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阅读(1):如果这代人是自我的,那自我之上,还有什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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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带来的失序仍在剧烈且深远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封闭成为常态,权力的边界愈加模糊。以防疫为名、以爱国为名,反思、质疑甚至讨论的空间被进一步摧毁。我们又该如何守护自我的主体性、守护思考的自由?阅读,修筑了最后一道闸门。端传媒和六名来自中国大陆的阅读者聊了聊阅读这件事。他们是翻译者、检修工人、大学教授、诗人、童书编辑和独立书店的店长。通过阅读,他们感受真实、认识社会、寻找自我,抵达一个远比脚下丰富、开放和广阔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阅读就是生活本身。它关乎人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安顿自身,关乎个体在潮流面前的自醒和坚守,关乎自由的思想如何作为一种应对时代的方式,赋予他们超越现实的力量。在接下来的每个周六,我们将与你分享一个阅读者的故事。今天是第一篇,一个社会学教授讲述了他淘书的经历,以及大学在形塑一个时代的思想氛围上所承担的角色。下周六的第二篇故事,讲述一个检修工人透过阅读不断更新对自我的理解。

茫茫书海中,身体或被困居一隅,精神的远足却可翻山越海。愿他们的故事,也带给你力量。

李钧鹏,现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43岁),以下是他的口述:

去年二月,我读了一本生动的哲学书,叫《在心灵最深处遇见哲学》。

作者斯科特·塞缪尔森(Scott Samuelson)任教于美国一家社区学院,做哲学普及。在他看来,哲学是任何人都可以过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将哲学从高等学府的象牙塔中拿出来,摆在了人性中心的位置。我花了几个通宵读完了这本书,中间实打实哭了两次,也有几次笑得打滚。

我的床头一般堆着十几本书,有文学,也有历史、政治、哲学。白天,因为备课和科研,需要专注读专业领域的书籍。夜晚的阅读,对我来说算反而是一种放松。你知道你就是一个业余读者,是纯粹带着兴趣在阅读,不会过于纠结于字句,也会更享受。

来华中师范大学任教前,我在美国呆了整整十六年。相对广阔的阅读视域,很大部分源于那时的求学生活。

2003年,我在北卡罗来纳大学读了三年博士,后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完成了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又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员。但大学四年博雅教育提供的基础,于我始终是欠缺的。现在的阅读,算是一种补课。

前段时间,我又拿起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与时间》。这不是我第一次读它,但和很多人一样,第一次没有挑战成功,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我所说的“挑战成功”,不是追求将它从头到尾读完,而是你内心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真正地理解它。

读这些经典时,我还有一个特殊的喜好。如果一本书有多个译本,只要是觉得比较靠谱的,我都会收集起来,和原文一块比对着读。

去年年底,我第一时间购入了理想国新出的一套《神曲》。这是香港翻译名家黄国彬的译本,十来年前,大陆曾经引进过一次,但后来绝版了,之前听说要出新版,我就很激动。结果真没有让我失望。一天凌晨四点,改完与学生合写的论文,我兴奋地读了两个小时。虽然读的是《地狱篇》,但诗体版本长在形神兼备,严谨的译文读来“芳香扑鼻”。

如果要说过去一年,我在阅读上发生的最大变化,应该是愈发对微观社会学感兴趣了。

这算是一个个人经历与学术兴趣交织的转变。

我始终觉得,宏观与微观的区分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无论是跟着我的第一任导师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研究的抗争政治和历史社会学,还是后来所做的知识社会学,再到关注爱情、友谊,以及日常生活中其他互动形式,都源于我对符号互动论和现象学社会学的浓厚兴趣。好的社会学家应该对身边的一切事物保持敏感,且能在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不同现象中,找出共通的形态。

2018年,深圳世界之窗,男女坐在空旷的餐厅内。

2018年,深圳世界之窗,男女坐在空旷的餐厅内。摄:林振东/端传媒

我也确实对做“有血有肉”的、触及人的心灵的研究有越来越强烈的愿望。这几年来,我本人、家庭还是朋友的生活,都发生了不少变故,其中就包括感情上的变故。我希望能通过微观社会学,弄清楚在自己和身边的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兴趣驱使下,我又重读了一遍以色列文学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的《爱,为什么痛?》。如今你到书店买关于爱情的书,能看到的写作者,基本都是心理咨询或婚姻婚恋专家。但这本书尤其特别,易洛思从社会根源的角度,探讨了人为什么会在现代爱情中互相伤害,是非常具有社会学想像力的一本书。

学科边界只是一个纯粹人为的东西,千万不能被它所限制住。

我对阅读的热爱其实始于文学。

家里最早的房子有两个小单人沙发,中间是一个茶几,茶几后面就是一个嵌入式的小书柜。很小的时候,我会经常踩着沙发,再走到茶几上去找书看。直到高中,我的梦想还是当一位文学评论家。

进入大学后,更多时间花在了专业书上,我就把自己对文学的爱好暂时“抑制”住了。在美国生活的最后几年,才将它重新拾起来。

我记得一位很有名的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Howard S. Becker)在一本书的序言里写过,他从文学中得到的社会学知识,比社会学著作中还要多很多。我现在还挺同意这一点的,因为好的文学,必然需要作者对他所处的大的社会环境、微观的人际互动都有非常细微的体察。

于是,我的客厅又重新被文学书给占满了。每天看到哪本,就会拿起来读读。比如最近,我就在重读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

在阅读上,我的包容性其实挺大的。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80-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左右之争”。虽然沿着知识社会学的路径,但也需要做大量政治、思想史的背景阅读。可以说,我的阅读兴趣很大程度就在那时被打开了,且一直影响我至今。这也让我意识到,很多时候,我们的学科边界,包括研究领域的划分,只是一个纯粹人为的东西,千万不能被它所限制住。

为了更好地完成毕业论文,我还将中国最活跃的知识分子从80年代迄今的所有公共写作全部拿出来读了一遍。这些人的立场本来就不一样,有的是左翼,有的偏右,我当然也有我自己的立场。但为了研究,我必须深入阅读他们所有人的东西。这一过程让我更为深切地感受到,读书应该是一个取长补短的过程,尽管作者本身的立场我并不赞同,也能从中发现很多优点。

这一代人缺乏心灵的归属感,缺乏对于崇高的追求。如果他们是自我的一代,那么自我之上,还有什么价值呢?

