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姥斗大麻：当华裔家长出头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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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姥姥斗大麻：当华裔家长出头抗争

作者：林嘉燕　　2019年12月9日纽约时报中文网

我早上等公交车的时候，经常看到附近小学的美国孩子们跟家长和老师一起站在马路边，举着手画的标牌喊口号。9月份气候罢工，牌子上写着“一个地球，一个未来”；3月份我们学区老师罢工，孩子们喊，“我们的老师应得更多”。去年反对特朗普在墨西哥边界修墙，市民上街游行，那天我碰到了邻居七岁的儿子跟他父母在一起，一边蹦一边唱“手太小，墙造不了”。

在我住的加州奥克兰，孩子们一般很小就开始学习如何发声来促进社会变化。我感觉很有意思，因为我在这附近长大的时候，哪里懂政治。我父母也从来没有带过我参加游行。我小学念的是加州南湾的一所私立学校，校方敦促老师们不要发表私人政见或鼓励孩子们参与什么政治行动，因为学校的许多亚裔父母强调孩子上学的目的是增加知识，不是关注政治。

我倒是记得在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的美国老师大声批评一位韩国同学，说他说话声音太小，老师听不见。接着，老师把我们全班带到了学校的运动场，让他一个人冲着学校边上的一排红木树大喊。他喊了一次，老师不满意，说声音不够大，让他再喊。他又喊了一次，声音比前一次还小，于是哭了起来。我为那位同学感觉丢脸，也感觉困惑，因为在我以前上的中文幼儿园，老师喜欢孩子们低头乖乖学习。我对这件事情的印象很深，因为那天是我第一次明白，亚裔在美国社会的声音太小。

其实，最近几年，美国亚裔的政治参与度在慢慢上升，尤其在教育方面的问题上，体现了亚裔保守派的崛起。但是选举数据显示，亚裔的政治参与算是所有美国族裔当中最低的之一。2016选总统大选，亚裔投票率由2012年的47%上升到了49%，但是跟60%的总体投票率来比，还是低。亚裔在地方选举也并不积极，2018年期中选举，加州33%的亚裔投了票，由2014年的18%差点翻了一倍，而整个加州合格选民的投票率是51%。“我们没时间，忙工作”或者“我不懂政治”是我身边许多亚裔所声称的理由。

因此，我真没有想到今年3月份，我90岁的姥姥突然给我发来一张照片，上面她正举着标牌，跟一群中国移民站在她所住的山景城市政厅示威。标牌上的英文写着“山景城反对大麻”(No Marijuana in Mountain View)。

“我在市政府发言，反对山景城开大麻店，”她接着发来短信。我能感受到她的骄傲。“在我们18位老人当中，只有我一个人发言，还上电视了。”

一个90岁的老太太，又不会说太多英文，没有车，也不会用社交网络，怎么突然出现在市政府反对大麻？

我马上给姥姥打电话。“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政治了？”我好奇地问。

姥姥回答，“我原来不懂，但有年轻人给我解释，我就懂了。”

“年轻人？”我问。“从哪里来的年轻人？”

姥姥住在山景城的一家老人公寓。几年前，她搬出自己买的房子住到那里，很多朋友和亲戚都不了解为什么。原来，山景城这家老人公寓一共有近两百位老人，其中四分之三都是华人，每天有人组织广场舞和太极拳，开窗户可以闻到邻居炸鱼的味道，这都让姥姥想起了她90年代初搬到美国前在北京一直住的那个小区。

原来，去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一群30到50岁的中国移民来到了姥姥住的老人公寓，挨家敲门，说需要老人出马，帮助保护山景城的孩子们。2016年加州64号提案将休闲大麻合法化以后，今年山景城计划批准四到五家大麻店，一家中国超市旁边就要开一家，反对者提出，那里是孩子放学去参加课外活动的必经之路，把店开在那里对孩子不好。这些家长创立了一个将大麻商逐出山景城的基层运动，他们需要更多人的支持，于是请求老人们的帮助。各位老人想起了自己的孙子，也开始替这些山景城的华裔家长们着起急来。

