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国营单位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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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单位是时代的产物。

而实不相瞒，我是国营单位的产物。它带来的记忆，既是荣耀的，也是忧伤的。

01

1988年的秋天，我出生在四川一个国营企业的厂医院里。

算起来，我是这里的第三代。

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企业的职工。1960年代，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当年的背景是三线建设，大量的工业企业被内迁。

这大概是第一代职工的样子。

他们的子女，也就是我的姑姑、叔叔和舅舅们，在成年后也以不同的途径，进入了企业。

那时候管这个，叫接班。

于是，两代人都有了同一个单位，整整齐齐的。

工作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个人问题。

老职工们似乎都认为，让彼此成为儿女亲家，是最好的安排。这不光是知根知底的问题，多少还有点“级别般配”的意思。

我们那个厂是省工业厅管的，叫厅属企业，效益也不错，厂长的级别似乎比县长还高半格。所以，谁要是找了县属企业的对象，往往会成为大家嘲讽的目标。

老职工们因此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儿女们“内部消化”。

“咱们啊，就静等着吃喜糖吧！”

经过这样的婚配，厂里的职工多少都有点沾亲带故，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等到我们这一代出生时，长辈已经会相互开玩笑说：

到他们长大，再在厂里找对象，该不会就算近亲繁殖了吧，哈哈哈哈哈哈。

02

在我最初的记忆里，国营单位的生活也的确是惬意的。

我们那个厂远离城市，大门一开就是农村，大门一关就是社区。

这个社区拥有那个年代令人羡慕的配套，似乎不出大门，也能在这安安稳稳过一辈子。

这里有澡堂有食堂，有邮局有银行。厂区里的国营商店，供应时兴的零食，好多东西外面的供销社根本没有。

刚才说到我出生的那家厂医院，只要是厂里的职工，看病也几乎是免费的。

医疗水平说不上有多高，但很重要的一点，那里的医患都是友好的同事关系，能感到如春风般的关怀。当年接生我的医生，我管她叫阿姨，至今还和我母亲保持着频繁往来。

孩子出生了，白天父母上班，没人看管怎么办？幼儿园都是次要的，企业还开办了婴儿室，专门照看不到三岁的儿童。

下面是我两岁在婴儿室的照片，你们可以猜猜哪个是我。

当这些孩子们到达学龄时，能够顺理成章地入读厂里的子弟学校。每天我们放学之后，就会来到工厂大门口等父母下班。

不是父母接孩子，是孩子接父母。

下班时间是五点，以大喇叭的音乐为号。大约4点45的时候，大门栏杆后面就会挤满了人。

音乐声响，栏杆抬起，乌泱泱的人群鱼贯而出。

我记得大人们常开玩笑的一句话：上班磨洋工，下班打冲锋。

工厂的大门。

厂里的人们工作好像不怎么累，但文化娱乐生活却很丰富。这里建了一座可以容纳千人的剧场，定期放映电影和举办文艺演出。剧场前的灯光球场，也是举办露天舞会的场所。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叫“企业办社会”：对单位来说，它承担了社会的职能；而对职工来说，单位就是他的社会。

这里既像一个象牙塔，更像一个乌托邦。

身处其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想到，有一天剧变的发生。

大约在这场晚会的时间，大家载歌载舞，其实这算是“最后的盛宴”了。

03

就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国家第一次取消了粮票。

外公对这件事情很兴奋。

他是从“二野”转业下来的老干部，热情地拥护“邓政委”和他的改革开放。他认为，取消粮票这件事，是粮食开放供应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

所以，外公在我的名字里取了一个“放”字。

别人问他：老革命，你给外孙取了个什么名字。他会回答说：

放，改革开放的放，解放思想的放。

说实在的，外公的思想其实没那么解放。

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舅舅，思想就要解放得多。

心思活络的舅舅，听到外面风起云涌的各种事情，并不满意在单位按部就班的生活状态，一心想要搞点事情。

在1990年代初的某一天，他跟着几个哥们，背着单位的领导，去温州倒腾电子表。

只是，他时运不济，那次没有踩准，还赔了不少。在单位里挨了处分，在家里被外公骂得半死。在外公眼里，这叫不务正业，叫投机倒把。

舅舅从此再也不敢动这个心思。

后来，单位效益开始变得不好，下岗的职工们自谋出路，也都被迫开始“不务正业”了。

舅舅很后悔，说当时要是坚持下去，说不定早就成了。

**04
**

对我而言，情况的变化是从子弟学校的变化开始的。

老校长退休后，子弟学校的初中停办了。因为全校只有他一个人会教物理，他不在了，新老师也招不来，初中也就办不下去了。

左后那个穿白衬衣的先生，就是老校长。

很快，小学的教学质量也开始受到影响。

母亲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于是辗转托关系把我转到了城里的小学。我还记得，当时的择校费是500块钱。

那段对我来说是极其难熬的经历。

当三年级插班进去时，班里的同学已经相互熟悉了，我像是一个外来者，一个人也不认识。

班里同学的父母来自不同的单位，他们会比较自己父母的工作谁更好。但那时，我们那个厂，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困难户了。

原有的体制被打破了，对小孩子来说，可能只是一个融入新环境的问题。

对大人们来说，就是自谋生路的问题。

我们家最早出去打工的是姑姑。

大约在1998年的样子，她自己一个人去往了成都，最开始寄居在朋友的家里。据她讲那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

当时的通讯和娱乐都不发达。虽然两地仅仅相隔几十公里，离乡背井的感觉依然强烈。她后来对我说：

晚上孤独时，只有一本《读者》杂志可以翻，翻来翻去，反复看好几遍。

有一段时间，她又回到我们当地卖米线。国营厂出来的人，普遍面子思想重，面对热情冷暖，会让他们觉得异常敏感。

她说，有一位以前她瞧不上的农村同学，应该做生意挣了钱。在她在卖米线的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在店门口佯装着晨练。

就像在炫耀，扬眉吐气一样。

很难，但要养家糊口，也要坚持下去。而我的父亲，也尝试过各种工作，比如开出租、夜啤酒之类。

转学后，我的成绩很好，很讨老师喜欢。我记得班主任还到专门到我们的夜啤酒摊上来光顾过。

其实，父母这些一直吃“大锅饭”的人，起初根本不知道怎么做生意。

家里真正好过一点，大约都在2008年地震之后了。

这几乎是十年的蹉跎和低谷。

05

后来，我才知道，当年跟他们有同样经历的人，多达数千万。

那在国家的历史上，也是一段不小的阵痛期。

父辈的经历给我一个很大的认知，就是这个世界就没有真正意义的“铁饭碗”，片面追求稳定，是极其错误的。

**即便享受着稳定的当下，享用着时代的红利，也不能以为这是永恒不变的，始终要有迎接变化的准备，应对变化的勇气。
**

可能有的人运气好，能一辈子拥有安逸的生活。

但更多人不是。

今天忽然讲到这些，还有一个原因，是最近听到了不少悲观的声音。

前两天一位朋友同我喝酒，他事业遭遇波折，整个人很丧。

对成长在经济高速发展期的我们这代人来说，或许这是第一次，感受到经济下行的压力。

我也不太会安慰人，就把父辈的故事讲给他听，希望他能有信心。因为至少当年我的父辈，经历过比现在更大的困难。

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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