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贵教授的学术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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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贵教授的学术本相

作者：胡为雄

摘要：杨春贵的学术本相有七面：不讲“马哲”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带头人，无学术标准的自夸式评价，“被统计”的著作和“被增长”的论文，《杨春贵自选集》中的秘密，有多个“学官”帽但学无专长，风光一时的“中国管理科学院”“终身院士”，不写作、不辞职、不舍弃的“首席专家”。

杨春贵教授有全国著名学者、哲学家之称，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的学术身份和水平可能是真的，但大半不真；不知情者有如黑夜观黑牛，浑然不察。只有置其于阳光下，杨教授的学术本相就会还原。

一、不讲“马哲”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带头人

大凡某一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他在该学科领域必定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并且首先在教学方面都起带头作用。但规律皆有例外。杨春贵正好属这种例外。曾作为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带头人的博导杨春贵，没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和知识储备，竟不能给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开出相关课程。一般来说，给博士生授课最能体现一位教授的学识水平，理应奉献出自己精深的研究成果，但杨教授确实没有这个能耐。据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网上公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理论前沿〉教学计划》，所有教授都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惟独杨教授讲“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所有教授出的研讨题都与学科前沿相关，惟独杨教授出的思考题与本科生“毛基本”课的思考题相似，如“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在《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教学计划》中，所有教授都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课，惟独杨教授讲“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课堂上讲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课程，用教本科生的水平来教博士生，这就是杨教授带的头。有人会说，杨教授主编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教程》啊。确实，杨教授主编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教程》（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2003年被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如若只凭书名只看主编，足可证明杨教授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家。可是，杨教授独自执笔完成的不是该书第一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发展”中的章节，也不是第二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中的章节，而是第三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中的第五章“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邓小平哲学思想”。另外，杨教授指导的全部博士论文中，没有一篇是在本来意义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且有人发现其中有的文章抄袭剽窃严重。如果都用杨氏教学法，那就等于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无学术标准的自夸式评价

“杨春贵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原著和哲学前沿的一些重大问题有精深独到的研究、理解和把握。他编著的《认识与实践》，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中国哲学四十年》（1949—1989），以及参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在学术界、教育界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他密切关注哲学前沿问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教学与研究》等报刊上发表了《唯物主义和主体能动性》、《几个重大哲学理论问题辨析》、《论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对立面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等许多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这是杨春贵在中央哲学部网页“博导”自述中的自我评价。此话当真吗？其实， 杨春贵编著的《认识与实践》（1980年）是通俗读物而不是有深度的学术著作，共5.7万字，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认识论章节为蓝本，全书标题是：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二、从实践到认识；三、从认识到实践；四、反复实践反复认识；五、实践无止境认识无尽头；六、群众路线与认识论。湖南人民出版社等社在出版说明中说得很清楚：出版包括《认识与实践》在内的《政治理论基础知识丛书》，目的是“作为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基层干部和知识青年学习政治理论的读物。”因此，“丛书一般采用讲话的形式，阐述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如果该小册子真有影响，整个哲学界不会没有人提及它的。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并无特别之处，此类书全国有几千本，且叙述框架、结构、话语方式都有相似性。不过，他参编、韩树英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继艾思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在学术界、教育界确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但杨教授只是与另三位教授合编了书的绪论。

杨春贵提及自己的几篇论文水平如何？居于流末。影响几何？几无影响。《唯物主义和主体能动性》一文发表于199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论稿》一书，而主体性问题自1981年李泽厚提出讨论后，在80年代下期开始进入研究高潮。杨教授提出主体和客体包括改造、认识、价值关系，正确发挥主体能动性等没有超出人们讨论过的范围。而主体讨论中需要深究的问题是：主体是作为历史活动承担者，其实践活动的指向者、承受者是历史客体，包括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以及整个对象化了的社会结构，这二者处于怎样的关系？对此杨教授恰恰未能探讨。《几个重大哲学理论问题辨析》（1991年）一文是批判有人否定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历史决定论，但把问题简单化了，学界多在研究主体、认识建构、主体选择而不是简单否定问题。现在这些知识已成为学人的常识。《论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一文的长处在于“低水平重复生产”，逻辑性弱，至2006年才跟着谈“实践范畴”，所要论证的居然是“实践的观点贯穿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内容”，这太落伍、也太不着边际了。早在20世纪60年代东欧学者对此有精深研究，1983年国内学者如肖前也开始讨论此类问题。至于《对立面不可分割地联系着》（1979年）这篇不足三千字的短文，说的是一个普及的观点：对立面相互依存和转化。根据国内外学术研究水平和学术标准，杨春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原著和哲学前沿的一些重大问题”没“有精深独到的研究、理解和把握”，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止于皮毛。