姥姥就和她的十几位邻居，上了这些“年轻人”的车。到了一家咖啡馆，这些父母请老人们吃蛋糕喝咖啡，边解释，反对山景城卖大麻只有一条可走的路：必须在选举时把支持大麻的市议员投下去，还必须在市政府的公开听证会上发言，以示团结。

“就这样，我就明白了，”姥姥打住话头。接着，她问我知不知道吸大麻对脑子有害，讲起她在会上学来的知识。

我记得姥姥很多年前考公民入籍考试，花了很多时间背面试会问的问题：美国一共有几个参议员、谁是第一任总统、美国国旗什么颜色等等。但没有人明确地告诉她民主需要积极参与。

虽然我出生在美国，像许多亚裔孩子，我的父母和姥姥只在乎我的学习成绩，没有跟我谈过政治。我到了大学才学会关注政治，但是学得很快，因为我上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生活很活跃，学校大门前差不多每周都有各种各样的罢工游行、政治抗议等。我记得2012年总统选举，上大一的我第一次有资格投票，不懂应该早上一起床就去投票亭，等到四点下课以后跟同学们跑去排队，虽然排到晚上七点队还是很长，而且电视上已经宣布奥巴马在加州赢得多数，但是我们坚持完成我们的第一次投票。

我在2016年投票支持大麻的合法化，但是听说姥姥在市政府发言，我一点都不反对她这么做。我之所以支持大麻的合法化，是因为觉得它的危害并不比香烟大，而且你总能买到它，但与其走黑市渠道让南美的毒品卡特尔挣钱，不如走正规渠道，至少安心。不过，我不期望姥姥会理解这些，光知道她愿意参与这种邻避抗争，我已经很开心了。

但有趣的是仅仅一星期后，当我告诉姥姥我计划参加支持核能源的游行，希望和她聊聊有关环保的政治话题时，她马上就拒绝我。“哎呀，你千万不能参与政治。浪费时间。你应该专心学习。参加游行太危险了。”她对自己参加政治活动感到很骄傲，但轮到我她就不高兴。

我不完全了解她的想法。但在我的亚裔同学朋友中，没有人的父母参加过这样的政治活动，除了2014年，有很多华裔家长反对第五号加州宪法修正案，因为担心招生中恢复使用种族平权措施会破坏亚裔孩子在加州大学的录取机会。当年，姥姥也被认识的华裔家长朋友拉去游行去了。

出于好奇，我就联系上了山景城那群反对大麻的家长。

学习郊区政治

山景城，像许多美国的郊区，给人一种干净、空荡荡的感觉。住在伯克利大学城，我习惯了街头满是脚步匆匆赶去听课的学生，以及许多举着标牌、酷劲十足的乞丐，比如：“太懒，做不了强盗；太丑，卖不了身体”。伯克利的街头散发着自由、青春的气息，而山景城的住宅区多，42%的居民是房主，感觉是老百姓安安静静养孩子的地方。跟许多南湾的城市一样，山景城的亚裔人数相当多，占全部人口的30%。

虽然2016年加州通过公投将大麻合法化，但下面各个城市能否合法开店，还要看地方法规。在南湾，许多城市通过立法禁止或限制大麻的买卖，比如圣何塞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大麻商不能在学校、公园、图书馆，或住宅区1000英尺之内开店。据当地媒体报道，山景城差不多三分之二的选民当年投票支持大麻的合法化，但两年以来，卖大麻的矛盾一直存在。去年，大麻零售商建议在山景城开两家店面业务、两家送货业务，但是许多华人活动人士希望全面禁止大麻生意。

