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的 “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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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春天，《匪人悲歌》正在河池日报连载。有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我这篇报告文学作品在河池日报连载后，非常 “红火”，特别是在故事发生地广西河池地区凤山县、天峨县，读者争先恐后传阅，有许多人还把报纸连载部分剪下来复印，送亲送友。为此，河池日报这些日子简直是 “洛阳纸贵”。

我总觉得我这个朋友言过其实了，此文在国家级大型刊物《报告文学》登出都一年多了，虽然还有一些反应，但也不是那么强烈，怎么在河池地区就反响那么大？

刚好清明节就要到了，我正准备回老家祭祖扫墓，我决定提前一个礼拜回去，也顺便去看个究竟。

事实比我想象的还要热闹。我回到凤山的第二天晚上，有朋友宴请我，并提出要我约上《匪人悲歌》中的主人翁韦明立一起赴宴。宴会还没有开席，我正和韦明立坐在沙发上聊天。突然，我们这个包间涌进了一大批素不相识的人，都是带着盛满各种酒的酒杯进来的，他们先后向我和韦明立敬酒。出于礼貌，我们也急忙站起来笑脸相迎。我正纳闷，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又怎么知道我和韦明立来到这里? 事后才知道，原来是酒店老板向他们透露：《匪人悲歌》的作者和主人翁韦明立正在本酒店吃饭，并向他们透露了我们所在的包间。于是，就涌进来一大批素不相识的造访者。他们大概是想看一看传奇人物韦明立长得如何如何，顺便也想看看作者黄志谋究竟是何许人也。

敬酒的人太多，平时酒量甚微的我，也只好让韦明立代劳，颇能喝酒的韦明立也有些招架不住。敬酒当众中，大家不约而同地向我提出：希望能尽快出《匪人悲歌》单行本，以便永久保存。一位自称是退休教师的朋友，拿出他的剪报本对我说：“你看，我一天不漏地把报纸剪下来了，有朋友借去看，我怕弄丢了，刚刚要了回来。” 一位在县里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士也带着她的家人进来给我和明立敬酒，她告诉我：“我是天天等着要看连载，我老公也是。可惜每天只登千把字，太少了，看不过瘾。”

我这才知道，先前我的朋友所说的那种 “红火”，也并非夸张。

作为作者，我向来是低调的人。自己的作品受欢迎，只能说明自己写了受人民欢迎的东西，反映了人民的喜怒哀乐，并不代表自己有多高明。那一年，有一些单位邀请我去作报告，我是一概拒绝。只有凤山高中的领导一再邀请，其诚殷殷，也打动了我，我才去讲了一个钟头，讲的内容也只是向学生谈励志、谈发愤图强，基本不谈《匪人悲歌》。

那一年我在凤山，也接待了许多主动找上门，反映自己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的受难者。其中，久隆村黄武球的遭遇让我震惊。他的遭遇，堪称《匪人悲歌》的另一个版本。

黄武球是在 1968 年 7 月底，在家里被冲进来的一群 “无产阶级革命派” 彪形大汉抓走。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大队部 (当时叫大队部，现在叫村委会) 的。他们口口声声说要把黄武球等带到大队部集中，办学习班。但是，到了半山腰一个深不见底的岩坑边，这伙人趁被押送的人毫无防备，猛然间把黄武球和另外三个被捆绑的 “对立派” 群众推下深坑。

三个无辜群众被推下深不见底的天坑，死于非命。黄武球却被卡在深坑里的一兜树枝上，没有落下坑底。当时已经昏迷不醒的黄武球，到半夜三更才睁开了双眼。他艰难地用尖石磨断捆在身上的绳子，然后一步一步地攀爬出深坑口。他忍着穿心的剧痛，艰难地爬回到自己家门口。此时，他母亲和她老婆正在家里抽泣。因为村里人告诉她们，黄武球已经和三个人一起，被丢下深坑，必死无疑。失去亲人的悲痛，婆媳俩那一夜根本没有办法入睡，两个女人在相拥而泣，悲痛欲绝。

那年月，亲人被打死了也不能放声痛哭，只能偷偷地抽泣。

黄武球轻轻地敲着自己的家门，他老婆听到后，走到门边，胆战心惊地问道：“哪个敲门？我家男人被你们带走了，你们半夜三更还不放过孤儿寡女？”

黄武球压低嗓门说：“我没有死，快给我开门！”

他老婆听出丈夫的声音，急忙开门。她看见满身是血、满身黄泥的丈夫，二话没说，就把他抱进家，并关紧了大门。

从那以后，黄武球的母亲和老婆就一直在外面装哭，给外界造成黄武球已经 “死亡” 的假象。躲在家里的黄武球，不仅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还让家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在自己的床底下挖了一个深坑，一有风吹草动，就往深坑里藏身。他一直藏了三个月，一直到 1968 年 10 月下旬，凤山完全停止了派性大屠杀，422 一派群众不再有生命之忧，他才敢走出家门，重见阳光。

