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东北工人的两次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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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落后产能，让52岁的东北工人江旭下岗了。这是江旭人生里的第二次失业，第一次从国企下岗时他还年轻，几经周折，他重新就业。可这一次，他老了，没有竞争力了。

每次坐出租车，江旭都很来劲，“师傅，干你们这行要求高不高？您看像我这样的能干不？”江旭不停追问，想从司机口中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开出租，是他准备的多个备案之一。

江旭最终没能通过司机师傅的“面试”。开出租，后背和屁股要长时间保持90度，而他十几年前就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任何需要后腰力量的动作，都会压迫坐骨神经。多年前，他在印刷厂每天扛印刷胶片，一箱足有60多斤，他怀疑这病是那时落下的。

江旭今年52岁，在沈阳干了一辈子印刷，是众多东北产业工人的一员。印刷厂黄了好几个，现在他所在的厂子，也像沙漠里快渴死的骆驼，一旦倒闭，他就要面临下岗。

为了守住最后的尊严，江旭不愿失业后蹲守在公园搓牌。他清楚记得，自从集团出台了新政策，南运河公园又多了一群无业游民。成批的印刷工人下岗了，年龄大的没地方去，只能到公园打扑克。

陈立也是其中一个。他是沈阳航空发动机印刷厂的一名老业务员，只要再干3年，就可以顺利退休。但眼下单位被买断，57岁的陈立像做了一场梦，梦醒过来，竟成了最悲惨的人。没地方要，失去了经济来源，孩子还没结婚，干了一辈子体面的工作，他不可能去靠捡破烂、卖路边摊过活。

“工作没了，没地方要你，也没能力学习新技术，回了家怎么面对老婆孩子？”陈立说，“只能蹲在公园，和老头打扑克来麻痹自己。”

图|沈阳南运河公园一角

同是印刷厂几十年老员工的陈立和江旭，都在即将退休的年纪，遭遇下岗危机。江旭害怕自己会变得和陈立一样。下了岗，一个月保底的工资都没有，拿什么支付女儿念书高昂的生活费和学费，没有单位给交住房基金，每年的房贷拿什么还？50多岁的人还能做什么？开出租？在家门口卖烧烤，还是摆地摊？干了一辈子体面工作，他终究拉不下脸，妻子每月固定工资5000块，对家庭总开支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江旭爱面子，即使身边人都知道自己要失业，他也不作声张，焦虑像锅里怎么也不沸腾的热水，煎熬着日子。有时候，女儿会和江旭开玩笑，“爸，你没了工作，不会供不起我读完大学吧？”“真招笑，供你读完博士都没啥问题！”女儿从不拆穿他的谎言。

中午吃饭，江旭不再订二十几块的外卖，他来到公司旁边巷子里的小店，买五块钱的饼子，就着两块钱的咸菜，也能吃饱；不再买过百的衣服，饭店开业酬宾送的背心，刮掉饭店商标便是一件新衣；痛风发作到下不了床，也咬牙不去住院。他总拿工作忙当借口，但工作正离他而去。52岁，眼看离退休的年龄越来越近，离工作反而越来越远。

这已经不是江旭第一次面临下岗了。

1988年，江旭没考上大学。他并不沮丧，因为班级同学没几个考上的。在那个时代提高考，人们总是漫不经心，获得高中文凭，就足以在社会立稳脚跟。

江旭从小过着优渥稳定的生活，父亲是省委机关干部，母亲是沈阳师范大学职工。四个兄弟姐妹中，江旭与父亲关系最紧张，却依然凭借父亲的关系进了工厂。在全省最大的国营印刷厂——“辽宁省印刷技术研究所”的排版车间，江旭成了一名学徒工。在“286电脑”刚刚普及的年代，每天坐在厚脑瓜显示屏前敲打键盘，可谓是一种奢侈。

酒足饭饱之余，江旭常常怀想在国营工厂上班的岁月。他总是一手握着酒杯，另一只手的食指随着音调起伏，在桌沿上有规律地敲击，模仿着宋丹丹演出小品时的口吻，骄傲极了。“那时候的印刷行当是相当红火，国营厂子规模那是相当大了。”有多红火呢？“你就听吧，光沈阳就有多少间，一厂、二厂、三厂……” 他不忘自卖自夸，“我们的照排中心是全辽宁最大的，30多台大电脑，一个车间，从领导到学徒工就好几十人！”

上世纪90年代前，不只是沈阳，整个东北都是国营的天下，私人印刷厂只占零星一点。每个国营印刷厂都能从出版社揽到充足的样板。

1990年冬天，江旭裹着流行的军大衣，踏进省印刷技术研究所。入职那天，老所长告诉他，“等到年末结工资，我让你们都拿麻袋装钱！”