在美国的十六年,逛书店曾是我最大的乐趣之一。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我住在学校附近的公寓,是当地社区一家很有名的学术书店——BookCulture的常客。书店有两层,一楼一进去,就能看到一整排关于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的书架,上头放的都是最新出版的学术书籍。有时候,我也很好奇,这些“阳春白雪”的书怎么能够卖得掉,但它确确实实存在了很多年。

到了哈佛大学,能逛的书店就更多了。我最常去的,是位于唐人街旁的一家二手书店。那时,我一般一周外出买一次菜,买菜之前,会习惯性地先去书店逛几个小时。每次踏入那个天地,一眼望去一整排一整排的书,真的会让人产生一种在人类知识宝库里流连忘返的感觉。无数次,我不知不觉淘了一书包,外加两个塑料袋的书,只能直接打个车回家了。

回国后,这条路就基本断了。刚回武汉生活时,我去了几家别人推荐的书店,结果都挺失望的;还一度抱着怀旧的心情,去了20年前在武汉读书时经常买书的书店,发现也今非昔比了。

实体书店逛得少了,获得阅读信息的主要渠道变成了豆瓣。每天通过广播,看到友邻点了什么“想读”,遇到自己感兴趣的书,就放到购书单里。

看起来,当下的社会变得更多元化了。在利益和偏好上,我们所在的是一个异质性越来越强、个人意识越来越强的社会。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确实损失了很多。这一代人缺乏心灵的归属感,缺乏对于崇高的追求。如果他们是自我的一代,那么自我之上,还有什么价值呢?可能多数人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评阅一些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论文时,很多人的中文表达都让我感到非常担忧,更不用说具体内容本身了。我觉得,这与我们传统阅读的减少不无关系。

80年代初,我去表姐家玩,看到她写了厚厚一笔记本的诗集。那个时候,10来岁的少年喜欢写诗,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也是在那个时候,萨特或海德格尔的一本书动辄可以卖出上百万册,甚至在图书出版前一天,就有读者会到书店来排队抢购。

2010年前后,我回到北京,在中关村租了一间单间,为毕业论文做了一年的田野调查。除访谈外,也参加了许多书店的讲座和读书沙龙。当时,我在单向街书店的蓝色港湾店听了一场杨奎松教授主持的沙龙。现场的状况非常震撼,里里外外全是人,提前半小时到,就已经没地方坐了。

我还去北京西单对面的三味书屋书店听过几次讲座。有一次,人民日报社已经退休的一位评论员来到现场,分享了“中国思想界的几种潮流”。与单向街书店不同,三味书屋的听众,大多都是头发花白的老人。看到这样的场景,我把毕业论文的标题都想好了,就叫“富有活力的中国知识界”。

放到现在,这些都是很难想像的事情。

2015年,北京。

2015年,北京。摄:Giulia Marchi/端传媒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思想氛围,离不开大学承担的角色。

大学作为所谓的“象牙塔”,也在受到来自外界的各种干扰。它还能不能回归它自身的角色,让年轻人能够抛开一切功利的想法,带着一个“理想主义”的态度,来阅读人类文明史上一些最重要的著作?我想要做的,就是重建这样一个还有可能的阅读空间。

现在,我在学校开了三门课。其中,知识社会学是为硕士和博士所开的,社会学原著选读、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两本课则面向本科生。我的课上都尽量不用教科书,就是让学生读原著。因为这样,它们成为了院里阅读量最大的课。一门课下来,学生至少需要读十几、二十本书。

课程之外,我还在院内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二十来人的规模,每两个礼拜读一本书。所有的研一学生都必须参加,至于到了研三的学生,我也理解他们要忙毕业论文、忙找工作,就不做强求。读书会的形式有意避免了一个个上台做报告的刻板流程,就是让大家一块坐下来,自由地交流关于书的各种想法。

我们尽量做到一个学期有一个主题。比如上学期,我们围绕的是历史社会学的主题。主题的设定跟课程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尊重学生自己的兴趣,一同讨论出来的。读书会也对外开放,经常会有些其他专业,包括校外的学生前来参加。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思想氛围,离不开大学承担的角色。在高校培养阅读的氛围外,我也很希望在它与更大的社区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

哈佛大学的那两年,我去费正清研究中心听由傅高义教授主持的讲座,经常会看到不少中老年人的面孔,他们都是附近的居民,看到讲座信息,有感兴趣的,就来了。在北卡罗来那和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我发现,图书馆的书也都是对周围居民免费开放的。然而很遗憾,我们的大学和周围社区之间,普遍都存在着一堵无形的墙。

值得欣慰的是,我所做的努力已经影响了不少学生。在我的鼓励下,一些学生还自发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已经坚持了一年多。我没有实际参与在内,但关于读什么,他们有时也会向我征询意见。

每个学者都有他们自己的追求,各种形式其实都无可厚非。但对我自己来说,让我的青春在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身上得到延续,这才是最令我享受,也最让我感到价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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