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城 | 成为一名自由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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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不要指望。今天：这就是你的生活。”

——库尔特·图乔斯基

“是的，人们会遗忘我们。这是生活，毫无办法。今天我们觉得重要、严肃、后果严重的事情，会有它们被人忘记、不再重要的时候。但有趣的是，我们今天无法知道它们在一个被视为伟大而重要的或者平庸而可笑的日子里会是什么样子，也可能，这种我们今天赞同的生活，有朝一日会被视为离奇不快、没有智慧、不够纯洁，谁知道呢，甚至是罪恶的。”

——安东·契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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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自由职业第三年

2022年春天，我被困租屋一个多月，截至五月仍未解封。巧合的是，我的第一本书刚好是在封控前寄到我手上，再晚几天，我就会面对新书上市，自己拿不到的情况。而书名《至少还有文学》如同慰藉，也像是无奈的自嘲。

文学在今天还有多大意义？当源源不断的人对文学失去信心，我决定写一本关于文学的书。这是一场冒险，也是一次对自己的提问。

这本书创作于开启自由写作那一年，恰好在2019。夏天，疫情还未爆发。父母并未知道这一决定，朋友感到诧异，劝我再做考虑。我解释，自由职业并非不工作，它只是不上班而已，也不是永远就维持这个状态，毕业后做出这个决定，只因自己此前在出版社、媒体实习，对持续性的热点输出感到厌倦，又有需要深入阅读、走访的写作计划，于是暂时脱离坐班制，依靠写作和线上兼职生存。如果没有当初这个决定，就没有后来的播客“席地而坐”，我也无法自由地探访国内多地的城市空间，进行专注的小说写作。因此，我并不想苦难化这个决定，以此贩卖同情。

高考失利后，我开始重拾写作。故乡多雨，学业和家庭连遭变故，我陷入低谷，只能靠写作喘息。此后，我去天津上大学，在北京找实习，大三开始过上“双城记”的生活。那时候，我在思考人生的方向，同学们大多选择考研、当老师、事业编，我对教书没兴趣，又受不了公务员那样小心翼翼的氛围，本想专心考研，躲在象牙塔，其他日后再说，但考研内卷历历在目，即便读研也不过是把社会焦虑推迟三年，在这种心境下，我将所思所想托付于写作，虽有以写作为志业的念头，却不敢有写作谋生的想法。普鲁斯特半辈子写《追忆似水年华》、波伏瓦将写作作为天职，那是在家境殷实，至少不愁吃喝的情况下，我是普通家庭出身，必须考虑生计。

误打误撞，经好友推荐，我加入北京的706青年空间，成为它的专栏作者，后因纪念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一文，承蒙编辑赏识，开始媒体写作之路。当时只做填补学费打算，不想依靠父母，除此之外不作他想。于我而言，文学写作是爱好，媒体写作是谋生，爱好不能当饭吃，只好两条腿走路，期间用的笔名不在少数，颇有埃莱娜·费兰特写《那不勒斯四部曲》，诸君却不知费兰特庐山真面目的乐趣。写作的快乐，就在于突破肉身的桎梏，可以让灵魂在想象的世界中漫游，不将文学做谋生之法，也是如此，生怕文学沾染功利、急切之心，变得面目可憎。

可大城市居大不易，我说得轻巧，实践很难，头几年磕磕碰碰，吃了很多闭门羹。经常说“没事”“有回复就好”“谢谢”，他人的地面是我看到的天空，他人唾手可得的机会，我用伯牙子期的幸运去珍视。无甚交换，唯有努力与真心，在写作的道路上摸索，自问非天赋异禀之人，于是悟出个笨办法——厚脸皮，肯吃苦，别人的批评，只要是有道理的，再难听也要听进去。

大二开始，通过写稿，我自付生活费和学费。因为写作，被编辑发现，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实习。实习机构在一家出版社。微信群里有人加我，以为我是责任编辑，问我：“老师您好，我们这有一套好书，能帮忙出版吗？”我只能礼貌地拒绝。在部门上班时，经常会收到陌生人的电话，他们大多是怀揣着一肚子写作热情的作者，不知道投稿方式，冒昧地把电话打给我们，我爱莫能助，会尽可能告诉他们合适的投稿方式。上午打电话过来的人，下午还打过来，我说：“您打错了！”对方说：“我是送外卖的。”

