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远二本里，没资格当「小镇做题家」的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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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邹帅

**编辑 **| 毛翊君

「末梢」

绥化学院在黑龙江绥化市城区西部，边疆农业地区，几乎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在这个不发达也没有名气的小城市，即便是现在的火车站，也会让一些来报道的学生掉头就走。

这里没有高铁，都是绿皮火车，到站的时候真叫“下”火车，就是你要走过火车高高的一节一节铁台阶，地面的砖也凹凸不平。有学生下了车没去学校的接站点，打一辆出租车在市里兜一圈，拎着行李箱就回家了。

这是属于有选择的人，很多人没得选。学院至少三分之一是贫困生，生源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和农村。一些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即便有招生计划也很难收到学生。

她随手翻了下我的简历，问:“这是什么学校?”

我说:“绥化学院。”

“绥化学院在哪儿?”

我说:“黑龙江。”

“你当初怎么没上个正经点的学校呀?”

——《心里有根》节选

我在80年代毕业于这个学校，做过中学老师、公务员、 记者，2005年回到母校教写作课。17年里我接触的学生超过 3000 人，其中有很多是留守儿童，半数需要靠助学贷款和打工完成学业。

他们能够考来这里，也已经拼尽全力了。高等教育的学生分层，是基础教育学生分层的累积和延续。现在有个词叫“小镇做题家”，但我的绝大部分学生没有机会做这种人，他们条件更差，在村屯。

他们的父母多是农民、进城务工人员或是下岗职工，有的离异，家里有好几个孩子。他们小时候可能会挨饿，还需要照顾生病的父母，或是打工挣学费。来绥化上大学，是很多人第一次坐火车或出远门。

为了给爸治病，我家借了几万块钱。爸这边刚走，我姑就管我妈要钱。房子本来是我爸妈拿钱盖的，爷爷奶奶住东屋，我家住西屋，各过各的。我爸才走没几个月，刚开春，爷爷奶奶就往外撵我们，对我也爱搭不理，像对陌生人一样。他们好像开过家庭会议，大爷、大娘和姑姑跟着一起撵我们。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撵一次。

——《妈妈还在坐月子，爸爸走了》节选

高二暑期，我跟着工程队高空作业，安装玻璃幕墙，一天工资70 元。我有恐高症，让人用绳子吊下去以后，我管住自己不往下看，最怕吊绳摇晃，心脏好像悬在半空跟着一起摇晃，特别难受。我的低压达到49，有天午休晕了过去，旁边没人。醒过来以后，旁边还是没人，有点儿后怕。

——《谢天谢地，我选择了你》节选

●艾苓。讲述者供图

写这本书之前，我也在写学生的故事，主要是学校里的生活。爱人提醒我，你们学校的贫困生这么多，如果不把贫困生写进去的话不完整。我就设计了一个微型问卷，发到微博、QQ空间，学生还有一些陌生人给了各种反馈。

有人说“我从来不参与贫困生评选，特别讨厌，每次评选的时候我都会溜号”。还有人特别想倾诉，说自己内心的疼痛没有人知道，如果有空的话特别愿意跟我讲一讲。

其实我这时候就发现了那种隔阂。一个学生说他毕业的时候特别开心，一点留恋都没有，因为走出去他就不再是贫困生了。在学校，他穿一件李宁的运动服都会被别人说，“拿助学金还穿名牌”，好像他没有这个资格。他心里想，我从来不扔衣服，现在穿的这件还是高中买的，很多都破了洞。

除了在贫困生评选或者一些大张旗鼓的资助现场，他们内心的东西其实没有机会发出。我觉得这不只是一篇文章能写完的事情，应该是一本书。从2017年春节开始，我就着手做这件事。我选择了以2000年为节点，采访这一年之后的毕业生。

某种意义上，现在的教育内卷源于2000年——教育产业化开始破冰，我国大学取消了分配制度，就业开始需要自谋生路。而此前一年，大学全面扩招。就这样，毛入学率从扩招前的9.8%一路走高到2009年的51.6%，大量毕业生等待涌入市场。在基础教育领域，课外培训机构遍地开花，“小升初”“幼升小”择校竞争激烈，学区房房价飙升。

教育产业化让基础教育阶层化，对贫困生影响巨大。我爱人出生在农村，条件很差，冬天在学校睡一晚被子都能结冰。我是县城家庭长大的，我们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但是还谈不上教育鸿沟，因为没有什么补课，最多就是学校师资上有些差异。

不仅如此，大学学费也一路攀升，1997-2000年年均增长 32.67%，到2000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年均学费已达5000元左右。我爱人说，如果我们当时也收费，他根本上不了大学。我的一些学生也是如此，这笔数字会让他们贫寒的家庭雪上加霜。

几年前，我问姐姐：为什么我们家一直都没富起来？

姐姐说：因为我俩都上学，还都考上了大学。

——《青年记者的自我诊治》节选

「摸爬」

除了我自己的学生，朋友、同事也都纷纷转发，帮我联系自己认识的毕业生。为了了解更多情况，一些老师和班干部也参与了访谈，最终人数超过两百。

最开始我不知道该怎么呈现内容，是在采访过程中，

越发觉得我得撤退，用他们自己的声音去代替我，否则还是会有一种隔阂在。

我觉得这个群体不适合用几个词来概括，或者是贴标签。但如果要说存在一些共性特点的话，是他们比较自卑，缺乏安全感，有些人会有讨好型人格，心理建设要比同龄人更艰难。

这种心理结构会直接影响他们的行为逻辑，在决策时往往无可避免地偏向保守，放弃了更好的机会。这也是寒门难出贵子的一个原因。

我认为，贫困生的最大问题往往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心理问题。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和一位“富二代”同学一起逛超市。我觉得他一定会买很多东西，我就买了近百元零食。结账时才发现，他只花了五十多元，还有三十元买的是洗发露和沐浴露。回来的路上，他问我:“你为什么买那么多零食?”我无言以对，心在滴血。这其实就是一种心理上的虚弱和贫穷，认为有钱人都是挥霍的，总怕被看不起。

