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打了1000个求助电话，妈妈还是离开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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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疫情席卷了小半个中国，西安尤其严重，封城及其带来的次生问题，一度让时钟拨回武汉时期。

矛盾随着“西安孕妇流产”和“老人心绞痛被拒诊”到达巅峰，随后两家民营医院被停诊处罚，在肿瘤论坛和病友群里，掀起了阵阵讨论。他们大都亲身经历了类似两起事件主人公的曲折就诊路，电话打不通、小区出不去、医院不接收，也有病人在疫情中和这个世界告别。

在这样的困境下，我们找到了一位癌症晚期病人的家属：

她在最初也是最混乱的三天里，打了近1000个电话，平均拨200-300个才能接通一次，只为了帮确诊癌症晚期四年的母亲，在诺大的城市里找到一张病床；

她的母亲是第一批住进封控病区的病人，作为照护者，她经历了最初的兵荒马乱，目睹着母亲身体每况日下，最终去世，一家人只能在空荡安静的殡仪馆里，完成了一场简单仓促的生死告别。

她没有将母亲的死亡归咎于疫情，也感动于那些微小的善意，看到了当地尝试解决问题的努力。

她只是无法理解：所有人都在努力，所有人都无能为力——政策只是明令禁止了做什么，却始终没有提出解决方案。

在这场与病毒、与时间赛跑的战役里，并不是所有病人都平安度过了这个冬天。令人难过的是，为什么两年过去了，每逢疫情封城，类似的境遇还在重复上演？

以下是她的故事：

不治了

在家里走也挺好

一切都是突然的。

2021年12月27日晚，电视直播新闻发布会，因为有1个确诊病例，我们小区被列为管控区。

管控区意味着什么？

原本第二天，我们就要去住院。结果医院临时告诉我，收到了疫情防控文件，管控区的病人，他们不能收。

不收，我们去哪？医生也不知道，文件上只写着管控区的病人不能收，但是没有写这些病人该怎么办?

自从妈妈2017年4月确诊肺癌晚期以来，我们有近2年时间都在这家医院看病，所有的病历都在医院系统里，医生也对妈妈的情况知根知底，床位也留好了。

我们开始两头联系。社区登记了情况往上报，晚上我就接到了街道办的电话，同意开具证明让我们走，但前提是找到医院接收。

我家所在的新城区和医院所在的高新区，属于两个不同的管辖区，每个区的防控政策都不一样，医院要求高新区防疫办同意，高新区防疫办要求新城区公对公发函对接，新城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谁都没碰见过这个情况。

打了一圈电话，全都是让我等。

肿瘤患者讲究治疗的延续性，到后来我已经不讲究这些，只求有医院能接收就行。

后来新城区联系上了西安交大一附院，对方同意接收，但前提是挂上号。

我打开手机，搜遍西安市的三甲医院，没有一个放号，医院开诊了，但是肿瘤科没有号。自疫情发酵以来，很多医院的住院部早就关了，不敢再收新病人。

从社区送到医院，必须得由救护车来实行封闭管控，我又开始联系120。

这几天，我就僵持在不同的电话里，防疫办电话能打通，但往往一打过去就是占线，要不停地回拨才有可能接通，我粗略算了一下，平均要打200-300个接通一次。

我就眼睁睁看着妈妈日渐消瘦下去，疾病没有击垮她，但是绝望的情绪击垮了她。

她自己先放弃了。精神上一垮，病情肉眼可见地恶化了，腹水一天天胀起来，短短三天，她就不太吃饭了，也不让我带她到小区遛弯，除了出门做核酸。

管控区要求每天定点做核酸，是不上门的，妈妈已经连大小便都在卧室解决了，我每天还得帮她穿好衣服扶上轮椅推出去做核酸，也做好了时刻能住进医院的准备。

我天天蹲在客厅蓬头垢面地打电话，本能地关上家中所有房门，选择一个直线距离妈妈房间最远的角落，但她还是能听到。为了方便回拨，我打电话都是用外放，常常情绪激动，克制不住语气里的愤慨，手里握着纸巾擦眼泪，难过时轻咬住袖子，怕她听到哭声。

妈妈崩溃了，我的神经也紧绷着，但还是故作轻松地安慰她，“没事，你放心，肯定找得到医院”，我说，“这还能没人管吗?人家新冠都那么多都能住到医院里面，你这正常看病的还进不去吗?”

