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流行病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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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加快了人和物资的流通，也让细菌和病毒的流通更加便捷

众所周知，战争、革命和经济危机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而在历史学家斯诺登 (Frank M.Snowden) 看来，流行病对社会的影响力绝不亚于战争、革命和经济危机。他在《流行病与社会：从黑死病到现在》(Epidemics and Society: From the Black Death to the Present) 一书中讲述了流行病在全球化之前的西方世界和在全球化时代的全世界所造成的长期社会、政治与文化后果，梳理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最显著的历史教训，莫过于不可预测的流行病对大国战略的破坏力。拿破仑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统帅之一，但是他的霸图两度因为流行病而落空。1801 年年底，拿破仑派遣他的妹夫勒克莱尔 (Victor-Emmanuel LeClerc) 率领军队渡过大西洋，镇压海地的黑人革命。当时法国还统治着北美大陆广袤的法属路易斯安那 (French colonial Louisiana) 地区，拿破仑希望以海地为跳板与英国较量，在西半球建立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然而，派往海地的法军在成功镇压革命之后，很快便因为黄热病而大批死亡，勒克莱尔也在 1802 年去世。拿破仑不得不放弃海地，并在 1803 年把法属路易斯安那卖给新兴的美国，这成为法国势力淡出西半球和美国「西进运动」的转折点。

1812 年，拿破仑亲自指挥 61 万大军入侵俄国，起初所向无前，势不可挡，但是由于水土不服，加之俄国军队事先污染了沿途的水源，导致痢疾和通过虱子传播的斑疹伤寒在法军中流行，造成死伤枕藉，大量减员，士气低落。拿破仑虽然挥师攻入莫斯科，无奈俄国军队坚壁清野，严冬来临天寒地冻，只能被迫退兵。当法军撤退到华沙之后，原本的 61 万大军只剩下不到 6 万人。一度几乎涵盖了整个西欧大陆的拿破仑帝国因此分崩离析，各个附庸国纷纷脱离法国独立。1814 年拿破仑被迫退位并被放逐，此后他虽然卷土重来，但最终因为滑铁卢战役的失败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流行病常常会加剧平时隐藏在日常秩序之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1884 年，意大利爆发霍乱，作为疫情中心，意大利南部第一大城市那不勒斯有 6000 人因此死亡。霍乱病人主要是卫生条件不佳的下层民众，而上层人士少有染病。阴谋论在下层民众中盛行，很多人相信这次疫情的起因是当局为了清除低端人口而暗中投毒。市政当局派遣由警察护送的医生挨家挨户清查疫情，更激起了广泛的怀疑和恐惧，下层民众对警察和医生的攻击一度发展成为巷战，迫使政府调动军队镇压。而当一名杂货商人的儿子在医院不治身亡之后，此人激动地宣称是医生谋杀了他儿子，由此导致了一场暴乱。

流行病所引发的「阶级之战」不仅包括下层民众针对上流社会的造反，也包括上流社会对下层民众的镇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欧洲上流社会习惯于将人口稠密、房屋破败拥挤、环境肮脏恶浊的无产阶级聚居区视为瘟疫策源地，将贫穷的无产者视为「危险」的疾病传播者。19 世纪对于无产阶级的两次最为血腥的屠杀，就发生在曾经两度爆发大规模霍乱的巴黎，一次是 1848 年，卡芬雅克 (Louis-Eugène Cavaignac) 残酷镇压「六月起义」；另一次是 1871 年，梯也尔 (Adolphe Thiers) 血洗「巴黎公社」。导致这两次屠杀的原因，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阶级矛盾，还因为当时的巴黎上流社会相信这个肮脏褴褛的「危险的阶级」充满了道德上和病理上的邪恶。

