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暴力，从卞仲耘到深圳日本学校小男孩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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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吕克荆 阜成门六号院

（一）

笔者在整理卞仲耘遇难资料的时候，又传来了深圳日本学校一名10岁的男生，受到暴力袭击，不治身亡的消息。尽管二者性质有巨大差异，我国社会环境也已经发生本质不同，不过过去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社会暴力的潜流仍值得高度重视。

我们先说卞仲耘之死。时年50岁的卞仲耘，只不过是文革数百万抑或数千万罹难者中，普通的一员罢了，死难者中比她更年轻的、高贵的不计其数。就连国家主席都惨死了，一个北京中学的副校长算得了什么？

但是在现代史研究中，卞仲耘之死是一门“显学”，这跟她是文革中北京第一个死于暴力的人，以及凶手身份特殊并一直不得解有关。然而，笔者认为在更深层方面，卞仲耘之死作为特殊历史案例的原因在于：她不像我的堂爷爷死于村里目不识丁的贫下中农的棍棒之下（还有一丝气息的时候，就被贫协主任断定死亡，然后活埋），这些人显然是被认为是天然愚昧、容易被蛊惑施暴的群体，加害她的对象却是中国最优秀中学之一——北师大女附中的一群高一年级的花季女生。她们不是出身高干、就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她们在平时可能连一个小动物都不忍心伤害，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她们竟然成为最勇敢地施暴者。

卞仲耘是如何走向死亡的呢？虽然描述这个过程，会让人内心很痛苦，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它。

从1966年6月起，卞仲耘就已被“工作组”确定为这场史无前例革命的第一批牺牲对象，她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参加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军事政变活动。

这些罪名有一个就够让人毛骨悚然了，这么一长串给她的打击可想而知。不过官方派出的“工作组”的批判大体上是讲程序、讲规矩的，当学生被发动起来，批判就失去秩序，上升为无下限的人身羞辱和骚扰了。

比如，学生开始在她的私宅和办公室门口，贴人身辱骂性的大字报。这张贴在她家的门上的大字报写道：

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

还有一张更难听的贴在她的卧室门上：

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谁能想到这些中国文化史上最粗鲁、恶心、野蛮的语言，竟然出自中国最优秀中学的女孩子们之口？据卞仲耘丈夫王晶垚先生的统计，光这类攻击个人的大字报就有数百份，十万来字长。

（学生给卞仲耘下达的接受批斗通知，语言粗俗）

从6月23日起，卞仲耘开始遭受暴力批斗。尤其是随着刘邓希望革命控制在“工作组”指导之下的尝试失败后，学校更陷入失控状态，学生更可以随意侮辱折磨老师， 这其中的过程本文不再详细叙述，我们仅仅看卞仲耘女士死前几个小时遭遇了什么。

８月５日下午２时左右，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批斗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和汪冰莹等五位校领导，她们发明的对老师们的惩罚程序有：

人格自辱。强迫校领导们跪在台上，骂自己“我是黑帮”、“我是牛鬼蛇神”，然后，让他们带着高帽在操场游街，让他们敲着铁簸箕继续辱骂自己。

剃阴阳头。在这过程中，一些激烈的学生开始用剪刀戳他们的头骨，撕裂他们的头皮。

泼墨泼粪。先给老师们从头上泼墨水，又觉得不过瘾，继续浇灌屎尿；甚至还有人去热水房找来滚烫的开水，准备从他们头上浇下去。

“劳改”。命令老师们在酷暑下搬运沙土，卞仲耘挑的大筐被装得堆尖，根本挑不起来，就被劈头打倒在地；学生又勒令副校长胡志涛去厕所刷茅坑盖，盖上全是结痂的粪便，学生故意不给她工具，她只能徒手抠，指甲被磨掉半边，露出血红的的肉来。

乱棍群殴。在批斗达到最高潮，学生们手中的武器很多是有钉子的桌椅腿，打在人身上，一会便是血肉横飞。卞仲耘因为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

如果这时候，卞仲耘得到及时抢救，可能还不致死，然而依然有一些学生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大声骂她“装死”。最后，她那将死的躯体被抬上一个平板车，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以示继续羞辱，这样又停放了将近两个小时。

（语言粗鄙化和行为暴力化，是十年动乱中激进青年的典型特征）

在晚上７点多钟，当学校“文革筹委会”请示北京“新市委”后，卞仲耘才被送到一路之隔的邮电部医院。但是，医院又因为她是“黑帮”拒绝收治，在几名心怀悲悯之心的老师和学生担保下，医生终于救治，此时她的身体已经僵硬，显然已死亡多时。这次批斗中幸存下来的胡志涛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余生一直需要穿特制的钢背心，才能行动；教导主任梅树民，因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惊悸，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

卞仲耘校长就这样被剥夺了生命，并且女附中的孩子们对她的死又表现地极为麻木。如果不是她的丈夫王晶垚买了一台相机，拍下她惨死的情况，保留下来各种物证，并且这些资料有幸进入历史学者的研究视野；如果不是2007年北师大实验中学90校庆中的一次争议事件，引起社会对卞仲耘之死的关注。她的死亡很可能就被那群“文明人”彻底遗忘，就像我那堂爷爷的死被村民忘记了一样。

（卞仲耘的血衣和遗像）

（二）

卞仲耘的死亡不过是开始，在1966年8-9月间，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另有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京城。在暴力最严重的西城区，几乎每个中学都有被打死的教师或者学生。其中最惨烈的是8月 24日，这一天有两百多人被打死，老舍先生就是这天选择了投湖自尽。我们需要铭记：打人者绝大多数是14-18岁的“纯洁少年”。