如今回看，这种幸运是偶然的，如果我在疫情期间毕业，没有公众号的红利，没有这种双城来回的条件，焉论疫情期间媒体行业萧条，我又不是做短视频的料，很可能自己就成了时代剧变下的一粒灰，被巨轮碾过无人问津。

如果没有当初编辑的赏识，我现在可能是一个考研的非211/985大学毕业生，我会因为学历被出版社拒之门外，可能从事一份普普通通的小职员工作。所以，所谓幸运不值得炫耀，也没什么作为“人生指南”的参考，它只是某一阶段的幸运，正如高考出分，只是某一阶段的挫折，仅此而已，没有粉饰的必要。

在出版社实习期间，每周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我要坐上开往朝阳门的地铁。从五道口到朝阳门需换乘，算起来有十站的旅途，加上等车、挤车、换乘、下车后走路的时间，大约要一个小时。那时候，我常去的火车站是北京南站和北京西站。南站通高铁，西站通绿皮，往返京津，主要是天津南到北京南，有时要省钱，我就去天津站坐近两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绿皮火车充满了嗑瓜子和方便面的味道，环境肯定比不上高铁，但它更能体现出社会的不同阶层，尤其是工人、农民还有小镇青年。

在出版社的实习结束后，我的第二份实习是在凤凰网。凤凰网是最早赏识我的平台之一，没有它，我可能就会推迟甚至不会建立写作的信心，在我大一没有任何经验的时候，是文化频道的编辑发现了我，容忍我，给了我人生中第一笔丰厚的稿费，让我鼓起勇气走写作这条路，也让我幸运地少走很多弯路，这个情义，我一直记在心里。所以编辑老师问我有没有兴趣实习时，我没有推辞的理由，见了面后，发觉一见如故，两个人都是很好相处的人，心里的石头随之落下。

没有接受转正，并不是过得多么不顺心，相反这可能是我最愉快的一段实习，但我实在厌倦了热点，也对每天都需要更新的生活感到疲惫，因为这是一个不断输出的过程，而你的输入跟不上，久而久之，你就是在透支自己的储备。

我写批评，也写小说、散文、诗歌。当时，我的朋友圈没多少文学刊物责编的邮箱，投文学稿件用的都是笨办法，在网络上搜每个刊物的公共邮箱，往里面硬投。大概是大二开始这个过程，漫长而消沉，经常是投了一篇小说，三个月没回复，再投一次，仍是三个没回复，反反复复这么多次，终于盼到回复了，人家回的是拒稿信。

文学的场域并非阳春白雪，它也有很现实的一面，甚至有理想主义者不太能接受的一面。圈子人情、阶层区隔、花钱买奖、给权威评论家拜山头等，这几年也听过许多，混圈子在这个行业太常见，肮脏的交易也暗中进行，当那些油腻的灰色的局部浮出水面，并且让人深深感到无法改变时，我的内心充满煎熬。

我觉得自己还是很需要沉淀下来看书，加之有几个酝酿以后的小说计划，所以决定冒险，做自由职业。朋友知道后，以为我已经和出版社签订了出书协议，正式走上作家之路，我说没有，当时我没有给任何出版社投过小说书稿，也没有口头协议，其实我一直在默默写，只是写完一篇，会发给几个信任的朋友看，然后藏在文档里。我是一个害怕被拒绝的人，没有相当把握，我不太敢把自己的小说拿去投稿。

离开媒体后，我没有坐班，但不是完全依靠稿费谋生，而是做过好几份兼职或者散活。从新媒体编辑，到写广告、策划案、讲书音频稿、播客等，对于自己工作的性质，我的定位是“不用上班的工作制”。为了给同道者建立一个发声的平台，我和朋友创办了播客“席地而坐”，主要讨论艺术和公共议题。706青年空间关门后，有感于许多朋友离开北京，我自己在经过一次次搬迁后，对北京生活也产生了疲惫，心里知道，这不是好的写作状态，于是选择南下，在上海暂时居住。