听了黄武球的故事，我感慨千万。在这个大难不死的汉子面前，我说不出话来。我已经写了《匪人悲歌》，不可能再写另一部《武球悲歌》了。因为，我已经树了一个文革受难者的典型，也不可能再有超越的第二个典型了。再写，也没有刊物再敢给我发表。听说，首发我这篇报告文学的国家级大型刊物《报告文学》，后来也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就连转载《匪人悲歌》的河池日报，当时也曾经受到某个领导的指责，所受的压力也不小。

但是，那些年月所发生的事，我们能够忘记么？

“武斗” 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特殊用语，指群众运动中的打人、殴斗等侵害人身的暴力行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写大字报、开批判会，凡语言文字形式的斗争，称为 “文斗”。与之相对，凡动手打人，拳头、木棍相向的，均称为 “武斗”。武斗在我的家乡凤山县逐步升级，从 1966 年的街头辩论到 1967 年的棍棒对话，再发展到 1968 年初的步枪、半自动步枪互相残杀，再到 7 月份以后出动正规部队和八个县民兵围剿凤山－－造成了一个只有十一万人的小县有近三千人死亡的历史悲剧。

我们村那时有九十多户人家，一千多一点的人口，在大屠杀的日子里，一天之内就被杀死了 17 条无辜生命。我曾经采访过我们村一个曾经参与杀害过几个人的施害者，问他当时杀人的想法。这个曾经在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期间被判过刑，在监狱里蹲了八年的施害者对我说：“我们只不过奉命行事， 当时残暴占据了我的心，然后就丧失了人性。”

大多数在文革中杀过人的人，都把责任推给他们的上级，没有人会敢于从内心深处反省自己。不过，我们村这个人，还是敢于承认自己当时 “丧失了人性”。我们村还有一个敢于杀自己的女性长辈的青年女子，平时老实得在众人面前说话都不敢抬头。可是，文革一来，她就变成凶性十足、残忍无比。文革后她远嫁到外县，从此再也不敢回娘家，害怕受害者亲属找他算账。

武斗不仅极大地伤害了被害者，并且吞噬着施暴者的良知，使人性中丑恶的因素膨胀，使一些本来不乏友爱、纯真的农民变成十足的迫害狂。

在调查文革杀人事件的时候，我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很多施害者都是 “平凡人”、“普通人”。一个小小的邻里口角、一个小小的家长里短的纠纷往事，都成为他们杀人的动机和借口。当然他们口里没有明说，堂而皇之的理由是镇压 “覃廖匪帮 (这是当时全县对另外一个群众组织的统一称呼)”。在我们村，就有堂叔连续杀自己的两个成年侄子，还有因奸情败露而杀掉知情者的荒唐事。杀人者大部分是建国以来农村基层政权最倚重的 “武装民兵”、“基干民兵”。文革中，他们在某种口号或旗帜下杀人，一种荒唐的理论让他们理直气壮的去杀人，也就是将受害者标签为 “阶级敌人”、“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反共救国团”、“覃廖匪帮”，然后肆意夺取其性命。

如果说那些施暴者都是 “盲从”，显然轻看了他们。我们村文革中那些杀过人的人，大都是村里最戾气、最横蛮不讲理的人。他们是被极左的狼奶喂养大的，而且大都是文化不高或者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都在唱红打黑的歌声中去杀人。唱红就是唱《造反有理》、《东方红》、《国际歌》，都是红得不能再红的歌了。打黑打谁呢？打地、富、反、坏、右，比现在打黑的范围广泛很多。他们的骨子里流动着的都是仇恨血液，充满着狂热的斗争精神，主子叫杀谁就去杀谁，而且会变本加厉。

实践证明，中国是无法用这种斗争精神来解决建设现代国家、建设现代社会、建设现代文化等种种问题的。

不总结文革，不唤醒人类的正义和良知，这种历史悲剧还会以其它的方式重演。

文化大革命高擎 “革命”、“造反” 的旗帜，而从来的革命和造反，都不可能按照常规办事，不可能顾及法律，更不会顾惜他人生命，因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成为了 “无法无天” 的十年。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段悲剧，武斗是其中血淋淋的一幕。 文革已经让我们这个民族流太多的血，它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惨痛，成为难以愈合的一道伤口。死者长已矣，活着的当然无法逃避历史闹剧反复上演的现实。当然，当今社会，大量滥杀无辜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了，因为时代已经进步，中国已经没有那样的恐怖土壤和社会环境；但是，存在于许多人心里的霸气、戾气、暴虐气，我们见得还少吗？生活总要继续的，不让总结文革，总结文革就成了某些人所说的有 “自虐心态”，这岂不是有意掩盖文革罪恶? 这背后赤裸裸的冷血无情和轻视生命，再一次提醒我们：只有还原文革真相，才能让人们认识真正的文革。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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