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特朗普和拜登都不承认败选，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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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特朗普和拜登都不承认败选，会发生什么？

DANIEL LARSEN　　2020年11月5日纽约时报

由于总统拒绝对权力的和平过渡作出承诺，一些评论员已在对美国“要散架的”选举制度发出警告，认为这个制度对选举后的危机格外脆弱。法律学者和一个名为“过渡完好计划”(Transition Integrity Project)的组织一直在研究美国机制可能失败的各种方式，他们给出的噩梦般情景令人毛骨悚然。但是，虽然寻找法律上可能的失败点是一个有益的练习，但这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谁有承认败选的权力？

所有的民主过渡最终都建立在一方愿意将权力让给另一方的基础之上。不在某个阶段承认败选的话，权力就必须通过武力来划归：要么由军队决定，要么会发生内战。人们越来越担心，美国可能到了一个很难做出让步的时刻——但如果是这样，这最终是美国政治的问题，而不是其法律机制的问题。

就选举机制事关紧要的程度而言，美国的制度在许多方面异乎寻常地强健。在其他国家的普通总统制中，选举委员会宣布选举结果。然后，政治焦点马上转到落选的候选人身上，此人必须做出关键性的决定：是否接受选举结果？这是民主制度最具决定性的，也是最危险的时刻。

相比之下，尽管美国的选举机制存在各种各样的古怪和缺陷，但它提供了更为系统性的保障。其他地方由一个人作出的单一决定，在美国是在长达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做出的，通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法律程序作出，这些程序把决定败选的权力赋予了宪法制度中人数众多的参与方。

每次的美国总统大选都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是12月中旬选举团投票之前的各州计票阶段，第二个是1月份国会进行的选举人团计票阶段。

第一个阶段涉无数的地方和州级官员和法院。即使这些参与者中有一小部分人打破党派界限，他们就能实际上决定哪方败选：一名证实选举结果支持对立方的州长，一个双方都同意服从的司法裁决。

美国的州级立法机构有一个未经考验的储备权力，让他们可以无视本州的投票结果，自己来任命选举人团。这已被人描绘为体制面临的一个严峻危险，提供了又一个让总统大选脱离正轨的方式。但这也起到了使得体制内充满更多有权决定谁败选的参与者的作用。州立法会中一个很小的团体就能打破党派界限，让某个总统候选人胜出。

2000年的大选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接近这种结局的例子，佛罗里达州以万分之一的差额决定了那次大选结果，如此小的差距让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谁是真正的赢家：几个月后媒体重新计票的结论是，结果会随所用的计票方法而改变。即使如此，败选承认还是在第二个阶段之前出现了。

明年1月国会召开会议统计选举人团票的下个阶段为承认败选提供了进一步的机会。如果某个州的选举人团票存在争议的话，众议院和参议院将分别开会对争议作出裁决。众议员或参议员中可能有一小部分会打破党派界限，通过以有利于对方的方式解决争议，承认败选。这里有一个存在潜在危险的法律不明确点：如果众议院和参议院做出不同的裁决，管理这个程序的法律在如何协调裁决上不很清楚，有可能出现导致无法解决的宪法僵局。但是，尽管这在法律上有危险，但在政治上，随着就职日的最终到来，这种不明确只会加大承认败选的压力。主持计票的副总统也许有一个最后的机会，通过选择以有利于对方的方式解决这个不明确的问题，在一场有争议的选举中承认败选。这个程序以副总统在众议院议长的陪同下，正式宣布谁是恰当选出的下任总统而告终。

有争议的选举人团计票历史上只有一次进入了第二个阶段。那是1876年的大选，国会发明了一个解决危机的程序，把争议推给了一个指定的委员会。

众议院和参议院可以对委员会的建议进行表决，但如果两院表决的结果不一致的话，委员会的决定将有效。委员会以按党派界限划分的8比7投票结果先给出了建议，将佛罗里达州有争议的选举人团票分配给共和党候选人拉瑟福德·B·海斯(Rutherford B. Hayes)。虽然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批准了这个建议，但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否决了它。关键时刻随即到来：在众议院议长的陪同下，副总统宣布委员会的决定有效。民主党人接受了这个决定，允许计票继续进行。

这是承认败选的第一个关键步骤。几周后，在众议院议长的陪同下，副总统监督了计票工作的完成，并宣布海斯为总统。在就职典礼后制造混乱的威胁是民主党仅存的武器。海斯作出了一些保证，尽管对于这些被称为“1877年妥协”的保证的本质，至今历史学家仍然争论不休。但其中似乎包括对在联邦军队保护下的三个南方州的承诺，当时黑人共和党人仍在这三个州里掌握着政治权力。1877年后撤掉了联邦军队的保护，白人民主党人控制了这三个州，产生了持久的后果。

美国的选举机制为找到妥协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机会。但从根本上说，这仍需要两党之一做出退让。候选人必须表现出有悬崖勒马的意愿。噩梦般情景的必然假设是，不仅某个候选人拒绝承认选举结果，而且整个政党在体制里的各个层面都将这样做。如果这成为现实的话，美国的实验不管怎样都很可能会结束。

如果美国的实验以失败告终，它异常复杂的选举机制只能指导实验会怎样结束：在其他地方，一个渴望当独裁者的人需要收买或否认选举委员会来杀死民主。而下定决心的美国人可以通过强硬章程的含糊不清来杀死他们的民主。

权力的和平过渡需要政治意愿。最终，一方的人必须从悬崖边后退一步。

Daniel Larsen是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问题研究系讲师、历史学家。

翻译：Cindy 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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