创作自己的第一本书，就在那个阶段，从单篇稿件到成书，断断续续，跨度两年，大抵是在北京的最后一年，和客居上海的头一年。都是租房生活，只是换了个地。并不苦难，相反有滋有味。和疫情期间施加于广大贫民的痛苦相比，我个人的磨损不算什么，也是没必要撒娇的。因此，第一本书没有收录关于个人境遇的文字，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在对他人、对经典文学作品的解读中，我埋藏了自己的一些真心，一些这些年的感受。它并不是一本野心勃勃的书，它只是一个作者一些认真、坦诚的文字而已。

这本书想讲的，是写作者和时代的关系。一位写作者，是要在深渊中湿透灵魂的人。他不是站在山上俯瞰众生，而是自己也成为那众生的一部分，于茫茫黑夜中漫游，于尘埃弥漫处见光亮。作者要以作品说话，而不是靠同情来赚取廉价的目光，我想，这是尊重自己的写作者的共识。但即便到如今，我无法忽略现实，那不是属于自己的苦难，而是公共层面的，我无法催眠自己大象它并不存在。

阅读文学，并不意味着文学是包治百病的良药，但若说文学仅仅是一种“无用的美好”，仅仅强调文学在抒情和审美中的作用，恐怕也窄化了文学。文学不只是避难所，它不是人们逃避现实的工具，我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鲁迅、波拉尼奥那里读到的，还有明知生活艰巨，依旧要面对生活，哪怕我所相信的公道前路艰险，正义在漫长时日里被黑暗蒙尘，我也要勇敢地去面对它、去追求内心认定的善。

在时代的大潮中，我自己已然是幸运的。因为我的收入并没有太大影响，而很多实体户已经难以为继。在这个时代，偶像们的辛苦能被看到，而贫困县人们灾年之下的艰难，却被淹没在信息海洋中。偶像们月入千万、有洋房，有豪车，他们稍微表现出可怜，就是热搜和成百上千万金钱的回馈。可是那些贫困县的农民，在瘟疫中破产的人们、无家可归的流亡者、欠薪的工人，他们的处境呢，又有多少人关心他们，去发一发自己在偶像身上泛滥的善心。有人在节目落泪，上了热搜。有人在阴沟讨生活，死前无人知晓。人们的感动被引导，引导在少数人身上，可多数人的遭遇，我们的父亲、母亲，甚至我们自己，分明更像那些欠薪的人、在外漂泊的人、不被看见的人。

到如今，我也不会跟爸妈说自己未来会做自由职业者，他们不会理解，他们要我有份正经工作，比如公务员、教师、出版社编辑等，什么是自由职业者？一看就不正经。其实他们是对的，从传统的工作划分来看，自由职业就是不正经的，所以，当我父母问我做什么，我会告诉他们我是编辑、写稿匠，但不会说我做自由职业。

疫情之后，我和母亲的每一次通话，她都叮嘱不要辞职。

她原是最希望我离开北京、回广东工作的人，可赶上疫情，她被社会上的失业潮吓到，就叮嘱我千万要好好工作，不要想辞职的事。

有一次，她打来电话：“小弟，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故作镇定地说：“老样子，你们呢？爸的身体好点没？”

“你爸没事。你现在工作顺利吗？”

“顺利，领导对我可好了。妈，我最近还拿了笔奖金。”

“什么奖金？”

“就一个征文比赛。”

“奖金多少？”

“不多，两千。”

“都可以了咯。”

“妈，你觉得我有一天全职写作怎么样？”

“有个工作才稳定，你才多大就想着写作！”

“人家莫言、余华不也是全职写作。”

“你是莫言吗？”

出版第一本书后，我打电话给母亲说：“新书出来了，我给你和爸寄两本，随便看看。”

写完这篇文章时，我依旧处在足不出小区的状态。现实的境遇，让身边越来越多人对文学产生幻灭。文学是否无法改变现实？文学只是巧言令色吗？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想起鲁迅的那句话:“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我的书写和记录，会影响到未来具体的灵魂。

一个理想，哪怕一个目标的实现，可能几代人都做不完。个体可能只是这个历史叠加环节中的一份子，我们参与到了这个建设当中，但自己未必是完成者。我们可能不是最后看到春天的人，但如果我们都自暴自弃，春天是永远不会到来的。

本文首发于《VISTA 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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