三、“被统计”的著作和“被增长”的论文

杨春贵在中央党校哲学部网页“博导”自述中说，“撰写、主编和参与编著的著作数十部，发表论文三百多篇”，给人感觉是位高产学者。但是，统计能令人眼花缭乱，分类说明才使人一目了然。其实，杨教授个人编著的书仅有一本：《认识与实践》，5.7万字。其余的书，论文集2本（论文收入有重合），与人合著的3本，主编或与人合编的30多本。主编或合编的书有《毛泽东哲学思想新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教程》、《中国哲学四十年》、《邓小平理论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邓小平理论纲要》等。除此之外，有些书是在原版基础上编辑的，如《马克思主义著作选编》。有些书则属宣传类，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哲学反思》，《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学习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辅导》，《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50例》，《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100例》，《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100例》，《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100例》，《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100例》。另外还编有《全国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考试指导与模拟题库》等。杨教授将撰写、主编和参与编著的书混合统计，正好掩盖了他只有一本“编著”的小册子这一事实。

至于论文300多篇，其数量在杨教授那里显然“被增长”了。杨教授在2002年自我介绍时说发表论文200多篇。在2002-09年的7年间如果新增100篇，则每年要发表10余篇。事实上，知网收录了杨春贵自1994-2009年的各类文章138篇，剔除一文多发的30篇（如“邓小平理论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一文先后5次发表于《理论视野》1999.5，《中国社会科学》2000.1，《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0.11，《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2001.6，《学习与辅导》2002.8）以及书评、讲话类文字，共只有108篇。加上杨教授自1979-93年所发文章，总共有150篇文章就不错了。据初步统计，杨教授的论文集《党的思想路线研究》（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收录文章52篇（1979-96），剔除其1994-96年间的11篇，计有41篇。108加41总共149篇。看来，杨教授的论文总数“被增长”了一倍以上。其实，在论文数量上不需要不诚实。一个真正的学者看重的是论文质量，一生只要有一两篇优质论文就行了。介绍自己的成果时，应说明自己的哪篇文章有创新，在其研究领域提出了什么新见解或有什么新发现，推动了学术进步乃至引起整个学科的革新等。

四、《杨春贵自选集》中的秘密

革命领袖出选集，学界人士跟着出“自选集”，是近20年来的新文化现象。2005年，杨教授也在学习出版社出版了《杨春贵自选集》。该集收录文章31篇，但至少有两篇以上的文章有侵犯著作权之嫌。这两篇文章堪称该集的扛鼎之作，并且曾发表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专业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和《哲学研究》上。置于集首的文章名为“善于从哲学上提出和解决问题——毛泽东理论与实践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原载《哲学研究》1991年第2期，署名者为杨春贵、李火林。但杨春贵收入该文未作任何说明，根本不提及李火林，这是将著作权独占。顺便说，杨春贵在论文集《党的思想路线研究》中收入此文时也是这样做的。“自选集”的另一篇文章名为“邓小平理论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曾由杨春贵署名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等刊上。从形式上看它应该是杨教授独立完成的。但是，该文由《邓小平理论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一书的绪论和结束语综合而成。《邓小平理论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一书是由杨春贵主持、中央党校15位教授、副教授参加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书的后记对各章作者的说明是：“绪论；杨春贵教授、张峰教授”，下篇“第三章：杨春贵教授”，“结束语；杨春贵教授、张峰教授。”“全书由杨春贵、张峰统稿、定稿。”显然，杨教授独立完成的作品仅是下篇第三章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而张峰教授对“邓小平理论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一文的撰写功不可没。可是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时，张峰的署名权隐去了，其著作权被剥夺了，文章只有杨春贵一个人署名。接下来，杨教授将该文作为独自完成的作品揽入“自选集”中。根据中国的著作权法，著作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署名权作为人身权是不可让渡的。此外，“邓小平理论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发表在《理论视野》等其他4个刊物时都只由杨春贵独自署名、独享著名权、获得报酬权及相应的邻接权。《杨春贵自选集》中还有来路不明的文章。

五、有多个“学官”帽但学无专长

杨春贵教授能在不同学科领域兼任重要领导职务，头上戴着多个“学官”帽。例如，他曾先后担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中国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等。但学术职务毕竟不是行政职务，当以学术为业。杨教授却不是这样，他在有的学术领域（如统一战线理论领域）从未发表过相关论文。不过，他担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会长多年，倒发表过“坚持唯物辩证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关系”等文。他有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文章有若干，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文章则比较多。但在毛泽东、邓小平研究领域，同龚育之这样真正的学者相比，杨春贵不能望其项背。他不能像龚育之那样对研究对象有系统的把握，更多的是零碎的研究，是在某些理论观点上的研究。作为中国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会副会长，杨教授拟研究战略学。但国际上研究战略学的是核武器专家或高级军事首脑。无奈之下，杨春贵把战略学研究变成“战略思维”研究，并讲授相关专题课。只可惜他讲的战略思维与军事思想、战略学是两回事，有些像“领导科学学部终身院士”讲授的课。