江旭当然知道，这些虚幻的承诺很难实现，“不装一袋子，装半袋子也行啊。”当时他感觉到，至少借着这份工作，他能安稳地迈入现实世界。

每周五晚，所长会在不到100平的舞厅举办员工舞会。每逢中午轮换岗位，江旭和四五个同事还会溜进隔壁啤酒屋，喝得红光满面。两毛五一瓶的沈阳黄牌，一个人就能造六七瓶，点上一盘花生米，一盘炝拌干豆腐，炒个溜肝尖。年轻职工没有鸡毛蒜皮的烦恼，日子更是逍遥。

但好景不长，安稳岁月很快被打破。“唠闲嗑、打扑克、喝穷酒”的沈阳人，很快就迎来了下岗潮。国营企业连连亏损，不堪重负的国家决心改革，号召企业破产重组，工人下岗再就业。沈阳的大街小巷，响彻着 “从头再来”的歌声。

刚20岁出头的江旭清醒地看见，私人印刷厂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国营厂子是怎么都竞争不过私人印刷厂。全成、美程、北陵、新干线……数不清的私营印刷厂一夜之间拔地而起，刷新了这座城市的产业图景。

江旭所在的排版部门，被研究所连机器带人一起转卖给了辽宁彩色图文印刷公司。这是一家私人工厂，每人都有两个选择，要么留在岌岌可危的研究所任由单位分配岗位，要么放弃国企工人身份，在私企打工。

1996-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来产权改造运动，下岗工人总量达到1500万人。所里的印刷机器老化，管理愈加消极，零件坏了，报修设备科，他们会一直拖到交稿前一天，领导们却不觉得这样的工作氛围有什么问题。江旭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越能感受到所长只会打空话，厂子前途堪忧。

图|沈阳某私营印刷厂

江旭后来得知，有太多继续留在国企的工人，或是被迫下岗，或是经受贫困的煎熬。一位部门同事，不到40岁的大老爷们，被安排到收发室打更。一千多块的工资一下子滑到六七百，妻子也下岗了，他成了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

最终，江旭选择从国企下岗，跟随部门转到新私营单位。他很庆幸，进入私营工厂后，江旭由排版部门换到业务部门，凭借出色的洽谈能力，在短短5年内升任了业务经理。他主要负责对接出版社，拉印刷业务，监督工时，并交付成品，完成一定基数还能获得提成。

再就业后，江旭听说一个同行老业务员65岁还在干。他觉得，自己也能干到那个年纪。

国企改制后的30年里，沈阳该解决的、没解决的下岗问题，都被时间稀释了。在印刷行业浸润了30多年，江旭对这个行业明里暗里的规则轻车熟路，他不曾料想的是，变化远没有结束。

2015年，一纸红头文件改变了行业状况——辽宁出版集团出台《印刷业务集约管理经营管理办法》。媒体解释说，这是“打出深化改革组合拳，挖潜内在活力”。对私营印刷厂来说，这意味着失去出版社的印刷订单。全省最大的生意来源，随着这份文件消失了。

图|出版集团

看到文件标题的刹那，江旭明白，又要重新洗牌了。江旭记得很清楚，“也就是那几年，要开始振兴东北国营经济，私人经济又不行了。”

两大国营工厂突然合并，成为辽宁出版集团直属印刷大厂。集团投入巨资，重新装修出版大楼，用原地皮变卖的资金，购买进口设备。同时，各大出版社被要求对外下调印刷价格。

外地私营印刷厂得不到效益，不再来沈阳揽活。一时间，许多私人厂子都黄了。

江旭所在公司的设备只适合印刷教材书刊，根本接不来广告和宣传单的活。过了春节，老板干脆直接转卖了机器。开了21年的厂子，没了。经历过下岗的江旭意识到，要找新工作了。

30年的从业经验，是他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赖以生存的最大本钱。他和妻子不同，妻子曾在初中毕业后考取会计证，念过两年大专。对于50岁的中年人，知识和体力都不再是竞争的资本，只有真正掌握一门实用的技能，才能在飘摇的社会里站稳。

依靠30年的行业人脉，他在一年内辗转了几家印刷厂，换了好几个新老板，总归在一家厂子固定下来了。目前印刷厂和出版社之间，几乎断了合作，江旭只能联系社会上的私人图书发行商，接一些排版订单。有时还能接到企业文件、手册之类的印刷订单，这才没让印刷机器彻底荒废。

到了月底，江旭甚至不太好意思拿工资。现在，他拼尽浑身解数为公司揽的业务，也抵不上过去业绩的一半。每个夜晚对江旭都是煎熬，他害怕第二天太阳升起时，曾经任职的印刷厂倒闭场景会重新上演。

最近，国营厂堆了太多稿件，没日没夜也印刷不完。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厂里领导，承诺会偷偷发给江旭的厂子一些活儿，如果交稿顺利，江旭就可以多得一点提成。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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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张芷若

编辑 | 吴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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