——《斗志昂扬的刺猬》节选

我初中成绩优秀，本来可以去省重点高中上学。校长跟我谈:留校就读，学校有嘉奖。只要每学期期末成绩保持在年级前十，就免三年学费。我选择了留校就读。

——《一直在路上》节选

●资料图。图源东方IC

毕业时，大多数人选择回到老家而不是大城市，找份稳定的工作，或者就是一直考“碗”——公务员。本身二本学生这个群体的选择就偏保守，贫困生则是其中更为保守的一群人。

比如，有个学生说原本觉得一定要成就一番事业，结果等毕业要找实习时，一想到大城市高额的前期费用，马上就退缩了。后来听说一个小地方电视台招实习生，之后能给落编，他就奔到那里，结果编制也迟迟没有拿到，他又继续考“碗”。

这种影响甚至会伴随终身，即便以后摆脱了贫困，但自卑、不安全感依然存在，会在做选择时下意识地施加影响。

大学同学都觉得我很成功，可我经常自卑。比如有时候岗位竞争，我就认为自己不行。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一直在努力克服。

——《没毕业证的毕业生》节选

贫困本身也会限制他们的视野。比如说我们有网络新媒体专业，有的学生上了大学才熟悉电脑，就比较吃力，会说能够保障的是不挂科，根本累死都做不出来同学那样的作品。

我把这群人的成长过程称为“摸爬式努力”。他们的成长中没有大踏步式的前进，也没有一个可以在成长规划上有些引导的长辈，只能自己一点一滴地摸爬，走哪算哪，可能有很多的弯路，然后取得一点点进步。

这种进步可能就是比父辈强一些，但可能刚到其他年轻人的起跑点。他们很多人的目标就锁定在下一代，让孩子能超过自己。

我和老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儿子在学历、见识、生活条件上超越我们。

——《一次次从零开始》节选

「迟到」

经过“摸爬式努力”，他们中可能没有所谓的“成功人士”，但这些人的案例还是表明，至少对贫困生群体来讲，教育依旧能改变命运。他们没有别的机会和资源走向成功，上大学很可能是风险最低，也是现有条件下最公平的上升通道。

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努力后，他们终于过上有别于上一辈的高质量生活，成为白领、记者，甚至自己创业，有人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开始反哺家庭、社会。

现在依然有人会说，上大学没有用，这就是只看眼下。即便是绥化学院这样的一个学校，高等教育还是改变了他们的认知格局，给了他们更多的成长空间。

2018年3月，我被派到哈维尔·卡雷拉第一中学任教，那所中学是智利时任女总统巴切莱特的母校。在我之前去的汉语教师都出身国内名校，但我没有压力。

我把每个汉字和它的实用性、它背后的中国历史文化联系在一起，学生很喜欢。我还讲到中国的书法和国画，并一一展示，那些学生都成了我的粉丝。在智利举办的“汉语桥”大赛中， 我的四个学生进了决赛。

——《书法到底给了我什么》节选

因为选择的毕业生时间跨度比较长，所以这本书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是2010年之前的毕业生，下半部分是之后一直到2020届的。这种时间跨度，也让我们看到这些年来的一些变化。

比如，“农场”在上半部分是一个高频词汇，很多毕业生会选择去那里。因为生活成本低，并且有编制。但是在下半部分，它出现的频率就非常低，说明学生选择还是有所变化。

●资料图。图源东方IC

农场之外的“考碗族”也是如此，在90后中，考公务员、回老家，这些比例有一些减少。进入全媒体时代，拉平了一些视野上的差异，走出黑龙江去大城市闯荡的学生变多了。

那种当众诉苦比惨式的贫困生评比也在2016年被教育部叫停了。之后的贫困生评定，开始尊重个体感受，公示内容不得涉及个人及家庭隐私。学生提交证明材料后，填写申请表和承诺书发到微信群，班级同学投票表决。表格简化了很多内容，不需要多少文字说明，比如那种惨的话不用写。

其实这本书在2017年9月就完成了，但我把书稿发给当时那家出版公司的编辑后，对方跟我说，内容很好，参与选题会的二十多个人都全票通过，但他们认为这个书应该重新定位。“贫困生”三个字既不能出现在书名里，也不能出现在任何宣传资料上，因为没有人关心这个。他们觉得书的重新定位是“当代年轻人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上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

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后来找其他出版社也不是很顺，这本书就被搁置了，一直到2022年才有了现在这本书。5年过去了，我又回访了之前的那些当事人，有些后续我完全没有想到。

各种社会矛盾集中体现在这些人身上，那些贫困的成长经历怎么影响他们的人生和选择也变得更清晰。比如，有一对情侣，男生家里比较穷，女生条件不错，2016年他们结了婚，当时非常甜蜜，一起养了只流浪猫，在北京打拼，像是永远会幸福下去。但是5年后再回访，他们已经离婚了，因为一个在金融公司加班赚钱，一个在清闲的国企拿相似的工资，不同的节奏里互相不能理解。

还有一个95后男生，5年前我记录的主要是他怎么在深圳找实习，但5年后，他的故事主题变成了网贷。因为手机丢在出租车上，又买不起新的，他一步步陷进了网贷里，欠款最高峰时达到18万元。

可能这本书延迟得刚刚好。我和学生们也都在成长，他们的故事也更完整，更像是在给他们写一部分人生的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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