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手机抢菜的盲人,第一次用明火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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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于合集 #战疫 7个

盲人因视障带来的不便

在疫情中被放大了

将燃气灶按钮向右旋转45度,耳边传来火苗燃起的声音,放上炒锅,待锅热从碗中舀上一勺油倒入锅中,这些炒菜前的准备工序,文清已驾轻就熟。

而就在一个月前,因疫情被隔离在家,由于获取的多为全生食材,文清47年来第一次使用明火做饭。左手食指被锅壁烫出泡,那种钻心的疼,文清至今记忆犹新。

文清和丈夫都是先天性视障,无子女。因为看不见,她们此前从未动过火,平常买一些易加工的成品或半成品食物来吃,用微波炉加热。

同样第一次烧火做饭的,还有79岁的张学军。晚上10点,79岁的张学军还未入睡,前段时间因购药和食材紧缺等问题,张学军开始失眠。糖尿病并发症引发的脑血栓让他行动不畅,他说自己“走起路像在跳舞”,需每天注射胰岛素。

张学军一家是上海浦东人,三口都是视障人士,他和女儿全盲,只有妻子是半全盲。妻子因腰椎骨折几乎瘫痪在床,女儿为后天性视障,从未做过饭。居家隔离前,每天有钟点工来做饭,当钟点工也被隔离后,做饭的任务就落到了张学军头上。79年第一次用火怕吗?张学军无奈地笑了,“不怕,怕有啥用,不做熟咋吃?”

根据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提供的最新数据,上海户籍视力残疾人数10万,其中全盲和半全盲人数约3.5万。

疫情隔离下,面临购菜难、物资短缺、收入减少的视障群体,生活里的不便被放大了。

盲人的数字鸿沟

文清的老家在河南驻马店,从当地盲校毕业后,2001年来到上海,在普陀一家盲人按摩店当按摩师。在这里她遇到了同为盲人按摩师的丈夫。

疫情前,二人工作日在按摩店吃饭,周末偶尔拄着盲杖,去附近超市采购,买些熟食或速冻水饺,再用微波炉加热。文清很少去菜市场,却将一些买菜APP用得熟练,“因为看不见,在菜场很难进行挑选,偶尔还会买到坏的,线上买就好一些,都是打包好的。”

文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通过“听”文字,他们也能与健视人一样,使用普通智能手机。只需要下载读屏软件,在点击手机屏幕时,读屏软件会将点击的文字大声朗读出来。

正因为此,疫情暴发后,当抢菜APP和社区团购成为市民获取食物的主要途径后,文清没有心慌。但在参加了一次“抢菜大战”后,文清慌了,“原来现在买菜要拼手速”。等语音朗读完所触区域信息,再点击购买,至少需要3秒,“库存不足”、“网络异常”、“前方拥挤请重试”,即便将读屏软件调至最快语速,她仍然无法抢到菜。

文清发现,部分抢菜APP的无障碍设计不够完善,例如点击“加入购物车”时,读屏软件没有同步朗读,便无法进入下一步,“听不到就抢不到”。在文清看来,不够友好的无障碍设计成为视障者难以抢到菜的重要原因之一。

视障人士演示如何抢菜。图/受访者提供

79岁的张学军则一直使用只能接打电话的老年款手机。然而疫情下,小区组织的社区团购中,需要使用微信接龙和线上支付,仅这两点,就成为张学军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

收音机是张学军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途径,这被他称作“通往光明的天窗”。3月22日,张学军所在小区封控,但他未能第一时间获知消息,直到出门买药被阻拦时才得知。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家中的食物只够吃3天,此后15天里,由于不知如何求助,或者该向谁求助,一家人只能吃家中仅剩的一点米,搭配邻居送来的咸菜,尽量省着吃。

徐一宁和12名盲人按摩师,自3月22日被隔离在按摩店至今。徐一宁称,听说封控的消息,当晚店里来了许多熟客,一直忙到夜里12点才结束。由于夜已深,他们并未像往常那样回到宿舍,而是选择在店内留宿。

次日,便接到就地隔离的通知。这期间,徐一宁也曾尝试过抢菜,但遇到了相同的问题。3月25日,按摩店老板送来了面条、大米和油,不过很快就吃完了,后来通过求助残联获得了一些物资。物资有限,他们计划每天只吃两顿,喝粥、清水面,搭配榨菜和萝卜干。徐一宁说,他们并非希望依靠物资救助,但通过软件抢菜的方式,“我们的速度太慢了。”

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专家陈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3月正式实施的新国标《GB/T37668-2019信息技术互联网内容无障碍可访问性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中,规定了互联网内容无障碍可访问性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据她了解,大多数企业或产品并未严格按照该标准进行优化。

陈澜介绍,由于人类绝大部分信息来源都基于视觉获取,视障人士比其他残障群体更难获取信息,数字时代下,读屏软件成为重要辅助工具。部分APP无障碍优化程度和设计上的问题,导致与读屏软件兼容度不高。若视障人士无法通过听觉获取信息,信息源则会更少,意味着互联网产品将他们排除在外。

