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造假的成瘾性和传播性

作者：陆岱汶（旅美中国学者）

最近，美国《科学》杂志披露，日本骨科专家佐藤能启（佐藤能啓，Yoshihiro Sato）在被发现大规模学术造假之后，于2016年自杀，结束了他的生命和造假生涯。佐藤一生发表大约200篇论文，其中有60多篇涉嫌学术不端(绝大多数属于伪造数据，也包括伪造不存在的作者)。

学术不端一般包括伪造数据，抄袭作品（包括本人的），剽窃他人尚未公开的思想，实验设计等。学术不端的谱系中，伪造数据是在最严重的一端。相对于其他的学术不端行为，伪造数据更具极其的隐蔽性，欺骗性，危害性，广泛性。并且，在被揭露的各种不同学术不端行为中伪造数据的数量位居第一且增长很快。揭露学术界的伪造数据非常困难但意义尤为重要。

首先，伪造数据具有很高的隐蔽性。在过去信息流通不发达的时代，除非是整篇或大段的抄袭，一般小量的抄袭很难被发现；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即使几句话的抄袭也很容易被发现。伪造数据就大不同了。从试验设计，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到统计分析，无数个环节，他都可以通过操控，修改，增减，甚至无中生有来造假。而所有这些，对读者或评阅人来说都是黑盒子。这就是为什么，某几个学富五车的中科院院士，被上海交通大学的大骗子陈进用最无知识和智力含量的手法当白痴耍的原因之一。院士们当然也很有道理：它那汉芯一号，N号都印在片子上，咱也不能打开看看不是？但你也可以想象当大骗子陈进目睹这些院士们煞有介事地在鉴定书上签名时，他在内心感到何等的可笑和鄙视！

其次，伪造数据具有很高的欺骗性。作品抄袭者一般是较低级别的研究人员；抄袭的论文也一般发表在较低级的刊物。而伪造数据者一般是级别较高的研究人员，有很好的学术背景，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和相当的实验条件；造假的内容往往是很“高大上”；由于数据是根据一定的理论或者某些似乎可能的假设伪造的，其结果往往与已知的理论，合理的预期符合的很好。也进一步由于结果惊人的好，造假的论文也往往发表在非常有名的刊物上包括NATURE, SCIENCE, JAMA 等。人们习惯地不怀疑有如此显赫学术背景的人，如此好的实验室竟会伪造数据；如此高大上的内容，如此好的结果，如此有名的杂志上的论文竟会是伪造的。这时，“Too good to be true” 很自然地变成了 “Too good to be not true“。

第三，伪造数据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无论属于那个学科专业，造假都会造成大量人力，物力，时间，科研资源的浪费，对同行，大众，社会，乃至国家决策机构的误导。例如，美国贝勒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DOODY RS 等)受某公司资助于2008年发表了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控制”（是不是高大上？）的研究结果，声称一种药物可以改善老年痴呆症的症状。辉瑞公司（PFIZER）因此而斥资7亿多美元进行临床试验，结果发现这种药物根本无效。更众所周知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陈进用极其低级的造假手段在长达4年的时间内用“国际先进”的成果先后诈骗上亿元人民币的科研经费。陈进的造假浪费了宝贵的科研经费，贻误了竞争的时机，给国家的整个微电子行业的发展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使国家在贸易战和正常的贸易争议中都处于不利的地位。陈进的造假行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还会持续很多年。

第四，伪造数据具有极大的广泛性。从生物医学整体来看，目前有约90%的研究结果不能够重复。这其中由于实验设计和方法不当所致的应该占很少的部分，因为它们很容易在实验过程中被实验人员和同事发现，或在审稿过程中被审稿人发现而得不到发表。其中的大部分应该是故意的造假所致。一项调查表明，5.2%–33.3%的回答者能够感知到同事（同实验室或同单位）的数据造假行为。6.2%–72%的回答者知道同事的研究方法存在不同的问题。实验室或单位负责人的默许纵容很容易造成造假行为的扩散传播。从造假者个体来看，造假的极高的性价比（成本低，回报高）往往使他们一发而不可收，达到造假成瘾的地步。陈进通过打磨一下芯片，就可以轻易地骗过院士，骗到成百上千万的钱，他何乐而不为？日本的佐藤先生一口气造假60多篇，过足了瘾，然后“过把瘾就死”也“潇洒走了一回”。不过，他的同胞麻醉学家藤井善隆（Yoshitaka Fujii）在2012年以183篇造假被撤稿名列世界之冠后，最近又有21篇文被撤。但他还健在，不知是否心满“瘾”足。有人以被撤稿的文章数与总文章数之比来证明造假的比率底是非常愚蠢的。哈佛大学生物学家John Bohannon用完全假造的论文向300多家杂志投稿，结果录取率大约为52%。由于这篇文章不仅数据瞎编乱造，而且还包括了实验设计的明显的缺陷，所以这个数字应该是数据造假论文比例的下限。

学术造假如此之容易，如此之广泛，危害如此之大，为什么还可以大行其道，方兴未艾呢？除了前面提及的，主要的原因是揭露和打击不力！审稿人没尽全责，读者事不关己，杂志社被动消极，本单位宽容保护等。目前的调查机制费用太高也是一个客观原因（在美国约52万美元/篇）。虽然辉瑞公司受骗浪费了7亿多美元，但贝勒医学院的论文作者，并没有受到追究，文章不但没有撤稿，而且连个标注都没有。仅有的是资助这项研究的公司表示遗憾和DOODY几年后以不足62岁提前荣退。

应该到了发动一场打击学术造假的“世界大战”的时候了！似乎，这场“世界大战“正在美洲，欧洲，亚洲悄悄展开。这将是大数据时代的学者推动，政府立法司法机构，学术组织，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全面”战争。唯有赢得这场战争，才能抑制学术造假的成瘾性和传播性，“可重复的科学”才有可能实现。

(XYS2018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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