法律中有普遍适用性和引领性的内容予以规定，在 1986 年《民法通则》基础上，下调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下限，强化胎儿利益保护，新增非法人组织为民事主体，强化权利保障……六大分编则根据明晰产权、规范交易、保护人格尊严、救济权利等价值定位，打磨具体规则，以消除「找法」困难。

这部民法典既有对传统规则的固守，也有人格权强化保护的创新；既有引入居住权以应对老龄化社会的远见，也在住宅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是否缴费等非纯粹法律问题上徘徊不定，进步和遗憾并存。2021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后，接力棒到了法官手中，民法典的生命力有赖法官群体公正行使司法权，实际效果也待历史检验。

历次编纂

近现代以来，成文法国家开启法典化进程多离不开政治决断，中国编纂民法典亦不例外。

自清朝末年至 1949 年，当局者曾三次尝试民事统一立法，1929 年颁布了中华民族历史上首部民法典，这部法典如今在中国台湾地区继续适用。1949 年后，中国亦曾在 1954 年、1962 年、1979 年和 2001 年启动民法制定工作，前两次因政治因素而搁浅，第三次考虑条件不具备转而制定民事单行法，第四次起草过程中，立法机关在 2002 年 12 月审议过一次《民法 (草案)》，但后来决定继续采取分别制定单行法的办法完善民事法律制度。

长达 70 年的时间里，尤其是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中国形成了由《民法通则》《婚姻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继承法》等单行法组成的民事法律体系，权利保障供给源源不断。尽管如此，制定内容完备而成体系的民法典始终是决策者和民法学人的夙愿。2014 年 10 月，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民法典编纂再次启动。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所言：「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

2015 年 3 月，立法机关正式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立法、司法及学界密切配合，历时五年，分两步完成法典化改造：2017 年 3 月审议通过《民法总则》，完成民法典编纂第一步；自 2018 年 8 月以来，立法机关分别多次审议各个分编草案，最终将《民法总则》整合进来形成民法典草案，提交 2020 年全国人代会审议通过。

从时间线可以看出，编纂民法典并非推倒重来，也不是简单法律汇编，而是如立法者所言，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编订纂修，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

据财新记者了解，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作为立法机关工作机构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担负总责，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部 (原国务院法制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法学会共五家单位参与。

具体立法程序也会影响法典质量。据两位参与民法典起草工作的学者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负责起草的官员都有较高学术水平，还向北京多所高校借调青年学者成立民法典编纂工作专班，「在制度允许的范围下保持了跟学界的互动和开放性」。

和其他法律制定过程类似，民法典编纂也是先由起草机构完成草案，起草机构根据需要选择是否吸纳学者建议，待稿子成熟后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随后由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历次审议前后征求前述五家参与单位的意见，并依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此过程中，立法者还向地方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中央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并召开座谈会。

王晨表示，现行民事立法中的有些规范已经滞后，难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编纂民法典，健全和充实民事权利种类，形成更加完备的民事权利体系，完善权利保护和救济规则，形成规范有效的权利保护机制，对于更好地维护人民权益，不断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宣示人格权保护

人格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涉及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民法典从内容到体例，无不传递出保护人格权的价值导向。

1986 年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民法通则》便规定了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具体人格权，但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尤其在当下互联网及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泄露、网络暴力、人脸识别泛滥、基因编辑婴儿等现象挑战传统人格权保护网。为「顺应人民群众对人格权保护的迫切需求」，立法者选择了创新于其他成文法国家的立法体例——不仅在民法典总则编增加个人信息保护条款，还另辟独立的人格权编来规定具体权利。人格权单独成编，也被一些学者解读为中国民法典最大的创新。

事实上，这一路径选择颇为波折。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两位资深民法学者曾就是否单设人格权编展开过持久争论。

中国民法典共七编、1260 条，10 万多字，2021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婚姻法》《继承法》《合同法》等同时废止。法典编纂注定是「遗憾的艺术」，其本身未能解决的问题仍考验着各方智慧。最高司法机关享有凭借司法解释「造法」的权力，民法典出台后，司法解释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民法典的生命力，最终将在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日复一日的市场交易和持续不断的司法裁判中得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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