自古以来，对于流行病的防御措施常常包含了对特定人群的社会排斥，而这种排斥又常常反过来助长了疾病的扩散。1896 年，源于中国云南的鼠疫经由香港传播到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西海岸大都市孟买。殖民政府对感染者实施强迫隔离措施，并以铁腕手段开展盘查、消毒、疏散，对受感染的社区房屋毫不留情地予以拆除。这些措施并非出自医学上的深思熟虑，而是草率生硬的高压政策，体现了殖民政府固有的傲慢。孟买有一半的居民逃出城外，动机是畏惧政府的铁腕手段更甚于害怕染病。孟买政府宣称其措施有效控制了当地疫情，然而，逃出城外的几十万人却使得疫情不仅遍及全印度，而且随着新兴的蒸汽轮船播散到了欧洲、非洲和美洲，造成人类历史上第三次鼠疫大流行。

政府对于流行病的不作为、隐瞒和否认在历史上经常发生。那不勒斯在 1884 年的霍乱之后，耗巨资重建城市，市政当局信誓旦旦地宣称这座城市永远不会再有霍乱流行。然而，1911 年，那不勒斯再度爆发霍乱。意大利政府和那不勒斯市政当局联手封锁消息，委派秘密警察没收医生关于如何防范霍乱的传单，逮捕向公众警告霍乱疫情的医护人员。当时正值意大利王国成立 50 周年，意大利政府担心疫情一旦公开，会破坏庆典气氛，损害国家形象。而那不勒斯市政当局在城市重建过程中与黑社会相互勾结，中饱私囊，令工程质量大打折扣，如果公开疫情，无法对公众交代。政府的隐瞒导致这场霍乱传播到了那不勒斯之外，席卷意大利全境，成为大作家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的著名小说《死于威尼斯》的故事背景，最后又传播到了美国。

南非政府对于艾滋病的态度更是令人扼腕。1980 年代初期，南非发现了艾滋病。早期的病人几乎都是黑人，当时种族隔离制度下的白人政府对艾滋病采取了漠视态度。从 1990 年起，南非逐步废除种族隔离制度，1994 年，曼德拉领导的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赢得选举，执政至今。但是，艾滋病在南非的流行并未因为黑人政治地位的提高而得到控制。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加速了人口流动和经济开发，令大量本国黑人、底层白人和邻近国家的移民劳工背井离乡，生活在失去家庭关系的打工宿舍区。宿舍区内部频繁爆发不同种族和族群之间的暴力冲突，而且宿舍区人员经常会闯入地方社区强暴女性。南非社会普遍将艾滋病视为病人自作自受的结果，缺少对艾滋病成因和传播途径的科学认知，甚至忌讳谈论在性生活中使用避孕套，这种蒙昧状态令艾滋病的传播愈演愈烈。1990 年代后期，艾滋病在南非出现爆炸性增长，控制疫情刻不容缓。

然而，1999 年接替曼德拉担任南非总统的姆贝基却对艾滋病采取了不作为的立场。姆贝基拒绝相信艾滋病由 HIV 病毒引起，怀疑国际通用的抗 HIV 病毒药物的有效性，认为通过增加营养、增强免疫力就可以防治艾滋病。姆贝基执政时期的南非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在原则上拒绝对 HIV 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怀孕妇女提供上述药物的国家，造成大量的母婴传播。2006 年，南非达到了艾滋病流行的顶峰，超过 34 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将近总死亡人口的一半。南非的人均寿命从 1998 年的男女 68.2 岁，降为男性 52.3 岁，女性 54.7 岁。2008 年，随着姆贝基辞职，南非终于结束了对艾滋病的否认时期，政府大力普及艾滋病知识，推广使用抗 HIV 病毒药物。时至今日，南非的艾滋病疫情有了很大好转，但依然相当严峻。每 5 个南非人中间，就有 1 个是艾滋病患者。

对于防治流行病来说，社会进步是关键。前文提到，那不勒斯在 1884 年霍乱流行之后的城市重建并未阻止 1911 年的霍乱疫情再度爆发。但是城市重建也不乏成功的案例，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从 1850 年代到 1870 年代由奥斯曼 (Georges Eugène Haussmann) 主持规划实施的巴黎改造工程。在重建之前，巴黎市中心的旧城区自从中世纪以来几乎没有改变，有些街区平均每 3 平方米就有一户居民，拥挤脏乱，令人窒息。在 1832 年的霍乱流行期间，巴黎有 18400 人死于疫情；1848 年的另一次霍乱也造成了不计其数的感染和死亡，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凄惨绝望的旧城区。奥斯曼的改造工程拆除了此类中世纪城区，修建了宽敞的街道、公园、绿地、广场、新的下水道和供水系统，这次改造极大地改变巴黎的城市格局，使其成为现代都市的模范。1892 年，德国爆发霍乱，距离巴黎 700 多公里的汉堡有约 8600 人因此丧生，但是巴黎未受影响。这说明了城市改造的成功。

