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东北工人的两次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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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落后产能,让52岁的东北工人江旭下岗了。这是江旭人生里的第二次失业,第一次从国企下岗时他还年轻,几经周折,他重新就业。可这一次,他老了,没有竞争力了。

每次坐出租车,江旭都很来劲,“师傅,干你们这行要求高不高?您看像我这样的能干不?”江旭不停追问,想从司机口中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开出租,是他准备的多个备案之一。

江旭最终没能通过司机师傅的“面试”。开出租,后背和屁股要长时间保持90度,而他十几年前就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任何需要后腰力量的动作,都会压迫坐骨神经。多年前,他在印刷厂每天扛印刷胶片,一箱足有60多斤,他怀疑这病是那时落下的。

江旭今年52岁,在沈阳干了一辈子印刷,是众多东北产业工人的一员。印刷厂黄了好几个,现在他所在的厂子,也像沙漠里快渴死的骆驼,一旦倒闭,他就要面临下岗。

为了守住最后的尊严,江旭不愿失业后蹲守在公园搓牌。他清楚记得,自从集团出台了新政策,南运河公园又多了一群无业游民。成批的印刷工人下岗了,年龄大的没地方去,只能到公园打扑克。

陈立也是其中一个。他是沈阳航空发动机印刷厂的一名老业务员,只要再干3年,就可以顺利退休。但眼下单位被买断,57岁的陈立像做了一场梦,梦醒过来,竟成了最悲惨的人。没地方要,失去了经济来源,孩子还没结婚,干了一辈子体面的工作,他不可能去靠捡破烂、卖路边摊过活。

“工作没了,没地方要你,也没能力学习新技术,回了家怎么面对老婆孩子?”陈立说,“只能蹲在公园,和老头打扑克来麻痹自己。”

图|沈阳南运河公园一角

同是印刷厂几十年老员工的陈立和江旭,都在即将退休的年纪,遭遇下岗危机。江旭害怕自己会变得和陈立一样。下了岗,一个月保底的工资都没有,拿什么支付女儿念书高昂的生活费和学费,没有单位给交住房基金,每年的房贷拿什么还?50多岁的人还能做什么?开出租?在家门口卖烧烤,还是摆地摊?干了一辈子体面工作,他终究拉不下脸,妻子每月固定工资5000块,对家庭总开支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江旭爱面子,即使身边人都知道自己要失业,他也不作声张,焦虑像锅里怎么也不沸腾的热水,煎熬着日子。有时候,女儿会和江旭开玩笑,“爸,你没了工作,不会供不起我读完大学吧?”“真招笑,供你读完博士都没啥问题!”女儿从不拆穿他的谎言。

中午吃饭,江旭不再订二十几块的外卖,他来到公司旁边巷子里的小店,买五块钱的饼子,就着两块钱的咸菜,也能吃饱;不再买过百的衣服,饭店开业酬宾送的背心,刮掉饭店商标便是一件新衣;痛风发作到下不了床,也咬牙不去住院。他总拿工作忙当借口,但工作正离他而去。52岁,眼看离退休的年龄越来越近,离工作反而越来越远。

这已经不是江旭第一次面临下岗了。

1988年,江旭没考上大学。他并不沮丧,因为班级同学没几个考上的。在那个时代提高考,人们总是漫不经心,获得高中文凭,就足以在社会立稳脚跟。

江旭从小过着优渥稳定的生活,父亲是省委机关干部,母亲是沈阳师范大学职工。四个兄弟姐妹中,江旭与父亲关系最紧张,却依然凭借父亲的关系进了工厂。在全省最大的国营印刷厂——“辽宁省印刷技术研究所”的排版车间,江旭成了一名学徒工。在“286电脑”刚刚普及的年代,每天坐在厚脑瓜显示屏前敲打键盘,可谓是一种奢侈。

酒足饭饱之余,江旭常常怀想在国营工厂上班的岁月。他总是一手握着酒杯,另一只手的食指随着音调起伏,在桌沿上有规律地敲击,模仿着宋丹丹演出小品时的口吻,骄傲极了。“那时候的印刷行当是相当红火,国营厂子规模那是相当大了。”有多红火呢?“你就听吧,光沈阳就有多少间,一厂、二厂、三厂……” 他不忘自卖自夸,“我们的照排中心是全辽宁最大的,30多台大电脑,一个车间,从领导到学徒工就好几十人!”

上世纪90年代前,不只是沈阳,整个东北都是国营的天下,私人印刷厂只占零星一点。每个国营印刷厂都能从出版社揽到充足的样板。

1990年冬天,江旭裹着流行的军大衣,踏进省印刷技术研究所。入职那天,老所长告诉他,“等到年末结工资,我让你们都拿麻袋装钱!”