在山景城的一家咖啡馆，反大麻活动四位牵头的华裔家长跟我聊起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就是姥姥所说的“年轻人”，30到50岁之间，差不多十几年前移民到了美国，两三年前搬到山景城，很熟悉美国文化，讲话时不时会插一句英文。见面之前，我加入了他们的微信群，可以感受到他们非常有组织，彼此都是很好的朋友，我遇到交通堵塞晚了15分钟，到的时候，他们正开心地聊着天。

他们告诉我，两年前他们几乎都不认识，是反对大麻把他们带到了一起。尽管如此，他们指出，反对大麻运动中许多人在2016年实际上投票支持大麻合法化，包括他们之中的几位。有一位王先生解释，“有些人支持Proposition 64（64号提案），因为他们认为吸大麻不应该导致进监狱，但这并不说明他们支持城市应该开大麻店来鼓励大家吸大麻。”鉴于在中国，吸大麻的惩罚相当重，南湾华人长久住在美国，看法可能会更开放一点。

王先生告诉我，刚开始，有消息通过口口相传到了他们的耳朵：他家附近要开一家大麻店，离他孩子上的小学只有几条街。当时他想，亚裔父母管孩子很严，但其他邻居不见得会看好孩子，他们买到的大麻糖果可能会落到自己孩子的手里。即使加州法律规定只有21岁以上的人允许用大麻，但是家长们也害怕如果学校附近有大麻店，会营造出一个大麻文化，孩子看到别人吸，会迫于同辈压力自己也吸。王先生笑着解释，“华人其实是代表中间的观点，平时都是认认真真上班、挣钱，然后不会给社会制造麻烦，但如果城市的法规影响到下一代，他们会站出来反对。”

确实，虽然许多华裔家长很积极参与到了这次公众运动，四位牵头家长还是希望保持低调，不愿意公布自己全名或者照片，因为并不想成为公众人物。“反对开大麻店是山景城华人的集体努力，我们就是中间普通的一员，”王先生说。“我们不想凸显自己，显得和其他人不同。”

他们也没有想到运动声势会这么大。其中一位徐女士说，“刚开始[我]没有什么strategy（策略），我代表我个人，你先remove（除掉）我家附近那一家，再说其他的”。王先生接着解释，“我们没说要做什么社区领袖——没那么多空间时间——大家能保证小孩儿健康快乐的长大，这就是大家的目的。”

但如何防止大麻店在山景城的开张，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告诉我，当时他们都不知道市长是谁，以前收到市府选举表都是随便填名字，谁的名字喜欢就打勾。对他们来说，用民主手段进行抗议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原来表达意见的渠道都存在，只是没有人了解而已。

后来群中有人发现信箱里收到了一张小卡片，邀请山景城的居民来参加市议会会议。他们发现山景城每周市议会会议都有公众意见环节，市民有权发言。

四位牵头的家长说，2018年5月份第一次参加公众意见环节，毫无效果。在会上，市议员推进了山景城开设大麻店的初步计划，有人提出应该开一到两家，也有的人不想限制数量。他们说，时任的前一届的市长伦尼·西格尔(Lenny Siegel)看到有些华裔听众反对，但是不把他们当一回事，尤其鉴于很多亚裔在美国政治上经验缺乏。王先生笑着说，“我们在开会时候就跟他讲，我们会把你选下来。”

接着，他们几位就开始行动起来，寻找更多的支持者，提高山景城华裔共同体的意识。

先是扫街。通过朋友圈、学校组织的家长茶叙活动，甚至一家一家敲门，几位家长慢慢地发力，增加他们背后的支持者。我姥姥就是在去年那时候加入的。徐女士告诉我，敲她门的时候，姥姥很积极，虽然90岁，还是“耳聪目明，脑子很灵活，非常好玩儿”。这些牵头的家长说，山景城几家老人院加起来一共有80位华裔老人愿意参加。一名家长还开始了一个网上请愿，要求全城只开一家大麻店，收集了700人签名，另外在街头征集了400个签名，大多数是华人。他们发现，许多华裔移民对自己的公民权不了解，但当你解释给他们这些社会问题，他们就会关心，并行动起来。