每次转身走进她的房间前，我都得深呼吸，调整好表情，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狰狞。她心疼我，有时候反过来劝说，“算了，不治了，你也别打电话了，在家里走也挺好。”

我动摇过，真的。已经治了这么多年，我是不是应该让妈妈在家里面走。但转念一想，不行，我们可以不治疗，但不能是被人抛弃的情况下自我放弃。她的命不可以被放弃。

所有人都在努力，所有人都无能为力。很多工作人员都是拿私人手机打给我，电话里他们的嗓子都哑了，不少人动用私人关系帮我。我理解政策需要时间，但是能不能等到，就不知道了。

一切都是临时的

政策无情人有情，打了无数个电话后，我终于带着妈妈住进了一家三甲医院的分院。

这里原先是骨科、心脑血管等科室的专科分院，疫情中专门腾出来用于收治封控区的病人，产妇、肿瘤、肾透病人悉数都收。

一切都是临时的。

原有科室全部撤出，医生、护士是专门抽调过来的，他们对于环境和我们一样陌生。

我们拿着行李站在空荡荡的病房里，只有两张铁架子床，没有被褥、没有海绵垫，护士也不知道东西在哪儿。为了防范院感，每间病房只能住一个人，中央空调也停了，西安的冬天气温不到十度，我们只能穿着羽绒服，盖着厚被子，在医院里凑活着。

原先的住院楼在疫情之下重新分配给了各个科室，来自不同风险区的病人，分别乘坐三个电梯。

尴尬之处在于，我是绿码，每天核酸都是阴性，但小区属于管控区，病区还有很多红黄码的病人，我必须在“放弃治疗、在家等死”和“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之间做出选择。

医生完全不了解妈妈的病情，光是概述病史，我就手写了两页纸，但没有多年记录在案的资料，没有电子影像，始终效果甚微。

在如此仓促而简陋的环境之下，病房只能提供一些小型设备，想拍张CT都很繁琐。还有很多患者因为疫情耽误，不符合化疗的指标，需要升红、升白，住院时间此前预计的都长，很多人没有准备那么多东西，连卫生纸都不够用了，出也出不去，买也买不到。

更大的问题是没有药。

妈妈需要极强的止疼药芬太尼，这类精麻类管制药品，一般医生不具备开具处方的资质，好在我这样的老家属还能问别的家属要一点囤货续命。

她的感染逐渐加重，需要用到消炎药、保肝药、肝素，结果三种药中只有一种。医生说，缺的东西会往上报，但是什么时候能补齐发下来，就不知道了。

临时搭建的院区没有接入医保系统，一盒泰瑞沙，平时报销后只要1000多元，现在需要自费1万多元。经济实力尚可的病人还能自掏腰包，撑过这个寒冬，原本窘迫的家庭就只能赌命。

有的病友已经断药超过一周了，在家里疼得母子俩抱头哭，他们借不到药，也实在没有钱去购买未经医保报销的原价药。

还有很多患者仍然在重复我的困境，每天听着电话里的忙音一筹莫展，等待着这场生命与生命与疫情的赛跑自动分出胜负。

好在没几天，原来的医院传来消息，也开设了封控区病房。我们和医生沟通了转院，救护车把我们拉到了熟悉的医院，原先肿瘤一病区的医生负责整个病区。刚住下来，原先的肿瘤主治医生就打电话过来，说听说你们住下来了，对接医生已经跟他沟通过了，让我们放心。