江旭当然知道,这些虚幻的承诺很难实现,“不装一袋子,装半袋子也行啊。”当时他感觉到,至少借着这份工作,他能安稳地迈入现实世界。

每周五晚,所长会在不到100平的舞厅举办员工舞会。每逢中午轮换岗位,江旭和四五个同事还会溜进隔壁啤酒屋,喝得红光满面。两毛五一瓶的沈阳黄牌,一个人就能造六七瓶,点上一盘花生米,一盘炝拌干豆腐,炒个溜肝尖。年轻职工没有鸡毛蒜皮的烦恼,日子更是逍遥。

但好景不长,安稳岁月很快被打破。“唠闲嗑、打扑克、喝穷酒”的沈阳人,很快就迎来了下岗潮。国营企业连连亏损,不堪重负的国家决心改革,号召企业破产重组,工人下岗再就业。沈阳的大街小巷,响彻着 “从头再来”的歌声。

刚20岁出头的江旭清醒地看见,私人印刷厂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国营厂子是怎么都竞争不过私人印刷厂。全成、美程、北陵、新干线……数不清的私营印刷厂一夜之间拔地而起,刷新了这座城市的产业图景。

江旭所在的排版部门,被研究所连机器带人一起转卖给了辽宁彩色图文印刷公司。这是一家私人工厂,每人都有两个选择,要么留在岌岌可危的研究所任由单位分配岗位,要么放弃国企工人身份,在私企打工。

1996-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来产权改造运动,下岗工人总量达到1500万人。所里的印刷机器老化,管理愈加消极,零件坏了,报修设备科,他们会一直拖到交稿前一天,领导们却不觉得这样的工作氛围有什么问题。江旭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越能感受到所长只会打空话,厂子前途堪忧。

图|沈阳某私营印刷厂

江旭后来得知,有太多继续留在国企的工人,或是被迫下岗,或是经受贫困的煎熬。一位部门同事,不到40岁的大老爷们,被安排到收发室打更。一千多块的工资一下子滑到六七百,妻子也下岗了,他成了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

最终,江旭选择从国企下岗,跟随部门转到新私营单位。他很庆幸,进入私营工厂后,江旭由排版部门换到业务部门,凭借出色的洽谈能力,在短短5年内升任了业务经理。他主要负责对接出版社,拉印刷业务,监督工时,并交付成品,完成一定基数还能获得提成。

再就业后,江旭听说一个同行老业务员65岁还在干。他觉得,自己也能干到那个年纪。

国企改制后的30年里,沈阳该解决的、没解决的下岗问题,都被时间稀释了。在印刷行业浸润了30多年,江旭对这个行业明里暗里的规则轻车熟路,他不曾料想的是,变化远没有结束。

2015年,一纸红头文件改变了行业状况——辽宁出版集团出台《印刷业务集约管理经营管理办法》。媒体解释说,这是“打出深化改革组合拳,挖潜内在活力”。对私营印刷厂来说,这意味着失去出版社的印刷订单。全省最大的生意来源,随着这份文件消失了。

图|出版集团

看到文件标题的刹那,江旭明白,又要重新洗牌了。江旭记得很清楚,“也就是那几年,要开始振兴东北国营经济,私人经济又不行了。”

两大国营工厂突然合并,成为辽宁出版集团直属印刷大厂。集团投入巨资,重新装修出版大楼,用原地皮变卖的资金,购买进口设备。同时,各大出版社被要求对外下调印刷价格。

外地私营印刷厂得不到效益,不再来沈阳揽活。一时间,许多私人厂子都黄了。

江旭所在公司的设备只适合印刷教材书刊,根本接不来广告和宣传单的活。过了春节,老板干脆直接转卖了机器。开了21年的厂子,没了。经历过下岗的江旭意识到,要找新工作了。

30年的从业经验,是他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赖以生存的最大本钱。他和妻子不同,妻子曾在初中毕业后考取会计证,念过两年大专。对于50岁的中年人,知识和体力都不再是竞争的资本,只有真正掌握一门实用的技能,才能在飘摇的社会里站稳。

依靠30年的行业人脉,他在一年内辗转了几家印刷厂,换了好几个新老板,总归在一家厂子固定下来了。目前印刷厂和出版社之间,几乎断了合作,江旭只能联系社会上的私人图书发行商,接一些排版订单。有时还能接到企业文件、手册之类的印刷订单,这才没让印刷机器彻底荒废。

到了月底,江旭甚至不太好意思拿工资。现在,他拼尽浑身解数为公司揽的业务,也抵不上过去业绩的一半。每个夜晚对江旭都是煎熬,他害怕第二天太阳升起时,曾经任职的印刷厂倒闭场景会重新上演。

最近,国营厂堆了太多稿件,没日没夜也印刷不完。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厂里领导,承诺会偷偷发给江旭的厂子一些活儿,如果交稿顺利,江旭就可以多得一点提成。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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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张芷若

编辑 | 吴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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