接着，这几位家长直接给市长和市议员写信，给他们看1100人签名的请愿。几位家长还做了很多研究，将大麻对身体的危害和它对犯罪率的影响，做成幻灯片，他们为此搜索了很多数据和科学论文。很多家长都是学理科的，有些人还有统计学背景，所以做起来得心应手。

家长们说，他们抗议行动的参与者以华裔为主，主要的引擎是微信群，但在扫街时候，以及在家长教师组织发言的时候，他们也看到了山景城许多反对大麻的印度移民、西裔和白人家长。山景城最早发起反大麻运动的实际上是西班牙裔，但是最近几年当地西班牙裔活动人士更关注租金上涨问题，而前一届的市长西格尔虽然支持大麻商，但反对涨房租。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去年10月份有初步的成果，市议会限制计划开四家大麻店，对家长们来说，至少比无限开店要好。但他们还是不满意，争取一家大麻店都不要开。

到了去年11月，该选下一届的市长和三位市议员时，候选人都知道山景城有一个华裔团体反对开大麻店。也许是老天不负有心人，西格尔市长选下来了，一位反对大麻店的候选人丽莎·马蒂恰克(Lisa Matichak)当选为新市长，新当选的市议员不是大麻店的支持者。选民最关心的问题还包括房产与流浪人口的政策，但是家长们告诉我，由于议员候选人的第四名与第三名之间差了四五十票，所以他们认为，那80位老人的票功不可没。据报道，议员第三名和第四名之间之差0.6%选票。

新市长马蒂恰克上台后，家长运动又开始参加公众意见环节。这四位家长说，这种会平常没有人，但关于大麻店的问题，每一次都有一两百人在场表示反对。在会上，大家都有机会发言，每个人两分钟，晚上六点钟开始讨论，有时候一直会谈到夜里一两点才结束。

大麻商也请来自己的说客，他们提出了有力的论点，强调山景城居民2018年选举赞成大麻商9%的营业税，前市长西格尔原来预计城市一年可以获得一百万美金，也强调山景城比周围的城市开明。王先生认为，大麻商号称代表自由，但实际上他们代表的是挣钱。

各位家长告诉我，在市议会会议发言和讨论不是最困难的部分，最难的一步是出头。许多华裔移民到美国都认为民主是自动的，自己不用出头因为可以依靠别人做到。他们现在知道它的不易，扫街时候站在陌生人的庭院，能举手敲门，已是勇气可嘉。

虽然他们一直想保持低调，但也感觉媒体没有看重他们。我后来读了当地媒体的报道，感觉大多本地新闻把他们描述为典型的“直升机父母”，过分保护孩子们，并省略了他们论点的细微差别。

这场戏剧冲突也体现出主流政治对华人团体的一些老套和偏见。被选下去的前市长西格尔曾经说过，他感觉华裔反对大麻的原因是中国历史上鸦片战争留下来的创伤，这番话引起了争议，新当选的副市长安倍古贺(Margaret Abe-Koga)今年三月份批评了西格尔，称他种族歧视。后来确实有华裔家长在发言中提到鸦片战争的教训，但也有很多人是担心社区治安、超市外面烟雾缭绕等。

今年5月份，市议会终于决定山景城不许开大麻店，只允许送货业务，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虽然是市议会投票决定山景城和大麻的未来，但华人团体似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随之引起了争议。

市议会投票决定的第二天，在当地新闻网Mountain View Voice的报道下面，有一些居民留言痛骂华裔团体，也有些为他们辩护。

一位叫“可耻”（Shameful)的人留言写道：“真行！一群信教的华裔移民逃离他们压迫性政府，现在却是正在倡导压迫美国这里的人们！”

接着，有人反驳：“哇，你对中国移民的提法才是可悲和可耻的。因为你不同意某人，你就侮辱他们的民族？你的名字叫特朗普吗？如果在这里出生的人都像中国人一样努力工作，这个国家会是一个更好的地方。”