六、风光一时的“中国管理科学院”“终身院士”

2008年11月15日，西安工程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邀请中央党校杨春贵教授作题为“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报告。该校新闻中心网页除了称杨春贵是“全国著名学者”外，还介绍了他另一个头衔“中国管理科学院领导科学学部终身院士”。研究中心的通知要求：“参会人员请着正装”，“如确实不能参加报告会，须向党办请假。”看来，“终身院士”对杨教授来说很是受用。然而，此时“中国管理科学院”的作始者关制钧已因诈骗286万元而被刑罚。所谓的中国管理科学院（请不要将它混同于另一个正规机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后者曾以前者涉嫌诈骗向公安部举报过），其实是河北滦平县人关制钧2002年托人在香港注册的“中国管理科学院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办公室在北京海淀区学院国际大厦901B室即他百余平方米的住所，未挂任何标牌。据媒体报道，该公司只是以欺骗方法授予两院院士以“终身院士”称号，再利用来提高自身“学术地位”，以广泛向社会兜卖“院士”。在《关于院士评审费用的说明》文件中，该公司“向通过院士资格审批者收取一定数额支付给院士评选委员会委员的初评费、终审费。相应标准为：院士档次为25000元，资深院士档次为35000元。”并且，它根据“被评选人”交纳“初评费”、“终审费”、“赞助费”金额的多寡，在评选上设“院士”、“资深院士”、“终身院士”三个级别。自2004年4月起，有16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44名中国工程院院士被“中国管理科学院”聘为“终身院士”（其中部分院士未同意受聘）。2006年，这些被聘者识知真相后集体宣布辞去终身院士称号。于是，关某等人兜卖“院士”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在社会传为丑闻。2004年，杨教授在广东作学术报告时曾讲到：要学会放弃，院士太忙肯定不深，要甘于寂寞。这让有的听者受启发。然而，直至2008年冬，杨春贵仍被介绍为“中国管理科学院领导科学学部终身院士”，这就有些意味深长了。看来，杨教授关于要学会放弃，要甘于寂寞的话是说给别人听的，与自己无关。杨教授是见荣誉就上，且不管是什么荣誉。但贪图“终身院士”的假荣誉只能失去别人对他的起码尊重。

七、不写作、不辞职、不舍弃的“首席专家”

杨春贵申报做了“首席专家”后，7年来（抗日战争是8年）不能为“马哲”教材本身撰写一个字。他不是不知道何谓首席专家。首席者，第一席也，即首位撰稿人或第一作者。杨春贵不写一个字又不辞职，不舍弃“首席专家”的桂冠，这不由人不想起清代两广总督叶名琛。他在1857年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时负不起军事责任而置身事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终致做了俘虏。杨春贵负不起“首席”责任，也“不写作不辞职不舍弃”，只因“首席专家”招牌可多获学术之外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常被人请去讲学，他最终免不了作名利场上的俘虏。可是，做首席专家不写作出不了作品、完不成任务怎么办?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虽然他学不足术有余，伎俩多多、花招迭出，善于欺上瞒下、瞒天过海，但最终总不能学张铁生当白卷英雄吧。人们且将拭目以待。

从以上可发看出，杨教授比一般从业者要高明。他善于自我吹嘘，拔高自己。但他有一个优点，即写作时除了善于拼凑（疑似抄袭）外，更善于运用强取豪夺这种学术腐败的高级形式，因为它不那么容易被揭露。比如说，命题作文，当挂名作者和主编，这的确不易被人揭露。举例说，杨春贵到中央党校工作后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述评》。此书是从国内书刊上选取一些文章的汇编，由别的教师收集、整理，但杨春贵善于独享其成果，在书稿上署上了自己一个人的姓名，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印行（1985年版）。显然，杨春贵不像龚育之等学者那样真正“做学问”，他主要是“做”学问，即把别人的东西做到手。但不劳而获而又名利双收总不能持续发展。事情能瞒人于一时，不能瞒人于永久。社会在进步，制度在健全。学问家是装不出来的。杨教授千万不要像文怀沙那样走学术江湖，到头来只会成为求荣取辱者，因为中国的学术终究会归于正途。

(XYS201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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