情况在一天天好转，然而，母亲的身体还是在走下坡路。

我们都是大时代里的小角色

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

临走前两天，妈妈已经开始神志不清，出现谵妄，产生幻觉。整个人时睡时醒，逐渐丧失了时间感。

她经常看盯着不知道哪里，指给我看哪个亲戚来了，一会儿是小姨，一会儿是我爸。妈妈就自己在病床上，在梦里，自导自演了一场与亲朋好友的生死告别。她甚至还帮我安排好了未来，工作升迁，嘱咐我要为人低调，找了新男友，还嫌弃人家这里那里不好，让我分了再找一个。

关于我爸的梦境，是梦到他买了一大袋子菜回家，妈妈说想吃饺子了。没想到，那天午饭，竟然吃的就是饺子。我们住院十几天，就只有这天吃过饺子。

我只好陪着她一起演戏，说这是我爸包的饺子，她平时最爱吃大肉萝卜馅儿，但医院的饺子是韭菜肉的，我哄她说现在疫情管控，我爸说只能买到韭菜，妈妈还不情愿地说“那就凑合了”。

那时候妈妈已经很衰弱，吃不下饭，成日躺在床上，日常靠输营养液维系。就这，她还吃了三个饺子。

第二天原本要出院了，我把一切手续都办好。妈妈突然咳血了，咳在她黑色的羽绒服袖子上，为了不让我发现，硬是撑到了现在。

妈妈在即将出院之际，又重新住进了医院，最后从这里出发去了另一个世界。

2022年1月10日，凌晨1点，妈妈陷入了昏迷，我看着监护仪上的心电图一点点变缓，快要拉成直线，我知道最后分别的时刻快要到了。

住院之初，我们就签订了不抢救协议书，我不想看着她痛苦治疗，也不希望在疫情最焦灼的时候占据紧张的医疗资源。

一整晚，除了去找医生，我一直拉着她的手，语无伦次地说着胡话。据说人最后消失的感官是听力，我就俯身贴近她的耳边，说“你要是难受，就走吧。”

四个小时后，妈妈离开了我。

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医院里，妈妈一直是个很爱干净的人，连下不了床的时候，都会让我扶她到轮椅上，推去卫生间。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这些基本生理需求都只能在床上解决。因为严重的肝腹水，妈妈身上插满了管子、床上都是血，看着挺遭罪的。没有护工，最后是医生护士帮忙收拾，擦洗干净身体，送进太平间。

自始至终我都是恍惚的，仿佛是一具被人牵着走的木偶，别人说什么，我就照着做。

此前为了让妈妈住院，我打遍无数电话，却没想到联系殡仪馆时，都说没有车，要九点多才能来。按理说，殡仪馆是一个处于生死之间的地方，安静又热闹，人们因为畏惧死亡而不愿来，但也常能听到一大家子人的哭啼声。

但在疫情面前，一切从简，连哀乐都没有，妈妈穿着寿衣整整齐齐躺在那里，我们所有人看她一眼，就送走了。

今天（口述时为1月16日）是妈妈的头七，我跟爸爸包了饺子，摆放在妈妈没有照片的牌位前。我一直很愧对她，竟然把后事安排得这么简陋。最后送去火化的时候，我没有跟她说“再见”或者“我爱你”，而是“对不起”。我爸说，“你妈走得刚刚好，她再也不用为换院区而奔波了。”

之前联系不上医院时，我曾经很多次梦到妈妈没了，后来我才意识到，噩梦就是白天焦虑的极端放大，梦境就像是一种预知。

送走妈妈之后，我回到医院，还是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医务人员忙来忙去，却又什么都不一样了。我把没用完的卫生纸、成人尿垫交给护士，希望能帮到其他匆忙来到这里而准备不充分的病人。

我打电话给关系很好的病友家属，我说，“我的战斗结束了，你以后要加油”，结果对方嚎啕大哭。

如今西安疫情进入尾声，新年快要到了，妈妈没有等到这个新年，没有迎来她的66岁生日。

我不会怪罪疫情，疫情只是让一切提前了，我把这归咎于命运，我们都是大时代里的小角色，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普通人，命运拍来了一个浪，谁也没有办法绕开。

陈鑫丨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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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广晶丨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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