和硬件改造相比，软件层面的社会发展更为重要。「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美国占领下的意大利撒丁岛赞助实施消灭疟疾的项目，方法是喷洒杀虫剂 DDT 扑杀传染疟疾的病媒蚊，1951 年，撒丁岛成功消灭了疟疾。当时舆论认为这是 DDT 效力的体现。但是多年后的回顾性研究表明，洛克菲勒基金会高薪雇佣大批当地居民喷洒 DDT，提高了这些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力，从而改善了社区的经济状况和卫生条件，这才是消灭疟疾的关键。世界卫生组织错误地总结了撒丁岛的经验，从 1955 年开始在全球推广使用 DDT 灭蚊项目，结果虽然取得了暂时成功，却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尤其是在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的非洲，DDT 的喷洒偷工减料，浅尝辄止，反而使蚊子很快进化，产生了抗药性。当前全球每年有超过 100 万人死于疟疾，主要是非洲的儿童。

在斯诺登撰写这部著作的时候，21 世纪人类社会爆发的两次重大疫情分别是中国 2003 年的 SARS 疫情和西非国家 2014 年至 2016 年的埃博拉疫情，它们提供了怎样的教训呢？

斯诺登指出，面对 SARS 疫情的人类社会是幸运的，因为 SARS 病毒是通过飞沫传播，距离有限，传播力弱，不像流感和天花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可以迅速蔓延。SARS 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不成比例的少数超级传播者传播给很多感染者，而大多数感染者都不会再度传播给其他人，因此只要识别并救治超级传播者，就可以控制疫情。尽管如此，SARS 疫情还是凸显了医疗资源紧张的问题。即使是像中国这样医疗条件远远优于许多小国的大国，在处理 SARS 疫情时都未免有些吃力。

埃博拉疫情的教训则要沉重得多。2014 年至 2016 年在西非出现的疫情是自 1976 年首次发现该病毒以来发生的最大、最复杂的疫情，波及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三国，患者人数约 28600 人，死亡人数约 11300 人。在疫情爆发初期，三国政府、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都没有全力控制事态蔓延，导致疫情失控。一些当地医护人员坚持在前线救死扶伤，但是受制于有限的医疗资源，问题无法解决，不少医护人员殉职。慈善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包括无国界医生组织——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世界卫生组织则反应迟缓，显示了国际卫生体系的失灵。

西非国家的民俗文化也令抗击疫情雪上加霜。很多民众相信感染埃博拉病毒必死无疑，不愿接受治疗，助长了病毒扩散。很多病人家属由于不了解相关知识，在护理病人的过程中自己也受到了感染。大难不死的幸存者体内拥有病毒抗体，可以承担前线的护理工作，但是他们却频频受到当地社区的排斥。很多当地居民反对隔离，反对将病人送往远离社区的医院。

概言之，SARS 疫情和埃博拉疫情体现了当今全球医疗资源供给和医疗反应能力的缺口，令很多业内专家担心全球社会是否经受得起下一场大规模流行病的冲击。2020 年源自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正是以一种极端暴烈、锐利而惨痛的方式，将上述缺口直接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在 1960 和 1970 年代，国际医学界曾经有一种乐观的声音，认为距离人类战胜各种流行病已经为期不远。如今再也没有人如此乐观。斯诺登指出，全球化加快了人和物资的流通，也让细菌和病毒的流通更加便捷；人口增长和快速城市化造就了全球数以亿计的城市新增人口，其中大多数是卫生条件不佳、容易感染的下层贫民；大多数细菌和病毒都已经产生抗药性，很多超级细菌和超级病毒是在医院环境中产生的，病人在医院中更容易受感染的情况时常发生。凡此种种，都意味着 21 世纪的流行病疫情将会更加复杂，更加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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