陈澜建议更多的软件进行无障碍优化设计。针对已经在优化的APP,进一步提升优化的深度和全面性;对于尚未优化的APP,将视障群体需求纳入考量,设计产品时考虑到视障群体需求,让APP有更多的无障碍意识。

华东师范大学的视障学生蒋政强曾公开呼吁,希望软件开发者能从视障群体角度出发,进一步增强无障碍设计意识。

人生第一次用明火做饭

盲人对于火有着本能的恐惧。大多数视障者,用微波炉和电饭煲加热食物。

“没想到47岁开火做了人生中的第一顿饭。”隔离在家的文清哭笑不得。

平日里,文清和丈夫只买成品或半成品食物。隔离后,通过居委会购买的大部分菜,以及收到的物资包中多为全生食材,这让她不得不开始使用燃气灶。

她发现不但要克服点火的心理恐惧,之后的一系列程序也仿佛层层设关。比如第一次倒油,不晓得倒了多少,也不像倒水那样可以听到清晰的声音,最终炒出一盘油浸青菜。后来她吸取教训,将油倒入碗中,每次用勺子舀一勺。

文清从碗里舀出一勺油放入锅中。图/受访者提供

更为重要的是,所面临的烫伤风险。放调料时,不小心摸到了锅沿,左手食指被烫出水泡,“本来就怕火,这事之后更有阴影了。”文清说。

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收到的5次物资中,只有两次是熟食。两只熏鸡吃了三顿,“五香的挺好吃,但不敢多吃,其实这就是我们以前一顿的量。”为了吃饱,搭配着土豆,但也尽量选择凉拌,避免开火炒菜。

几天前,收到了一只真空包装的盐水鸭和两盒午餐肉,文清立刻冻进冰箱。这种难得不用开火做的成品食物,她舍不得吃。文清在刷抖音时也曾听说可以找跑腿代购食物,“要是能买点成品食物多好”,但是至少30元的跑腿费让她打了退堂鼓。

文清收到的成品食物。图/受访者提供

视障者按残疾等级分为4级,文清和丈夫都属于一级视障,每月两人共收到重残补助约3000元。家庭开支每月需4000元,隔离在家无法工作,收入断供,和多数视障者一样,文清此前积蓄并不多,面对未知的复工时间,她觉得必须精打细算每一分钱。

徐一宁和12名盲人按摩师依然不敢动火,所幸还能依靠店里唯一一名保洁人员做饭。几年前,徐一宁听说在上海做按摩师工资高,于是从老家来到上海打工。因为按摩店包吃包住,每月收到工资后,她会将大部分钱转给老家的父母,补贴女儿的生活费和学费。隔离后,收入来源就只有每月80元的视障者补贴,由于没有积蓄,找跑腿代购食物对她来说更是奢望。

72岁的孤残老人程芳,对火的恐惧直到这次疫情也没能消除。原先用来做饭的电饭煲,成了她炒菜的锅,“用电安全一点,不好吃就不好吃吧。”靠退休金过日子的程芳不敢找跑腿代购,“自己一个人生活,要省钱。”

“不愿意麻烦别人”

张学军被隔离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并非吃饭而是配药。此前,他一般直接去医院取药,没想过要留医院或医生的联系方式。隔离后,他不知该如何联系医生,拨打咨询热线却经常占线。上网搜索信息对于79岁的张学军来说,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文清则表示,读屏软件只能帮她进行最基本的沟通交流,而疫情后网上那些求助链接,她即便接收到了,也无法“听到”,足不出户的隔离生活使得信息获取更为闭塞。

多位受访视障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不愿意麻烦别人,“盲人不愿意给社会添麻烦,宁可自己节约一点,渡过难关。”

上海锦昌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李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视障群体因生活中常遇到种种困境,求助往往难以解决,久而久之,遇到困难首选通过自身克服,自理、自立是他们立足于社会的基本条件,也是必须条件。此外,疫情中他们获取信息渠道闭塞,通过公开渠道求助也收效甚微,因此呈现不知如何求助,也不愿求助的特征。

社会各界伸出了援手。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截至目前各区残联已排摸到被困上海的非沪籍视障人士共445人。多数为盲人按摩机构从业人员,大多住在按摩机构或单位宿舍内,现已被纳入属地基本生活保供范围,并向盲人按摩机构累计发放620批次必要生活物资。目前,市区两级残联共受理非沪籍视障人士生活物资求助18件。

文清第一次做韭菜炒鸡蛋。图/受访者提供

上海华侨基金会为来自浦东、静安、普陀等地的7个视障群体聚集社区(或盲人推拿馆)的75位视障人士,送去了75份粮食包及193份蔬菜包。

目前,徐一宁所在的按摩店陆续收到了牛奶、方便面、速冻馒头包子等物资,张学军也在居委会帮助下收到了糖尿病药物。

文清打开冰箱,拿出冻了许久的午餐肉罐头,切了4片,准备中午与黄瓜片土豆丝一起炒,这是她的创新菜。她开始学习更多菜式,她要为未来提前做准备。

(应受访者要求,文清、张学军、徐一宁、程芳均为化名)

值班编辑:肖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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