后来，当我提到“可耻”的这番话，胡太太解释说：“我们不是基督徒，但有可能參加public hearings（听证会）的人士其中有基督徒。”

一把双刃刀

前年跟朋友在纽约时报广场观看了一场街头表演，内容跟“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livesmatter)运动有关。当时，表演者嘲笑了特朗普对穆斯林移民的态度，观众爆发出欢呼。接着，表演者现场选了一位亚裔男士参与表演，看起来应该是外国来的游客。当他被问到叫什么名字，他开始回答，表演者打断他的话，告诉观众他叫“ching chong”就可以了，还笑他眼睛小，把他的手放在一名女观众的腰部，说亚裔男人性变态。

我们是观众里唯一的亚裔人，大家都在大声笑，那位男士没办法，也假装跟着笑，我和朋友感觉非常不舒服，就离开了。后来我们跑到了唐人街的一家奶茶店讨论起这件事，后悔当时没有大声地指出表演者的不对。

亚裔是美国的“模范少数民族”，经济上成功，政治上安静，所以许多人不把亚裔看为少数，认为不能嘲笑其他种族的困难，但亚裔可以。

在我看来，这不是因为亚裔做错了什么，而“模范少数民族”是其他种族给亚裔贴的标签，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总的来看，亚裔总的来说确实在美国很成功，但另一方面，持续这个比较安静、乖乖工作的刻板印象导致了美国亚裔的意见被其他人忽略。

可以说，反对大麻的家长、之前反对种族平权措施的抗议者、甚至2020年美国总统候选人杨安泽(Andrew Yang)的现象，都体现亚裔在美国民间政治领域越来越活跃、直言不讳。但在这方面，有时候亚裔也是自己的敌人。杨安泽最近受到批评，因为他在竞选活动中认同了“模范少数”的印象，还有反大麻的家长们坚持告诉我他们平常认真工作，只是逼得没办法担心孩子有危险才出头。如果亚裔在美国希望颠覆这个刻板印象，必须开始放大他们的声音，不能怕煽动。

那四位家长告诉我，反对大麻只是一个开始，以后他们希望更多亚裔会关心自己的周围，无论跟他们想法一样还是不一样，也不用都是政治方面，即使看到路上的树倒了，通知市府也是一种关心。牵头家长的一位程女士告诉我，“除了我们反大麻本身的意义，我们也想让人知道有这么一个亚裔的团体存在，他们也要关心我们的想法。”

至于下一步？他们希望群中有人出来在市议会上代表大家。我问他们谁有这样的打算，他们笑着回答太忙了，又要照顾孩子，又要工作。尽管如此，群中的各位保持活跃，给市议会做义工，帮助做外展工作。

我姥姥也告诉我，她明年打算找这些“年轻人”给她解释联邦大选的名单。

我问，“你为什么不找我解释呢？”

姥姥坚决回答，“不要耽误时间参与政治，要专心工作。”

我告诉四位家长，他们笑了起来。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为了保护孩子，父母什么都愿意做，但想到自己孩子去做一样的事情，他们笑着说还真的要犹豫一下。

虽然我跟他们很多政治想法可能不一样，比如我支持控制房租（因为我是租客），也支持大麻店的开张（我许多朋友用），但我佩服他们，也希望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

上个月在伯克利的一家小拉面餐馆，我看到两位白人顾客在欺负亚裔女服务员，嘲笑她的口音。我想起了自己那次在时报广场没有帮助那位遭到欺负的男士，就打断了他们的话，提醒两位顾客不要歧视别人。

虽然他们说我多管闲事，后来我买单的时候，那位女服务员小声地向我耳语了一句“谢谢”。我明白了那几位家长的意思——惹人家生气、被骂，实际上不是那么难受。最难的一步是出头。

林嘉燕(Jessica May Lin)，自由撰稿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学研究员。

(XYS2019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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