暴力同样发生在作为最高学府、人文思想圣殿的北京大学，仅1966年夏秋就有15人死亡，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外语教育专家俞大絪和历史学家向达。

在这过程中，“暴力美学”也不断完善丰富。在北师大的另一所附属中学——二附中，学生打死了党支书姜培良，还强迫他14岁的儿子打父亲，还有人大叫“拿盐撒在他的伤口上”。作家老鬼（杨沫之子）亦曾回忆他所在的四十七中批斗老师的情形：“有的拿老师当活沙袋，练拳击；有的要老师吃夹竹桃叶儿，不吃就抽；有的初中小女孩逼老师喝痰盂里的水，说要洗涤老师的肮脏内心；一个叫艾大仁的同学，踢了团委书记黄秀玲的肚子一脚，踢得她流了产……”。

因此，我们真的有必要好好审视人类的暴力行为。人类社会纵然多数时候是处于有序的状态，人表现出来的是善性，但在社会环境某些链条发生改变的时候，即便是最善良、弱小的人，内心被抑制的恶，也会以最激烈的强度释放出来，瞬间成为行凶的恶魔。

那么是什么可以激发出这种灾难性的暴力呢？笔者认为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社会假想敌的出现。人类的假想敌，无外乎是被贴上宗教、民族主义、阶级色彩（诸如塑造“汉奸”、异教徒、劳动人民吸血鬼群体），因为这些最能挑动社会公愤。我们还要说的是，这种假想敌的预设具有投机性，它们针对的往往是边缘性群体或者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人，从来不敢挑战强势群体。

第二，对假想敌的唯一方式是消灭，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最方便手段。

第三，社会对暴力的强制约束机制发生崩溃，比如“文革”初期党委和公检法的瘫痪。

第四，社会软性约束和救助机制的失灵，比如普通人的冷漠纵容，医院、NGO等人道机构对暴力的某种程度的认同或妥协。

从以上暴力产生框架看，卞仲耘之死是个“完美的悲剧”：她死于社会假想敌幻觉的最高峰，她是集民族主义和社会不公正罪恶于一身的大魔，使得对她采取任何暴力都不过分；而此时社会强制约束机制和软性约束都失灵，她成为一个彻底无助的人，像她这样的人随时都有可能走向死亡。

话题再回到今年针对外国人的暴力行为，它们未必符合上述全部条件——必须看到的是，我国目前有完善的社会治安体制，并且社会上不乏对暴力的谴责，乃至有胡友松这种挺身而出保护外籍小学生的英雄。但是上述第一、二个因素，目前在社会上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

即社会上仇恨外国人的声音越来越多，这种声音通过快手、抖音、公众号、微博等途径传播，并且获得民众非常多的掌声。越来越多的人把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当做假想敌，认为外资企业和外籍子弟学校是间谍机构，制造大众对国家安全的恐慌，从而让认同对外国人实行暴力。

（大量博主以渲染日本人学校为间谍机构的吸引流量，以获取商业利益）

同时，尽管这些外国人收入较高，并且受到我国法律的保护，但是往往他们相貌特殊，容易被识别，成为攻击对象，又因为语言等原因，缺乏危急时刻自我保护能力，他们实际上又是社会上处于孤立边缘状态的“弱者”。尤其是未成年的学生，简直是暴力伤害的完美对象。

我们此刻只能说，如果任由这种暴戾思维发酵是可怕的，必会诱发更多针对外国人的暴力，或对中外关系产生根本影响，恶化中国影响，妨碍中外正常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加重中国经济进一步转型升级的困境。

（三）

不仅仅是针对外国人，现在针对国内同胞的暴力思维也在抬头，集中出现在针对知识分子和有产阶层（民营企业家、中产阶级等）。一些博主动不动口出“杀光公知”的言论，笔者也不赞同一些思维幼稚简单的人，简单脸谱化分析中国与西方的做法，给西方无限贴上玫瑰色幻想。但是，对于不同的意见可以辩论，不可以诉诸暴力。他们首选知识分子作为暴力对象，显然也是因为知识分子是最没有抵抗能力的一个群体——这是一种极为懦弱的一种心理，恰似阿Q欺负小尼姑。

在人类近现代史上，一个国家在高速工业化阶段，社会矛盾往往都是很突出，几乎都会规律地萌发暴力极端主义，尤其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暴力思想就会发酵，一旦控制不住，往往会导致国家陷入严重动荡，除了英美等几个转型比较平顺的国家，都产生过这种严重的历史波折。我国作为后发国家，理应吸收这方面的教训，避免这种悲剧，此所谓真正的“后发优势”。

历史也很确定地提醒我们：这种暴力一定是无秩序蔓延的，暴力起初会有某种特定对象，但是一旦猛兽出笼，最早的施暴者及有意识煽动暴力的人，都会成为下一轮暴力的吞噬对象。就拿迫害卞仲耘的第一波“老红卫兵”为例，他们很快成为“新红卫兵”的斗争对象，他们中的多数经历了家破人亡，而后一波红卫兵，又被形形色色的暴力群体所打倒，如此往复四五个轮回，最终这场暴力成为全民族受难的巨大内耗。

所以，在暴力的链条上，很难有安全的逃脱者，我们的每个公民为了自己及后人的福祉，都应该自决抵制暴力思维。互联网平台更应该自决抵制暴力流量，最近几年暴力思想的发酵，互联网平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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